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廣告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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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戶名稱的標注

目前，隨著廣告的發展，商家也越來越注重自身的品牌和形象建設，無論大小賓館飯店，在他們提供的餐具、酒具上很容易發現商家的名字或標志，這種廣告方式一方面加強了商家的品牌和形象建設，一方面更加近距離地向客人進行了廣告宣傳。這種廣告方式在古代磁州窯產品中也有大量發現。四系瓶是元代磁州窯的另一類大宗產品，四系瓶帶有“館”字的有“仁和館”、“太平館”、“貞元館”、“八仙館”、“同樂館”等二十余種。標注用戶名稱的廣告方式，不僅在四系瓶上大量出現，在其他器物上也有體現。如元代白釉文字盤，盤心書“金魚館”三字或“招財利市高家館”等。可見，現代的賓館飯店見到的瓷器用品上多印制有各自名號的做法也與之有許多相似之處。

二、產品功能的宣傳

磁州窯在產品上也廣泛地采用廣告形式作為自己的促銷手段，擴大宣傳產品的功能，提高市場的認知度，進而達到銷售產品的目的。中國磁州窯博物館收藏磁州窯觀臺遺址宋代地層中出土的兩件葉形珍珠底文字殘枕，一件枕面書寫“福德枕壹隻”，另一件枕面為“福德”，枕面文字不僅起到了很好的裝飾作用，同時巧妙地暗示了這些瓷枕更精妙的用處，使用瓷枕，期盼積福、積德的美好愿望。故宮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金代磁州窯八角形瓷枕上書有“宜男小枕”。舊時祝頌婦人多子為“宜男”，這說明枕的作用不僅能避邪，而且還有迎祥的作用。瓷枕本與婦女生男生女沒有關系，但此枕加以“宜男小枕”四字后，顯然增加了“宜男”之說教，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人們求子的心理，拓展了特定的銷售市場。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收藏的金代白地黑花如意形符箓文枕，底部褐彩書“乾”字。枕面白地褐彩繪兩重如意形線框，內書“敕鬼”，再加之字周邊的裝飾，開光內畫面頗似一個避邪驅鬼的道家符咒，紋飾內容雖帶有迷信色彩，但也擴大了瓷枕的功能，適應了一定的市場需求。邯鄲市博物館收藏的金代紅綠彩文字小碗，碗心內紅綠相間的弦紋內，書有紅色“長命富貴”文字，表達了人們對美好人生的向往和美好祝愿，適應了市場需求。

三、社會公益的宣傳

現代社會中大量存在著大型企業集團等出資在各種媒體上宣傳社會公德的現象，在社會公德得到大力弘揚宣傳的同時，企業的社會形象也得到了提升，客觀上為企業做了宣傳，借助社會公益宣傳，投消費者所好，促銷產品，也是古代磁州窯廣告的一個重要形式。如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北宋白地劃花荷葉形文字枕，枕面刻劃如意形開光，上篦劃纏枝紋，開光內白地褐彩五絕詩:“在處與人和，人生得己何;長修君子行，由自是非多。”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金代白地黑花橢圓形文枕，枕面劃二重線框，框內褐彩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語出自孔子《論語•顏淵》，反映了儒家學說在民間的影響。邯鄲市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元代白地黑花山水人物枕，前立面開光內書“地因流水知高下，人為財交見淺深”民諺，通俗易懂而富有哲理。這些方式在宣傳當時社會的為人處世、安身立命的社會倫理觀念、處世哲學和道德觀念的同時，也適應了社會的需求，形成了產品銷售的促銷手段。宋代，磁州窯進入了興盛時期。在長期的陶與瓷的實踐探索中，漸漸形成了獨特特征和風格(即白化妝技法)，采用統一的造型、獨特的裝飾技藝形式形成了磁州窯產品的風格特征，體現時代和地方特點及民族風格。宋代的磁州窯汲取題材十分廣泛，形式多樣、寓意豐富。并將實用功能與審美功能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將陶瓷器物發展到一個嶄新的藝術境界，開創了陶瓷藝術發展的新紀元。宋代磁州窯開始流行的珍珠地底劃花、刻花、剔花等裝飾技法的形成主要是受本地瓷土原料的限制，這些裝飾技法工藝繁雜，而且費工費力，對窯工的技術要求也很高，嚴重限制了產品的產量，很難滿足日益增大的市場需求。北宋晚期，陶瓷生產出現了色彩紛呈的局面，當時五大名窯并駕齊驅，耀州、龍泉、景德鎮、建、吉州等窯也十分興盛。商品生產的發展及商品競爭的法則促使各地的窯場不僅要學習其他先進而具特色的制作工藝，還要不斷地完善和發展自己的產品，加大力度推廣自己的產品，利用各種方法和渠道來提高自身的市場空間。綜上所述，磁州窯廣告文化作為中國廣告史上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以其自身獨有的特色展示出自身的風采。宋朝，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磁州窯的繁榮，磁州窯的廣告文化開始出現，并以多種形式開始展現出自己的獨特風采，包括詩詞、題記、歌賦、窯戳等形式出現。在金代，磁州窯廣告形式集中體現在瓷枕上，形式有所減少，但制作精美，尤其窯戳變化多樣。到元代，磁州窯廣告得到了更大的發展，不僅出現在瓷枕上，還更多出現在四系瓶、碗、盆、盤中，這都為廣告宣傳提供了更加廣泛的發展空間，對磁州窯廣告的深入研究將對中國古代廣告史的研究具有鮮明的指導意義。

