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圖書館學與傳播學的調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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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通常將知識管理列為圖書館學領域，而將知識傳播列為傳播學領域，那么這樣看來，圖書館學與傳播學的融合怎么會產生呢?其實，圖書館學和傳播學之間的學科界限都有各自的特色，談到融合只不過是設想在圖書館學和傳播學的實踐領域建立起一套可以示范和研究的理論，因為它們共同面對的是“知識”這一概念領域。然而，知識又不是他們各自的全部，而且在圖書館學與傳播學的交集中，也不僅僅就只是知識這一項，知識之所以被獨立出來，或者說被作為關鍵詞凸顯出來，在于知識自身的本質在這兩門學科領域的重要位置。雖然從標題上看，圖書館學側重知識管理而傳播學側重知識傳播，但在實踐過程中，管理與傳播是相輔相成的，而且就是在各自的學科領域，管理與傳播的實踐也是日常發生的，并且發生的原理與機制具有相互的可借鑒性。尤其是當下社會，更加促進了融合的產生。作為兩門學科的融合，而不簡簡單單是工作實踐中的相互借鑒來說，學科與學科之間的共性和發展趨勢應該具有融合的可能性和具體的融合實踐證明。但是，這種融合并不代表兩門學科將會合并為一個學科，他們之間的差異和區別以及各自功用的不同還是十分明顯的。英國圖書館活動家麥克考文認為圖書館員的職責不是改善用戶的個性和心靈，而是最大程度地擴大他們的選擇。韓繼章和吳晞也在論文中指出“讀者平等地享用圖書館服務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1］

而傳播學的融入正是要深入這種職業理性精神的探索，讓圖書館在網絡化時代，立足發展、開拓創新、繼續成為知識、文化和信息的中心。傳播學的奠基人施拉姆也說過一段著名的話:我們研究傳播時，我們也研究人，研究人與人的關系以及與他們所屬的集團、組織和社會的關系;研究他們怎樣相互影響，受影響;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別人和受別人教;娛樂別人和受到娛樂。要了解人類傳播，我們必須了解人是怎樣相互建立起聯系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來到一起，試圖共享某種信息，他們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由于他們的生活經驗不同，攜帶信息的標志在他們看來很可能不同。經驗愈是不同，他們理解的信息也很可能愈是不同。尊重多元和差異，學習寬容和實踐寬容是兩門學科的共同宗旨。

1知識概念以及相關關鍵詞

知識是管理和傳播的共同對象，也是管理和傳播賴以成立的基礎和材料。根據美國亞特蘭大Em-ory大學Goizuete商學院決策與信息分析系教授AmbitTiwana以達文波特(Davenport)和普魯薩克(Pru-sak)對知識的定義為基礎，提出以下定義:“知識是結構化的經驗、價值、語境信息、專家見解和直覺的非固定混合體，它為評價和利用新經驗與信息提供了環境和框架。它源于所知者的頭腦，并為之應用。在組織中，知識不僅常常內嵌在文件或存儲庫中，而且還存在于日常活動、流程和規范中?！保?］

從另一個角度看，知識一般被分為顯性知識、隱性知識和灰色知識，按照上文麥克考文的提法，圖書館能夠提供“內嵌在文件或存儲庫”中的“完成態”的顯性知識;而對于“源于所知者的頭腦、并為之應用”的“進行態”知識，圖書館是無法提供這類服務的;灰色知識介于兩者之間，雖然有其獨特性，但如果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問題能夠解決，灰色知識的服務就可以水到渠成了。傳播的概念和技巧在這方面與圖書館學的交流說基本一致。從整體論角度講，知識雖然是結構化的，但是也要隨著經驗、價值、語境信息、專家見解和直覺的變化呈現出非固定性，無論是從知識的形態，還是對知識的拓展和創新，都需要傳播以及傳播活動中的人的參與。如果將知識的結構性比喻成芝諾圓圈的話，圓圈的邊界就是創新和發展的起點，圓圈越大，邊界就會越長，所以學問越好的人，因為他的知識的結構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和領域更加寬泛，不懂的東西隨著圓圈的擴大而增加，人也相應地變得更加謙虛。不同的圓圈的交集，就是傳播的作用和產物，人們常常講的我有一個想法，你有一個想法，交流之后，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兩個新想法的故事，其實就是傳播的機制和效果。個人要想擴展其知識總量時，知識的發展是以圓圈的邊界為起點的，而傳播所產生的交集使交流的雙方知識拓展都呈現出跨越式的趨勢，這種知識的遷移容易激發創新性的想法和主張。

