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組織結構變革的價值取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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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組織結構變革的價值取向就是要解決“到哪里去”的問題。因而，它必須符合大學的本質使命和根本追求，這是大學組織結構變革的基本導向和根本依據。“立德樹人”是大學的本質使命和根本追求，是大學一切活動的核心。大學的其他任何活動與追求都應是“立德樹人”的衍生和從屬，同時大學“立德樹人”的使命和追求必須且只能通過教學、科研和管理等具體活動才能實現和達成。黨的十八大首次明確提出“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這是對教育本質的深刻把握，是未來教育領域改革與發展的指南。所以，大學組織結構變革的價值取向應符合大學“立德樹人”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要彰顯學術權力、促進協同育人的開展以及提高管理效率。
(一)大學組織結構變革彰顯了大學的學術權力大學在其本源意義上是一個學術性組織，是由一群渴望知識、追求卓越、探索真理的學者(主要是指教師和學生)組成的樂園。這個學者樂園曾一度遠離世俗的塵囂和喧鬧，在長達幾個世紀里一直是“獨善其身”、游離于世俗世界之外的“象牙塔”。隨著知識在經濟社會建設與發展中作用和價值的逐漸凸顯，作為知識中心的大學逐漸走出“象牙塔”而走向世俗世界，并逐漸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軸心機構”。在大學從社會邊緣走向社會中心的過程中，以行政人員為代表的行政權力逐漸從大學權力舞臺的邊緣走向中央，與此相伴隨的是大學學術權力的逐漸式微，行政權力逐步取代學術權力成為影響大學運行與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由此就形成了目前飽受社會各界詬病的大學行政化問題，大學行政化不可避免的導致了大學的異化，異化的大學自覺不自覺的走向與“立德樹人”相背離的道路，而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或將學生視為可以標準化加工的鑄件。因而，如何協調與平衡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使失語的學術權力得以彰顯，就成為影響大學達成其本質使命和根本追求的核心問題。諸多研究已經表明，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是大學良序運行與發展不可或缺的兩種基本權力，它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并且將長期共存。正如張德祥教授所言:“在現代把高等學校完全置于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只有將兩者整合、協調發揮作用才能使高等學校得以正常運行。”［1］“組織結構的設計實質上反映了組織權力的分配”［2］，一定的權力必然依托于特定的組織結構，組織結構決定著權力的運行邏輯與規則，決定著組織內部人員的活動方式，進而決定著組織的運行及其功能的發揮。同樣，大學行政權力之所以凌駕于學術權力之上而導致學術權力失語，也是大學的特定組織結構使然。因而，“必須對原先的權力分布進行調整，權力分布的重新調整過程必然引起組織結構的變革”［3］。所以，必須調整大學組織結構以改變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運行態勢，從而才能轉變學術權力的失語狀態，促使大學回歸到“立德樹人”的發展軌道。
(二)大學組織結構變革促進了協同育人的開展大學教育的本質和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的需求都要求大學走協同育人的發展道路。一方面，“立德樹人”要求大學培養“文化人”而非“工具人”［4］。“文化人”的培養、成長與發展需要文理交叉、人文與科學融合、教學與科研協調、院系間相互配合;另一方面，當今世界以“高難度、多層次、寬領域、跨學科”等為主要特征的“大科學、大工程”時代已初見端倪，這在客觀上要求作為科技第一生產力和人才第一資源戰略結合點的大學提供更多的高素質復合型創新人才。因而，大學在“立德樹人”本質使命的內在發展訴求和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素質復合型創新人才要求的外在壓力的共同作用下，需要牢牢樹立“人才培養是根本、學科建設是基礎、科學研究是支撐、教學活動是保障”的發展理念，即需要走協同育人的發展道路。學科建設是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平臺與基礎，科學研究活動又是培養和鍛煉人才的重要途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活動又反過來促進學科建設。教學活動在這一過程中起著中介和橋梁的作用。因而，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科學研究和教學活動四者之間本應形成一種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促進四位一體的協同關系。