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挑戰與對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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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數據時代信息生產與傳播方式的變革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帶來巨大挑戰。大數據時代的信息傳播體現出傳播主體多元化、傳播受眾細分化、傳播內容碎片化、傳播載體復雜化等幾大特征。而大數據傳播模式的變遷帶來思政教師信息傳播主體權威的削弱、思政課堂信息傳播效果的降低、思政信息傳播價值的流失以及思政信息傳播技術門檻的提升等諸多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克服大數據帶來的挑戰，需要我們進一步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主體架構，樹立思想政治教育大數據思維理念，并增強思政工作者大數據處理技術及能力。

關鍵詞:大數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應對之策

大數據時代，人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社會心理、文化關系發生深刻變革，直接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溝通方式與信息傳播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實現依托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知識與價值由主體到客體的有效傳播，大數據時代帶來人類社會信息傳播模式的深刻變革，相應也必然會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傳播及其功能實現帶來巨大沖擊。如何有效應對，合理創新，借助大數據實現高校思想政治教學效果和教育質量的提升，是擺在所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課題。基于此，本文通過對大數據時代信息傳播規律和特點的考察，分析大數據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帶來的各種挑戰，進而提出大數據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創新之策。

一、大數據時代的信息傳播特點

隨著大數據技術的廣泛應用，其對人類生活所帶來變革和影響日益深刻。英國學者舍恩伯格認為，“大數據時代已經撼動了世界的方方面面，從商業科技到醫療、政府、教育、經濟、人文以及社會的其他各個領域”。［1］因此，大數據時代是思想政治教育傳播不可回避的新環境，需要我們對其信息傳播規律和特點進行深入分析，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傳播的發展奠定基礎。媒介環境學認為，“傳播媒介在將數據或信息從一個地方傳遞到另一個地方時并不是中性的、透明或無價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內在物質結構和符合結構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編碼、傳輸和怎樣被編碼、傳輸以及怎么被解碼的過程中扮演著解釋和塑造性的角色。”［2］研究大數據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傳播帶來的影響與挑戰，首先需要對大數據時代的信息傳播特點有一個清晰了解，總體而言，大數據時代的信息傳播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

1．傳播主體多元化從信息傳播角度，大數據在本質上意味著我們已經進入以微媒體和移動互聯網為傳播介質的傳播主體極端多元化時代。傳播主體的極端多元化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的信息生產與傳播方式，大數據時代每個人都能成為群體傳播中的信息主體和傳播中心。更進一步說，在大數據時代，由自媒體和電子社交軟件構建的群體傳播模式不僅外在地形塑了極端多元化的信息傳播格局，還內在地觸發了人類感知模式、情感模式、交往行為與傳播機制的顛覆性變革。信息傳播主體的極端多元化帶來更加密切的信息交換、認知互動、社會交往、情緒互動，普通個體的認知與情緒可以通過移動網絡與自媒體窗口實現高效的社會化表達與傳播，甚至演化為整個社會的普遍認知與情緒，就人類社會的信息傳播史而言，無疑是一種新的傳播革命。

2．傳播受眾細分化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使社會信息傳播的受眾群體實現了多個層面的類型細分，為信息傳播的個性化定制和精準推送創造了條件。依賴大數據提煉與分析，信息受眾可基于各種不同規則被細分成不同群體類型，由此可根據這些分類為其提供有針對性的信息傳播“菜單”。例如，網絡出版商通過收集用戶在網站上的搜索、瀏覽、點評記錄等網絡數據痕跡，即可基于其特征與偏好將其分為不同的用戶類型，進而對其開展個性化推送、精準營銷。對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基于年齡、學歷和職業背景的不同可將傳播對象細分為不同的教育受眾，再根據其特點和心理需求的差異安排不同的教育信息與培訓內容。在此需特別指出的是，在大數據時代，社會整體的信息傳播活動已從大眾傳播時代的“受眾中心”轉向市場思維導向的“用戶驅動”。

3．傳播內容碎片化大數據時代傳播的基本模式從“點對面”向“點對點”轉化，由此導致傳播內容碎片化成為大數據時代社會信息傳播最顯著特征之一。在傳播學中，“信息碎片化”意指完整信息通過互聯網絡、微媒體、自媒體和社交軟件的過濾、交換與傳播而呈現零碎、分散的內容形式，主要體現為兩方面:一是傳播內容的精簡化。碎片化信息一般以簡短、零散、快餐式和條目式的內容為主。大數據時代信息流動性加快，面對龐大的信息海洋，大家更樂意選擇零碎的時間來分別接收處理某一類信息，因此簡短精煉的“微言微語”更受青睞。二是傳播文本的隨意性。碎片化信息通常沒有固定版式、主題、內容的限制，文本內容多不成體系。由于這種信息多以吸引眼球為主要目的，內容只涉及事物表面，鮮有深層次的理解和思考，更缺乏內在邏輯性和表述嚴謹性。

