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的大眾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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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眾文化與意識形態文化形象的豐富

大眾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沖突。例如大眾文化充斥了消費主義和享樂文化的大量元素，對承載了意識形態功能的先進文化發揮社會整合以及主體建構功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因此，代表著社會核心價值和主流精神的先進文化必須規范和引領大眾文化的發展。但從另一方面看，大眾文化又具有鮮明的大眾性、社會性和開放性，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種文化形式，它的興起展示了日常文化生活空間與主流意識形態相互交融的生命力，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大眾化嘗試提供了很大的機遇和空間。先進文化要豐富自身的文化形象，使之更加符合現代社會中人民的審美情趣，就需要和大眾文化相融，借鑒其文化內容和文化形式。大眾文化可供先進文化吸納的首先是其多元化的內容。雖然文化批判中常常將大眾文化視為其內容之于受眾只能是制造快感而非帶來審美享受，馬爾庫塞和阿多諾也曾經對資本控制下的文化工業給人們帶來的簡單化、標準化進行過批判，我們仍應該看到罪魁禍首并不是大眾文化本身，而是無孔不入的，以自身邏輯控制大眾文化生產每一個環節的資本。從目前的社會現實來看，當代社會人們的文化審美標準變化已經形成，世俗化、多元化的文化娛樂消費正日益成為人們文化生活的主要內容，大眾文化的出現正滿足了這種文化消費的變化。大眾文化所講述的內容和其講述的方式一般都是廣大人民所熟悉并樂于接受的。大眾文化作品的內容通常都與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倫理、情感相關，大多描寫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以迎合民眾心理和趣味的方式來實現其商業訴求的目標。比如2010年在全國范圍內掀起收視熱潮的電視劇《蝸居》，反映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圍繞當代社會“買房難”這一現實中存在的最為火熱的話題，演繹了在買房壓力下的一群平凡人生活的苦與樂，在商業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也創造出了巨大的社會效應。雖然它從文化內容上來講并沒有試圖深入地去剖析“買房難”的形成原因，或者進一步探討現代人走出多元價值選擇困境的出路，但其內容與生活形式上的貼近和輕松的演繹手法，使人們在觀看電視劇之后反而更加愿意去挖掘、思考其簡單內容背后的深層次元素。這一事例說明，大眾文化也許在內容上是單一模式的、簡單復制的，但它同樣可以以休閑娛樂的內容去承載更多價值和意義內容，并非只能扼殺人的創造和自主思想，使大眾喪失對于現實批判和辯證的思考。除了貼近大眾日常生活使大眾文化被人們喜聞樂見之外，大眾文化內容的輕松娛樂元素同樣使人們在緊張的壓力下得到放松。雖然內容本身是平凡的，然而大眾文化對內容的演繹卻是不平凡的，它總是將日常生活中平凡故事的發展演繹出驚人的結果。大眾文化以內容的平凡和結構的傳奇性對比，滿足了大眾的獵奇心理和期待在文化作品中看到與自己相似的平凡生活能夠演繹出不同結果的愿望，并通過這種方式使大眾獲得放松。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文化批判中往往將大眾文化帶來的這一放松視為對人們的麻痹，認為大眾文化承諾的虛假性使人們沉溺于娛樂和消費快感帶來的滿足，并最終喪失生活批判和改造的勇氣。簡而言之，文化內容的虛假承諾產生了文化迷信，對現實的反抗被消弭于娛樂的快感之中，反抗遭到無效化。按照美國作家約翰•斯坦貝克的描述:“只要買一張電影票，一個生活枯燥、沮喪、了無生趣、簡陋、無望的人就會步入其所夢寐以求的生活中去，在那里所有人都既富裕又漂亮。”

