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結合部社會樣態的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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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社會科學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地域社會研究的勃興

事實上，這種“城市—鄉村”二元模式劃分在發軔之初，便具有明顯的“相對性”。因為在工業社會凱歌行進的過程中，根本不存在純粹的鄉村，鄉村之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直接沖擊作用的結果。鄉村問題只有放到工業化、城市化的背景下，才能獲得理解。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城市社會學和農村社會學之所以沒有受到強力質疑，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城市和鄉村大體存在著比較清晰的界限。而隨著社會的發展演進，首先是在發達國家，出現了城市、農村的界限逐漸走向模糊的發展趨向，作為現代性活動拓展的最重要空間，城市急劇擴張，鄉村世界則迅速走向萎縮，出現了“村落終結”問題。在上述背景下，城市和鄉村的發展逐漸呈現出更為明顯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發展態勢。上述趨勢不僅使農村社會學的存在遭到質疑，同時城市社會學存在的合法性也成為疑問。這種發展態勢最終導致了超乎農村社會學和城市社會學之上的地域社會研究的誕生。學界通常將地域社會學視為“以地域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學分支學科，主要是指超越都市和農村的界限，將其納入總體視野，以研究地域社會的社會結構、集團構成以及人類行動為主要內容的學問。學界也時常把農村社會學和城市社會學看作是地域社會學的下位概念，而將地域社會學界定為二者的總稱。但這并不意味著地域社會學可以簡單地還原為農村社會學和城市社會學。”①與以城鄉二元為研究分析框架不同，從地域社會視角審視現代社會，我們可以有更多的發現。在地域社會研究的視域下，城市不再是一個統一的實體性的存在，而是由都心內城、郊區、城鄉結合部等若干具有不同特征的地域社會構成。而鄉村也不再是一個單一的同質化空間，而是由過疏化鄉村、城郊農村、山區農村、漁村等構成。

二、城鄉結合部的地域社會樣態

依照城市化類型之差異，其城鄉結合部所表現出來的存在樣態也有所不同:在那些業已完成城市化進程的發達國家里，因城鄉界限相對模糊，基本上已不存在典型意義上的城鄉結合部。但對于像中國這樣長期處于城鄉分治狀態下的發展中國家，其快速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必然會出現比較復雜的社會變動。在迄今的研究中，學界多從“問題取向”入手，將城鄉結合部看作是城市的灰色地帶而展開批評。或從城市擴張的角度將其視為是待開發的理想處所。而對于研究者來說，城鄉結合部似乎又是一個外化于典型城市和鄉村的存在。從社會構成要素的角度看，城鄉結合部是一個城市和鄉村結合與交錯的地帶，城市因素與鄉村要素并存，單純地運用任何一種單一的研究方法都很難洞悉其復雜的社會構造。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樣態，城鄉結合部的人口結構、空間結構、關系結構、階層結構、組織結構都與一般意義上的城鄉社會不同，具有鮮明的特色。故我們應將城鄉結合部看作是一種特殊的地域社會樣態，對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展開系統的分析和研究。

(一)社會關系的“二元區隔”與城市社區和農村村落相比，城鄉結合部的居民構成非常復雜，導致其實體社會存在著復雜的關系樣態，具有典型的“社群區隔”特征。這里說的“社群區隔”，主要是指本村居民和外來的非定居移民之間所存在的區隔現象，主要表現在:(1)“身體在場，關系不在場”:主要指那些外來的非定居移民雖然居住在城鄉結合部，但他們在這里只是匆匆的過客，沒有密切的社會關系，沒有進入到這里現實的社會生活，在這里他們僅僅是找到了一個簡單的棲身之地。(2)“身體在場，利益不在場”:城鄉結合部村集體所有的福利分配都是以原住村民為對象，而外來的非定居移民作為“外來者”，不屬于村落成員，因此他們在這里沒有任何利益分配權。如有的村子里面有福利，孩子參加高考，考上大學后，村里面會獎勵數千元的獎金，但對于外來的非定居移民來說，無論你的孩子考到哪里，村委會都不會獎勵。(3)“身體在場，參與權不在場”:近年來，隨著城鄉間人口流動的加劇，新修訂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關于基層選舉資格的界定有了新的修改，將非定居性移民有條件地納入選民登記的范圍之內，明確了非定居性移民具有選舉權的規定。但事實上，由于這些非定居性移民的基本社會關系和經濟利益不在場，其社區的參與權也被不同程度地輕視或削弱，自己本身也缺乏參與的積極性。(4)“身體在場，保障權不在場”:現在很多社會政策、社會保障的福祉基本上是以戶籍為依據來實施的，而這些外來人口的戶籍都在農村，因此，他們在這里無法享受到國家給與城鄉居民的那些基本福利保障。而本村村民的社會關系情形則完全相反。他們雖然大多在城里買了房子，已不在城鄉結合部居住，但其關系形態卻是:“身體不在場，關系在場”、“身體不在場，利益在場“、“身體不在場，權益在場”、“身體不在場，參與權在場”，表現出完全相反的特征。②通過上面簡單的分析，我們發現城鄉結合部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城鄉社會，表現出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樣態。在這里，人的身體、關系、權利、組織歸屬與國家的制度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錯位現象。借助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解釋很多城鄉結合部的問題和困境，如為什么城鄉結合部的生活環境惡劣而又難于治理，其重要原因在于那里實際居住的居民已沒有實體性的社會關系的存在，自然不會產生責任感和地域歸屬感。

