人際關系網絡與女權運動事業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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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發生的一次波瀾壯闊的政治巨變，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既產生了像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蔡鍔等一批杰出的男性資產階級革命家，又有一批像秋瑾、唐群英一樣獻身民主革命和婦女解放運動的杰出女英雄。秋瑾的事跡家喻戶曉，但是唐群英的事跡由于各種原因沉寂了幾十年。唐群英領導的民國初年女子參政運動被贊譽為“五千年來女權之曙光”“中國婦女運動的第一聲”。唐群英堅定地追隨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民族解放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中不畏艱險，為中國近代婦女的覺醒與解放四處奔波、搖旗吶喊，甚至不惜毀家紓難，冒著被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勢力追捕的危險，充分表現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所具有的不屈不撓的精神，被時人稱贊為“女界孫黃”。1979年12月，在中國婦運工作史第一次編纂工作會議上，鄧穎超特別提到她，說她“很知名”，希望后人永遠記住她。1991年10月，康克清為紀念她誕辰120周年，慨然題詞:“唐群英，一代女魂。”“始信英雄亦有雌”，這是秋瑾的一句詩，秋瑾做到了，唐群英也做到了。

她們都不愧為辛亥革命運動中的女中豪杰，她們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的功績永不可沒。被譽為“一代女魂”“女界孫黃”的唐群英（1871-1937），為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增添了一抹亮麗的女子風景。作為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她一生的事業概括為：參加辛亥革命、領導女子參政運動、潛心致力于女子教育。最近30多年有關唐群英的研究論文不少，但是從人際關系網絡角度去探討她的革命事業和女權運動事業目前還沒有。中國人的人際關系網絡大致為兩個方面：一是既有的關系，一般為先天的關系，如血緣關系；二是交往關系，為后天努力產生，如朋友關系等。中國人最講究同宗、同鄉、同事、同學、同庚（年）、同行、同性、同胞、同好等人際關系，筆者梳理唐群英的人際關系網絡，有親緣、地緣、學緣、業緣等人際關系，筆者僅從她的親緣、地緣和革命同志關系等人際關系網絡是如何互動影響她的革命事業和女權運動事業，作些粗略探討，以期抱磚引玉，求教于專家。

一、親緣關系

親緣關系是由生育或者婚姻而產生的人際關系，這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屬于繼承性的關系網。家是人生發展的起點站，也是每個人編織人際關系網絡的“根據地”，它對個人將來外出拼搏、成就事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唐群英，字希陶，派名恭懿。1871年12月8日生于衡山新橋一個武官家庭。家庭成長環境因素對唐群英的影響巨大。父親唐星照，出身行伍，咸豐時期加入湘軍，累積戰功，官至總兵。33歲時，因傷疾，主動提出開缺。回到家鄉，廣置田產，耕讀為生，也樂善好施，在老家有很高的權威。唐星照將家里的房子擴建后，把幼時的舊居改造成了書房，名叫“是吾家”，即是我最初的家的意思，請來私塾先生在這間房子里面教兒女讀書。古代女子多無名無字，常以某氏稱，光從唐群英姐妹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家長的非凡見識，四姐妹分別名為希孟、希范、希陶、希歐，是希望他們長大后像孟子、范仲淹、陶淵明、歐陽修一樣有名望。唐群英出生在這樣一個條件優越的軍功地主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和傳統教育，這對她自尊、自強、自信、有膽識個性的形成有相當大的影響，其個性特征顯然有家風的淵源。如在她4歲的時候，適逢其父40大壽，“家賓百席，熱鬧非凡，看到所有男孩都未纏足，行走自如，而將裹腳布扯掉，使曹母非常惱怒，一時傳遍鄉里”。[1]唐星照征戰南北，應該說見識較廣，也比較開明，如教13歲的唐群英“操練劍法”，學習騎馬等，本身就與當時“婦道”相悖的。二姐唐希范更是詩才卓著，是唐群英的文學知音和老師。日后唐希范嫁往湘鄉荷葉神沖，和秋瑾的夫家是鄰居，她和秋瑾因詩歌而結識，唐群英正是因姐姐而認識小她4歲的秋瑾，三人互相唱和，成為一時佳話。

