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與國家形象的建構及其海外傳播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翻譯與國家形象的建構及其海外傳播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全方位地構建中國的國家形象，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但我們要弄清楚的是，我們所要考察和研究的對象是什么?我們所建構的這個國家形象是給什么人看的?毫無疑問，我們的任務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國的國家形象，也即向世人講述中國的故事。但是長期以來，在西方主流媒體的主導下，世人對中國以及中國人多有誤解，因此用世人所能讀懂的語言來建構中國的國家形象就勢在必行。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及中國人的形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由來已久的東方主義的影響，再加之西方主流媒體的炒作和任意建構，便形成了對中國及中國人的錯誤的甚至扭曲的形象。但是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的強盛和對外交流的日益頻繁，這種不正確的形象便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因此這就需要我們掌握自己的話語向世人講好中國的故事，通過我們的講述使得包括西方人在內的世人能正確地理解中國和中國人。要實現這一切都離不開翻譯的中介，但這里所說的翻譯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逐字逐句的翻譯，而更是一種跨文化的再現和重構。

關鍵詞:翻譯;國家形象;建構;重構;傳播

1．引言

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人們經常會問道:既然越來越多地人都可以用英語來交流，以英語為專業方向的學生和學者還有何作為?另外，在當今的高科技突飛猛進發展的形勢下，人工智能已經開始逐步取代傳統的翻譯之功能了，翻譯還有什么用?我的回答是，即使如此，對英語的要求非但不會降低，反而會更高，對翻譯的要求也是如此，它已經擺脫了傳統的“工具”之單一的功能，正在承擔著愈益繁重的任務，這其中之一就是向世人講好中國的故事。更為確切地說，就是要用世人所能聽懂和讀懂的語言來講好中國的故事。既然當今世界的通用語言是英語，那么用英語來講述中國的故事就是一種文化的翻譯和再現。這樣看來，翻譯將在國家形象的建構方面起到獨特的作用。但翻譯本身的內涵也已經大大地擴展了，它必須走出語言中心主義的死胡同，進入廣闊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大語境之中。