4．傳播載體復雜化大數據通信和傳播技術的發展導致信息傳播載體愈發復雜多樣。在大數據技術的推動下，傳統傳播載體與新媒體交叉互動、融合發展趨勢日益明顯，不僅深刻改變了現代社會信息傳播的整體格局，同時也給以課堂講授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效果的實現帶來巨大壓力。在大數據時代信息傳播載體的復雜化，一方面表現在信息傳播和獲取工具的愈發多樣與便捷。手機、iPad等智能終端的快速發展使信息傳播工具易于攜帶與使用，信息獲取的空間與時間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則表現在信息傳播渠道與平臺的散雜化。無論是微博、微信還是貼吧、社區，都會基于受眾特點做出有針對性的平臺建構，進而傳遞有鮮明特色的數據信息。不同信息平臺又衍生出各具特色的信息，進一步加劇了現代社會信息傳播的復雜局面。

二、大數據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帶來的挑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復雜的社會傳播活動，它是思想政治教育主體和客體之間就特定信息、價值與情感的傳播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信息的傳播效果直接決定了教育成效。大數據技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應用，使其教育活動的開展擁有了更加豐富、便捷的教育載體和工具，也有利于擴大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傳播范圍，吸引更多受教育者，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滲透性。但同時，大數據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展開必然會產生不可避免的沖擊，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有效傳播帶來諸多挑戰。

1．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教師信息傳播主體權威地位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導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客體關系的復雜化，高校教師作為信息傳播主體權威地位不斷被削弱。一方面，高校教師被動或被迫把部分信息生產和傳播權讓渡給互聯網絡的參與者，導致其對學生的教育話語權被削弱、信息把關能力下降、議程設置能力轉移。大數據網絡承載的海量輿論內容蘊含著豐富的政治價值內容，這些內容與社會現實的結合度更高、傳播面更廣、擴散速度更快。這不僅容易導致網絡中與主流意識形態相悖的一些政治性觀點、戲謔性語言、情緒化偏見在學生群體中廣泛傳播，更關鍵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學生接收和理解信息的輿論環境和思維方式，思政教師面臨其他信息提供者的巨大競爭壓力。另一方面，則體現在相對于學生的信息優勢的縮小。大數據時代的突出特點是信息傳播的交互性和個性化并存。學生依靠大數據搜索與瀏覽技術以更快捷的方式掌握最新的教育信息，作為教育主體的思政教師不一定在對信息的掌握上具有更大優勢;學生通過微博評論、社交留言等，擁有更多平等表達、向外傳遞觀點和想法的機會，擁有更便捷、通暢的意見反饋、信息傳達渠道，這不僅改變了傳統教育模式下師生在信息傳播上的主客體兩極狀況，同時也改變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交流環境、文化傳播環境和受教育者的心理環境。由此，學生不再滿足于教育者的講授獲取知識，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中的權威地位進一步被削弱，開展工作的難度進一步加大。

2．對思想政治教育課堂信息傳播效果產生影響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對學生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陣地。當前高校思政課教學主要依靠思政教師對學生有計劃、有目的的課堂教學來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也主要以課堂上的知識講授傳達給學生。然而在大數據的沖擊下，傳統教學模式愈發顯得“力不從心”，思政課堂的信息傳播效果也逐漸降低。一方面，大數據網絡和自媒體中存在的大量碎片化信息分散了學生對思政課教學內容的關注度。海量信息的呈現和快速流動使包括大學生在內的所有網民沉浸在大量的碎片化信息中，對接收到的信息的關注度很快被新的信息擠占。課堂上教師傳達給學生的知識信息湮沒于信息海洋，還沒等學生將這些知識消化吸收，就已在記憶中悄然流逝。另一方面，大數據網絡和社交媒介中充斥的大量膚淺化語言與快餐式內容降低了思政課教學話語的吸引力。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對學生是否具有吸引力，是影響傳播效果的一個重要因素。基于商業運營的目的，互聯網信息傳播極力推崇“眼球效應”，其信息傳播一般偏向于選擇具有視覺刺激和情感沖擊力的表現方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傳播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成果、國內外時政熱點等內容，與大學生比較喜歡的感性且生活化的信息內容相比，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和系統性，相應的也更難理解，再加上一些思政教師慣于空洞說教和晦澀的理論灌輸，導致思政課教學話語吸引力不足，教學效果不佳。

