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與資源環境平衡發展分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人口與資源環境平衡發展分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1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研究方法與原理

本文擬采用改進的TOPSIS方法對北京市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程度進行分析評價。TOPSIS方法即逼近理想解排序方法是一種多目標決策方法，最早由H．wang．C．L和Yoon．K．S提出［15］。它是多目標決策分析中常用的一種科學方法，該方法的思路是根據各被評估對象與正負理想解的距離來排列對象的優劣次序。所謂理想解是設想的最好對象，它的各屬性值達到所有被評對象中的最優狀態;而負理想解則是所設想的最差對象，它的各屬性值是所有被評對象中的最差狀態，計算各被評對象與理想解及負理想解的歐式距離，距理想解越近且距負理想解越遠的對象越優。與傳統的TOPSIS方法相比，改進的TOPSIS方法對規范化矩陣的求解和權重計算公式進行了改進，降低了規范矩陣求解的復雜程度，克服了權重確定的主觀性。具體應用該方法進行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性評價，就是首先確定人口與資源環境系統的最協調狀態與最不協調狀態，然后通過比較研究年份與“最協調狀態”和“最不協調狀態”的相對距離大小來確定該年份是否協調。

(2)數據來源

本文的原始數據是北京市2000－2010年的人口、資源環境相關指標統計數據。主要來自歷年《北京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北京六十年》，部分指標數值是對原始數據進行計算和處理所得。

2北京市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模型建立過程

2．1研究的基本概念與理論基礎

(1)理論基礎

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從18世紀末馬爾薩斯提出人口增長必然超過物質資料增長的悲觀學說，到20世紀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人口增長通過技術進步等可以促進環境容量擴大等針鋒相對的樂觀觀點，可以說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很早以來就成為學術界爭論的一個重要話題。從上個世紀中葉以來，由于在全球范圍內出現全球環境退化，資源短缺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人口的加速增長以及發展中國家人口比重日益增大，使得人們再次對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系產生了極大的關注［16］，在這樣的背景下，可持續發展理論應運而生并得到各國廣泛接受，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全人類共同的發展目標，而作為可持續發展理論內涵之一的協調發展特別是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研究成為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的重要方面。然而，有學者發現在研究的過程中存在著一種傾向，也就是將人口與資源環境的關系看成是簡單的意義對比的關系，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看成是簡單的人口數量、結構、分布等要素與自然資源、自然環境之間簡單的意義對應的指標協調，這種傾向存在著一定缺陷，因為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是通過經濟過程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不能將經濟過程排除在研究框架之外［16，17］，而是要放在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技術等大的系統中，來研究人口與資源環境是否協調。

(2)相關概念界定

對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程度進行評價，首先要界定清楚人口、資源環境以及協調的概念，否則，研究的結論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錯誤。人口是指一定地域、一定時點的個體的總數或者集合;資源環境一般主要指自然環境，包括各種氣候、地貌、水文、土壤、動植物等自然資源和自然條件。童玉芬［16］認為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影響，應該是指人口的變動(包括人口規模、結構、分布、質量等變動狀況)對資源環境的影響，即當這些人口要素在發生變化的時候，所導致的資源和環境的相應變化，而不是簡單指人口這個群體對環境意味著什么，或者施加了怎樣的影響。所謂協調，從系統的角度來看就是系統之間一種良性的相互關聯，或者說是系統內部或系統之間配合得當、和諧一致、良性循環的關系;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則是指在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等大的系統中人口系統與資源環境系統之間的一種和諧一致、良性循環的關系。

2．2人口與資源環境系統的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本文根據現有的PRED或PREE指標體系等相關研究成果以及統計數據的可獲得性，初步選取了21個指標，其中人口指標10個，資源環境指標11個，為了更清晰全面地詮釋人口和資源環境的內涵，筆者將指標進一步細分，人口指標中，以常住人口密度反映人口規模，而老年人口撫養比、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以及城鎮人口比重等人口結構指標分別反映了人口的年齡結構、就業結構和城鄉結構，用嬰兒死亡率、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比重以及每萬人專利授權數等指標來衡量人口的身體素質、文化素質以及創新能力，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生活恩格爾系數以及城鎮居民人均住宅面積反映人口生活水平;資源環境指標也分為三個方面，北京是一個自然資源匱乏的城市，尤其水資源更為緊張，因此本文選取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作為衡量資源儲量的指標;以萬元GDP水耗和能耗來反映資源消耗水平;衡量環境污染程度指標有4個，涵蓋了大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以及噪聲污染，另外城市綠化覆蓋率、空氣質量二級及好于二級天數所占比例、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污水處理率等4個指標反映了環境治理效果。另外，為保證指標的客觀性，科學性，獨立性，筆者對指標進一步篩選，采用偏相關系數(PartialCorrelationCo-efficients)來測定指標變量之間的關聯性，結果顯示各指標之間的相關性較低。根據分析需要，本文又將人口指標和資源環境指標分為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正向指標就是指標數值越大越好，用(+)表示，而負向指標則相反，用(－)表示。文中選取的資源環境指標和人口指標在北京這一研究區域內都具有明確的極性，以人口指標為例，人口密度、嬰兒死亡率、恩格爾系數等極性是負的，也就是說與人口發展方向相反，即人口密度、嬰兒死亡率、恩格爾系數越高，人口發展水平越低，而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比重、可支配收入、每萬人專利授權數等與人口發展方向是一致的，即指標數值越高，人口發展水平越高。基于以上分析，建立了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度評價指標體系。

