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常審計費用與審計質量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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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2007-2013年我國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考察異常審計費用與審計質量之間的關系，試圖找到異常審計費用影響審計質量的機制及其后果。研究發現：異常審計費用與審計質量負相關。考慮異常審計費用的正負性后，發現正的異常審計費用反映了審計師與公司之間的經濟依賴性，降低審計師獨立性和審計質量。負的異常審計費用反映出公司具有較強的討價還價能力，較低的審計費用促使審計師減少審計投入，控制審計成本以實現一定的利潤目標，這也會降低審計質量。

關鍵詞：

審計費用；異常費用；審計師；審計質量

一、引言

財務報告的審計是公司和審計師共同努力的結果，它需要公司、審計師在審計過程中進行協商、討價還價（Gibbinsetal.,2001）。理解審計師在審計質量上的妥協是學術界、實務界關心的重要議題。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審計師的聘用、審計費用的支付依賴于公司。這種經濟上的依賴降低了審計師獨立性，增加了審計師默許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性。然而，屈服于公司的盈余管理要求是有成本的，它可能擴大了整個事務所的法律因素風險，甚至導致審計師整個既有客戶群的喪失，如安然事件導致安達信客戶群喪失和倒閉，這就需要公司補償審計師面臨的審計風險，導致審計費用溢價。另一方面，審計費用可能存在低于正常水平的情況。公司具有較強的討價還價能力，只愿支付較少的審計費用（Casterellaetal.,2004）。較少的審計費用則會使得審計師減少審計投入，控制成本以獲得必要的利潤，這會導致審計質量的下降。對于審計費用的研究，現有的國內研究可謂是“汗牛充棟”，一系列的文獻研究了審計費用的影響因素和審計費用的經濟后果。對于異常審計費用，國內相關研究則剛剛“始于足下”，陳杰平等（2005）研究了異常審計費用和不利審計結果改善之間的關系；方軍雄和洪劍峭（2008）、唐躍軍（2010）也主要是基于陳杰平等（2005）的思路，研究了異常審計費用和審計結果改善、審計意見購買之間的關系。然而，國內研究只關注正的異常審計費用，忽視負的異常審計費用，對于異常審計費用和審計質量之間關系研究也不夠。這些正是目前國外相關研究的重點（Mitraetal.,2009）。國外研究表明，正的異常審計費用會損害審計質量（Krishnanetal.,2005;Hribaretal.,2010），負的異常審計費用也會損害審計質量（AsthanaandBoone,2012;Blankleyetal.,2012）。對于中國審計市場而言，是否也存在這種情況，需要利用經驗數據進行分析。

二、文獻回顧與假設提出

對于審計費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影響審計費用的因素，如公司層面因素和事務所層面因素。Simunic(1980)開創性指出，審計費用和公司規模、財務杠桿、存貨等因素有關。后來一些學者將審計費用的研究擴展至審計委員會（Abbottetal.,2003）、內部控制（Krishnanetal.,2008）、事務所合并（PongandBurnett,2006）等領域。國內對于審計費用的研究，也主要從公司層面因素和事務所層面因素展開。如張宜霞（2011）研究發現，公司自身資產規模是影響審計費用的主要因素之一。

其他一些基于公司層面因素研究，如公司治理（蔡吉甫，2007）、內部控制（張宜霞，2011）等研究了審計費用問題。對于事務所層面，李明輝等（2012）研究了事務所合并對審計費用的影響；劉笑霞（2013）研究了事務所被懲戒對審計費用的影響。其它一些研究，如從媒體關注（呂敏康和冉明東，2012；劉啟亮等，2014）、產品市場競爭（邢立全和陳漢文，2013）等角度研究了審計費用問題。國內現有文獻對于審計費用關注較多，對于異常審計費用關注卻明顯不夠。審計師在提供審計服務時，可能獲得低于正常水平審計費用（SankaraguruswamyandWhisenant,2009），也可能收取過高的費用（陳杰平等，2005）。國外對于異常審計費用的研究，如DeAngelo（1981a）指出，審計師對客戶具有經濟依賴性，維持與客戶的關系能夠獲得“準租金”（Quasi-rents），異常審計費用導致審計師獨立性下降，損害審計質量。之后，一系列的研究均探討了異常審計費用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如Defondetal.(2002)研究發現，異常審計費用和審計師持續經營意見之間并沒有顯著性關系。LarckerandRichardson(2004)利用2000-2001的數據，研究了審計質量（操控性應計的絕對值）和異常審計收費之間關系，發現異常審計收費導致了審計質量下降。陳杰平等（2005）認為，異常審計收費的提高會導致不利審計結果的改善，也會提高審計后的會計盈余。方軍雄和洪劍峭（2008）也發現，異常審計費用與不利審計結果的改善正相關，公司的審計意見會從上年的否定或無法表示意見改變為本年的其他類型審計意見。趙國宇（2010）利用受到證監會處罰公司為樣本，同時加以匹配正常公司樣本，發現異常審計費用與被處罰公司正相關。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設1。