但我們也應當看到，現代生活的快節奏和生存競爭壓力，使人們迫切需要舒緩巨大的精神壓力，大眾文化內容中的娛樂元素能夠很好地提供這種功效，使人們可以在工作之余通過文化娛樂得到身心的放松。既然大眾文化對于當代人的心理調節、壓力舒緩存在著這樣明顯的作用，對構建人的和諧有正面積極的意義，我們就不能一味否定大眾文化中的消費享樂元素。更何況大眾審美的娛樂化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武斷地否定只能使主流意識形態喪失應當爭取的文化領地。先進文化對大眾文化的內容是選擇性地吸納，有著清晰和明確的原則。最重要的原則不在于文化內容本身是否符合嚴肅、積極、高雅等標準，而在于其精神實質是否符合主流價值觀的要求。從對大眾文化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大眾文化內容上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貼近生活，反映生活中普羅大眾的思想和生活，其在內容上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肯定了人們對個體價值和世俗生活的追求;二是娛樂至上，其以自身內容的輕松、娛樂滿足了廣大勞動人民對于非精英文化商品的消費需求。這兩個特點都是對當代社會世俗背景中大眾文化審美的積極回應，正是它們使大眾文化成為大眾文化生活的主要內容。基于此，我們應當更清醒地認識到，我們要改善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形象，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使其占領更為廣袤的文化陣地，那么豐富承載其功能的主流文化的內容是基礎性的。我們要大力發展和著重建設的先進文化在內容上不應當是狹隘的界定，而是通過整合大眾文化的有益內容不斷豐富的，在建設先進文化時應將一切優良的文化資源都納入到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體系之中。這里就又涉及到一個問題:考慮到大眾文化必然會承載不同的意識形態，包括負面消極的意識形態。如何確定主流文化吸納大眾文化內容的基本原則?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們借鑒大眾文化元素，豐富主流文化內容的原則首先應當是以大眾文化內容符合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來作為吸納的基本判斷標準，即在對大眾文化內容的吸納上先進文化應主要根據其精神實質而不是根據內容的藝術性來整合。

藝術性本來就是一個不固定的涵義，它取決于自身所處的背景。某時某地被視為高雅的藝術，在另一個時間或地點則會被視為通俗的藝術，更何況一個描寫達官貴人消費享樂浮華生活的歌劇未見得就比一曲歌頌家鄉祖國的民俗歌曲高雅。簡單來說，藝術很多時候僅僅是形式而非內容實質。大眾文化只要內容中具有有利于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社會和諧的思想和精神，符合主流價值觀要求，能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提供文化資源支持，即使被整合的大眾文化內容缺乏政治嚴肅性、缺乏對于崇高的精神和理想的關注而只是關于日常生活的瑣碎小事，仍然可以考慮去吸納，不需要擔心先進文化的內容會因此而變得低俗化;其次，融合中重視對大眾文化內容中娛樂元素、消費元素的保留。主流文化建設不能夠將先進文化、主流文化簡單定義為高雅文化，更不能將大眾文化所蘊含的娛樂元素、消費文化直接等同于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或落后消極思想。要認識到文化生產同物質生產一樣，都受制于歷史現實條件，它既“屬人”也可以“為人”，取決于文化生產的方式和目的。舉例來說，很多人批評一些主旋律電視劇中主角間卿卿我我占據了重要篇幅，反而革命英雄人物從事的革命斗爭演繹得少，成了本末倒置和對于革命人物英雄形象的玷污。實際上，只要不是刻意歪曲歷史與歷史人物，對革命英雄進行適當的浪漫化、人性化的演繹就完全是可行的。這是因為對于文化承載意義的認可人們同樣需要經歷從情感認知到理性認同的過程，娛樂元素、消費元素對應了當前人們的審美心理結構，不可能被直接顛覆，反而有利于促進感性認識到理性認知的轉變。只要其符合當代人的正常審美，就可以予以保留;再次，注重用先進文化具有的經典理論思想內涵來促進民眾形成更加理性和健康的審美情趣。與民族文化心理類似，大眾的審美情趣實質上也同樣是大眾對文化的某種認知結構和認知能力，它同樣是處于變化之中。先進文化建設需要對大眾這種審美情趣的變化起到引領作用。崇高的價值和對理想的追求是先進文化與大眾文化區別的真正所在，即先進文化不僅僅是對美的追求，更應該是對真和善的追求。因此先進文化建設不僅僅是通過借鑒先進文化的內容來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更要在借鑒之后使其為主流價值觀的構建服務，以文化的形式推動大眾的認同感建立。并且通過合理的文化內容構建推動大眾的審美情趣提升，甚至包括更加有效的文化敘述方式，培養大眾科學理性和積極向上的審美價值觀。

