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電影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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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摘要：西方女權主義電影理論的引入和介紹，為中國電影批評學者尤其是女性電影批評學者提供了新的視野和批評模式。她們借助這個新式武器，對中國電影文本進行“另類”閱讀，并對電影創作者的性別加以區別對待，力圖揭露電影中的男性霸權和性別差異，重塑女性意識，建構女性主體性地位。以女性電影重新書寫中國電影發展史，成為他們奮進的目標。
中國對西方女權主義電影理論的認知和接受，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1985年前后，一些有關西方女性主義電影和女性主義電影理論開始被介紹和譯載，如《女權主義電影理論》和《西方的女性電影》，1988年翻譯發表的勞拉·穆爾維的文章《視覺快感和敘事性電影》在學術界引發了極大的影響。同年，電影界的重要學術期刊《當代電影》在年底第6期開辟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專欄，刊登了一系列理論性文章，其中包括伊·安·卡普蘭的《母親行為、女權主義和再現》o這些理論的引入和介紹，為中國電影批評學者尤其是女性電影批評學者提供了新的視野和批評模式。她們借助這個新式武器，對中國電影文本進行“另類”閱讀，并對電影創作者的性別加以區別對待，力圖揭露電影中的男性霸權和性別差異。重塑女性意識，建構女性主體性地位。以女性電影重新書寫中國電影發展史。成為他們奮進的目標。
一、女性電影的界定
中國理論界對于“女性電影”的界定，有著不同的看法。魏紅霞《新時期中國電影女性形象》提出，在西方“女性電影”是一個特定的概念，和女權運動緊密聯系，它不僅描寫婦女的生活，而且塑造理想的婦女形象，否定女性作為男性的“看”的對象。萬勤《當代美國女性電影一瞥》中指出，“女性電影”是輕易引起歧義的概念，理論探究者將它嚴格限定在“表現女權及女性意識的電影”，但在傳媒及大眾。“女性電影”的外延被無限擴大，導致“泛女性電影”。最后作者認為女性電影是由女導演拍的，以女性生活為題材的，從女性角度出發的電影。凌燕《電影的另一種定義摘要：伊朗電影(女人花)》，此文嘗試從觀眾的角度將女性題材的電影界定為主要給女性觀眾看的電影，這種影片通過對女性生活經歷的展示，宣泄在父權制社會中受到的壓抑。有的學者則緊緊抓住“女性意識”這一核心要素，如李顯杰、修倜的《論電影敘事中的女性敘述人和女性意識》所強調的“女性意識”，必須包含兩層意義摘要：一是平權意識，二是女性形象要擺脫作為男性的觀賞對象，刻畫出女性自我的命運、價值觀和心理特征。魏紅霞《80年代中國女性電影中的女性意識》認為女性電影從女性欲望、性別差異、主體性意識三方面表現了獨特的女性意識。
到目前為止，理論界雖然未曾給出一個唯一的精準的“女性電影”概念，但卻已經形成一定的共識。女性電影是什么并不清楚，但女性電影不是什么已經十分明了摘要：(1)女性電影并不等于女性創作者所創作的作品。(2)女性電影并不等于女性題材電影。(3)女性電影并不等于一定程度上反映女性意識的作品。
二、質疑和批判——對男性創作者及其作品展開的批評