(二)“二元結構”的雙重性從結構視角審視城鄉結合部，我們會發現，這里存在著雙重的“二元結構”。首先是“城鄉二元結構”。眾所周知，與早發內生型現代化國家不同，包括中國在內的后發現代化國家在其完成民族獨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其社會長期存在著城鄉分立的“二元結構”，對其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所謂二元結構，一般說來就是“把城市社會作為一元，農村社會作為另一元的城鄉分割狀態”。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二元結構”并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通過一系列具體的制度政策體系支撐起來的。主要包括戶籍制度、住宅福利分配制度、糧食供給制度、副食品供給制度、燃料供應制度、教育、醫療、就業、保險、勞保、婚姻、征兵等十余種制度。正是通過上述這些具體的“制度區隔”，城鄉不同世界才得以成立。在鄉村世界，上述各種在城市單位中盛行的制度卻幾乎完全失靈。現實中正是通過上述這些制度，劃分了農民與城市市民的身份區別，形成了鴻溝為界的城鄉世界。改革開放后，“城鄉二元結構”開始走向消解，但并未真正“終結”，而是以新的形態存在并繼續發揮作用。中國的城市化必須消解二元結構，但我們卻不能直接由“城鄉二元結構”走向“一元”，而是需要一個比較漫長的轉化過渡期。這或許是我們當下提出“城鎮化”而未使用國際上通用的“城市化”概念的重要原因。其次是“城市內部二元結構”。近年來，學術界在分析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時，提出了“城市內部二元結構”概念，認為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命題已不足以解釋當下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復雜性，因為伴隨著大量農業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社會內部出現了以“城里人”和“農民工”為主體的兩大人群，前者完全被城市公共服務體系所覆蓋，而后者則是完全被排斥于體系之外的。故“我們過去經常講二元結構，但那時候更多講的是城鄉二元結構，今天最突出的二元結構矛盾是城鄉內部的二元結構問題，也就是要解決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問題”①。而且，“由于利益格局的確立，城市仍然沒有擺脫依賴于從農村剝奪資源，來維持城市公共福利的積累和企業成本降低的局面。原來簡單明了的城鄉二元結構，已經被行政區的公共福利利益格局多元化了，因此要改革的內容已經遠遠超出了20世紀90年代凸顯的城鄉二元結構的范疇”②。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城里人”和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外來人口”并不是均質地分布于城市之中，而是集中居住在城鄉結合部。故理解城市內部二元結構問題，必須從城鄉結合部的研究入手。