假設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異常審計費用越高，審計質量越低。雖然以上的國內研究認為，異常審計費用的變化可能導致審計意見購買等行為，但沒有考慮異常審計費用的正負性，而國外文獻早已研究其正負性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對于正的異常審計費用，一般研究均認為，經濟依賴導致審計師放棄執行充分的職業懷疑態度來正確地解釋審計證據或是公正地做出判斷（Choietal.,2010）。過高的異常審計費用，導致了審計師獨立性下降，公司通過高于正常審計費用促使審計師默許其盈余管理行為，這會降低審計質量。Krishnanetal.(2005)發現，異常審計費用和盈余反應系數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說明異常審計費用會導致審計質量下降。Hribaretal.(2010)發現，在2002-2007年間，異常審計費用和財務重述、會計舞弊、SEC評議函之間存在明顯正相關的關系。以上研究均是考慮正的 異常審計費用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對于負的異常審計費用，AsthanaandBoone（2012）認為，負的異常審計費用反映了公司的討價還價能力，公司的討價還價能力越強，審計費用越少。公司的討價還價能力對審計質量可能產生以下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既然財務報告審計是審計師和公司討價還價的結果，在不違反準則前提下，公司會利用自己的討價還價能力實施一定程度的盈余管理行為，公司討價還價的能力越強，其實施的盈余管理程度越大，這會降低審計質量。另一方面，過少的審計費用會減少審計師的審計活動投入程度，減少必要的審計程序，降低審計質量。Blankleyetal.(2012)也發現，過低的審計費用導致審計師降低審計投入，更容易導致財務重述。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設2a和2b。假設2a：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正的異常審計費用越高，審計質量越低。假設2b：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負的異常審計費用越高，審計質量越低。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與篩選本文利用中國CSMAR數據庫收集上市公司2007-2013年財務數據和審計相關數據，在得到了數據庫中的所有上市公司數據后，對其執行以下篩選程序：（1）剔除2007-2013年某一年度資料不全的上市公司。（2）剔除同時發行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這些公司的行為可能因受到多重監管而產生異化。（3）剔除某一年度或數年ST、PT類上市公司。（4）剔除指標異常的公司。本文的控制變量包含是否為10大事務所的虛擬變量，對此，通過手工查詢中注協的事務所排行榜獲得。最終樣本數為9959個。

（二）回歸模型對于如何計量異常審計費用，現有研究一般采用兩種方式，一是建立預期審計費用模型，用回歸殘差表示異常審計費用，如陳杰平等（2005）、AsthanaandBoone（2012）、Blankleyetal.(2012)等；二是考察審計費用的年度變化值，用年度變化值表示異常審計費用，如方軍雄和洪劍峭（2008）等。本文采用第一種方式度量異常審計費用，采用第二種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其中Lnfee為審計費用，用自然對數表示；Big10為“十大”的虛擬變量，當事務所為10大時，為1，否則為0；Op為審計意見，非標準審計意見為1，否則為0；Inv為存貨水平，用存貨除以總資產表示；Rec為應收賬款水平，用應收賬款除以總資產表示；Em為盈余管理傾向，當公司上年度虧損時，為1，否則為0；Change為事務所變更，當發生了事務所變更時，為1，否則為0；Sqsub為審計業務復雜性，用分部個數的平方根表示；Roa為公司總資產收益率；Lev為公司資產負債率；Sale為公司銷售收入的自然對數；Year為年度虛擬變量；Ind為行業虛擬變量。模型(1)的回歸殘差就是異常審計費用，用Resfee表示。其中|Da|為根據Dechowetal.(1995)計算盈余管理水平的絕對值，用來表示審計質量；Resfee為異常審計費用，根據模型(1)計算；其它變量的解釋與前面一致。

