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化法律文化實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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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與法律曾經歷過混沌、分離、再和合的時期,我們這里所說的“滲透”主要是指發生在和合階段的、帶有一定人為期望的理論完善與將之運用到實踐中的過程,當然也兼及前兩個階段中理論思想上的準備。有了理論思想上的準備,接下來當然是在實踐中將之運用,從而真正地完成道德文化對法律文化的滲透。法的運行包括法的創制、法的實施、法的實現三個階段,再具體點,包括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五個部分。封建統治者在將道德文化慢慢滲透到法律文化中時,也是從上述部分著手的。而這一過程,概括來說,發端于兩漢的“援禮入法”,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進一步“禮法結合”,到隋唐時才真正做到了“禮法合一”。但隋唐時期的“禮法合一”也不止于隋唐,其歷宋元以迄明清,直到20世紀初葉前,雖時有完善和改變,也僅停留于局部量的增減,其整體秉承之前所定下的大框架,并無性質上的變化。

一、立法上的滲透

立法作為法的運行的起始階段,是構建整個以倫理法為核心的封建道德法律體系的邏輯起點。這個過程大致包括了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一大批禮義、道德、倫理原則及禮節儀式通過法典編纂的形式被引入律中,從而使得一些原來只停留在精神道德層面上靠社會輿論及人們自律才得以遵守的原則、規則、理念,上升到了法律層面并由法律強制力加以保障實施。具體而言,從叔孫通主持制定規定朝見之禮儀的《傍章》,以及漢武帝時命趙禹制訂關于朝賀制度《朝律》開始,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曹魏《新律》、西晉《泰始律》以及其后的《北魏律》和《北齊律》,又從隋《開皇律》、《大業律》到唐朝以《唐律疏議》為代表的唐律時始集其成。之后各封建王朝基本以唐律為藍本,繼承其志,于部分處略有損益、調整而已。而從法律形式上來說,由漢代的律、令、科、比,經過東魏《麟趾格》與西晉《大統式》,到唐時再加上以《唐六典》為代表的“典”形成了律、令、格、式、典的法律形式,之后在五代十國及宋時出現了編敕、刑統、編例、申明、看詳等,元時又出現了《元典章》,直至明朝時開創了律例合編的體例,而繼之在清末民初時封建的法律形式被廢止才結束了整個演變的過程。

第二,以“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原則及精神為核心的封建道德,在入律時以各種具體法律原則和制度形成一套能付之實施、易于操作的、系統化的道德法,而其一大宗旨即是維護君臣上下、尊卑長幼的身份等級。首先,為了維護皇權及貴族之權,對于有一定身份的人以立法的方式確定了一系列特權。從漢之“上請”制度及至魏晉南北朝時“八議”、“官當”入律,一直到唐時形成了系統、完備的“議”、“請”、“減”、“贖”、“當”的貴族官吏特權制度。其次,為了維護以父權、夫權為代表的家族親屬倫理秩序,從漢之“親親得相首匿”發展為唐朝時的“同居相為隱”原則,同時“忠”、“孝”、“節”、“義”、“悌”等字先后入律。再次,為了更好地做到上述兩點,以積極打擊侵犯皇權、父權、夫權的行為為目的,從“重罪十條”逐步形成了“十惡”,并確立了“封建制五刑”。又次,《晉律》將規定親屬關系親疏遠近的服制引入到刑罰的適用上,確立了親屬相犯“準五服以制罪”的原則。最后,為了體現君父體恤臣子的“恤刑”思想,確立了對老人、小孩、婦女、殘疾等在定罪量刑時給予特別寬宥的“恤刑”制度,以及大赦制度;為了反映統治者仁德治國、標榜其慎刑的態度,又出現了錄囚、復奏、三司會審、秋審等一系列的制度。

第三,在婚姻、家庭和繼承方面形成了一套“一準乎禮”的制度。具體而言,在婚娶程序上規定了詳細的“六禮”;在婚姻禁止方面,在對象、時間上加上了符合宗法倫理準則的規定;在婚姻的解除上,規定了“七出”、“義絕”、“三不去”等;在家庭方面,賦予了家長在家庭中包括財產權、主婚權、立嗣權等在內的全面權力,明確了夫妻權利義務的不平等;在繼承方面,也以親屬尊卑倫理等級為依據,從夏及商朝前期采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混雜的方式,到商末、西周時逐漸形成了嫡長子繼承制,及至秦漢時又進一步發展為身份上的嫡長子繼承與財產上的諸子均分制度,而到了宋朝時更賦予了女子以一定的繼承權,同時也出現了立繼與命繼。不論是上述的哪一方面,都是以封建倫理道德作為立論的基礎,充分體現了禮在法中的運用。