魏晉時期成為中國制陶制瓷的高峰期，廣告銘文更加精確，工匠的名字帶上字、號、制造時間精確。隋唐時期，瓷器是當時盛行的廣告載體，瓷器上的銘文、題記當屬商標的雛行，具有廣告的意義。唐代末期，河南絞胎釉瓷枕上也出現了“裴家花枕”、“杜家花枕”的款識，標明制作瓷枕的私家作坊的名稱。磁州窯廣告形式還可能吸收了同時代的一些廣告元素。如我們在瓷枕上見到的窯戳，其樣式大多為上覆荷葉，下托蓮花，中間為一長方形的空間，內書窯號。以上這些作法也為其他瓷窯提供了大量的參考價值。磁州窯廣告文化并沒有隨著磁州窯的燒造而隨即產生，它是在磁州窯發展到宋代，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逐漸產生。各種制窯場主出于競爭的局面，不斷打出自己的窯號，在各自產品中戳上自己的標識，成為商品宣傳質量和信譽的化身。

磁州窯廣告文化的深入研究對磁州窯產品的分區斷代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磁州窯廣告在各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特點，這些信息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為磁州窯產品的斷代提供一定的依據。標記的內容有“相地張家造”、“古相張家造”、“滏源王家造”、“滏源劉家造”等，這些標識相對明確地表明了這些產品的具體窯場。“相地”、“艾山”、“漳濱”都比較明確地說出了產品的產地在漳河流域的觀臺窯場，而“滏源”則明確表明了產品的生產窯場處于滏陽河源頭的彭城窯場。此類陶瓷款識，成為了區分兩個窯場的一個標志。結合磁州窯由觀臺窯場向彭城窯場轉移的資料，此類廣告對研究瓷枕這一類產品的分期斷代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另外，磁州窯廣告為研究時代的社會經濟狀況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在已發現的磁州窯的瓷器中有“張家造”、“李家造”、“劉家造”、“馬家造”、“陳家造”、“楊家造”、“申家造”、“張大家造”、“滏源王家造”、“滏源劉家造”、“王氏天明”、“王氏壽明”、“漳濱逸人造”等多種窯號款識，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窯之間在商業競爭中出現的品牌意識，也為研究當時的社會經濟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磁州窯廣告文化作為磁州窯文化的一部分，作為中國廣告史的一部分，具有更廣闊的研究空間，為我們今天的學習提供了珍貴而深刻的依據，這就需要我們傳承歷史文化，把寶貴的歷史文化發揚光大。

作者：潘靜李欣溫彩玲李檜單位：邯鄲職業技術學院藝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