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法律文化探究與體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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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儒家法律文化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制度和文化特征，其內在精神和實體價值取向在世界法律文化中獨樹一幟，在外部表現形式、內在價值取向和動態發展歷程上具有不同的特點。結合中國當前法制現代化道路的思考，這里將儒家法律文化的整體特征主要歸納總結為“無訟是求，以和為貴”“德主刑輔，天人合一”及“以民為本，禮法結合”三個方面。
(一)無訟是求，以和為貴
儒家思想倡導“仁、義、禮、智、信”，它追求的終極價值是“中和”，即“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儒家法律文化則汲取儒家思想，注重和諧，排斥競爭;以無訟為有德，以訴訟為恥辱，在此影響下，“無訟”是其最理想的社會狀態。“無訟是求，以和為貴”成為儒家法律文化的顯著特征。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就針對訴訟言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認為訴訟是為了謀求個人私利，這與其所倡導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天下為公”思想背道而馳。因不主張訴訟，且訴訟被認為是道德敗壞的行為;加之“無訟”是中國古代政治與法律的價值取向，造成“訟師”職業也歷來受人鄙棄，社會地位低下。并且各朝各代都制定法律對“興訟”“滋訟”“聚訟”及“訟棍”等進行懲罰。因此，對“無訟”的推崇必然導致“賤訟”觀念的形成，而從這個角度來分析“畏訟”，可以認為它是“無訟”價值觀取向引導下的必然產物。
(二)德主刑輔，天人合一
儒家法律文化的主要內容是以“禮”和“仁”為核心，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貫徹“德主刑輔”的原則，“德主刑輔，天人合一”正是儒家法律文化特征的精辟概括。孔子、孟子主張“性本善”，“為政以禮”，提倡道德教育，以理服人。［戰國時期的荀子則主張“性本惡”，“隆禮至法”，強調用禮樂來規范人的行為;漢代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為主體，綜合了法、道、陰陽等諸家學說，建立了完整的儒家學說體系，認為:“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被統治者采納，從此，“外儒內法”的正統的法律思想得以確立。此外，他還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學說，以《春秋》“微言大義”為準則實行“論心定罪”，主張“《春秋》決獄”，秋冬行刑。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繼承了思孟學派和陰陽家鄒衍的學說，將它發展得十分精致。自此，以天人感應為哲學基礎，以德主刑輔為主要內容的儒家學說，發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法律思想。
(三)以民為本，禮法結合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現為對“民”的“關注”和“重視”，主張“重民”“愛民”“以民為本”;另一方面表現為對統治者的“德”和“賢”的要求，主張實行“德治”“仁政”。儒家民本法律文化主要體現為主張統治者應當順應民意、實行仁政。孔子在《論語•為政》中提出“為政以德”，“修道以仁”，由此可見，孔子心目中的直人當然是心存仁義遵守禮法的。孟子在《孟子•盡心下》則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主張，把孔子的“仁”發展為“仁政”的學說，在對待君民關系上，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思想。受歷史的局限性，他們的主張雖然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其民本法律思想特征還是比較明顯的。儒家“禮法合一”的法律思想在唐揮到極致，“禮的要求”與“法的規范”相互滲透、水乳交融，是中華法系區別于其他法系的顯著特征。其中，唐律繼承了西漢以來禮律融合的傳統，使封建禮教綱常進一步法典化、制度化。儒家主張的禮至此時已基本化為相應的條文，成為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強制性規范，也結束了漢代以來“春秋決獄”“論心定罪”的理念。
二、儒家法律文化對當前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啟示
反思儒家法律文化的特征及價值取向，其中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共同影響著當前我國的法制建設。面臨儒家法律文化的承傳與創新及儒家法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矛盾困境，中國古代法制與現代社會要求是不適應的，但是，中國古代法制中也有許多值得我們深刻思考、挖掘和運用的東西，研究儒家法律文化對我國現代法治建設的積極作用，對于當前我國的法制建設有著重要的價值。
(一)建設中國特色法治，打破“法律萬能”論
在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我國“法律萬能”的論調悄然降臨，這種論調無疑是不利于當今法制建設完善的。法律不是萬能之器，因此國家法制建設應該遵循德、法并用，實行綜合治理。自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許多民族救亡運動把斗爭矛頭直指儒家文化，認為儒家文化禁錮人們思想。“五•四時期”，隨著“科學”“民主”思想的傳入，更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現當代西式民主法治觀念曾一度甚囂塵上，“法律萬能論”也曾風靡一時。但法律不是萬能的，因現實社會復雜多變，它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其有自身的缺點和不足，如滯后性，訴訟成本高，效率低下等。此外，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著自身的法律文化和傳統，“少訟”“厭訟”觀念及“禮法結合”思想影響至今，決定了我們不可能照抄照搬西方式的法治。因此，我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應走出法律“萬能誤區”，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幟的邪路;結合實際國情提出“依法治國”方略，實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既要吸收我國傳統的優秀法律文化，也要適當借鑒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法律成果，建設中國特色法制。
(二)繼承發揚優良傳統，建設和諧社會
儒家道德法對我國當前的法制建設也帶來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是加強和諧法治社會建設的有益補充。和諧社會內容包括六個方面，即“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顯然，這些內容是和中國傳統儒家優秀文化一脈相承的。如，誠信友愛的內涵就是仁、義、禮、智、信等儒家學說的主要內容。孔子說“政者，正也”，意思就是說統治者要實施“仁政”，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孟子曾提出“舍身取義”之說，千百年來被人傳頌不衰。再如，秩序是法律的基本價值之一，但它也是儒家法律思想的要義之一。孔子主張“以禮治國”，用“禮”來維護社會秩序。《禮記•樂記》記載:“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記•仲尼燕居》中言曰:“禮之所興，眾之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可見，這些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基本倫理道德和價值理念等儒家法律文化，對于中國構建和諧社會具有現實意義。
(三)繁榮發展特色文化，促進儒家法律文化走向世界
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一個缺失和忽視自己文化的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個不能傳承和弘揚民族文化的國家也不可能繁榮富強、興旺發達。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和國際影響力的增大，中國逐步了解世界，世界也慢慢了解中國。在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儒家法律文化是優秀傳統文化的代表，應大力弘揚，尤其要注重對中國法律文化特別是儒家法律文化的講解與傳授。當前的“漢語熱”正流行于世界，孔子學院分布于許多國家和地區并在蓬勃發展，表明中國文化影響力正在逐步提升。需要提及的是，我們所宣揚的儒家法律文化應該是全面的儒家文化，只有這樣，才能讓世界真正地了解中國文化，真正懂得中國的法律文化。
作者：秦志強單位：上海大學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