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巴尼亞的民族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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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庫臺城堡原型與英雄情結

據作者介紹，1960年代國家派出30余名優秀大學生和中學生赴阿爾巴尼亞留學，從而成為中阿友誼使者，后由于世界大勢和中阿關系的復雜變化，始終堅守者寥若晨星。恩波先生50年來都始終堅持阿爾巴尼亞文學的研究和翻譯，保持同阿爾巴尼亞朋友的友好往來，密切關注阿爾巴尼亞的社會變遷。這一切，成為他寫作《情緣》的堅實根基。《情緣》的寫作時間自1968—2013年，所涉領域包括工廠、農村、學校、文學、藝術等，還有中阿間在文化、藝術、技術、工程等方面的交流，時間跨度大、包容范圍廣，成為了解和認識阿爾巴尼亞當代社會歷史的珍貴資料。然而，更為珍貴的是，通過這些寶貴材料對阿爾巴尼亞文化精神進行的深刻揭示。《情緣》在《自序》中講了一個動人的神話故事:斯庫臺修筑城堡總是倒塌，一位老者對筑城的三兄弟說，趁他們的媳婦送飯時將某一位砌進墻里，可保筑堡成功;兩位兄長不守信用向妻子報信，只有三媳婦如期趕到工地，她慷慨赴死時提出要求，砌墻時把右眼、右手、右腳、右乳留在墻外邊，以撫慰幼小的兒子。這個傳說具有豐富的精神含蘊，既有三弟的忠貞與誠信，又有三媳婦的犧牲精神和對兒子的愛，忠貞、誠信、親情又緊緊圍繞著修筑城堡的犧牲精神展開，便形成以犧牲精神為核心的包含忠貞、誠信和親情的復合精神品格。這是一種英雄品格。如果把這一傳說稱為斯庫臺城堡原型，上述品格則是原型的精神內涵。榮格認為，原型是“從遠古時代就已存在的普遍現象”，①是在人類最原始階段形成的。原型作為一種“種族的記憶”被保留下來，使每一個作為個體的人先天就獲得一系列的意象和模式。斯庫臺城堡原型作為阿爾巴尼亞“種族的記憶”，必然像照相的底片一樣，在阿爾巴尼亞的歷史進程中一代代地“顯影”，《情緣》便精彩描寫了歷代的“顯影”。在阿爾巴尼亞抗擊意大利法西斯的戰爭中，培拉特地區黨委負責人瑪爾加麗塔與哥哥同時被捕，敵人對二人用盡酷刑后，將哥哥殘酷殺害;瑪爾加麗塔鎮定地給哥哥梳理好頭發，整理好衣服，傲然面對劊子手，敵人剁去她的雙手，挖掉她的雙眼，她仍然怒吼著申斥敵人。瑪爾加麗塔之外，還有不屈的少年畫家約爾丹•米夏、舍去兒子為游擊隊送信的德雷諾、把三個兒子送上前線的道黛媽媽、抱著三歲女兒跳崖的女英雄布谷麗……在和平建設年代里，年輕的母親澤利哈帶著三個兒子散步在斯庫姆畢河邊，突然發現兩個女孩掉進急流，她鎮定地放下三個孩子，縱身跳入急流救助女孩，女孩得救了，她的三個兒子卻失去了母親。此外，還有爆破英雄馬拉希、巴依底姆，鐵路工地搶救塌方的女英雄什庫塔•瓦塔，山村的紅花萊妮，保護森林的英雄依索福•普洛齊，飛行英雄羅蘭德、巴爾都林，石油戰線的希什尼，銅廠工人普蘭格，水利專家格尼•杜切比，獻身山村教育的光明使者伊里亞•齊奇……這些“顯影”形成一條縱貫阿爾巴尼亞歷史、橫貫社會各領域的“原型鏈”，不僅留給讀者深刻的印象，而且具有強烈的情感沖擊力，讓讀者浮想聯翩，激動不已。如同榮格所說:“一旦原型的情景發生，我們會突然獲得一種不尋常的輕松感，仿佛被一種強大的力量云載或超度。在這一瞬間，我們不再是個人，而是整個族類，全人類的聲音一起在我們心中回響。”