二、大眾文化與意識形態敘事形式創新

大眾文化的商品形式對于先進文化的敘事形式創新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增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文化歷來與意識形態存有緊密聯系，是意識形態的主要載體。統治階級通過控制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來實現意識形態向市民社會的滲透。不論是文化生產、評論、傳輸還是消費，文化的各種功能都會對意識形態向市民社會的滲透產生作用。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往往對單調說教式的意識形態的文化灌輸有一種較明顯的逆反心理，反而是文化商品形式促成的商品消費能夠更積極地促成意識形態理論向現實的轉化，以更為有效的方式實現文化所承載的意識形態功能。英國社會學家約翰•湯普生就指出，當代社會的意識形態的意義往往通過文化消費被公眾接受，“它存在于文化產業的作品之中，這些產品供人們娛樂，人們在消費這些產品時就再現了這些產品所忠實反映的社會現實。今天的意識形態并不是那么清楚表述的一種學說，處于社會領域之上并且蓋過它，使它的機構凸顯;而是一種特別的大眾生產的文化物品，使之成為一種‘社會凝合劑’”。〔4〕姑且不論大眾文化作為當代社會個體之間互動和交流的主要方式，其本身就在文化消費中實現了自身意義的建構，僅從其承載的意識形態功能實現來看，作為商品的大眾文化在消費過程中對消費者產生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它在不知不覺中影響或塑造了消費者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引導了他們的行為。于是，“意識形態的運行就變成一種符碼的操作過程……與權力意識形態相比，這當然是一種更狡猾的意識形態運作方式，這是符碼在物質內容背后將形式作為形式生產出來，并且生產出接受這種意識形態形式的意識”。〔5〕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文化商品消費能夠創造出更加愉悅的意識形態支配體驗，它以滿足或刺激人們精神需求的方式實現了價值或意義的傳導。相比過去主流文化產品的說教灌輸，人們更樂意通過文化商品消費來接受文化意義的解釋或構建功能。因此先進文化建設就必須要借助大眾文化商品這一形式，即通過文化市場化等多種手段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商品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必須適時地轉化為‘意識形態商品’，在消費者購買或使用這些‘文化商品’的過程中，完成社會整合。”

以商品的形式進入市場流通是文化所承載的意識形態意義符號獲得公共性的重要途徑。推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今天全社會關于改革的共識，但對于承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先進文化走向商品化、市場化是否可行許多人還存有疑慮。這一類疑慮大多認為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先進文化必然兼具了經濟性和文化性的雙重屬性，而在市場配置環節商品的文化性最終是以市場為導向，服務于經濟目的的。如果完全依照市場選擇不加以控制，文化商品在流通時會只根據利潤、利益這些資本邏輯來對自身包含的意義符號進行經濟性篩選。這種篩選有時候對于意識形態的意義傳輸、理解和再生產是具有負面抑制作用的。詹明信就曾經以資本主義的文化工業作為例子指出，當代資本的一大特點在于其勢力已擴張到前此未曾受到商品化影響的精神領域、文化領域。〔7〕因為生產由資本所控制，所以生產的首要目的就肯定是服務于經濟價值，即以剩余價值增值來確定生產的方向。“假如那些質疑甚至顛覆主導意識形態的文化產品仍然能夠生產剩余價值，那么在其他條件都相同的情況下，投資于這類產品完全符合個體資本的利益。”這樣就產生了一個矛盾。一方面，意識形態以商品化形式進入市場流通是有效的。它不僅僅通過文化生產、傳播來構筑個體意識形態的價值觀、人生觀，還可以通過被個體消費再生產意識形態的內容。而且文化商品經濟的興盛對意識形態的廣泛傳播有明顯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市場規律決定了商品從生產到消費的每一個環節，市場從經濟型考慮出發對文化的意義內容進行選擇，往往使意識形態試圖傳遞的意義符號被扭曲甚至遭到顛覆。這也是為什么資本主義文化中存在著這樣的矛盾困境:它們的文化不斷傳播著資本主義特有的自由、平等、制度等意義符號的同時，又鼓吹著無節制的享樂、消費至上、追求官能享受的價值觀。“一方面，商業公司希望個人努力工作，追求事業，接受勞動后享受觀念……然而商業公司的產品和廣告卻提倡快樂、即時享受、放松和釋放。白天是‘謙謙君子’，晚上卻是‘浪蕩之徒’。”這一矛盾當然并非資本主義的專屬，鄧小平也曾經對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市場化進程中出現的文化完全屈從資本邏輯提出過批評。他在講話中提到:“這種‘一切向錢看’、把精神商品化的傾向”，使“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級的內容和形式去撈錢。”這里鄧小平反對的是不顧社會效益的文化商品化，認為文化生產“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