(三)瓦片經濟與空間錯亂眾所周知，城鄉結合部是從傳統的城郊村落轉化而來的。在快速城市化進程啟動之前，城郊村落的宏觀空間布局和居住空間結構與一般意義上的鄉村并無明顯差異。但伴隨著快速城市化的啟動和城鄉二元結構逐漸走向消解。大量農村務工人員落腳城郊，導致城鄉結合部村落居住空間發生畸變。城鄉結合部的居民紛紛將自己的住房改建擴充，搞起了“瓦片經濟”。大量私搭亂建簡易房，使得城鄉結合部的空間呈現出空前的亂象。昔日一戶典型的農家大院可擴建為十幾戶甚至幾十戶簡易住房，“若從高空往下俯視，在櫛比鱗次和低矮雜亂的巨大反差中，這些住宅群落猶如樂譜中一個個不和諧的音符散落在大都市的畫面上，奏出一曲曲失調與刺耳的樂章。若穿過標注化的城市街巷進入城中村，頭腦中立刻會冒出恍如隔世的時空錯亂之感，你很難相信自己居然還是置身于一個大都市內。”③因同時期城市擴張而建立的商品房住宅區和一些經濟開發區建立的廠房也拔地而起，形成了一道集傳統與現代為一體的特色景觀。此外，從目前的情況看，城鄉結合部在中國的存在還具有一定的長期性，但在快速城市化推動下，其空間存在形態是移動的，即隨著城市的擴張的不斷地向外拓展。

(四)管理體制的二元性城鄉結合部居住人口的復雜性和多元性，導致其管理體制帶有極強的“二元性”，制約著城鄉結合部社會治理工作的展開和運行。以北京的城鄉結合部的管理為例，其二元管理模式的主要特點表現為:“街道辦事處負責管理和服務于北京的非農業戶籍居民，鄉鎮政府負責管理和服務于北京農業戶籍村民。在城鄉各自封閉的管理系統中，街道、鄉鎮履行著對自管人口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受城鄉二元社會管理結構的制約，我國的公共財政體制實行相應的‘雙軌制’:基層城鄉公共管理經費的來源不同:街道辦事處、社區居民委員會有公共財政作支撐，公共物品付費實行專款專用;鄉鎮政府、村民委員會的公共管理費用主要取自農民剩余勞動的積累和集體土地的增值，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負擔。”④之所以會出現上述復雜的管理格局，主要是因為:(1)我國建國以來長期實行城鄉二元結構，在城鄉之間挖出一道深深的塹壕，難以在短時間內填平;(2)快速城市化進程與傳統體制、政策變革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不平衡性;(3)資源汲取機制傳統慣性的影響。計劃時期，我國城鄉社會的資源配給存在著城鄉不同系統分屬政府不同職能部門。這一不同系統的存在，給基層組織獲得資源提供了一定的縫隙。如新時期，村落一方面通過完成村改居，從區、街等城市管理部門獲得資源;另一方面，仍然通過村委會的身份，在農業局、農委等農口系統獲得資源。這或許是城鄉結合部管理體制的二元性長期持續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幾點認識

綜上所述，在研究中我們將城鄉結合部作為一個特殊的地域社會樣態展開分析，對于深化城鄉結合部研究的理解和認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一)關于城鄉關系的理論建構自人類社會步入工業化、城市化時代起，城鄉關系便成為現代社會最為重要的關系體系。百余年前，在最早發生工業革命的英國，著名城市學家霍華德曾提出“田園城市”的發展模式，認為“城市磁鐵和鄉村磁鐵都不能全面反映大自然的用心和意圖。人類社會和自然美景本應兼而有之。兩塊磁鐵必須合二為一。正如男人和女人互通才智一樣，城市和鄉村亦應如此。城市和鄉村必須成婚，這種愉快的結合將迸發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①。應該說，霍氏的觀點實際上是一種理想型的設計。在現實中，真實的城鄉之間的作用是不均衡的，以工業文明為基礎的城市文明毫無疑問地占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而城鄉結合部便是城鄉交互作用的最為重要的空間，故加強對城鄉結合部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為深刻地理解城鄉關系的實質及問題。一般說來，城鄉結合部實際上是作為“城”與“鄉”交互作用的空間而存在的。從中國的情況看，既然城鄉二元結構是建國以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形成的，那么，其走向消解也必定要經歷一個轉換的過程。由“城鄉分立”到“城鄉一體”的演化邏輯，不是從“傳統”到“現代”的單向推進，而是一個復雜的、長時間的“雙向互動”過程。而從空間上看，城鄉結合部是在多種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存在著一套復雜的作用機制。誠如空間理論研究大師列斐伏爾所言:人類文明變遷的過程，實際上就是“社會空間”的重組過程，“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種生產方式，都會生產出自己的空間。社會空間包含著生產關系和再生產關系，并賦予這些關系以合適的場所”。“既然認為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有自身的獨特空間，那么，從一種生產方式轉到另一種生產方式，必然伴隨著新空間的產生”②。總之，從理論上對城鄉結合部空間的生產機制進行提煉概括，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城鄉關系的復雜形態及作用機制。