自身家庭生活不幸的因素促使她更加堅強。1890年，唐群英的父親去逝。第二年，她從母命，嫁到湘鄉荷葉，與曾國藩的堂弟曾傳綱結婚。女兒生下后，兩歲時不幸夭折。過了兩年，丈夫又病故。在一個封建大家庭里，作為無兒無女，不到30歲的寡婦，她的處境是相當不利的，而且看不到幸福的前景。按照當時的封建傳統和曾家的族規，她要在婆家守節，才不失為“名門閨秀”。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視舊禮教。她在家人尤其是弟弟唐乾一[2]的支持下，沖破來自傳統和婆家的重重阻力，回到娘家。此舉被稱作“大歸”，歸居衡山娘家，定居于“是吾家”。唐群英回到娘家后，在母親的主持下，破例獲得一份家族田產，唐乾一先后在長沙、日本東京讀書，給姐姐寄回康有為、嚴復、陳天華等人的書籍，唐群英由此接觸維新和革命思想。1903年她在“讀《大同書》抒懷”一詩中寫道：“斗室自溫酒，鈞天誰換風？猶在滄浪里，誓作踏波人”，[3]表達了她要扭轉乾坤的革新壯志。1904年，唐群英沖破封建阻力，排除家庭干擾，又是在弟弟唐乾一的支持下東渡日本，就讀于青山實踐女校。家庭生活迭遭變故，對她養成百折不撓、強健有為、獨立的個性特征也應該有直接的影響。唐群英自幼“是吾家”攻讀，晚年又在這里隱居。據她的侄孫曾啟球回憶：我們兄弟姊妹和唐家的表兄弟姊妹們都稱呼唐群英“八公公”（她在家族中排行第八），用于第三人稱時則稱“陶公”。對于一位女性祖輩以“公”相稱，是出于對她老人家不讓須眉的崇敬，衡山唐氏是大族，由于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解放前唐氏宗祠每年春、秋祀祖，不準婦女人祀，惟有陶公例外。唐家還為陶公撫子，開宗立祀，并和兄弟們一樣享受一份祖先的遺產，這在封建的宗法社會是罕見的。【4】

唐群英言傳身教，也影響晚輩中的女性。對親族中的女性，唐群英都叮囑其父母要好好培養，不要看不起妹子，而對自己兒媳的影響，更是至為深遠。1935年，64歲的唐群英首次與媳婦胡衛真相聚，常以“多學則智，自立即強”勉勵她，反復講一個有用的女子，不應成天圍著灶臺轉，要正確處理愛夫、愛子與愛國的關系，摒棄三從四德的陋習，去掉自卑心理，做一個有益于社會的時代女性。在婆婆的影響下，胡衛真跳出了小家庭，積極投身社會，建國后，擔任村婦女主任，動員村里的婦女與男子一道投入減租反霸斗爭，還積極動員婦女參加夜校學習文化，很多婦女在胡衛真的影響下，不顧男人的風言風語，堅持參加婦女運動和夜校學習，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和文化素質。20世紀50年代初，胡衛真先后把兩個兒子送上了抗美援朝的前線，她在回憶自己的后半生時，深有感觸地說：“多虧了陶公的開導，才使我真正懂得了一個女子做人的道理。”[5]衡山唐家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家族，無論何時都接納她的孩子唐群英，這既是她努力抗爭的結果，也是唐家對她所作所為的充分肯定。