2．3北京市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度評價結果分析

2000－2010這十一年隨著北京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布局、居民生活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口活動對資源環境的作用也越來越強，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隨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為了更清晰直觀地呈現十一年間北京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度變化趨勢，筆者將表3中的協調度d+i與時間序列進行擬合(如圖1)，結果表明人口與資源環境兩個系統的協調程度趨于好轉，然而這期間波動較大而且整體協調程度處于中低水平，本文將嘗試對這一結果進行解釋分析。從協調度變化曲線來看，我們發現這十一年北京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程度變化波動較大，2000－2003年這四年處于不斷惡化的狀態，由瀕臨失調狀態逐步變為輕度失調狀態，到2003年達到最低，協調度僅為0.3754，究其原因我們知道2003年以前北京的城市綠化面積還較低，受沙塵暴天氣侵襲，環境質量受到很大影響。另外，由于科學技術水平不高、產業結構偏重第二產業等原因使得萬元產值水耗、能耗較高，因而導致北京的資源長期處于高消耗狀態，環境也不斷惡化，人口發展方面無論是人口素質還是居民生活水平都處于較低水平。以上原因綜合作用下，2000－2003年的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程度處于逐步惡化的狀態。到2003年，由于“非典”的沖擊，多項指標為近年來最差，從而導致2003年為近十一年來最不協調的年份。2004年開始，“非典”疫情得到控制，政府從中吸取了教訓，同時開始重視生態環境保護，采取了一系列改善環境的措施，使得2004年人口資源協調程度有所好轉。2005年人口規模與2004年相比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給環境帶來了一定的壓力，另外空氣重度污染的天數有所增加、城市水質有明顯下降趨勢，富營養化程度加重等原因導致2005年協調度略微下降。2006年以后呈現穩步好轉的趨勢，這與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環保意識增強以及政府采取環保措施力度的加大不無關系。然而，盡管有所好轉，但是總體上仍然處于勉強協調的狀態，造成這種低水平協調的原因除了以上分析的一些直接因素以外，筆者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經濟，也就是說人口系統是在經濟這一內在驅動力的作用下，通過一系列的人口活動作用于資源環境系統的。我們知道，北京是全國經濟發展最好的三大城市之一，良好的融資條件、豐富的信息資源，充足的就業機會以及雄厚的研發基礎等等使得北京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吸引著全國各地的人來北京工作、生活和投資(據統計2010年與2009年相比北京常住人口總量凈增206.9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凈增195.5萬，占凈增人口的94.5%)，從而導致人口密度大，交通擁堵，水資源短缺以及噪聲污染嚴重等一系列城市問題。另外，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也是通過人口活動作用于經濟過程產生的，如果將資源的消耗和環境的污染都折合成碳排放量的話，有研究表明經濟特別是產業結構對碳排放量的影響更大［18］，然而北京產業結構還處于不斷調整和轉型的階段，這一過程中對環境資源的消極作用并未減弱，而產業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人口就業結構，在這樣的內在機制作用下表現出人口活動對資源環境的影響。除了經濟因素，筆者認為制度因素也是造成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性低的重要原因，盡管政府在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過程中頒布了一些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制度安排，然而并沒有形成強有力的資源浪費約束機制，環境保護也常常是在嚴重的污染發生以后才進行補救，而缺少完善的環境污染預防機制，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制度約束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失調。在以上因素綜合作用下，北京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度處于勉強協調狀態便不難理解。

3結論與討論

本文的評價結果顯示，2000年－2010年這十一年北京市的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程度有一定程度的波動，2006年之前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性較差，處于不同程度的失調狀態，2006年以后有所好轉，呈現勉強協調的狀態。總的來看，北京的人口與資源、環境兩個系統之間的協調性處于中低水平，矛盾較為突出。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北京人口與資源環境之間協調度較低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經濟，重要因素是制度，因此，為促進北京人口與資源環境進一步協調發展，筆者認為可以從兩方面加以完善。一方面，充分發揮北京融資條件良好、信息資源豐富，研發基礎雄厚，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等優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集中發展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污染小，能源消耗低的高新技術產業。另一方面，完善制度，加強人口調控，包括流動人口管理制度、資源約束機制以及環境污染預防機制，明確相關部門的權與責以避免互相推諉，從而使人口與資源環境矛盾問題在制度框架內得以解決。

作者：王瑩瑩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人口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