原型意識是一個民族的深層文化心態，恩波先生何以能對阿爾巴尼亞的原型意識有如此準確得把握?我想，主要是恩波先生的“前理解”同阿爾巴尼亞文化精神有著心有靈犀的溝通和共鳴。阿爾巴尼亞山地和丘陵占全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三，據《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載，阿的2．74萬公頃土地中，草場占20．4%，農地占27．4%，森林占45．3%。森林和草場占了主要部分，可見，古時的阿爾巴尼亞主要的生產方式是游牧和狩獵，同耕讀傳家的農耕人相比，游牧和狩獵人更具勇武精神和豪俠品格。這正是阿爾巴尼亞英雄品格產生的地域根基。恩波先生是遼寧人，屬于中國關外的東北地區。東北雖有廣闊的東北平原，卻是游牧人的天下。那里有兩個古老的民族，肅慎和東胡。東胡后裔契丹人建立了統治中國大半壁江山的遼國，之后的蒙古人統一天下建立了元帝國。肅慎的后裔女真人建立金國，將南宋逐至長江流域，之后的滿人建立大清王朝，統治中國兩百余年。遼、金、元、清以游牧精神打天下，具有尚武、豪俠的精神品格。如此，具有這種文化基因的恩波先生便不難理解阿爾巴尼亞的文化精神。更何況，恩波先生是著名的翻譯家，在翻譯中，不僅要對阿爾巴尼亞的語言文化進行深入研究，而且要比較、對照，尋找中阿語言文化“心有靈犀”的溝通點。不妨稱之為“通感”思維。這種思維常常出現在他的作品中，比如，他在講斯庫臺城堡三弟夫妻的事情時，便聯想到中國的“信”;在講到少年畫家約爾丹•米夏的事跡時，便聯想到劉胡蘭。他有一篇寫南斯拉夫的散文《巧遇知音》，寫慶戈與葉麗卡姐弟般的感情。結尾寫道，筆者的姓譯成塞語近“慶”，南斯拉夫人習慣在姓后加輔音“戈”，慶戈就是筆者。41年前，葉麗卡有一個弟弟與筆者同年同月同日生，“二戰”中被德國法西斯殺害;我有一個與葉麗卡同歲的姐姐，朝鮮戰爭期間被美軍炸死……“這就是我與葉麗卡親如姐弟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不妨說，這也是恩波先生理解阿爾巴尼亞原型意識的重要原因。地域文化的溝通和翻譯家的“通感”之外，恩波先生還有一個“動力源”，即做一個“阿爾巴尼亞通”。1960年代末，恩波先生從阿爾巴尼亞學成歸來，5個單位爭著要人，最后由總理點名調到《人民日報》國際部專事阿爾巴尼亞的宣傳工作，接見阿爾巴尼亞新聞代表團時，鄭恩波先生還擔任翻譯，受到總理的肯定和鼓勵。自此他便決心做一個“阿爾巴尼亞通”。即使在“”的日子里，他也潛心研究不止:大量收集阿文資料，將《人民日報》社訂閱的阿文報刊分類剪成10大本剪報，買盡王府井外文書店的阿文書。中阿關系變冷時，又將王府井外文書店以及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書庫的阿文書悉數拉到自己的家里;翻譯阿爾巴尼亞的作品不易出版，他便通過阿文轉譯意大利、美國等著名作家的名篇佳作，多達十余種……不管世界環境如何變化，恩波先生都矢志不渝地走自己的路，終成為一個真正的“阿爾巴尼亞通”。