二、司法與執法上的滲透

中國古代行政、司法合一,漢武帝時,董仲舒極力倡導“春秋決獄”的審判方式,要求司法官吏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以儒家經典尤其是《春秋》一書的“微言大義”作為審判的根據,并按照經義的精神解釋和施用法律。同時,他又提出審案時應貫徹“原心定罪”的原則,即“《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這里所說的“心”與“志氣”,即指宗法倫理道德,在“春秋決獄”中以此衡量行為人主觀心態的善惡、故意、過失,通過在司法中引入道德手段,將道德與法律有機地整合在了一起。這種引禮入法、原情定罪的方式打破了之前機械的罪刑法定原則,力圖在決斷獄訟時,兼顧法律規定和禮義道德,有時甚至是后者優于前者,這種以“仁義”處事的方式及其效果往往能獲得個人與社會公眾的道德認同。“春秋決獄”實際上是以道德入法律,以儒家禮義倫理為核心進行司法解釋,雖然其易于造成解釋方面的歧義及司法方面的隨意,但還是有合理部分的,其以禮入法的主要內容有“尊尊親親之道”、“原心定罪”、“恕及婦孺”及惡惡及其身等。“春秋決獄”對后世的影響極大,不少科舉出身的官員,由于不諳法律之道,故多樂于仿春秋決獄,按禮書倫理道德斷案,在實際的判案中經常會出現雖依禮不依法的情況。值得一提的是,這種情況或多或少導致了道德法的進一步發展以及明清幕友(即師爺)興起、興盛一時的獨特現象。

如果說“春秋決獄”中的引禮入法還停留在對個案審判上,那么在西漢后期尤其是東漢十分流行的“說經解律”或說是“引經注律”,以及律學的形成、興起,就不僅從個案的司法上,還通過對法律的解釋,使得封建宗法倫理道德在法律領域進一步滲透。“引經注律”的出現有其客觀需要,可以說是由點及面,從具體的個案分析到相對抽象的法律條文解釋的關系。在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之后,儒生與文吏兩個獨立的知識群體彼此開始滲透、結合,為法律儒家化和道德滲透到法律中提供了人才方面的支持。其實,對律文的解釋和補充,從西周的“說律之書”起,到秦之《法律答問》,在漢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了重要發展。唐律首創“疏議”后,才被推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尤其,在漢魏晉時,不僅出現了一批以解釋法律為主要任務的律博士及律學著作,據《晉書·刑法志》記載,其時張斐、杜預對晉律的注釋文更是具有與律文相同的法律效力,人稱“張杜律”。

在執法方面,出于道德及問案的實際效果的考慮,在刑具、刑訊對象及方式等方面做了詳細的規定,其中有些內容也體現了封建倫理道德的觀念。如唐朝時就規定了對于享有議、請、減等司法特權的人、老幼廢疾者、孕婦及產后未滿百日的人都禁止刑訊。而秋冬行刑的制度也暗合了儒家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之說,一方面古代統治者標榜“代天行罰”,認為秋冬有肅殺之氣,相信“天罰”必應合“天意”,否則將招來“天譴”。漢朝的桓寬就曾指出“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另一方面也是“不誤農時”的考慮。這里值得一提的是“代刑制”,這是一種十分能體現封建倫理道德內在價值的刑罰執行制度。所謂的“代刑”即子女或兄弟出于親情孝義自愿為犯罪的父祖或弟兄代為受刑,通常這種舉動會為朝廷所允許及褒揚,為此有時還會對其刑罰給予特赦或減輕的寬宥。這種制度雖然因其不利于整個國家的法律秩序而沒成為常制,但其反映了強烈的人倫主義色彩,使“情”、“理”、“法”兼容。如漢時倡導孝行,而“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所以規定“無子聽妻入獄”。據《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三《東觀記》載:鮑宣為眥陽長,縣人趙堅殺人系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余,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系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遂妊身有子。此外,出于傳統倫理觀念對傳承香火、侍奉及祭祀尊親的看重,對于獨子執行流行以上刑罰時,往往會兼顧倫理方面的要求慎重考慮。如清朝秋審時便會將監候犯人分為情實、緩決、可矜、留養成嗣數類,其中的留養成嗣制度正符合了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弘揚了孝道倫常。留養成嗣制度包括的內容不少,如兄弟二人同犯死罪,別無兄弟又有至親需要奉養者,可存養一人;寡婦守節達二十年,即使不達法定年老標準,其獨子犯罪也可留養等等。