盡管電影創作者的性別并不能區分電影作品是否具有女性意識，但是，很大程度上，創作者的性別意識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所以，中國女性主義電影批評者對男性創作者采取了激進的批判態度，非凡是在中國女性主義電影批評發展的早期。屈雅君在其論文中曾這樣寫道摘要：“男性電影藝術大師們無論塑造出多么動人的銀幕女性，他們的作品都不足以稱之為女性電影。女性電影，那一定是由對于女子的社會地位和角色處境有著切膚之痛的女性導演所創造出來的”。批評家們將注重力普遍集中在男性創作者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這一新問題之上。首先，她們闡述了男性創作者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所體現的女性命運。在秦曉紅的《女性生存狀態的中國鏡像——論中國電影的女性形象建構》—文中，從“花木蘭”式的女人到傳統女性形象的復歸，再到商業大潮下的欲望代碼，這些鏡像女人清楚地體現了女性在社會所遭遇的話語霸權和男權中心，以及謀求自己獨立生活、生存和發展空間的艱難性。其次，就是揭示女性形象的實質。范志忠在《尋找被逐者的精神家園——試論新時期中國女性電影的文化意蘊》—文中，屈雅君在《“女為悅己者容”——有關男性電影的女性批評》—文中，均將矛頭指向謝晉和張藝謀。范志忠從父權制的角度闡述了新時期謝晉傾注全部熱情所塑造的具有母親般品質的女性形象，“實質上仍是為父權制度服務的，男性。而非女性，成為女性意義確立的唯一參照系，女性的真實生命體驗，也因此而再次被‘榨干’和‘抽空’。”而張藝謀影片中自我放逐的女性，也正是父權制度下觀者所熟悉的女性形象。屈雅君指出，謝晉的女主人是一些情感和道德的代碼，是男人們精神上的守護神。張藝謀的女性系列則是一些本能和欲望的符號，是男人們肉體上的承歡者。謝晉和張藝謀所創作的那些貌似站在女性立場上寫女人的作品，無一能跳出男性中心的窠臼。
戴錦華是一位對女性主義電影探究剖有建樹的學者，在她早期的《不可見的女性摘要：當代中國電影中的女性和女性的電影》中，從社會和文化的層面分析了女性形象產生的歷史根源。1949年的政治劇變和政權的變更，阻斷了五四文化精神在文學藝術領域的延續，導致了當代中國文學和藝術在其起始之處，是以樸素而幼稚的藝術語言完成對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重述和再確認。于是，1949—1959年間的革命經典電影形態中，欲望視閾和欲望語言消失，人物形象呈現為非性別狀態。1979年出現的第四代開始向藝術政治工具論全面突圍，但他們的力量是如此的孱弱和微渺，其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成了歷史的剝奪和主人公內在匱乏的指稱。歷史／文化反思運動時期，在歷史清算和文化尋根的悖論努力之中，女性再一次成為男權世界的歷史債務償還者。第五代拒絕女性形象、拒絕主流而完成了經典之作，但在闖入世界影壇的過程中，仍然需要借助女性，并將男性的欲望鎖定在女性的身上。
批評家們對于第六代男性導演的態度要暖和很多，甚至給和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摘要：伍國的《女性主義神話的建構和顛覆從第五代到第六代電影》、郭澤清的《從%26lt;孔雀%26gt;、%26lt;青紅%26gt;看第六代電影人的女性情結》。但是從來沒有一位評論者給予任何一位男性導演、任何一部男性導演作品“女性電影”的殊榮。
三、自省和反思——對女性創作者及其作品展開的批評
批評家們將更多的關注和希望寄予在女性創作者創作的作品之上，盡管對她們的作品也存在著懷疑和批判。但是對于各個時期女作者們所創造的新氣象給和了肯定，并積極促成真正的女性電影能夠在女性陣營里出現。從1990年楊遠嬰發表《女權主義和中國女性電影》以來，陸續有潘若簡、中珊、戴錦
華、魏紅霞、黃會林等人對中國婦女史以及女性導演集體成果作深度考察。