二、地緣關系

地緣關系指以地理位置為聯結紐帶，由于在一定的地理范圍內共同生活、活動而交往產生的人際關系。我國是一個農耕文明著稱的古國，安土重遷的鄉土觀念深入人心，故土觀念、鄉親觀念就是這種關系的反映。從地域范圍來說，小至同村，大至同省，都可以互稱同鄉，一句“我們是老鄉”就會拉近彼此的距離，尤其在異國他鄉，同鄉的身份容易令彼此產生信任感。唐群英在丈夫家的日子里，有緣結識秋瑾、葛健豪[6]，她們三人都是當地的媳婦，遂成知交，后來3人被譽為“瀟湘三女杰”。[7]秋瑾的婆家和曾家有近親，秋瑾嫁到湘鄉荷葉的王家以后，與唐群英姐姐唐希范婆家毗鄰而居，通過姐姐唐希范認識秋瑾，親戚加鄰居，她們兩人來往密切，被后人譽為“辛亥革命的孿生女兒”。[8]秋瑾于1904年春去了日本，臨行前給唐群英寄了一首詩，委婉表達結伴同往之意。可是此時唐群英的母親正在病中，唐乾一從日本回來探病。母親痊愈后，姐弟兩人說服母親，唐群英由弟弟送行到上海，于同年秋到達日本東京。她先自費考入東京青山實踐女校，兩年后，她又轉入成女高等學校師范科，因成績優異，由湖南當局改為官費生。當時在東京留學的還有她的姨侄趙恒惕，唐群英經趙恒惕介紹結識革命領袖黃興，并加入華興會，成為該會惟一的女會員。對于華興會與興中會聯合一事，當時會員們意見不一，而唐群英支持黃興的意見，贊同聯合，因而深得黃興賞識。1905年7月28日，黃興帶著唐群英去見孫中山。1905年8月20日，華興會與興中會合并成立中國同盟會，她是第一個加入同盟會的女會員。[9]不久她介紹秋瑾加入同盟會。由于唐群英比相繼加入同盟會的何香凝大3歲，比秋瑾大4歲，所以，同盟會的會員都尊稱她為“唐大姐”。

同盟會在橫濱設有彈藥制造機關，唐群英就前去學習制造彈藥和使用槍械，同在這里學習的女革命黨人有秋瑾、方君瑛、陳擷芬[10]、林宗素、蔡蕙、吳木蘭等人，其中有湖南衡山人陳擷芬和湖南媳婦秋瑾為同鄉。1906年10月，黃興和寧調元[11]在日本創辦雜志《洞庭波》，唐群英是該刊的積極撰稿人。她在《洞庭波》第1號上發表了八首七絕，她在這組詩的前面寫道：“黃公克強組織同盟會于日本，與寧君太一等設立報館，顏曰《洞庭波》，征集黨人詩文。余于課于擬絕句八章以附刊”。這些詩一時在革命志士中廣為傳誦，其中兩首深得孫中山和黃興的贊許，“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軀捐；”“愿身化作豐城劍，斬盡奴根死也暝。”[12]1910年6月，在黃興安排下，唐群英再次東渡日本，以就讀音樂專科學校為掩護，開展革命活動，她組織了“留日女學生會”，后被選為會長，并創辦《留日女學生會雜志》，影響甚大。從1912年10月至1930年的18年間，唐群英以極大的熱情精力致力于普及女子教育，為爭取女子參政權作長期打算。她單獨或與友人合作，先后在北京、長沙、衡山等地創辦中央女學校、長沙女子法政學校、自強女子職業學校等10所學校，其辦學熱情之高，辦校數量之多，在中國女子教育史上堪稱首屈一指。

三、革命同志關系

除了親緣和地緣關系外，在唐群英一生中，革命同志關系也很重要。1908年，唐群英受同盟會委派，回國宣傳同盟會主張并聯絡各地革命者發動武裝起義，臨別時，孫中山贈詩一首：“此去浪滔天，應知身在船。若返瀟湘日，為我問陳癲。”[13]前兩句表達的是孫中山的關切之情，而后兩句則暗藏了革命指示。唐群英回國后迅速與正在長沙秘密活動的同盟會成員陳荊[14]取得聯系，并奔走于長江中下游一帶聯絡革命黨人，相繼在湘鄉、衡山、醴陵及贛西等地，宣傳同盟會的宗旨，策劃武裝起義。她與陳荊等人聯合花石哥老會，共同策劃和領導花石起義。起義失敗后，由于國內環境惡劣，活動困難，唐群英在黃興的安排下再次回到東京，就讀于東京音樂專科學校作掩護。1911年秋，唐群英回國向同盟會中部總會宋教仁報到，并隨即在上海發起并領導了多個女子團體。她先是與湘籍女同盟會員張漢英[15]創建了“女子后援會”，募集糧餉軍資送往前線。隨后，又挑選青壯女子組成“北伐軍救濟隊”，奔赴戰地，救護傷兵。她帶領女子“北伐軍救濟隊”參加光復南京戰役，期間英勇善戰，被人稱為“雙槍女將”。1911年10月，唐群英與張竹君[16]等設法將黃興護送到武昌。民國成立后受到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接見，并親自授予其“二等嘉禾”勛章，稱她是“創立民國的巾幗英雄”。1912年2月初，臨時參議院在起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時，約法草案中沒有“男女平權”的條文。唐群英以女子后援會會長名義，與張漢英一道，于1912年2月20日在南京聯合籌組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其直接動機是“要求中央政府給還女子參政權”。[17]26日，她向參議院遞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參議院書》。在此期間，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孫中山和臨時參議院上書，提案竟未被臨時參議院接受。