三、守法與法律監督上的滲透

在守法方面,主要從君主與民眾兩個層面互相由己至彼展開,其影響也是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兩方面的。一方面,統治者制定了一系列倫理道德規范,并將其部分法律化,通過教化與刑罰的雙重手段來令民眾遵行;另一方面,統治者也不得完全游離于自己設定的封建禮義、倫理、道德的體系之外,有時民眾的輿論、民間自發形成的一些約定俗成的慣例等也對統治者有著相當的約束,而道德在法律監督方面的滲透主要也在于此。

在中國古代,維持封建統治和社會秩序的手段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道德教化,其二即刑罰懲罰,故如何處理好兩者的關系就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對于道德教化和刑罰懲罰的關系,《唐律疏議·名例子》評價得十分準確和形象,說:“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從周之“明德慎刑”甚至更早有關道德教化和刑罰懲罰的思想開始,經過了一個長期的過程,中國古代法才形成了德主刑輔、以刑輔教、明刑弼教的主導思想。其中,“明刑弼教”出自《尚書·大禹漠》,即“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意思是以刑法來曉喻人民,使人們都知法、畏法而守法,以達到教化所不能達到的效果。事實上,中國古代教化活動更多地表現出了一種實踐的特性,其側重點在于使民間的風俗淳厚、和睦有序,中國傳統儒家學說中的教化方法主要有教育灌輸、化民成俗、言傳身教、身體力行等,除了由國家來承擔這一職責外,更多時候這種教化是植根于民間鄉里及家族,由周邊德高望重、年長為尊者來具體實施。它通過對人們進行長期的、潛移默化的教育和勸化,使人們在智力精神、情感、意志上達到一種相互協調、平衡又具有整體性的程度,最重要的是為人處世皆要依封建的宗法倫理道德而行。對于風俗,統治者十分看重,在封建王朝中,對于地方官吏考核進行升遷貶黜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看其在治理一方時,該地的風俗民化如何。而這點的優劣則很大一部分取決于地方官吏的教化,即“蓋政之減否定于中,則俗之厚薄而應于外”。而在進行具體的教化時,樹立典型榜樣、褒獎其事跡便成了一種重要的手段。如中國古代推崇的“二十四孝”及《烈女傳》,就是其代表,各地方官員對于節婦、烈女、忠孝之士可以上表朝廷,為之樹碑立傳,以彰顯其德。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古代選拔官吏的制度中,除了“以才取仕”外,還有“以德舉薦”一條。如西漢時,選拔官吏的途徑中有察舉和征辟。其中察舉的科目有賢良方正、孝悌力田、茂才(秀才)異等和孝廉,其評判所依據的大多是道德標準。如董仲舒、晁錯等人皆是經由此途入仕的。而漢武帝為征辟所制定的“四科”、“四行”標準,其主要內容也是在倫理道德和熟悉儒家經典上有要求。所謂“四科取士”者,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厚德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娣廉公之行。至于“光祿四行”,則為“質樸、敦厚、遜讓、節儉”。

在承擔道德教化和刑罰懲罰雙重職責這一方面,明朝的“申明亭”制度十分具有代表性。“申明亭”,顧名思義,即“申明教化”,它除了具有地方基層司法組織的性質,可受理與調處有關戶婚、田土、斗毆等民事糾紛與輕微刑事案件外,另一大職能就是申明教化了。申明亭,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以鄉里為單位創建的,設申明亭處,也必設旌善亭,亭內樹立板榜,“凡境內之民有犯者,書其過,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懲戒”,并推選德高望重又年長受尊者來主持,稱為“老人”,由里長襄助處事。這些老人是平民百姓的身份,但申明亭卻具有民間半官方性質,其經常進行具體法律條文的講解和法制宣傳教育,還定期宣講圣諭及講讀《大誥》。然而,申明亭之制雖有優處,可行用既久,逐漸便弊端叢生了,到明中期后,申明亭制度漸廢,并為“鄉約”制度所代,各地開始利用鄉約所宣講圣諭。

總之,道德是法律產生的基礎和前提,封建統治者為了加強和維護自己的統治及社會秩序,將一部分重要的道德倫理規范上升為法律,并在道德與法律相互滲透和融合的過程中,經過長期的理論思想準備,又通過將道德引入立法、司法、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等各方面,逐步構成了以倫理法為核心的道德法,形成了德法并舉、德主刑輔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