楊遠嬰是較早運用西方女權主義理論，去描述、熟悉女性執導的電影中女性意識嬗變的探究者。文章的上篇分析了中國女性解放的歷史及目前狀況，她指出“中國古代婦女的歷史是一部女性意識在男權社會和個體家庭中消融的歷史”。而近代的婦女解放運動又明顯依靠于社會整體的變革和男性改革家，這必然決定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天然突出社會化和男性化的特征，女性的自我反省和批判男性中心主義的力度遭到淡化。文章的下篇評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系列的女性導演。早期的王蘋、董克娜由于政治和業務都處于模擬男性的階段，所塑造的女性不可避免地屈服于現存秩序，成為男性精神的縮影。通過群體分析80年代的女導演凌子、張暖忻、史蜀君、王君正、劉苗苗、彭小蓮、胡玫、黃蜀芹所創作的作品，指出了這一群體所作的貢獻。就是在影片的鏡語設置上，凸現了女性特有的情感。文章還高度肯定了《人鬼情》“將是一部女性生活的寓言”。
戴錦華在1994年發表的《不可見的女性摘要：當代中國電影中的女性和女性的電影》基本上承繼了楊遠嬰的論斷，并認為《人鬼情》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女性電影。但是她并沒有因此而持樂觀的態度，清醒而尖銳的指出摘要：“女性制作者突破主流意識形態、或經典男權話語、完成自覺地反抗或抗議的女性自陳的努力，大都呈現為一次逃脫的落網。”并對這種狀態的產生給出了原因分析摘要：“
一、這些影片的女性制作者并未能建立一種真正自覺、自省的女性立場，她們大都持有某種本質論的女性觀，大都保有某種經典的道德判定和性別價值判定。女性命題和女性形象的歷史空白造成了一種深刻的女性自我意識和性別意識的混亂和無知，這一切成了女性電影中女性怪圈的歷史成因。
二、其表達女性自陳的努力，大都止于塑造‘正面女性形象’，而始終不曾成為一種話語的和文化的反抗或顛覆”。文章所包含的深刻的自省精神足以鞭策現代女性創作者奮勇前進。
盡管女性創作者經受著種種公開的或隱匿的鉗制和束縛，但是批評家們在清醒熟悉現實的基礎之上，積極地為女性導演的創作實踐提供多方面的構想。李顯杰、修倜在《論電影敘事中的女性敘述人和女性意識》通過梳理和歸納電影敘事中的幾種女性敘述人方式及其產背景，并著重考察了女性敘述人所具有的“話語”功能和“言說”功能，指出“女性敘述人往往成為女性主體(指影片制作者——編導)的‘代言人’，有著女性自身情愫的直接經驗投射。因而整體上呈現出較為強烈的女性意識”，這種強烈的女性意識正是作者所強調的一部作品能夠稱之為女性電影的核心要素。此文從敘事學的角度為女性電影提供了一種創作方法。王虹則借鑒了西方的女權理論思想，她在《女性電影文本》中肯定了萊爾·姜斯頓以及蘿拉·莫薇早先提出的女性電影必須是對抗電影的論點，認為女性電影應該不斷地進行著擺脫男性的目光，堅持以女性的立場、女性的視角看待自我的實踐。王玲站在現代的角度試圖從文化內涵的層面建構女性電影，她在《走出目光的藩籬——論中國女性和中國電影的話語和身份書寫》中指出，面對后殖民文化時代，中國女性和中國電影的文化出路應該面向兩個方向；一是張揚文化精神，建立有效的性別文化和本土現實文化認同；二是走出目光的藩籬，忠誠于民族文化，確立女性的性別身份和中國的文化身份。
四、結語
縱觀這二十年來的中國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的發展，批評工作者們并未將精力放置于理論建議，更過是把目光投向了具體的創作實踐中。她們以強勁的批判揭露了以往電影文本中隱性的性別差異和男性中心文化秩序，并試圖借助女性創造者構建真實體現女性生存、情感、心理、欲望等的女性電影，但是這種構建的力量卻十分薄弱，這其中固然有中國社會、文化、政治的強大阻力，也有理論自身的矛盾性，后現代主義的來臨，讓一切消解得毫無意義，女性的意義似乎只有在不斷地顛覆和解構男性意義的過程中才能得以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