二、作為立意謀篇內在動力的澎湃激情

讀恩波先生的文章，撲面而來的是字里行間洋溢著的澎湃激情，它像是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燒得你熱血沸騰。那是一種充滿了真摯、熱烈的愛的激情，它并非柔婉細膩之情，也非含蓄蘊藉之情，而是慷慨激烈的豪放之情。仔細研讀作品便不難發現，這種豪放激情已成為作家立意謀篇的內在動力。劉勰曾說“為情而造文”，恩波先生是“用情”去“造文”。《情緣》的作品分為三類:抒情敘事散文、報告文學和文藝評論。在抒情敘事散文中，作家的激情起著重要的結構作用。《自序•最美最甜的歌唱給我的阿爾巴尼亞兄弟姐妹》洋洋萬余言，其結體謀篇，完全由“情”來推動。作品開始用“我愛……我愛……我愛……”的句式，介紹阿爾巴尼亞的樹木瓜果;繼而又以“阿爾巴尼亞的‘物’是如此豐美奇特惹人愛，阿爾巴尼亞的風光景色也是那樣的清奇明麗”為轉折，描繪阿爾巴尼亞的自然風光;然后寫道:“最能使我對阿爾巴尼亞心潮翻涌、情海逐瀾的，還是那些如松柏一般堅強、驍勇的老人，偉岸、挺拔的男子漢，風姿綽約、秀麗清雅的姑娘，英武剽悍、虎氣生生的小青年，還有那面色紅潤、秀眉秀眼、聰穎純潔的美少年”。以下引出的是對同學、老師、朋友的深切回憶。整篇作品的結構，循著作家的情感和思緒迤邐展開;激情成為整篇作品結構推進的強大動力。在報告文學中，恩波先生并不講究現實描寫的純客觀性，而是將真摯熱烈的情感浸潤在敘事中，帶有很強的抒情性。其做法一是將激情注入敘述描寫中，使情節和場景鼓蕩著激情的風。《山鷹之國出征記》一文寫送別場景:“第一批回國的中國人啟程的那天大早，整個臺里熙熙攘攘。阿基姆送來一大包無花果干，百什尼克擓來海碗大的紅石榴一大筐。戈基姆提來3瓶上等的橄欖丸，托波拉里拎著一桶蜂蜜冒清香，異國兄弟手拉手不愿分離，一個個眼睛紅潤淚汪汪。”這里有阿爾巴尼亞兄弟的熱情與慷慨，有中國援阿人員的激動與友情，更有作家面對著動人場景的熱愛與激動。作家以激動心情描繪中阿友誼之情，中阿友誼之情又反過來強化作家之情。三種激情交織一起，生發出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二是作家并不滿足于“情感注入”，常常站出來直抒胸臆。《可敬可愛的“泥腿子們”》在描寫土建工人戰勝一場水泥攪拌車事故后，抒情道:“啊!那是風聲鶴唳、令人膽戰心驚的危急時刻，那也是土建隊的師傅們高興得怦怦心跳、眉開眼笑的幸福時刻，那更是我這個外行人心靈得到凈化，感悟到什么是人生的美好與珍貴的時刻。”自然，這種抒情不僅僅是激情流淌，還有哲理升華和主題深化之效。在文藝評論中，恩波先生從不運用晦澀的理論術語，常常插進鼓蕩著磅礴激情的描寫性語言。如《阿爾巴尼亞文學攬勝》一文，開篇便寫道:“人口300余萬，土地面積不足3萬平方公里的阿爾巴尼亞，是歐洲乃至世界上最小的國家之一，經濟發展也很緩慢，但卻出了個卡達萊———這個著有幾十部長篇小說，其中多部作品被數十個國家翻譯出版的卡達萊，竟然從加西亞•馬爾克斯、君特•格拉斯、米蘭•昆德拉、納吉布•馬爾福茲、大江健三郎5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脫穎而出，一舉獲得布克國際文學獎，而且多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字里行間充溢著對阿爾巴尼亞文學和作家卡達萊的熱愛之情。這樣的行文使他的評論帶有了散文特征。澎湃激情的鼓蕩，使得《情緣》中的眾多作品，不管是報告文學、抒情散文還是文藝評論，不僅展現著描寫或評論對象的個性與風貌，而且活躍著作者的身影，他不僅以“隱含作者”、而且以自己的情感形象活躍在作品中，使作品帶有了作家的個性特征。