3．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的價值引領作用帶來沖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標是按照主流價值觀的指引，通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傳播對學生施加政治觀念、道德認知和思想意識方面的影響，促使學生個體對社會主導價值的內化。但大數據時代的信息碎片化傳播卻帶來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傳遞環境的惡化，對大學生實施價值引導的難度加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過程中價值流失問題凸顯。一方面，大數據傳播環境下，人們對互聯網絡通訊和多媒體信息傳播的依賴性愈發加深，大大降低了大眾信息傳播的門檻，使大量良莠不齊的信息內容廣泛傳播，導致缺乏主流價值引導的無序局面出現。而且大數據時代的信息傳播通常奉行商業資本營銷邏輯，在對受眾群體細分的同時，會根據其心理特點設計有針對性的信息宣傳和傳播策略。在此基礎上，大學生自以為對信息內容是自由選擇，實則已陷入設計好的信息圈套，在精心安排和價值誘導機制下，一些別有用心的網絡平臺肆意傳播西方自由主義、錯誤思潮等，導致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環境的惡化。另一方面，受網絡世俗文化影響，一些思政教師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未能很好的堅持價值引導方針，出現價值傳遞模糊化、價值要求虛無化傾向。一些教師誤讀了主體性教學理念，在教學內容的處理與取舍上刻意迎合學生的信息偏好，忽視甚至放棄思想政治教育價值引導目標，上課時好像師生互動良好，其實未能達到教育效果，甚至有時誤導了學生。這實際是以膚淺的、流行的內容轉移了他們對深層次的、有底蘊和內涵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注意力，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本應承載的價值傳導功能。

4．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技術提出更高要求大數據時代的信息傳播結構呈現出開放、交互式特征，為適應大數據時代信息傳播結構變遷，高校思政教師開始積極運用大數據傳播技術和媒介工具，創造出網絡課堂、慕課教學、多媒體教學等多種教學模式，成為改進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重要途徑。這對擴大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傳播范圍，提升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具有積極意義，但與此同時，客觀上也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的技術門檻。以慕課教學為例，除了要求授課教師能夠具備一定的網絡媒體拍攝技巧之外，還需要教師具備一定的視頻音頻剪輯能力，對于沒有一定基礎或對網絡媒體技術不熟悉的教師來說具有一定難度。除此之外，大數據分析和信息傳播技術的迅猛發展，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支持，必將推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模式的巨大革新。例如，基于校園網絡輿情研判分析，可以對受教育者思想心理狀況和知識需求做出個體化追蹤，從而為思政課內容和方式的設計提供借鑒;基于智能網絡的課堂模擬實驗，可以對受教育者在教育信息接收過程中的問題與困惑做出前提預測，從而有針對性的做出教學安排。這些技術運用的前提是思政教師必須對這些大數據技術及其功能有一個清晰的了解，并能熟練地應用于實際教學中。這對大數據時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學來說將是一種必然發展趨勢，而對高校思政教師來說卻提出了一定的技術能力挑戰。

三、大數據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創新之策

大數據帶來的傳播環境變遷對教育活動開展方式實現了革命性重塑，基于新的媒介環境創新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模式，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勢在必行。在大數據時代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改革與重構，既需要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同時也需要基層實踐層面的全面革新。一方面，“在宏觀上，根據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根據人民對美好生活期待的需要，將工業社會的人才培養方式轉變為信息社會的人才培養方式。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建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理念，指導加快教育現代化建設。”［3］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基于大數據信息傳播特點和規律進一步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主體架構，樹立思想政治教育大數據思維，增強思政教師和高校思政工作者大數據技術能力，建立適合大數據時代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體系、內容與結構。