然而，目前我國大學的學科建設基本是條塊分割、各自為戰、彼此隔離，由此而形成的“學科壁壘”嚴重地影響著各學科之間的交流與互動，阻礙著各學科的交叉與融合;科學研究與教學活動也基本是按照單個學科、單個部門的模式進行與開展，各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與配合，實驗室、資料室、高水平師資等教育教學資源在彼此之間不能實現有效共享。大學的組織結構與這一問題的產生密切相關，如我國大學的職能部門基本是按照學科處、科研處、學生處、教務處等分別設置，這種人為的設置再加上我國傳統科層文化的影響，各個部門之間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壁壘。正是因為如此，大學組織結構變革要打破這種人為設置的學科壁壘、部門壁壘，實現學科交叉融合、教育教學資源有效共享以及各部門之間協調配合，這樣才能使大學走上協同育人的發展道路。
(三)大學組織結構變革提高了管理效率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我國大學規模也隨之膨脹，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第二次院系調整和擴大招生政策實施之后，科爾筆下的多元化巨型大學在全國各地不斷涌現。并且，我國大學內的院系一般是按照二級學科或專業來設置，由此就導致了我國大學內的二級學院數量眾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大學內的二級學院數量普遍在20個以上，有些學校甚至超過40個。管理理論認為，由于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和管理信息的不確定性等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管理的效率會隨著管理幅度的增加而降低。因而，管理者能夠有效管理下屬的數量具有一定的限度。同樣，大學內的二級學院數量也必然存在一定的限度。雖然，目前沒有任何研究可以給出大學內的二級學院數量的合理限度，但美英等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的大學內的二級學院數量一般在10個以內［5］，這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有意義的參考。如果二級學院數量過多也必然會大幅度增加協調院系之間的成本，不利于學科交叉融合、不利于資源信息共享、不利于跨學科教學與科研活動開展，而且會增加管理和行政人員數量，導致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因此，需要推動大學組織結構變革，提高管理效率，這樣大學才能順利實現立德樹人的目標。總之，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協調與平衡是大學立德樹人本質使命達成的關鍵，協同育人是大學立德樹人本質使命達成的根本途徑，管理效率與質量是大學立德樹人本質使命達成的基本保障。所以，大學組織結構變革彰顯了學術權力、促進了協同育人的開展并提高了管理效率，其根本目的就是保障大學“立德樹人”的本質使命與根本追求的順利實現與達成。因此，大學組織結構變革應始終確立以立德樹人為本質使命和根本追求的基本價值取向，任何偏離于這一基本價值取向的變革都是異化，并必將導致失敗。
二、大學組織結構變革的動力機制
大學組織結構變革是一個歷史的、復雜的過程，它是多種動力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具體來說，知識生產與發展方式轉型形成的原動力，社會系統對大學提出服務需求而形成的推動力，破除自身積弊形成的驅動力，國家政策導向形成的感召力，這四種動力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大學組織結構變革的動力機制。
(一)知識生產與發展方式變遷形成的原動力大學是高深知識生產制度化的機構，是圍繞高深知識的發現、保存、傳播、發展、應用和理解等基本活動而運行與發展的社會組織。所以，伯頓•R•克拉克指出，“知識材料，尤其是高深知識材料，處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統的目的和實質的核心”［6］。在大學內任何知識活動都依托于特定的學科，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聯結方式又形成了大學的組織結構。大學組織結構決定著大學知識生產的效率，大學知識生產與發展方式反作用于大學組織結構變革。知識生產與發展方式隨著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而不斷發展變化，當前知識生產與發展方式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跨學科特征［7］。“現代科學技術的重大發現與發明，大多是學科交叉的成果，科學和技術上的重大突破，新的生長點和新學科的產生，往往是在不同學科彼此交叉和相互滲透的過程中形成的”［8］。學科的集成、交叉和綜合促使知識生產與發展方式由專業化向綜合化發展，因此，這就要求“大學為應對知識變遷的轉型不得不做出相應的組織轉型以適應知識綜合化的發展需求。大學通過對知識的傳承和創新來組織其學術活動，學術活動成為知識在大學中的最顯著的存在方式。大學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維護大學對知識的傳承和創新。與大學有關的知識變遷活動必然成為大學學術組織轉型的一個有效的推動力”［9］。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知識生產與發展方式變遷所形成的原動力是大學組織結構變革的根本動力。