四、描述性統計與單變量分析

表2中，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對主要的連續型變量進行上下1%水平的縮尾處理（Winsorize）。|Da|為審計質量，即盈余管理水平的絕對值，最大值為2.0771，最小值接近于0。Resfee為異常審計收費，最大值為4.2135，最小值為-4.1199，說明有的公司審計收費超過預期水平較多，有的則低于預期水平較多。審計費用Lnfee的差異性較大，最大值為18.3694，最小值為9.2103，標準差為0.7647。其它變量中，審計業務復雜性Sqsub的差異性較大，其標準差為0.6218。會計穩健性Cscore最大值為0.4247，最小值為-0.5919，均值為0.0109，該均值小于KhanandWatts（2009）一文中的均值，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的會計穩健性不及美國上市公司。表3中，根據異常審計費用（Resfee和Dlnfee）中位數，將樣本公司分為低于中位數、高于中位數兩個子樣本，對審計質量差異進行了檢驗。可以看到，對于Da而言，高異常審計費用Resfee樣本的均值、中位數均高于低異常審計費用Resfee樣本相關指標，T檢驗值為-4.4790且高度顯著，Wilcoxon符號秩檢驗值為-5.154且高度顯著，這說明不同的異常審計費用樣本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在以Cscore表示的審計質量中，高Resfee樣本的會計穩健性均值、中位數為負，這說明高異常審計費用的樣本公司不具有會計穩健性，相對應地，低Resfee樣本的會計穩健性均值、中位數為正，說明低異常審計費用的樣本公司具有會計穩健性，T檢驗值和Wilcoxon符號秩檢驗值均高度顯著。同樣，以Dlnfee為劃分標準的兩個子樣本中，高Dlnfee樣本的審計質量均值和中位數均高于低Dlnfee的相關指標，T檢驗值和Wilcoxon符號秩檢驗值均高度顯著。表3的差異性檢驗表明，不同的異常審計費用水平下，公司的審計質量存在顯著的差異，這初步證實了本文的假設。

五、回歸分析

為了驗證本文的假設，根據回歸模型（2）進行回歸，結果如表4，回歸（1）考慮的是異常審計費用加上公司財務指標對審計質量的影響，該回歸結果中，異常審計費用Resfee的回歸系數為0.0719，且高度顯著，意味著異常審計費用每增長1%，會導致|Da|增長7.19個百分點。由于被解釋變量為|Da|，它是審計質量的逆指標，所以回歸（1）的經濟含義是異常審計費用每增長1%，審計質量下降7.19個百分點，這證實了本文的假設1。回歸（2）考慮的是異常審計費用加上審計相關指標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異常審計費用Resfee的回歸系數為0.0719，且高度顯著，其系數大小與回歸（1）一致，證實了本文的假設1。回歸（3）中，將所有的變量放入回歸方程，異常審計費用Resfee的回歸系數為0.0719，且高度顯著，與前面回歸（1）、回歸（2）一致，同樣證實了本文的假設1。回歸（1）、回歸（2）、回歸（3）中，不同的是放入的控制變量，這導致了回歸模型的F統計量和可決系數R2之間出現一定的差異。回歸（4）中，解釋變量為正的異常審計費用，其回歸系數為0.0736，且高度顯著，說明正的異常審計費用導致公司審計質量的下降，這證實了本文的假設2a，這表明公司通過支付正的異常審計費用，降低審計師獨立性，滿足公司盈余管理目標。回歸（5）中，解釋變量為負的異常審計費用，其回歸系數為0.0384，且高度顯著，說明負的異常審計費用也導致公司審計質量的下降，證實了本文的假設2b，這說明過低的審計費用導致審計師減少審計投入，降低審計質量，也證實了公司討價還價能力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回歸（4）、回歸（5）的結論與AsthanaandBoone（2012）結論一致，因而本文認為，對于我國上市公司而言，異常審計費用會降低審計質量。控制變量中，財務杠桿Lev與審計質量呈負相關的關系；資產報酬率Roa與審計質量呈負相關的關系；現金流水平Cashf和審計質量沒有顯著關系；Big10的回歸系數為正且顯著；存貨水平Inv的回歸系數基本為負的顯著；審計業務復雜性Sqsub和審計質量呈負相關的關系。

六、穩健性檢驗

（一）變量替換為了驗證本文結論的穩健性，對被解釋變量進行了替換，將|Da|替換為會計穩健性Cscore，它是審計質量的順指標，意味著會計穩健性越強，審計質量越高。其次，對解釋變量進行了替換，將取對數的審計費用的年度變化值作為異常審計費用的度量。回歸結果顯示，結論與前文基本一致。

