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信貸與商業融資對貨幣傳導影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銀行信貸與商業融資對貨幣傳導影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文章研究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環境下銀行信貸與商業信用互動關系對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的影響。研究表明，在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時期，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信貸量都有減少，且民營企業的信貸減少量要明顯快于國有企業信貸減少量。同時，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時期，企業商業信貸出現上升，企業利用商業信用替代銀行信貸融資的趨勢非常明顯，不僅如此，企業還會充分利用商業信用的期限變化來彌補短期資金不足，貨幣信貸傳導機制作用由于企業的替代融資受到一定影響。但總體而言，企業總的融資額還是出現了下降，說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存在，以上結論還為貨幣當局制定貨幣政策目標提供了更多微觀層面企業的對應策略信息。

關鍵詞：貨幣政策；銀行信貸；商業信用；中央銀行

一、問題的提出及相關文獻回顧

經濟學家對貨幣中性與非中性問題的研究與爭論始于古典經濟學時期，至今這一研究與爭論還在持續，但理論上的分歧并沒有妨礙各國對貨幣政策的日益重視。當前，貨幣政策是各國中央銀行調節經濟的重要手段，分為擴張性貨幣政策，緊縮性貨幣政策以及中性貨幣政策。在擴張性貨幣政策環境下，中央銀行放松銀根，增加經濟中的貨幣供給，同時下調利率，此時，商業銀行有更多的貨幣出借企業，企業投資活動增加，經濟興旺；緊縮性貨幣政策則相反，中央銀行收緊銀根，減少經濟中貨幣供給量，同時上調利率，商業銀行會減少對企業的信貸，企業投資下降，經濟活動減少，這一貨幣政策影響經濟的途徑被稱為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也是貨幣非中性的重要體現；在中性貨幣政策下，中央銀行采取穩健貨幣政策，不輕易改變貨幣增長速度及利率。一些學者對上述傳導機制進行了實證檢驗，例如石曉軍、李杰（2009）的研究顯示上述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并不明顯，原因是在企業的融資決策中銀行信貸與商業信用存在很強的替代效應，在緊縮性貨幣政策環境下，當企業通過銀行獲取信貸資金下降時，企業會增加對商業信貸的利用，使得企業總的融資額變化并不明確[1]。饒品貴、姜國華（2013）從企業商業信用與銀行信貸融資互動關系研究中證明了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微觀機制存在，且該傳導機制能有助于政策制定者確定更合適的貨幣中介目標[2]。Kashyap（1993）的研究則表明當銀行信貸下降時，企業會增加短期融資券的發行，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企業資金的不足。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在貨幣緊縮時期，有可能會使供應商及企業可分配的經濟資源下降，相對悲觀的經濟預期也使供應商及企業在提供商業信用更顯謹慎，商業信用并不一定會增加[3]。Loveetal.（2007）對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企業的銀行信貸與商業信用研究時發現，這一時期無論是企業的銀行信貸，還是企業的應收賬款、應付賬款等商業信用都出現了明顯的下降，銀行信貸與商業信用之間的替代關系并不存在。不過他也表示，這也可能是在金融危機這種特殊時期，市場過于悲觀造成銀行信貸與商業信用之間的替代關系反轉[4]。還有一些學者比如culletal.（2006）研究認為我國銀行信貸市場對不同產權主體存在很強的歧視性，通常的情形是銀行在發放信貸時會優先考慮國有企業，對民營企業的信貸則格外謹慎，審批非常嚴格，信貸歧視傾向明顯，如果這一事實成立，則貨幣政策對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影響會顯著不同。在貨幣緊縮時期，商業銀行有可能會優先考慮壓縮民營企業的信貸，民營企業不得不轉向成本更高的商業信用融資，因此銀行信貸與商業信用之間的替代關系更為明顯[5]。劉仁伍、盛文軍（2011）研究發現，現行銀行信貸體系對不同類型非國有企業存在信貸歧視，商業信貸對銀行信貸具有顯著補充作用[6]。以上文獻研究表明，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受到了商業信用等替代融資行業的影響，但影響程度多深，學者們的研究并沒有統一的結論，考慮到我國商業銀行存在歧視性信貸政策，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運行更顯復雜，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弄清貨幣政策實施后我國企業銀行信貸及商業信用之間的替代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是否影響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