信息與知識是經常一起提及的概念，有時候人們對信息和知識之間的界線并不是十分清楚，或者就是簡單地認為區別不大，可以互換。所以，當圖書館改為信息中心時，圖書館知識海洋的比喻依然被人們提起，一些學者對圖書館提供的是知識服務還是信息服務也一直在糾纏不清之中。雖然有的學者認為知識包含在信息之中，但從以上知識的定義中，知識明顯更加傾向于個體的、主觀的方面，也就是說如果經驗、價值、語境信息、專家見解和直覺沒有記憶或存儲，以至于能夠隨時取用的時候，知識并不能被稱為知識，它沒有力量。而且結構化的知識，能夠為分析、理解、應用信息提供機制和模式。其實無論是知識也好、信息也好，在沒有被人們掌握和利用之前，都是靜止在世界之中。信息更加傾向于社會化狀態，尤其是網絡化社會的發展，使人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動帶來的機會、挑戰與壓力，信息的流動過程，也可以簡單地定義為傳播，傳播和信息就如同硬幣的兩面。按照信息論的創立者香農的理論，所謂信息，就是可以減少或消除“不確定性”的內容，從信息流動的過程分析，一般來說信息可分為問題信息、途徑信息和地址信息，圖書館在這三個方面都提供著相應的服務功能。一些專家認為圖書館提供的不應該是知識服務，而應該是信息服務，針對這一點的討論集中在知識和信息那個更加準確和個性化的問題，但是無論知識和信息，在主客觀的本體論層面上做研究和討論，明顯是紙上談兵。由于知識和信息正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起到與物質和能源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以知識或者信息搜索為服務方向的互聯網公司正在顯示出巨大的經濟利益的誘惑，所以這些紙上談兵的引申含義有的是金錢誘惑下的難言之隱罷了。“信息或知識，當它不再是作為工具和實現其他經濟目標的手段，而是作為一種資源的概念時，它對傳統物理空間體系和經濟學體系同時構成了一種系統的架構?！保?］

知識與信息是圖書館最重要的物質基礎，圖書館一方面通過知識管理將無序狀態的知識與信息組織、協調到位，另一方面，以用戶為導向的讀者服務工作在新媒體的技術的壓力下，必須將傳統的讀者服務精神與傳播學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能在知識傳播的領域，得到更大的收獲和啟示。沒有最終的知識傳播效果，圖書館的知識管理功能就會有被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技術取代的危險，而且目前這種恐慌性的不自信，已經在圖書館的館員中有所蔓延，傳播學的融入是圖書館自身發展的新的起點和定位。

2圖書館學與傳播學的融合

一般來說，能夠構成學科的三方面因素是學科的歷史、理論與實踐。歷史上看，圖書館與傳播學的關系十分具有戲劇性的場景:二戰期間的1942年，包括施拉姆、拉斯維爾、拉扎斯菲爾德等傳播學的前輩，每兩三天便聚集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長方形會議桌旁，研究并決定應該向美國公眾傳播什么樣的信息，以鼓舞國內的士氣。正如D•M•懷特所說:“大眾傳播研究1942年‘始于’國會圖書館”。事實上拉斯維爾的“5W”傳播模式正是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研討班上提出來的。而如果在1943年，施拉姆接受衣阿華大學圖書館館長的位置的話，傳播學就有可能出自圖書館學和信息科學了［4］。

目前，中國大學中的圖書館系有的已經和傳播學結合改名為信息傳媒學院了。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的周慶山也在給研究生上傳播學概論課程。美國圖書館學家J•H•謝拉將“交流說”寫在他的《圖書館學引論》中，并且明確了傳播和交流過程的要素和核心，這些都與傳播學的理論有相通的意旨，從這些年的圖書館專業期刊論文中，探討傳播學與圖書館學、情報學的關系，探討圖書館傳播效果等相關論文也大量增加。但要真正在理論上達到融合的目的，還需要中國圖書館學界和業界的實踐努力。張欣毅認為“公共信息資源及其認知機制”、“公共信息文化共同體”等學科范式是圖書館學研究的新的方向和新的開始，當然這個邏輯的起點在于他把傳統的圖書館學看作是“充其量只是一個‘機構范式’，或言‘圖書館管理學’，它在研究對象的本體論尤其是人文本體論(社會價值本體論)建構的‘先天缺失’，使其只能解釋、回答一些屬于‘形而下之器’層面的問題，遇到像‘人文本體論轉移’、‘社會價值觀重構’、‘發展觀重構’之類的‘形而上之道’層面的問題就顯得太過蒼白無力了?！保?］

由此看來，圖書館學在網絡技術時代必須面臨學科深入和拓展的問題，當前，不僅是圖書館學的學科拓展的問題，其他學科在知識密集和超文本的時代里，都面臨著多少同樣的問題，如果研究一下圖書館學科的引文情況，就會不難看出，究竟有多少學科是應該圖書館學借鑒的，又有多少學科有與圖書館學交叉和共同發展的趨勢。其實如果追根溯源的話，許多融合的情況本來就在歷史過程中，已經有過一定的體現，變化是包含在學科發展自身中的，隨著時代和條件的變化，學科之間融合的趨勢是一種客觀的渴望，有些時候，囿于自身學科的地位和學者的面子，學科之間的關鍵詞和專業詞匯之間的通約性還沒有別發現而已。但是，各個學科的專業名詞和關鍵詞又有著學科的獨特性和獨占性，在通約的基礎上，只能是求大同、存小異，才更加有利于學科的健康發展和學術的正常交流。借鑒其他學科的知識體系，并不是實用主義，而是知識自身結構的超文本現象的必然要求。

網絡傳播時代，對圖書館無疑是一次巨大的沖擊，圖書館作為人類精神文明成果的收藏地的地位，從根本上得到了動搖，人們完全可以在家中上網來獲取信息和知識，圖書館“有藏無用”的尷尬局面很可能就會成為事實，許多圖書館為了生存，不得不出租閱覽室另作他用。從文獻收藏和情報利用到知識管理與知識傳播的進步和轉換是圖書館生存發展的必然之路。目前，關于傳播學與圖書館學融合的理論和實踐探索還沒有全面展開，隨著國家圖書館政策的變化和人們自我提升、自我修養意識的加強，切實有效地將圖書館學與傳播學的理論和實踐融合，才能夠更好地指導圖書館未來的發展和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