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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逐漸形成各具風格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養育了各種文化類型,這是文化的民族性。任何一種民族的文化特點，往往要通過文化賴以存在的各種條件的綜合作用、長期積淀才能形成，深深地積淀在一個民族的心理意識之中。本文將從具體修辭現象入手來分析漢民族文化心理對古代詩歌修辭的影響。

一、漢民族喜新求異的文化心理與詩歌語言錘煉

古人寫詩文，喜新求異，注重錘煉，講究言簡意賅，講究字異而義同，練字之功非常重要，其目的是要將最恰當貼切的詞語用在最合適的位置上以取得最好的表達效果。詞語的選擇、錘煉必須富有創新精神，達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境界。韓愈在《答李翊書》中提出“唯陳言務去”，就是主張語言運用上力求獨創、新穎、恰切、得體，這是喜新求異文化心理在詩歌表現中的一個突出特點。同時，通過對詩歌語言的錘煉，使詩歌語言簡潔、凝練，避免冗雜，使詩句達到語句精煉、意境悠遠的表達效果，是古代文人對語言常規用法的超越和突破，又是詩人展示才華、賣弄學識的外露，是古代傳統文化中的慣例。

詩的語言的精煉是指詩中把不必要的字、句刪去，盡量用最少的字句表情達意，“凡詩需字少意多，以十字道一事者拙也，約之以五字則工矣。以五字道一事者拙也，見數事于五字則工矣。”(方干《贈路明府》)前人言詩，拈出一個“工”字，這“工”字既指詩的語言又指結構，而從語言方面來看，它既指語言的精煉，又指語言的形象生動。它通過煉字、煉句和煉意三種方法達到這一目的。

從詩詞語言精煉的角度看，“煉字不如煉句，煉句不如煉意。”“知所謂煉者，不在乎奇險詰曲，驚人耳目，而在乎言簡意深，以一語勝人千百，此真煉也。”(趙翼《甌北詩話》)因此，古代詩人都注重在煉意上下功夫。古典詩詞中的煉意，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提煉主題，使詩的立意更高，即使詩具有更好更深的思想內容。如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短短十個字寫出了天下的貧富對立，這是以高度概括性的語言而使詩句精煉。

詩人的煉字、煉句和煉意，不僅是為了語言的精煉，同時也是為了語言的形象生動。詩人們從修辭學的角度，推崇詩詞字句的工巧，把字工句警當作畢生追求的目標。字句錘煉得好，可以帶動全篇，所謂一字妥帖，則全篇生色。尤其在詩詞的關鍵處，一個妙煞的字眼，可以有聲有色，極致入微，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甚至可以營造出一種意境。孟浩然的名句“微云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中的“淡”和“滴”，歷來備受贊賞。“淡”狀出視覺感受，“滴”達出聽覺感受，“淡”和“滴”渲染出一種冷漠、孤寂的境界。再如王安石《泊船瓜州》中“春風又綠江南岸”之所以被人稱賞，是因為詩句寫出了春滿江南的蓬勃景色，而這則得力于“綠”字的錘煉。據洪邁《容齋續筆》記載，王安石原稿作“到”，又改“過”“入”“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這個“綠”字果然鬼斧神工，把春天的氣息鮮麗地點化出來。

可見，新奇求異是漢語修辭活動中的一個文化傳統心理。正如前邊指出的，修辭是一種文化心理現象。而新奇求異的文化心理，促使修辭技巧的產生和推廣。

二、漢民族的均衡審美文化心理與詩詞修辭的均衡美

均衡是中國傳統美學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漢民族人民修辭活動中的一種審美情趣。這一方面與漢族人民認識世界的方式有關。自古以來,漢民族人民觀察事物,考慮問題,常常具有一種樸素的辯證法，喜歡從事物的對應關系中展開思考，如二元對待觀、“天人合一”觀、人與人或人與自然物之間的和諧觀等，就形式而言不失為均齊“寬對”。這種均衡的審美心態，在建筑、日常生活中物品的擺設、宴請等方面也可體現出來。

漢族人民審美心態，也受漢語結構均衡美的影響。正因為漢語在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有均衡美的特點，故漢族人民在長期使用漢語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均衡為美的審美心態，并探索修辭均衡美的規律。例如漢語的聲調，是構成漢語語音結構均衡美的要素。古代利用聲調中的平上去入分平仄，由平仄構成古代近體詩中音律的對稱美和節奏美。漢語中構詞上的對稱、均衡，形成了漢語修辭上的對偶等均衡美。

尤其是詩歌中的大量對偶句，由于句法、詞性、聲律的兩兩對應，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強大的吸引力和內聚力，經過前后映襯，互相補充，可以化生澀為平易。李商隱《無題》：“曉鏡但愁云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鏡”一般作名詞用，倘在詩中孤立拈出“曉鏡”，未免費解，但和下句“夜吟”相對照，立刻“變陌生為熟悉”，使讀者明白作動詞用，是寫一位女子在曉妝對鏡，撫鬢自傷，從而和下句中那位深夜苦吟、不避風寒的男子構成了鮮明的對照。對偶句的藝術魅力由此可見一斑。