二、實證檢驗

1.數據來源、變量選取及設立模型本文從CSMAR數據庫中隨機選取了800家企業，數據庫中有這些公司詳細的財務報表及商業信用賬齡數據，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了數據支持。企業的產權性質分類則來源于SINOFIN，本文考察樣本企業的時間跨度為2003至2017年，剔除這期間產權性質變化及新設、破產的96家公司，剩余樣本企業的數量為704家，其中國有企業109家，民營企業595家，這些企業均設立于樣本期以前，在樣本期間持續經營且產權性質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這704家企業構成了本文實證分析的樣本數。為了考查不同貨幣政策下我國企業銀行信貸及商業信用之間的替代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是否影響我國貨幣政策信貸傳導機制，本文設定的因變量分別為企業銀行信貸（Bcredit），凈商業信用（NCcredit），以及企業銀行信貸與商業信用合并的融資額（Bcredit+NCcredit），并用以上變量每一年數據除以當年的銷售收入以標準化變量，凈商業信用為應付賬款與應收賬款的差額，反應企業商業信用凈額，企業銀行信貸與商業信用合并的融資額視為企業的總負債，選取的自變量包括貨幣政策變量M，該變量為衡量貨幣政策環境虛擬變量，在貨幣緊縮性年份該變量取1,其它年份均取0。選取的自變量還有民營企業虛擬變量NG，如果是國有企業，則取零，如果是民營企業，則取1，其它選取的控制性變量包括企業年末總資產的對數（InK）、年末流動資產占總資產比重（FW）、GDP增長率，建立如下回歸模型：其中M為衡量貨幣政策環境虛擬變量，NG表示民營企業虛擬變量，選取M×NG為因變量主要是為了考查貨幣政策對民營企業的特別影響。2.緊縮年份與擴張年份的劃分本文整理了從1999到2017年以來五年以上貸款基準利率調整表，如表1所示，從2003到2017年，中國人民銀行先后25次調整五年以上貸款基準利率，其中2007、2008、2015是調整最為頻繁的三年，而2003、2005、2009、2013、2016、2017這幾年并沒有進行調整，通常來說，中央銀行提升利率意味著緊縮性貨幣政策，下調利率意味著擴張性貨幣政策，為重點考察緊縮性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的影響，本人把利率上調的年份視為緊縮性年份，其它年份則視為擴張性年份，按此規定，2004、2006、2007、2010、2011這五年為緊縮性年份，其它視為擴張性年份。3.回歸結果分析表2統計了分別以Bcredit、NCcredit、Bcredit+NCcredit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在以Bcredit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中，調整后的R2為0.59，說明變量間線型關系比較明顯。啞變量M系數為負，且在5%臨界值水平以內顯著，說明在緊縮的貨幣政策確實使銀行的信貸出現下降，貨幣信貸傳導機制作用明顯。NG系數為負，在10%臨界值水平以內顯著，說明在其它變量都相同情況下，相比國有企業，我國民營企業的平均信貸水平要低于國有企業，在銀行信貸上確實受到了歧視。M×NG系數為負，且在5%臨界值水平以內顯著，說明在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時期，民營企業的信貸減少量要明顯高于國有企業信貸減少量，這也說明在我國貨幣緊縮時期，商業銀行會首先選擇減少對民營企業的信貸發放量，導致民營企業的信貸下降較快。在以NCcredit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中，調整后的R2為0.55，說明變量間線型關系比較明顯。啞變量M系數為正，且在10%臨界值水平以內顯著，說明在緊縮的貨幣政策確實使企業凈商業信貸出現上升，這一方面可能是面臨緊縮的貨幣政策，企業增加了對供應商資金的占用，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由于流動資金緊張，企業減少了對外商業信用的提供，企業利用商業信用替代銀行信貸融資的趨勢非常明顯，貨幣信貸傳導機制作用由于企業的替代融資受到一定影響。NG系數為正，在5%臨界值水平以內顯著，說明在其它變量都相同情況下，相比國有企業，我國民營企業的平均凈商業信用要高于國有企業。M×NG系數為正，且在5%臨界值水平以內顯著，說明在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時期，民營企業的商業信用融資增速要明顯快于國有企業，其融資替代行為相比國有企業更加明顯。在以Bcredit+NCcredit為因變量的回歸結果中，調整后的R2為0.61，說明變量間線型關系比較明顯。啞變量M系數為負，且在5%臨界值水平以內顯著，說明在緊縮的貨幣政策確實使企業銀行信用與凈商業信用合并融資額出現下降，說明盡管緊縮性貨幣政策迫使企業使用商業信用來替代銀行信貸，但只能起到部分替代作用，企業的總的融資額還是出現了下降。NG系數為負，在5%臨界值水平以內顯著，說明在其它變量都相同情況下，相比國有企業，我國民營企業的銀行信用與凈商業信用合并融資額要低于國有企業。M×NG系數為負，但不顯著，說明在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時期，民營企業的銀行信用與凈商業信用合并融資額在增速上與國有企業并無明顯差異。