2．國家形象建構的多重途徑

確實，在當今這個信息傳播飛速的全球化時代，傳統的時空觀念大大地壓縮了，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也日益頻繁，我們仿佛就生活在一個碩大無垠的“地球村”里。但即使在這樣一個“地球村”里，傳統的民族—國家的疆界并未消解，只是變得有些模糊了。來自不同民族和國家的人們在進行交流時依然保持自己鮮明的民族特色，同時也注意自己的國家形象。因此，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全方位地構建中國的國家形象，就提到我們的議事日程上了。因為這顯然是我們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們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正如柳斌杰先生所言，這是“一篇大文章”①，需要多個學科的協同研究才能有所創新。在這方面，從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學者們始終站在最前列。但是，既然翻譯也是一種重要的國際傳播媒介，對翻譯的重視就不會減弱。當然，我們首先要弄清楚，我們所要考察和研究的對象是什么?也即我們所建構的這個國家形象是給什么人看的?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我們對自己國家的形象應該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比如，在封建時代，中國的形象是一個封閉的皇權專制國家;而到了近代以來，我們的國家形象又呈現為一個一窮二白的大國形象;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在相當的一段時期內雖然貧窮，但卻在努力奮斗擺脫一窮二白的面貌，努力成為一個在國際事務中有著較大影響和發言權的大國;而在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則成為一個對全球經濟作出重大貢獻并且有著重要政治影響的大國。但這只是我們從自己的角度來看的，而國際社會對我們是怎樣的看法呢?也即中國的國家形象在世人眼里究竟如何?這就需要我們去了解并主動地建構。因此我的理解是，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向世界展示中國的國家形象，也即向世人講述中國的故事。中國的國家形象始終是西方主流媒體感興趣的一個話題(王寧、張璐、曹斐2017:1)。但是長期以來，在西方主流媒體的主導之下，世人對中國以及中國人多有誤解甚至曲解，因此用世人所能讀懂的語言來建構中國的國家形象或講述中國的故事就勢在必行②。在這方面，翻譯將起到愈益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既然是向世界講述中國的故事，那么我就得用世界通用的語言來講述。眾所周知，在當今時代英語早已成為一種全球通用的語言和學術交流的工作語言，因此用英語講述中國的故事將起到世界性的影響和良好的效果。此外，我們也應該了解既往別人已經建構出的中國的國家形象，以及中國在世界主流媒體和一般人眼中所展現出的形象。這樣我們就可以據此進行重新建構并傳播這一形象。既然要用世界通用的語言來向世人講述中國的故事，因此這就涉及了翻譯的問題。由此可見，仍然拘泥于雅各布森50多年前提出的“語言中心主義”的翻譯定義顯然是遠遠不夠的(Jakobson1992)。因此我在此著重使用當代翻譯的另一種形式:圖像的翻譯和語言文字的建構。毫無疑問，建構和傳播一個國家的形象，所用的再現及傳播媒介主要是語言以及各種包含象征意味的圖像。前者需經翻譯成世界通用的語言才能為人讀懂，而后者則本身就蘊含著某種意義，若用語言文字將其表達出來實際上就是一種“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transla-tion)。我們現在來看看下面不同的國家的圖像性象征:中國的熊貓形象象征著這個國家的友好、愛好和平和訴諸平靜和安寧;俄羅斯的形象常常被描繪為北極熊，這是一種集可愛、美麗、力量、溫柔、兇猛、智慧于一身的最強悍的陸上食肉動物。俄羅斯的北極熊形象則意味著這個國家表面可愛溫柔，實質非常兇猛和富有智慧，令人難以對付;美國的形象常常以鷹來表示，這種動物有著種種不同的象征，它既是力量、勇氣、自由和不朽的象征，同時它也代表戰爭。古羅馬的軍旗就是鷹旗，鷹是他們的象征，而且鷹也是希臘神話中眾神之王宙斯的傳令鳥，給人一種威嚴的感覺。這當然是一般人能夠識別出的象征性形象，我們通過閱讀這些圖像，然后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實際上就是雅各布森所描述的那種“符際翻譯”，雖然在雅各布森這位“語言中心主義”的翻譯理論家那里，這是一種“變異”(transmutation)(Jakobson1992:145)，但他依然為它在翻譯的殿堂里保留了一席之地。而現在，隨著“讀圖時代”的來臨，這種“符際翻譯”已經變得越來越普及和重要了。除了上述用圖像表達的國家形象建構外，還有一些人為建構出來的形象，主要是一些占主導地位的大眾傳媒通過翻譯和再現而建構出來的形象。由于西方的媒體長期以來占有世界傳媒的主導性地位，因而西方媒體建構出的國家形象就有著很大的影響。比如西方媒體對中國以及中國人形象的描繪和建構就是如此。他們之所以建構出關于中國的種種形象，其根源就在于西方主流意識形態長期形成的“東方主義”的觀念。因此在下面一部分，我基于以往的研究，對“東方主義”或“東方學”作進一步的批判性反思(王寧1995:54-62;王寧1996:71-76;Wang1997:57-67)。