1．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主體架構，構建“協同育人”格局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不應再單純依靠思政課堂實現信息傳播與價值傳遞目的，而應基于大數據時代的信息傳播規律，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的主體架構，建構“協同育人”思政格局。大數據時代必須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多重主體作用，調動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中的多元育人資源與力量，協同推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的完成。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教育應體現出“大思政”的主體架構，實現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的全局掌控、分層落實、責任反饋，如此才能應對大數據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帶來的挑戰。首先，國家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體性主體，應承擔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的頂層設計、總體引導責任。作為本體性主體，國家決定著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總目標、主要內容與發展方向，同時也承擔著對全國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總體設計，對思想政治教育矛盾的總體調控以及對思想政治教育環境的整體治理。其教育信息傳播困境，關鍵癥結在于對大數據網絡中多元信息的傳播缺乏有效管理與宏觀調控。因此，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提升，應發揮國家對網絡輿論和信息傳播環境的宏觀治理功能，通過對網絡信息傳播規范的整體設計，對不良網站和媒體運營機構的嚴格治理，祛除錯誤政治觀點和錯誤價值理念產生根源，隔離不良思潮與腐朽文化對大學生的思想腐蝕，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創造良好的信息傳播環境。其次，高校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性主體，應承擔學校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的科學管理、有效激勵責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開展由各高等院校自主管理、統一安排。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實現，凸顯教學、管理、服務“三重”育人理念，要求高校必須發揮好管理性主體職責，通過對本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科學管理、有效激勵，推動“三育人”目標的實現。科學管理的實現，涉及對校園育人文化的營造、以學生為本理念的推行以及對學生個體尊嚴和創造活力的充分尊重;有效激勵的實現，則涉及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與思想政治理論課在人才、時間、待遇上的適當傾斜，為思政教師和思政工作者思政工作的開展提供充分的支持，營造良好的職業環境，這是發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主體職責的重要體現。最后，思政教師和思政工作者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性主體，應承擔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和價值的具體傳導、有效內化責任。在大數據時代，思政教師和思政工作者面臨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有效傳播的巨大壓力。無論是學生的出勤率、關注度和信息傳播質量，還是價值內化效果，都面臨來自網絡空間和新媒體平臺最直接的競爭。這就要求思政教師和思政工作者提升主體責任意識，及時掌握大數據信息傳播規律，積極吸納網絡文化中合理成分，不斷豐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同時，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與要求，依據上級、學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部門具體規劃，聯合其他思政工作者和其他專業學科教師，協同推進全員、全過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實現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實踐質量與信息傳播效果的雙向提升。

2．樹立思想政治教育大數據思維，警惕“信息繭房”效應在大數據時代迅速發展的趨勢下，高校思政工作者必須樹立大數據思維，強化大數據意識，以思維意識的更新驅動教育方式的創新。大數據時代信息傳播的碎片化、受眾細分化容易給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接收者帶來“信息繭房”效應。所謂“信息繭房”是指信息受眾基于個體偏好對信息進行選擇性接收，并傾向尋找與自身興趣觀點一致的“他者”溝通交流，由此就會將自己禁錮于自我構建的信息網中，形成如蠶繭般的信息“繭房”。長此以往，信息受眾自身偏見將日益固化，視野狹隘導致盲目自信，難以接受新的觀點與信息，在客觀上容易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達的失效。要解決此問題，就要清晰理解大數據時代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要求，切實樹立起與大數據相適應的全局性思維、模糊性思維與開放性思維，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模式的更新奠定理念基礎。首先，樹立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的全局性思維。在大數據時代，只有對數據的全面掌控才能真正挖掘和利用數據的潛在價值，思政工作者要樹立信息傳播全局性思維，通過對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教育對象思想特征、價值取向、情感變化、發展需求等方面情況的全面掌握、系統分析，努力為不同理論水平、認知能力、生活習慣的教育對象量身定制差異化的教育信息和服務，克服由教育對象個體特征差異化和復雜性造成的教育效果偏差。學生客體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接收，也呈現“信息繭房”效應，這就要求思政教師和思政工作者主動運用大數據監測和分析工具，對不同個體的情況作出細致分析，因材施教，有針對性的施予教育信息，避免學生因自我偏好和先入之見而“作繭自縛”，保證學生信息接收的的廣度與深度。其次，樹立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的模糊性思維。大數據技術在提升信息分析處理能力的同時，帶來數據總量的迅猛增加與錯誤信息的不斷滲入，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帶來負面影響。應對此問題需要樹立大數據傳播的模糊性思維，所謂“模糊性”思維，是運用大數據分析的模糊識別、特型歸類的方式把相關聯元素加以匹配整合，建立弱關聯關系，以此彌補由邏輯缺環造成的信息傳播障礙和教育開展缺失。例如，教育對象的思想和心理狀況具有動態性、隱蔽性等特征，通過大數據搜集的相關數據通常也是錯綜復雜、邏輯關聯不明。這就要求思政教師具有模糊思維的能力，通過抽象概括和綜合推理找到聯系，保證信息傳播的對癥下藥。如舍恩伯格所說，“相比依賴于小數據和精確性的時代，大數據因為更強調數據的完整性和混雜性，幫助我們進一步接近了事實的真相”。［4］最后，樹立思想政治教育傳播的開放性思維。大數據時代信息生產和傳播方式具有開放性特征，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要具備信息傳播的開放性思維。當思政教師和思政工作者愿意以開闊的心胸、開放性的視野去感受、判斷并理性吸收大數據媒介帶來的不同文化觀點、理論認知，他們就具備在大數據時代保持思想活力的基本素質，當他們愿意以寬容的精神和開放的心態主動與教育對象溝通交流，了解其心理偏好和知識需求，并基于此設計教學方案，傳遞有效信息，就可以消除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傳播與接收者的認知隔閡，塑造共同經驗，達成信息共識，提升學生客體對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接受度與認可度，同時也打通學生接收不同知識與不同觀點的信息通道，避免“信息繭房”問題的出現。