(二)城鄉結合部與快速城鎮化的推進城鄉結合部問題的凸顯，還與當下正在展開的快速城鎮化有著密切的聯系。20世紀晚期以來，在快速城鎮化背景下，城鄉社會劇烈變遷引發出一些值得特殊關注的社會景觀。近來，社會各界圍繞著城鎮化問題展開熱議，并在一些問題上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識，如人們普遍認為城鎮化是新時期中國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消解社會矛盾，進一步推進社會均衡和諧發展的最主要途徑。城鎮化既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但在具體的城鎮化發展道路選擇問題上，目前仍存在比較大的爭論。其中最具核心意義的追問是:“什么是城鎮化?”、“誰的城市化?”上述爭論直接導致各級政府在城鎮化實踐過程中，往往陷于手足無措的迷失狀態。故我們只有對城鎮化內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一個較為清楚的理解認識，才能付諸理性的行動。從表面上看，所謂城鎮化主要是指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農業人口不斷降低，城鎮人口比重不斷提高的過程。而從深層次看，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城鎮化理解為人口由鄉村流向城市以及工業要素在更廣的范圍內的空前擴散，而應將此進程看作是一個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城市社會轉變的系統性工程，一個由“不均衡”轉向“均衡發展”的社會。城鎮化需要拓展城市規模，亦應有大量的人口流動，但不是單純的“造城”，也不是簡單的“驅民入城”。與建國初期相比，轉型期的中國城鄉關系呈現出更加復雜的樣態，所謂城鎮化已遠遠不是簡單的“空間變遷”和一般意義的“關系變動”，也不是農民群體單一的“去農為工”，而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總體變遷過程，其中充滿著激烈的矛盾沖突和利益重組。

(三)社會政策建構的挑戰城鎮化進程需要有一個與之匹配的“制度創新”和“政策創新”相伴隨。正如國家發改委城鄉中心主任李鐵所言:城鎮化要解決的是幾億進城農民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關系到利益結構的調整，所以必須通過改革來解決有關制度和政策層面的問題。僅靠投資是無法帶動城鎮化的，否則只會固化當地居民和外來人口的福利格局。只有在改革的基礎上，打破戶籍、土地和行政管理體制上的障礙，提高城鎮化質量，改善外來人口的公共服務，提升投資效率才能變為可能。①在城鄉結合部社會政策體系構建的問題上，我們既要有宏觀的理論關懷，同時也要有一種真切“問題取向”，直指轉型期城鄉結合部具體的社會問題。如土地政策即為當下城鄉結合部最為棘手的問題，國外學者甚至將城市邊緣帶定義為“在已被承認的城市土地與農業土地之間的用地轉變區域”②，強調土地政策在城郊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此外，戶籍政策、各種福利保障制度、經濟發展與就業政策等，也是城鄉結合部社會治理體系構建所要突破的瓶頸。有學者通過研究發現:“城鄉結合部社會治安狀態不佳，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村和村民嚴重依賴‘瓦片經濟’的結果。為了盡可能獲取更多的收入，村集體在剩余土地上建設集體出租屋，農民在宅基地上建設小出租屋。不出租房屋的村(居)民只是極少數。當問及村(居)民為什么愿意出租房屋而不愿自己經營或出去找工作時，村民們坦言，自己經營要冒風險，出去找工作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不如出租房屋‘旱澇保收’”③。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應在針對性研究的基礎上，制定相應政策，以走出困境，破解其治理難題。就在筆者即將擱筆之際，傳來消息，國務院常務會議日前決定，在已基本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全覆蓋的基礎上，將兩項制度合并，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從政策的效果來看，城鄉統一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也是縮小城鄉差別的重要舉措。不分城鄉戶籍，客觀上將對現行戶籍制度產生較大影響。④將此項惠民政策與本文的主題相聯系，我們有理由期待，城鄉居民統一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將有助于消解城鄉結合部承載的二元結構的歷史包袱，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作者：田毅鵬齊苗苗單位：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