古代詞曲中的襯詞、詩歌中的押韻等，也是形成語言均衡美的重要手段。在修辭格中，除對偶外，能體現均衡美的還有互文、回環、頂真、對照等。

互文是漢語中特有的修辭方式，注重結構對稱，給人一種均衡的美感，其特點是上下文義相互呼應、補充。例如：“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焦仲卿妻》)

回環修辭手法不僅有均衡美感，而且達意深刻，富有新意。它正讀倒讀皆可成句，充分展示并利用了漢語以單音節語素為主和以語序為重要語法手段這兩大特點，讀來回環往復，綿延無盡，給人以蕩氣回腸、意興盎然的美感。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中說，這是講究詞序有回環往復之趣的一種措辭法。例如：清代女詩人吳絳雪的《春晴秋雨》：“鶯啼岸柳弄春晴，柳弄春晴夜月明，明月夜晴春弄柳，晴春弄柳岸啼鶯。”

三、漢民族含蓄的心理與詩詞修辭的含蓄表達法

東方人區別于西方人的顯著特征之一是含蓄，而中華民族尤以含蓄著稱。中華民族不僅追求行為舉止的含蓄，推崇笑不露齒、行不露足，更追求語言表達的含蓄，推崇含而不露、意在言外。

中國人之所以有含蓄的文化心態，是與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影響有關。以孔子為首的儒家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千百年來，儒家文化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著中國人的心理發育、性格成長和氣質形成，也影響著中國人的行為方式、情感表現和(轉第113頁）(接第119頁）語言表達。“和”是仁學體系的核心，是儒家所追求的目標。“和為貴”是中國古代文化中最有影響的人生格言，“和”成為中華民族人生哲學重要組成部分。而實現“和”的方法就是中庸的方法。所謂“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折中調和，防止專化和走極端，提倡模糊性和靈活性。“和”的精神、“中庸”的方法表現在言語表達上就是要含蓄，要委婉，不要觀點鮮明、言辭激烈、不留余地，不要單刀直入地展示自己的觀點、表達自己的好惡，而要迂回曲折，由古及今，由遠及近，層層推進，要設喻取譬，要隱晦，要影射，要“微言大義”“言近而旨遠”，總之，就是要用溫柔敦厚的語言形式，含蓄的表達方式。在此方面，中國的詩歌可以說表現了極高的技巧，并形成了一種重視含蓄的美學傳統。當陶淵明面對美麗的自然景致時，他曾用兩句被后人視作名言的詩句，表達了他的全部看法：“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飲酒》其五）通過含蓄的表現，突破了語言表達的局限性，而帶給人無限的聯想和啟示。諧音，是典型的含蓄的語言表達方式，它作為一種語言修辭現象數千年來不絕于書，在詩歌創作中常常被運用。如南朝樂府《作蠶絲》：“春蠶不應老，晝夜常懷絲。”以“絲”諧“思”，表明自己對愛情的執著。劉禹錫的《竹枝詞》：“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詩中以“晴”諧“情”，一語雙關，含蓄蘊藉地表達了自己的情感。話語中詞語通過諧音聯想，以美妙的物象傳達表述者的心意，提高了言語表達的審美效果。

四、重意象的民族審美特征與詩詞意合體悟的修辭傳統

中國古代文化中的意象，是指主觀情意和外在物象相融合的心象。不注重抽象的分析和形式的論證，而重視主題的直覺體悟和豁然貫通。這與中國傳統的整體直覺思維方式和取象比類的形象思維方式有關。整體直覺思維方式重視整體性，但對整體性的把握不是依靠邏輯推理，而是依靠非邏輯思維的直覺和頓悟。取象比類，采取比喻、象征、借代、類比等形象的手法來表達思想，也是中國古代的基本思維方式之一。這兩種思維方式往往緊密結合在一起形成中國古人對意象的獨特的民族審美觀。李衛中等指出：“中國文化的悠久歷史，使得一些普通的東西、景物攜帶上了濃厚的文化信息，它們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組合成了特定的意象，成了漢民族傳統文化的載體。”在語言表達上，不要求純思的抽象，而是觀物取象，超越具體而又回歸具體。例如，古代將“楊柳”常與離別、斷腸相聯系，因古代有折柳贈別的風俗，故古代作品中常出現有關柳的意象：“楊柳依依”(《詩經》)，“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等等。寓抽象于具體，寓推理于類比，模糊多于明確，含蓄多于顯露，具有一種獨特的詩的氣質，讓讀者從感性的把握中去體味抽象的內涵。

漢語意合體悟的修辭傳統在詩歌意象的組織上表現得最為充分。詩歌的意象搭配十分靈活，只憑一點靈犀，一縷情思，幾個似不相關的意象就可以直接拼合，峰斷云連，似離實合，給人一種造語的清新和涵詠不盡的詩意。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溫庭筠《商山早行》)；“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杜甫《旅夜書懷》)等都是向讀者展示了幾個富有特征的意象，各意象之間無關聯詞，全賴其內在的邏輯感情聯系，構成了一種渾然統一的藝術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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