三、作家、學者、記者三種視角相互交織滲透的藝術思維

初讀恩波先生的文章，感到的是一位真誠而豪爽的朋友同你侃侃而談，他坦誠、本色，推心置腹，沒有任何矯飾，你旋即被他的激情吸引，沿著他的思緒進入他的生活天地，并沒有想到什么藝術。然而，這正是一種藝術境界:“極練如不練，出色而本色。”恩波先生一生涉足三個領域:作家的創作、學者的研究和記者的采訪。三個領域都取得可觀的成就。集作家、學者、記者于一身的恩波先生便具有了三者相互交織、滲透的藝術思維。他的文藝評論極少時髦的理論術語，而且帶有很強的“描繪性”，又滲透著濃烈的情感，有著鮮明的散文性;他的報告特寫思維嚴謹，有時又運用大量的數據資料(如《山鷹之國出征記》)，帶有明顯的研究性;他的抒情敘事散文常常是開門見山，單刀直入，一針見血，從不拖泥帶水，這又是新聞記者的風范。以下談兩點:

1．濃郁的詩情。雖然恩波先生在《情緣》中展示的是一位散文家的風采，但他骨子里是一位詩人。如前所述，在本書中無論是敘事抒情散文，還是報告文學、文藝評論，奔放的激情始終是立意謀篇的內在動力。這正是他的詩情的來源。《情緣》的詩情表現，一是發掘生活本身的詩意，予以精彩地表達。如《群山啊，勇士的搖籃》，寫一身是膽的布谷麗，抱著三歲的女兒同意大利法西斯展開斗爭，走投無路時，跳進深不見底的懸崖。然后寫道:“后來人們編了一個優美的傳說，說布谷麗變成了一只美麗的春鳥，每當春暖花開時，他就在山谷里唱起動人的報春謠。”一個月后布谷麗的兒子阿基姆在同敵人短兵相接的戰斗中，同一棵大橡樹一起倒下。作家寫道:“阿基姆犧牲后，從那棵樹的旁邊涌出清澈的泉水，人們傳說，那是阿基姆的鮮血在日夜不息地涌出地面，滋潤著這美麗的山巒。”在這里，慘烈的場面升華為美好的詩情。二是對詩歌轍韻的運用。恩波先生有深厚的詩歌造詣，他遍覽中國古代、現當代詩歌，熱愛民間說唱，也讀了大量外國詩歌。尤喜合轍押韻、瑯瑯上口的詩歌，因而非常看重詩歌的韻律，甚至認為不押韻的詩沒有很強的生命力。他對詩歌韻律有深入的研究。他在介紹翻譯阿果里詩歌的經驗時說:“于是我便根據他每首詩的內容選擇不同的‘寬韻’和‘窄韻’進行翻譯，短詩每首一韻到底，長詩每一節或幾節一韻。詩人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之一的長詩《德沃利，德沃利》充滿圣潔、奔放的戀土愛國的情感，因此，我選用了‘人辰’寬轍韻，使全詩從頭至尾音調高亢，情緒激昂，具有雄壯豪邁的氣勢。其他幾首長詩，我也都運用了‘江陽’、‘中東’、‘發花’等寬韻，與這些詩健康向上、積極奮進的基調相吻合。‘灰堆’、‘一七’、‘姑蘇’等閉口窄韻有利于表現深沉悲憤的感情，在本詩集中我也力圖穩妥、得體地加以運用。”③轍韻，在《情緣》中成為抒發詩情的重要手段。作家精心構思的敘事抒情散文，都帶上了韻腳，如，《自序》洋洋一萬三千言，“言前”轍一韻到底;《東佳迭達，地拉那》，“發花”轍貫穿始終;《〈東歐〉禮贊》先用“由求”，中間交替運用“梭波”、“由求”、“姑蘇”，最后以“由求”收束。在報告文學中，作家詩情迸發時，常使敘述文字帶上韻腳，這些韻腳大多是“江陽”、“中東”、“人辰”等。從《情緣》所用轍韻看，“言前”、“發花”、“江陽”、“中東”、“人辰”收音響亮，適合表現雄渾激昂、熱烈奔放的情感;“由求”、“梭波”、“姑蘇”收音比較柔和，適合表現委婉、細膩的情感。《情緣》的轍韻以響亮為主，以柔和為輔，可見恩波先生的詩情是“偏于豪放，不費婉約”。