三、輔助檢驗

為了進一步分析在不同貨幣政策環境下企業對商業信用的利用原則，本人根據CSMAR數據庫提供的上市公司賬齡數據，對不同貨幣政策環境下企業商業信用賬齡變化進行了分析，以貨幣政策對商業信用賬不同貨幣政策環境下賬齡影響，從而來輔助檢驗不同貨幣政策環境下，商業信用融資的變化趨勢。本文先對企業的應收賬款與應付賬款按賬齡長短分類，然后分別計算出每年所有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不同賬齡總額占應收賬款與應付賬款總額比重，再將緊縮貨幣政策年份的各比重進行平均，非緊縮政策年份的各比重進行平均，處理后的結果如下：1.應收賬款賬齡比較由表3與表4數據可知，無論是在緊縮年份還是非緊縮年份，賬齡在一年以內的應收賬款占應收賬款總額的比例，國有企業都要略長于民營企業。而一年以上則剛好相反，在緊縮年份，賬齡在一年以內的應收賬款占應收賬款總額的比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略有上升，國有企業上升了0.022，民營企業上升了0.033，民營企業增量高于國有企業。出現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在貨幣政策收緊后，企業由于自身資金吃緊，加大了對一年以上應收賬款的催賬力度，使回款數量略有增加。2.應付賬款賬齡比較由表3與表4數據可知，無論是在緊縮年份還是非緊縮年份，賬齡在一年以內的應付賬款占應收賬款總額的比例，國有企業都要略多于民營企業。而一年以上則剛好相反，在緊縮年份，賬齡在一年以內的應付賬款占應付賬款總額的比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略有上升，國有企業上升了0.005，民營企業上升了0.014，民營企業增量也高于國有企業。這說明在貨幣緊縮時期，應付賬款的賬齡平均而言延長了，原因主要是在緊縮的貨幣政策環境下，企業從銀行等金融機構獲取資金數量下降，而增加了對應付賬款融資渠道的利用，這里主要表現為通過拖延支付供應商貨款的方式獲取融資，或者是由于資金短缺無法在短期內支付供應商貨款。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在貨幣緊縮時期，為應付銀行信貸資金下降以及成本上升，企業一方面加速了應收賬款的回款速度，另一方面延緩了對供應商應付賬款的支付，以此來最大限度地滿足自身經營的流動資金，以緩解貨幣緊縮時期，銀行信貸資金下降以及成本上升的影響，這也間接說明了我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的存在，以及微觀企業如何充分利用商業信用來規避其影響。

四、結論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時期，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信貸量都有減少，且民營企業的信貸減少量要明顯快于國有企業信貸減少量，同時，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時期，企業凈商業信貸出現上升，企業利用商業信用替代銀行信貸融資的趨勢非常明顯。不僅如此，企業還會充分利用商業信用的期限變化來彌補短期資金不足，貨幣信貸傳導機制作用由于企業的替代融資受到一定影響，但總體而言，盡管緊縮性貨幣政策迫使企業使用商業信用來替代銀行信貸，但只能起到部分替代作用，企業的總的融資額還是出現了下降，從經驗數據上證明了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存在。以上結論為我國貨幣當局制定貨幣政策目標提供了更多微觀層面企業的對應策略信息。以往我國貨幣當局制定貨幣政策主要是從宏觀層面來影響產出、就業、通貨膨脹等宏觀經濟變量，比如2007年中國人民銀行先后5次上調五年以上貸款基準利率就是為了抑制2007年不斷攀升的通貨膨脹率以及房地產與股票市場的過快上漲引起的資產泡沫風險，2008年中國人民銀行先后4次下調五年以上貸款基準利率是為了最大程度減輕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如果一國的貨幣信貸傳導機制能夠發揮作用，那么該國實施的貨幣政策就能達到其目標。從實證的結果來看，盡管微觀企業為采取一些抵消貨幣政策效果的措施，但總體而言我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是存在的。本文的研究也為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時可能產生的一些負面影響提供了參考，比如在緊縮時期，如果企業過度利用商業信貸來替代銀行信貸還可能引發企業之間三角債危機。此時一家企業倒閉，可能會對其它關聯債務企業產生嚴重影響，如果處理不慎，就有可能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參考文獻

[1]石曉軍,李杰.商業信用與銀行借款的替代關系及其反周期性:1998—2006年[J].財經研究,2009,35（3）:4~15.

[2]饒品貴,姜國華.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與商業信用互動關系影響研究[J].經濟研究,2013,48（1）:68~82+150.

[6]劉仁伍,盛文軍.商業信用是否補充了銀行信用體系[J].世界經濟,2011,（11）:103~120.

作者：王芙蓉 甘小軍 單位：無錫開放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