3．西方的“東方學”和“漢學”批判

提到西方的“東方學”或“東方主義”，我們馬上會想起后殖民理論家愛德華•賽義德(EdwardSaid)的建構和批判。我們說，賽義德所建構的東方主義除了本身帶有的鮮明的意識形態意義外，還有著另一層涵義，也即對作為一個存在于西方高等院校多年的學科———東方學或東方研究領域(OrientalStudies，或non-WesternStudies)作了一些批判性的分析。我們單單從上面提及的幾個英文術語的使用就不難看出隱匿其中的西方中心主義或西方優越論:盡管東方文化有著遠較各種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但東方各民族仍被籠統地描繪為作為一個與西方世界對立的“東方”，或者說一個不同于西方的“他者”。而東方各民族的文化也就自然而然被統稱為“東方文化”(Orientalculture)，研究東方問題的學科也就成了一門只能長期處于邊緣地帶的學科領域。這顯然是帶有明顯偏見的。但是這些偏見卻長期主導著西方媒體對東方的歪曲性描述和建構。眾所周知，賽義德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1978)一書主要是為西方人寫的，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是專為處于西方世界話語中心的美國人而寫的，因而這一“美國的”立場便有著十分明顯的霸權特征。但是東方主義或東方學作為對西方中心主義話語的一種顛覆和解構有著不容忽視的積極意義和作用，它至少向我們啟示，隨著東方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日益強大，西方世界對之的研究也應當逐步受到重視，具體體現在學術界就以西方高校對東方語言文化的研究的日益發展和學科化為特征。即使在當前的歐美學術界，由于經費的短缺和生源的不足，有些學校的人文學科教席被取消，而另一方面，有些專事東方研究的教席則規定必須由東方血統的學者來擔任，有的學校為了標榜自己的多元文化主義的寬闊胸襟，甚至另增加一些新的東方研究職位，并且專門聘用來自東方國家的學者任教。這無疑為西方的東方研究領域注入了新鮮血液?？梢哉f，東方學在歐美學界正處于一個更新換代的轉折時期，一大批有著東方血統、并在西方受過系統教育和訓練的新一代學者已經或將不斷登上講壇，并進入學術研究的前沿，給傳統的東方學增添了新的活力。例如，歐美的漢學或中國研究就有著一大批中國血統的學者，他們的加盟對傳統的漢學進行了改造和重建。使得專注古典而輕視當代的傳統的漢學研究得到轉向?，F在我們簡略地回顧一下西方的東方學研究的歷史及現狀。早在18世紀它就已經作為隸屬于區域研究(areastudies)的一個學科出現在當時世界學術的中心———歐洲。建立東方學的目的旨在從西方人特有的視角來看待東方，運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來研究東方的問題。而更為狹窄一些的“漢學”(sinology，或sinologicalstudies)學科的建立則旨在從西方的視角來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問題，與我們中國學者所從事的國學研究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是不管出于何種目的，對東方世界(包括古老的中國)的興趣仍致使一批又一批的歐洲學者漂洋過海不遠萬里來到東方諸國，或從事經濟貿易或進行文化教育活動，在東方的國土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足跡，為東西方之間的溝通和相互理解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同時，由于西方人習來已久的觀察事物的視角和迥異于東方人的思維方式，致使他們對東方的理解和描繪仍自覺不自覺地帶上了某些片面的看法或偏見，因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便形成了關于東方和東方人的形象。有著這些形象經過建構者的翻譯或用英語再現于主流媒體中，因而逐漸成為西方人了解東方的依據。正是由此出發，東方學從一開始就作為西方學術界的“他者”和點綴物的形象而出現。即使是賽義德本人也不例外，他一方面承認東方主義主宰了生產東方文化的人們，致使他們很難超越自己的視野，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認這一事實，即并非只有東方人自己才能討論東方文化，有些問題需要從他者的立場出發才能得到某些洞見，因此討論東方問題并非東方人的專利。賽義德的這一觀點在他的哥倫比亞大學同事、美籍中國漢學家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的巨大影響得到了證實。該書雖然是冷戰時期的產物，但排除其意識形態上的偏頗觀點外，對一些作家作品的分析是十分到位的。

夏著首先在海外出版，然后通過翻譯介紹到中國，對中國學者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內的一些老問題以及重寫文學史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鑒的啟示。因此我們不可否認，由于東方研究這門學科的客觀存在，致使東方語言的普及和東方文化的流傳一直在以一種獨特的方式發展著，東方研究專家的層出不窮更是使得這個領域的學科化和機構化逐步成型。它不但本身自成體系，而且還滲透到一些新興的邊緣學科———如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對這些學科領域內的超越西方中心模式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僅在歐洲漢學界就出現了一批兼通東西方文化并且尤其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面有著深厚造詣的國際著名學者，他們對中國文化在歐洲的傳播和普及以及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梢哉f，中國文化走向世界離不開他們的幫助。此外，由于他們中的一些人有著扎實的西方文化理論功底和很強的理論闡釋能力，因而得出的一些結論實為中國國內的研究者參考和借鑒。例如，前面所提及的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海峽兩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就是一例。我們可以不同意夏志清的偏激觀點，但卻無法否認他的著作所產生的巨大影響。雖然他沒有翻譯一部完整的中國長篇文學作品，但是他的著述仍可算作一種文化翻譯，也即他的視角和所閱讀的文學作品都是用中文寫作的，而他的分析和批評性文字卻是英文，所起到的客觀影響大大超過了翻譯幾十部作品的作用。但是像前面提及的這些西方漢學家那樣對東方有著深厚的感情的學者并不在多數，更多的東方文化研究者并非出自對東方文化的熱愛而畢生從事東方文化研究的，而是將其當作一個謀生的職業和工作，他們對東方文化的態度往往是矛盾的:既將其當成自己的本職工作，同時又不那么投入，只是在東方文化的國度以外樹起一面大旗，自我標榜為“東方學研究者”。這部分學者的研究特色是厚古薄今，致力于歷史問題的分析，很少觸及現實問題或提出自己的見解，或者有意地回避或遠離現實問題，專心致志地在故紙堆里從事純學術研究。他們往往可以做到在某一點上鉆研得很深，并能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見，但在其他方面卻一無所知。當然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的西方文化研究者中也不難見到。應該承認，這部分學者的研究成果依然客觀地幫助了東方文化為更多的人所了解，盡管其中難免存在誤解甚至曲解的成分。還有一些學者或出于對東方的天然蔑視甚至意識形態上的仇視，為了迎合西方文化霸權主義向東方國家的政治滲透和搜集情報的需要而致力于東方學研究。這些人實際上是披著學者外衣的新的文化殖民主義者，一旦某個東方國家遇到政治風波或其它類似的社會經濟問題，他們就會乘虛而入，脫掉學者的外衣，充當起新殖民主義的御用文人，向東方和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進行煽動或挑唆，促使他們起而反對自己的國家。目前在西方主流媒體不斷試圖唱衰中國的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就包括一些所謂的“漢學家”，對他們我們應當保持警惕，并且隨時準備揭露他們的真面目。