2．簡潔精到的“特寫”。作為名記者，恩波先生有敏銳的藝術感受力和敏捷的藝術捕捉力，他能從復雜的現實生活中單刀直入地抓取生活素材，予以簡潔的描述，如同攝影機的特寫鏡頭，一個場景，一幅肖像，都富有特色地展示著現實時代特征，不妨稱其為“特寫”功夫。但恩波先生又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他又深知簡潔并非簡單，直率并非直露，文心當曲折，還要曲以致深。因而他的人物、場景描寫，簡潔明快而又峰回路轉，爽朗率直而又曲以致深。在《斯巴秀和戴代:我的兩個阿爾巴尼亞弟弟》中，有一個“我”與斯巴秀會見的場景。斯巴秀是阿爾巴尼亞重要作家，剛經歷過一番人生曲折。我向他索要曾出版的通訊集，他說那些東西“沒有太大意思”，許諾送給我正在印刷的詩集。文章寫道:“我告訴他我已經有了一本《斯巴秀通訊集》，他驚奇地看了我一眼，笑哈哈的問道:‘誰送給你的?’我告訴他是我自己為他剪報、裝訂而成的。他先是爽朗、開心地笑了笑。突然，仿佛恍然大悟了似的，緊緊把我抱起來拎了一圈，然后拍著我的肩膀說:‘鄭，謝謝你的好意，我的中國大哥……’”首先，這是一個極其簡潔的特寫，僅110余字，卻以斯巴秀的感情外露和“我”的略作含蓄將中阿兩個民族的不同性格鮮明地表現出來;其二，百余字的場景描寫卻用了曲筆:索要通訊集未果卻說自己已經有了此書，不免給讀者留下懸念，既然有了為什么還索要，到底是怎么回事?斯巴秀也詢問誰給的。讀者和斯巴秀都在山重水復中期盼著柳暗花明。其三，曲中有深意。解開懸念的過程也是主題深化過程。原來，在斯巴秀遭難的日子里“我”將它發表的通訊剪貼裝訂成書，以表示安慰和支持;當斯巴秀得知自己處在人生低谷時，遠在異國他鄉的恩波先生正默默的關注和支持著自己，心情怎能不激動?如是，中阿兩國人民的友誼通過鄭、斯間索贈通訊集也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文章自得方為貴，衣缽相傳豈是真》中有一段卡達萊的肖像描寫:“當我跨進女工最多的裝訂車間時，突然從旮旯里擺著比人高的兩垛書中間，走出一個與我年紀不相上下的青年人，十分熱情地向我奔來。我一看見他那高高的身材，白凈凈的書生的臉盤兒，閃爍著智慧和靈氣之光的一雙黑黑的大眼睛和那副度數很高的近視眼鏡，立刻就認出來了:噢，這不是當今阿爾巴尼亞文學界最走紅的作家、詩人伊斯瑪依爾•卡達萊嘛!”其中卡達萊肖像的描寫不過一百字，卻設了兩個懸念:一是從兩垛書中間走出來的知識青年是誰?二是卡達萊何以來到這里?當謎底揭開時，一個生活在勞動人民中間的作家的形象印在我們的腦海里。《情緣》還有許多值得贊揚之處，比如《響徹寰宇的中華之聲》那組報道援建工人的文章，除第一篇概括描寫之外，其他各篇或寫領導，或寫“泥腿子”，或寫集裝箱工人，或寫女工，或寫能人……如同作家所說，“每篇文章的寫法力爭多視角，多變化”，絕不雷同。而這些文章合在一起，便展示出援建工程隊的整體風貌。《情緣》也有需要修改深化的空間。比如，原型意識的開掘還可以進一步深化;激情鼓蕩之下總是想把什么都說出來，語言的精煉性便受到影響。然而，寫作也總是遺憾的藝術，沒有遺憾的寫作，似乎是不存在的。

作者：崔志遠單位：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