3．增強思政工作者大數據處理技術及能力，縮小“信息鴻溝”差距在大數據時代面對大規模、多元化、高速流動的信息數據，如果沒有足夠的數據處理能力和技術，必然會導致失去分辨和選擇能力。長此以往，這種大數據處理技術和能力的差異又必然造成個體之間對信息掌握和認知的巨大差異，產生“信息鴻溝”。面對此問題，思政工作者一方面要提升對大數據的處理能力和技術，增強自己的信息評判、甄別、選擇吸納水平;另一方面要有意識的培養教育對象，使其具備基本的信息選擇能力和數據處理技術，幫助他們克服“信息鴻溝”問題帶來的困擾。首先，要掌握基本的數據搜集和篩選技術。大數據既包括傳統的結構化數據，也包括互聯網絡、社交軟件、自媒體上的圖片、音頻、視頻等非結構化數據，思政工作者掌握的數據類型越豐富，可用于教學設計的資源就越多。因此，思政工作者應自覺掌握教育資源庫、視聽覺媒體、社會性軟件及其他各類數據庫的搜集和篩選技術，具備對大數據信息資源的發掘、提煉和轉化能力。在此，提一個便捷方法，即思政教師可與受教者學生共同建立信息合作小組，圍繞教授內容設定搜索主題，共同尋找、篩選相關信息，并加以分析整理。在教師的引導下，一方面可以增強學生的數據處理能力和技術，另一方面，可深化學生對相關方面內容的學習、認知與理解，而且這種督促學生主動搜索、接受學習信息的方式，也可以調動學生的積極主動性，往往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其次，要具備對海量數據進行分析處理的能力。大數據提供了先進的數據處理工具，其中許多可用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效果。例如通過多智能體系統的教學仿真技術，可實現對教學“過程—結果”預測，幫助思政教師識別教育對象的行為與習慣，提前認知并解決教學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信息傳播盲點。思政教師要主動學習數據分析、處理技術，不僅要達到對這些技術的熟練掌握，還要具備依據其分析結果對教學過程中的信息傳播效果和問題做出科學預測的能力。如果沒有正確的數據分析，就難以將教學過程中的信息傳播建立在精確的科學標準基礎之上，如果不能基于數據分析做出合理預測，就難以將數據分析結果運用于教學效果的改進。因此，在大數據時代，數據分析的精確程度和信息預測的準確程度，直接關系到教育對象對教育信息的接受程度，也直接關系到整個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的效果與水平。最后，要注意將數據分析處理技術傳達給學生，培養其建構正確的信息選擇與判斷能力。“信息鴻溝”出現的根本原因是信息受眾的信息接收能力與選擇判斷能力出現失衡，這就容易造成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信息傳播價值失效。解決此問題的關鍵在于提升思政受教育者的數據識別能力，使其面對海量數據具備甄選取舍能力。教師要將自己掌握的正確可靠的數據分析處理技術傳達給學生，使其能夠利用這些工具對信息進行初步處理，同時，要注意培養學生在信息接收時的問題意識和理性判斷能力，“只有在被大數據灌滿之前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才能避免大腦在數據海嘯到來后變成無用信息的垃圾場”［5］。學生只有具備對信息進行獨立、理性判斷的能力，才能形成良好的信息價值觀與資源觀，才能將海量數據存量變為數據資源，吸納接受真正有用的信息。

參考文獻

［1］［4］［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思•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M］．盛楊燕，周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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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傅宇凡．質變前夕的教育信息化———專訪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永智［J］．中國網絡教育，2017(12):25－27．

［5］［英］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刪除:大數據取舍之道［M］．袁杰，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2．

作者：曲一歌 單位：哈爾濱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