3月20日，她趁參議院開會之機，率領一群女子沖進會場，打碎參議院玻璃窗，踢倒警衛兵，造成轟動全國的“大鬧參議院事件”。1912年4月8日，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北遷，女子參政代表也隨后聯合北上，繼續要求參議院承認女子參政權。同盟會內以宋教仁為首的改組派屈從他黨意見，公然將原同盟會政綱中“主張男女平權”的內容刪掉了。唐群英等聞訊，沖進改組會議會場，提出強烈抗議。1912年8月25日國民黨召開成立大會時，新黨綱中仍未恢復“男女平權”條文，唐群英與沈佩貞[18]、王昌國[19]、伍崇敏、傅文郁等十余人盛怒之下圍打宋教仁，林森出面調停，還未交口，也挨了一巴掌。她隨即書寫《駁詰同盟會傳單》，抨擊宋教仁等。同時致信孫中山。1912年8月27日，唐群英和沈佩貞又拜謁孫中山，力爭男女平權。孫婉言解釋此事實行之難，兩人與孫中山也發生激烈爭執。9月1日，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北京召開聯合大會，到會女子200余人，公推唐群英為臨時主席。唐群英等領導的女子參政運動失敗后，孫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無難處地說：“黨綱刪去男女平權之條，乃多數男人之公意，非少數可能挽回。”他反勸唐群英，“文之意，今日女界宜專由女子發起女子之團體，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識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與男子爭權，則必能得勝也。”[20]唐群英深以為然，她改變了原來的“激烈的手段”，轉而致力于女子教育，辦女報和女子學校。

四、幾點思考

（一）唐群英人際關系網絡的特征一是主動構建。作為一位知識女性，在清末民初要成為一位職業革命家，先天具備的人際關系并不多，要想做一番事業，拓展自己的人際關系網絡十分重要。她通過親弟弟唐乾一、姨侄趙恒惕、老鄉秋瑾、葛健豪、黃興、張漢英、宋教仁、王昌國、革命同志孫中山和沈佩貞等，使他走出了衡山和湖南，成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關注婦女解放運動的職業革命家。二是重點突出。她的人際交往主線十分清晰，與她的革命事業和女權運動事業息息相關。在老家，就主動結識了有女權思想的秋瑾和葛健豪，在日本留學期間，也主要是做留日女學生的革命工作。她一生的人際關系網絡主要是為了辛亥革命和婦女解放運動事業服務的。三是鮮明的時代性。人是社會的產物，時代的變遷造就不同時代的人際關系網絡。在中國的封建社會時代，任何起義都往往伴隨神秘的宗教色彩，神緣關系是維系發展的重要紐帶。而唐群英的革命活動和婦女解放運動事業，沒有任何神緣關系，取而代之的是近代新式教育、新式社會團體、報刊媒體、資產階級政黨的關系。這些新元素在唐群英的人際關系網絡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人際關系網絡與她的女權運動事業綜觀唐群英的一生，她的人際關系網絡呈三元結構：一是親緣關系，以家族為核心，弟弟唐乾一對她的幫助最大；二是地緣關系，以湖南老鄉為核心，其中黃興、張漢英等是關鍵人物；三是革命同志關系，以孫中山為核心。這三個核心人脈關系，對唐群英的影響也不完全一樣。親緣關系是唐群英最初的人際關系網絡。由于父親的支持，自幼在老家“是吾家”攻讀，她既學習了中國傳統文化，又學習了騎馬擊劍等，從小就能文能武；由于母親的接納，在她失去丈夫守寡之時能夠回歸唐家，并且理解和支持她出國留學；她能夠及早認識秋瑾，是她二姐唐希范引見；她在老家能夠閱讀許多進步刊物，得益于留學日本的弟弟唐乾一，她能夠順利留學日本，也與弟弟唐乾一的大力支持分不開；唐群英晚年又在老家隱居，因其不遜須眉，成為女界領袖，被族人視為光榮，破例將她的名字和事跡載入族譜，并征得她胞弟唐乾一夫婦的同意，將他們的次子遂九，過繼給她做了嗣子，故人們又稱她為“八公公”或“八先生”，在唐氏家族中她享有男人一樣的任何權利。由此可見，親緣關系在她的革命事業和女權運動事業中發揮了三種作用：一是提供教育的機會；二是對她事業的大力支持；三是成為唐群英事業受挫時的心靈港灣。