4．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及中國人的形象:歷史的演變

由于受到“東方主義”和舊的歐洲中心主義等偏見的主導和制約，西方人對中國和中國人一直有著某種先入為主的概念或印象，這些概念或印象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描述者那里都呈現出不同的形態，對這些種種不同的形象作些分析，自然是我們研究中國文化在歐洲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在長期的研究中，已經逐步形成了一些看法，并對之作過一些分析批判(王寧1998:98-118)，現再次簡略地作一些歸納和分析。在我看來，在東方主義的主宰下，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或中國人的形象可以大致歸納為下面幾大類。

1)中國是一個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的國家，雖然它有著古老的文明，但這種文明早就衰落了，近代中國的先進東西幾乎都是從歐洲引進的，等等。持這種觀點的西方人有時甚至不顧歷史事實，把明明屬于中國人的發明或發現據為己有。明明是中國人早于歐洲人先發明了印刷術，但在那些頑固的歐洲中心主義者那里，印刷術卻被說成是一位名叫谷登堡(Gutenberg)的德國人發明的，而且這位谷登堡竟被奉為“天才的印刷術發明家”。對此，法國著名漢學家艾田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經過進一步的仔細考證和分析，嚴正地予以了駁斥(艾田浦1992:14)。今天，隨著中國的日益開放和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對中國的進一步認識，這樣的常識性錯誤大概會越來越少了，而蓄意顛倒歷史的人也不敢任意信口雌黃了。

2)中國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國家，它曾在歷史上有過自己的鼎盛時期，它的存在于古代世界是任何其他國家所無法企及的。持這種看法者可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對中國并不了解，但卻出于藝術家的想象，對中國進行了種種美好的甚至理想化的構想，結果在他們心目中的中國往往要甚于現實中的中國。一個較近一些的例子就是由印度籍國際指揮大師祖賓•梅塔(ZubinMehta)指揮、中國導演張藝謀執導的歌劇《圖蘭朵》。這部由著名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Puccini，1858—1924)根據意大利劇作家高齊的原作改編的歌劇于1997年5—6月間在佛羅倫薩歌劇院演出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轟動效應，可以說簡直是那位從未到過中國的作者做夢也想不到的。另一類則是在出于對中國的了解之后對中國作出相對客觀真實的描述，這便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利馬竇對中國的描寫，這位在中國居住了27年之久的歷史學和宗教學家在《中國文化史》中不僅強調了當時中國的強大和穩定，同時也揭露了社會上的一些丑惡的東西，對于西方讀者了解真正的中國之形象作出了很大貢獻。