所以他的這一觀點并非否定文化商品化的積極意義，而是反對以“一切向錢看”的資本邏輯而不是“一切為人”的邏輯統治下的文化商品化。總而言之，我們對于意識形態的商品消費要有一個正確的引導，對市場化過程中文化商品所承載的意識形態意義符號的交流、理解的效果實現要有一個正確的評估。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遵循文化發展規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加強文化法制建設，一手抓繁榮、一手抓管理，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一要求的目的正是通過文化體制改革，用區別于完全市場化體制的新型文化體制來引導正確的文化生產秩序和消費觀念形成，確保文化產業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值得一提的是，文化體制改革不僅僅是局限在文化消費的環節，從生產體系、流通體系到相關配套的法律法規制度都屬于改革的范疇，其旨在通過建立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的文化體制，與市場規律共同作用，有計劃地調控文化生產、傳播和消費，避免文化的公共性因為市場化徹底蛻變為消費的私人性。先進文化的傳媒化同樣是文化形式創新的重要選擇，它也有助于意識形態在更廣泛層面獲得吸引力的強化。先進文化除了可以考慮借鑒大眾文化的商品形式，以文化消費實現意識形態功能之外，借助大眾傳媒實現文化的多元傳播方式也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實現深度滲透的一個重要途徑。英國傳媒研究學者約翰•湯普生就提出過一個全新的觀點，即意識形態是服務于政治權力的意義，大眾傳媒和影像技術的發展使意識形態的象征形式能夠通過現代媒介進行跨時空的傳輸。他指出:“大眾傳媒機構的迅速擴散和傳輸網絡的發展———商品化的象征形式就通過它們傳向日益擴大的受眾領域。這就是我所面熟的現代文化的傳媒化過程……這個過程構成了與現代社會興起有關的主要轉型之一。了解這個過程對于了解今天的世界十分重要，這個世界越來越多地被體制化的傳播網絡所穿越，個人的經歷越來越被象征生產與傳輸的技術體系所中介。了解這個過程也將提供一個可資選擇的理論構架，使重新闡述過的意識形態概念可以起某些作用。”

大眾傳媒的快速發展，使意識形態的象征形式能夠更加高效、更加分散地傳輸到更廣闊的空間上，使更多的人成為意識形態的潛在受眾。大眾傳媒的發展壓縮了社會的“空間和時間”，改變了意識形態的傳播形式，從而大大擴展了意識形態在現代社會的作用空間和滲透效率。不僅如此，從現實情況來看大眾傳媒已經成為社會交互的主要方式，構建出一種全新的社會關系。“技術媒介的部署不應視為僅僅是預先存在的社會關系的補充，而是我們應把這種部署視為服務于產生新的社會關系、新的行動與互動方式，新的表達自己和回應他人的方式。”

這說明了大眾媒介不僅僅是作為傳遞信息的渠道存在，除了發揮著基本的信息傳播功能，大眾傳媒還能夠通過構造一個傳媒網絡，形成與生活世界相對的信息意義世界。只不過在這個意義世界中，大眾文化自身可以通過對信息篩選、重構來實現對意義的解釋和說明，人們則在信息接收中從事觀念建構和再生產實踐。按照湯普生的理解，就是象征形式在具體社會背景下被使用和被理解的方式使之具有了服務統治權力的意識形態性質。也就是說，大眾傳媒本身也可以承載意識形態的社會功能。這使得大眾傳媒建設、大眾傳媒管理、非主流社會傳播的引導與規范等工作成為先進文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全新領域，是當前值得我們更加關注的重要問題。

作者：羅甜田王琴單位：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講師成都師范學院政教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