(二)破除自身積弊形成的內驅力大學組織結構存在的弊端隨著大學所依存的環境的變化而逐漸凸顯，并嚴重地制約著大學功能的發揮，因而，破除大學組織結構自身的積弊成為大學組織結構變革的強大內驅力。首先，大學的管理重心偏高，學術權力缺位，行政權力越位。大學是一個以基層組織機構為主圍繞高深知識進行著人才培養工作的組織，即大學是一個學術性的底部沉重組織。大學的這種組織特性就決定了大學運行與發展應以學術權力和基層組織為主，權力運行應遵循自下而上的基本邏輯。然而，我國的大學組織結構設置具有典型的科層制特點，決策權集中于大學高層，權力運行遵循自上而下的邏輯。大學的這種組織結構特征決定了大學的運行與發展基本都是靠行政力量在推動和維持，學術權力群體在大學重大決策過程中處于集體失語狀態。其次，大學內部院系林立，壁壘森嚴，機構臃腫，管理幅度大，管理效率低。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發展，我國大學巨型化發展趨勢日益明顯，大學內的院系林立，行政人員眾多。院系林立不但增加了管理幅度，導致管理效率降低，而且導致彼此之間隔離，增加協調溝通成本，造成資源大量內耗。最后，學生是大學存在與發展的根本，是大學的核心利益相關者。大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決定了他們不僅僅是受教育者，而且也是自我塑造和生成的重要參與者，需要在受教育過程中表達自己的合理訴求和發展愿望。然而，大學內部卻沒有適合于學生表達權利訴求的組織機構，因此，學生在大學運行與發展過程中始終處于尷尬的“虛位”狀態。研究表明，上述問題的存在主要是大學組織結構設置不合理所致，這些問題也必然可以通過組織結構變革來克服和解決。所以，破除大學組織結構自身的積弊，也必然成為推動大學組織結構變革的重要力量之一。
(三)社會需求形成的推動力大學作為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它的生存、發展需要與社會系統進行物質、能量以及信息等因素的互動和交流。社會系統為大學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而大學也必須對社會提出的服務需求做出適當的響應以獲得存在的合法性和發展的基礎。大學發展史也表明，大學通過組織結構變革來應對社會提出的各種服務需求以獲得存在的合法性，是大學發展和大學組織結構變革的一個一般性規律。當前我國經濟社會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在產業結構亟需調整升級、經濟發展方式亟待轉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大力推進、科學技術高度綜合化、社會系統日益復雜化以及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形勢下，對人才的素質結構與規格的需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必然要求作為“科技第一生產力和人才第一資源戰略結合點的大學”做出適當響應。組織結構決定組織功能，在社會需求的強大壓力下，大學必須推動組織結構變革，如此才能走出單一專業化培養的藩籬，遵循拔尖創新人才成長的規律，培養大批符合時代需要的跨學科［10］、高素質、復合型的創新人才。雖然，社會需求形成的推動力具有強制性特征，并且有時候社會提出的服務需求超越了大學的職能范圍。但是，由于大學具有維持自身固有組織結構的惰性，缺少主動變革的愿望，因而，社會需求形成的強大推動力始終是大學組織結構變革不可或缺的動力。
(四)國家政策導向形成的感召力我國大學是政府部門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延伸，是典型的體制內單位。因而，我國大學長期遵循行政邏輯，對國家的政策導向保持著高度的敏感。我國大學發展史上的歷次重大變革都是國家政策導向的結果，如兩次大規模的院系調整，“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實施與推行等。不僅如此，我國大學對國家在經濟社會領域的重大改革政策也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如國家提出要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高等教育領域也緊跟著提出要實現高等教育區域協調發展;國家提出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高等教育領域也提出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型的問題［11］。近年來，政府部門在積極探索和推行機構設置，以達到精簡部門機構、提高辦事效率、解決人浮于事的目的。如國務院推行的“大部制”改革措施又成為很多高校內部治理結構改革的原型和范本。此外，國家的高等教育政策也提倡大學完善內部治理結構。因此，國家政策導向形成的感召力成為大學組織結構變革的動力之一。
作者：朱艷 林杰 單位：沈陽師范大學 大連理工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