3)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有著最悠久歷史和最光輝燦爛的遺產的文化，中國的哲學思想博大精深，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處于危機之時，將擔負起21世紀統一全人類文化的重任。持這種看法者大都是一些有著中國血統同時又在海外執教的“新儒家”學者。他們提出了一個“文化中國”的口號，這顯然對于在全世界弘揚中國文化具有積極的意義。例如，當代“新儒學”代表人物杜維明就指出，“儒家所提倡的社會和諧化，似乎是對泛濫西方的個人主義的一種合理矯正”(杜維明1997:6)。因此在他們看來，惟有儒家的思想才能把處于危機之中的西方人文主義精神解脫出來。杜維明還進一步總結道，“儒家對西方的反應決不能削弱東亞文化的根基。倒是在日本、韓國、臺灣、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的儒家學者中進行地區間的交流或許可以導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的真正的學術交流。”(Tu1993:159)事實證明，這股源自海外的“新儒學”思潮已經直接影響到中國國內的儒學研究了。另一方面，新儒學的這些思想觀點經過與后現代的多元共生的觀點的對話和交鋒，與當今中國政府所提倡的建立和諧社會和和諧世界的治國理念也有著某種契合?？梢哉f，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所展示的“儒學”中國的景觀將為儒學的普及和研究推波助瀾。

4)中國是一個沉睡的獅子，它一旦蘇醒，將使整個地球發抖，因此中國的崛起將對世界是一個極大的威脅。這個從拿破倫時代起就有的關于中國的神話至今仍留存在相當一部分西方人的無意識中，他們承認中國的強大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出于某種無知或誤解而擔心中國這個歷史上的“東亞病夫”一旦崛起變得強大起來，就有可能威脅世界的和平，因此他們在種種場合利用各種機會向不明真相的西方人散布所謂“中國威脅”論，試圖從另一方面為某些人的制約中國的政策提供論據?？上У氖?，這種“中國威脅”論的險惡用心竟被相當多的中國人當做了值得驕傲的資本。

5)中國也如同其他東方國家一樣，有著種種令人神往的東西，這些東西始終縈繞著想探索它的奧秘的人們;但另一方面，中國人又有著本質上的各種劣根性和丑陋的東西。由于這種形式的中國形象時常出現在西方作家的想象性作品中，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國的形象就有著不可調和的兩重性，這也就是為什么一些由張藝謀、陳凱歌執導的以描寫舊中國風貌為題材的中國電影能夠迅速在西方產生轟動效應并且頻頻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部分原因。

6)中國人最勤勞、節儉，具有東方人的許多美德。這一形象可以說不僅在西方人的著述和藝術作品中得到不同形式的描繪，在更大的程度上，這一特征是由在海外定居或留學的中國人自己塑造的。因而就連最帶有種族主義意識的西方人在竭力反對中國移民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移民在現代西方文明建設中所做出的杰出貢獻。不少主持公道的美國人甚至認為，以中國和印度為主體的亞洲移民對美國近幾十年的高科技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沒有他們的貢獻，美國的科技是不可處于現在這種領先地位的。應該承認，上述種種現象主要產生于一些西方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習慣看法，有些通過翻譯已經訴諸學術性或想象性文字，而有些則留存在人們的頭腦里，并且不時地在與中國人的交往中通過言談或舉止中表現出來，往往真實的成分和虛構的成分混為一體，難以區分，對于我們的進一步研究僅僅具有參考價值，但卻不能作為我們據此進行理論分析的主要論據。因為上述所提到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及中國人的形象并非一成不變的，它實際上始終處于一種發展演變的狀態。今天，當中國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經濟飛速發展時，一些西方人往往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對當代中國做了過高的不切合實際的估計，因而又建構了某種新的關于中國的形象。