地緣關系對唐群英的影響極其重要，是其事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她一生革命活動的幾個主要地方不過是湖南和日本，南京、武漢和北京只是短時間停留。在這些地方，老鄉都給予她莫大的支持。她的人脈關系始終沒有離開過湖南。民國年間，她曾和張漢英、丁步蘭等留日歸來的湘籍同學在長沙創辦了湖南有史以來第一張婦女報紙《女權日報》，她先后創辦了10所學校，分別是：中央女子學校、長沙女子法政學校、長沙自強女子職業學校、長沙女子美術學校、白果紅茶亭女校、湖南女子法政專門學校、衡山女子高級小學、長沙復陶女子中學、岳北女子實業學校、“云在廬”學堂。除了中央女子學校創辦于北京之外，其余的都是在長沙和衡山創辦的，其女子教育的實踐主要是在家鄉進行。在唐群英的影響下，衡山一帶的婦女思想解放較其他地方為早。湖南是中國農民運動的搖籃，這里特別一提的是湖南白果鄉的農民起來鬧革命，組織農民協會，婦女也成立了女界聯合會，族長老爺在祠堂祭祖擺酒席時，婦女們沖進祠堂，與男子一起坐下吃酒，此事震動很大，曾受到大加稱贊，被寫進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面。唐群英沒去祠堂，卻為農婦的行動撫掌稱慶，當唐家族長唐維藩[21]在家中跺腳大罵白果鄉的婦女時，唐群英卻不以為然，用“民不分男女，理應一律平等”的道理與之辯論，最后族長啞口無言。[22]

其實正是在唐群英的影響下，衡山的婦女才敢于沖擊封建族權。革命同志關系是唐群英人際關系網絡中的關鍵組成部分，是其女權運動事業發展的助推力。她積極執行同盟會的決定，為辛亥革命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她又積極爭取“男女平等”的參政權利，為此不惜和老鄉宋教仁吵鬧，并且打了宋教仁和林森耳光，多次上書臨時總統孫中山，闡述自己的理由。在孫中山的勸說下，她放棄了女子參政的抗爭，轉而辦女報和辦女子學校，為中國婦女解放事業做扎扎實實的實事。盡管因為要求“男女平等”一事與宋教仁和林森等人鬧得不愉快，但是不影響他們交往的革命同志關系，在袁世凱背信棄義時她迅速與宋教仁協調一致，把討袁計劃放在首位；1913年，“聞宋教仁被刺，悲憤之余，寫有《宋漁父先生誄并敘》”[23]全文不算標點符號495字，字字飽含戰友和老鄉之情；據唐群英的后人回憶：1935年春，陶公應戴季陶、仇鰲、張繼等老盟友的邀請，由我父親陪侍去南京，一到南京，少不了和當年一起志同道合的老友互相拜訪，共話滄桑。一日，國府主席林森來訪，我父親隨侍在側，林森問：“唐八先生還有當年的豪氣？”陶公答道：“老了，不行了！”說罷，彼此哈哈大笑。在同盟會女會員中，為女權問題林森挨過陶公一記耳光。但那畢竟不是私仇，事隔多年，老盟友久別重逢，不存芥蒂，因而會心大笑。[24]

從這些零星的記述中看出，唐群英他們的革命同志關系是何等的光明磊落，沒有任何私心雜念。唐群英一生都致力于女權運動事業，她主觀愿望強烈，才能出眾，但是在中國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不成熟，這既是唐群英的個人悲哀，也是當時致力于婦女解放運動的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會員的集體悲哀。唐群英后半生致力于女子啟蒙教育，她傾盡心力和財力，先后開辦了10所學校，并且始終無怨無悔。表面看去，這位曾經名噪一時的風云女杰漸漸歸于沉寂，實際上，她的功業在家鄉留下了極好的口碑。她傳奇的一生和辦實事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稱道。

作者：黃俊軍 單位：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