（二）自選擇問題異常審計費用可能存在自選擇問題，有意降低審計質量的公司，可能自己選擇支付過高的審計費用。為此，本文利用Heckman兩階段方法，首先建立虛擬變量dumfee，支付正的異常審計費用時，dumfee等于1，否則等于0。采用Probit回歸方式，對影響支付正的異常審計費用和相關的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如“十大”，公司盈余管理傾向、報酬率等指標，計算逆米爾斯比率（InverseMill’sratio），將其放入回歸方程，然后執行回歸程序。同樣，對于負的異常審計費用，也采用類似的程序，結果如下表5所示。表5中是考慮自選擇問題的回歸結果。從回歸（1）到回歸（5），所有的Lamda均是顯著的，這說明樣本存在自選擇問題，也說明Heckman二階段方法的正確性。回歸（1）至回歸（5）中，異常審計費用Resfee的回歸系數均是高度顯著為正的，這說明異常審計費用導致了審計質量下降，證實了假設1；正的異常審計費用和審計質量負相關，證實了假設2a；負的異常審計費用和審計質量正相關，證實了假設2b。其它控制變量的顯著性水平，符號基本和前面回歸結果類似。不同的是十大Big10的回歸系數，前面幾個回歸中其回歸系數為正且顯著，這里為負且顯著，這說明控制了自選擇問題后，十大Big10和審計質量正相關。

（三）內生性問題經濟問題研究中，影響研究結論正確性的重要考量就是內生性問題，不考慮該因素，就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對此，本文將解釋變量Resfee滯后一期以降低內生性問題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此外，采用工具變量法來解決內生性問題，將Resfee的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實施二階段回歸，回歸結果顯示，結論與前文結論一致。這些均表明，內生性問題不能影響本文結論的正確性。

（四）其它需要考慮的問題回歸時聚類。由于數據是跨時間的混合數據(Pooleddata)，公司出現不止一次，產生聚類現象（Clustering）。這會導致低估標準誤和高估顯著性水平，因此，借鑒Petersen(2009)做法，重新執行回歸并控制層面聚類和異方差性，結果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區分審計質量的方向。由于被解釋變量為絕對值后的操控性應計，將操控性應計分為正的樣本、負的樣本，然后執行回歸結果。發現，對于正的操控性應計，正的異常審計費用與其正相關；對于負的操控性應計，負的異常審計費用與其正相關，仍然支持本文的結論。七、結論審計師是由公司雇傭和支付審計費用的，這就導致了審計師和公司間出現經濟依賴性問題。關于這種經濟依賴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已經成為審計研究的熱點問題。本文研究審計師獲得過高或過低的異常審計費用對審計質量的影響。利用2007-2013年我國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借鑒陳杰平等（2005）、AsthanaandBoone（2012）、Blankley(2012)等建立的異常審計費用模型，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中存在異常審計費用現象，異常審計費用的存在降低了審計質量。考慮異常審計質量的正負性后，本文發現正的異常審計費用和審計質量負相關，這說明審計師在收取過高的審計費用后，降低了審計獨立性，默許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損害了審計質量。同時也發現，負的異常審計費用和審計質量負相關，這表明公司較強的討價還價能力會減少審計師的審計費用和審計質量；同時，降低的審計費用也會使得審計師減少審計投入，如減少實質性分析與測試，減少審計成本以保持一定的盈利。當然，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由于一些數據的獲取困難，本文沒有考慮審計師的組成情況、審計工作的分配情況、內部審計等對審計質量的影響，這可能會削弱本文結論，這也是后續研究的方向。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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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杰平,蘇錫嘉,吳溪.異常審計收費與不利審計結果的改善.中國會計與財務研究.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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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劉笑霞.審計師懲戒與審計定價——基于中國證監會2008-2010年行政處罰案的研究.審計研究.2013(2)

7.呂敏康,冉明東.媒體報道影響審計師專業判斷嗎?——基于盈余管理風險判斷視角的實證分析.審計研究.2012(6)

8.唐躍軍.不利意見、審計費用與意見購買.證券市場導報.2010(1)

9.邢立全,陳漢文.產品市場競爭、競爭地位與審計收費——基于成本與經營風險的雙重考量.審計研究.2013(3)

10.張宜霞.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收費的影響因素——基于中國內地在美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會計研究.2011(12)

11.趙國宇.異常審計收費趨勢與審計合謀行為.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0(4)

作者：張洪輝 章琳一 單位：江西財經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