5．當代西方媒體和學者眼中的中國

毫無疑問，對于中國的崛起，尤其是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等全方位的崛起，國際學界和大眾傳媒近年來給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并就這一現象發表了大量的文字和報道。他們同時也建構了各種版本的“中國神話”(Chinesemyth)和“中國幻想”(Chinesefantasy)，彷佛中國果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或新崛起的又一個超級大國。但是中國真正的形象又是如何呢?毫無疑問，中國和美國一樣，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只是美國在其原有的水平所取得的新的進展不那么明顯罷了。而中國則不然，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被人認為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Perry2014:5)，而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而這一變化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西方學者和西方的一些主流媒體往往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崛起的中國。有些人，如社會學家道格•加斯利(DougGuthrie)，在將中國與全球化相關聯的同時，也提請人們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即在過去的25年里，中國人民是如何將自己的國家從一個極度貧窮的國家改變為當今世界發展速度最快的最大經濟體之一的，他認為這不能不說是展現“全球化的力量的一個故事”(storyoftheforcesofglobalization)(Guthrie2012:3)。加斯利在自己的書中用詩一般的語言描繪了中國的上海、北京、成都和重慶這些大都市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發展之后，建構出的中國的形象顯然是正面的(Guthrie2012:2)。盡管加斯利所建構的中國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反映了那些發展迅猛的一線大都市的現狀，而忽略了中國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城市化的進程只是近20、30年里才開始的，而且即使如此，中國本身在過去的20多年的發展也是極不平衡的。因此加斯利在書中也提出了這樣一些問題:中國將變得更加民主嗎?中國政府將更為嚴肅地對待保護人權和創造透明的法制體系嗎?中國的“暴發性增長”(explosivegrowth)將如何影響東亞以及范圍更大的全球經濟?應該承認，加斯利的描述相對說來還是比較客觀和公正的，因為這些言辭大都基于他在中國的親身經歷以及他長期以來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對中國的仔細觀察。在分析了上述這些問題后，他仍然相信，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形式”將“在中國出現，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種形式并沒有得到西方政客和時事評論員的充分理解”(Guthrie2012:19)。應該承認，加斯利所建構的當代中國的形象代表了相當一批對中國友好的西方知識分子的善良愿望，因此他對中國未來的預測也是比較中肯的，至少反映了相當一部分西方知識分子對中國的期待。

另一些人，如在香港大學任教的美國學者胡德(DanielVukovich)則對中國的變化十分贊賞，因而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抱有十分樂觀的態度。他認為:那么為什么是中國呢?我們首先假想這些對立的觀點和認識論挑戰，例如東方主義，因為這些看法一直統治了中西關系三百年之久……因此，同樣，讓我們回顧一下“我們”與中國的關系，這絕對是經濟上的(同時也是政治上的)關系。中國的崛起，它作為“另一個”超級大國的地位，全世界的制造商，新的亞洲霸主，世界歷史的消費市場，美元的最后買主，第二大經濟體，如此等等(Vukovich2012:142)。胡德試圖提醒西方讀者注意，隨著中國的崛起和經濟上的飛速增長，西方大眾媒體長期以來形成的老的東方主義觀念將發生變化，一種將中國視為新的“超級大國”的新的東方主義幻象將逐步形成。但是，胡德在批判老的東方主義的同時又建構了一種過于理想化的新的東方主義。因此坦率地說，持上述這些看法的西方學者在承認中國的快速增長和繁榮的同時，往往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依然存在著巨大的貧富等級差距、城鄉差距和沿海與內陸的差距，因此中國總體上說來仍然可算作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卻在逐步“去第三世界化”，朝著真正的小康社會和發達國家的方向邁進。還有一些人一方面承認，雖然中國作為實行改革之前“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卻在21世紀初成為“迅速崛起的經濟體———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也指出，中國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的發展形成了嚴峻的“挑戰”:(Perry2014:5)雖然主要的城市有著閃閃發光的新的基礎設施以及隨之而建立的城市設施，實際上趕上或超過了那些發達的工業國家，但是廣大農村和內陸地區依然處于貧困的狀態。新興的城市中產階級的富有靠著房地產交易和炒作來運作，而這卻被數百萬移民勞工的貧困狀態所抵消(Perry2014:5-6)。不管我們是否贊同裴宜理(ElizabethJ．Perry)的上述看法，但是她的看法至少反映了西方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所發現的中國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完全可以對我們起到某種警醒的作用。由此可見，對于中國的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巨大變化和經濟上的巨大增長，任何西方人斗的不得不承認，他們關于中國的不同印象和看法都是從他們自己的角度得出的，主要是出于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方面的考慮。此外，這些看法也至少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當今的中國已經變得越來越像一頭正在蘇醒的獅子，它的崛起是不可抗拒的，它將在總體上有助于改變當今世界的格局，使之朝著多極的方向發展。這些看法都為我們從另一些不同的角度來考察中國的國家形象的重構奠定了基礎。我們完全可以從上述描述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斷地發展演變的，準確地把握這種歷史的演變對于我們制定自己的對策不無裨益。而對于翻譯研究者而言，我們又能有何作為呢?我在結束本文之前僅提出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我始終認為，我們過去對翻譯的界定過于狹窄了，僅將其視為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而忽視了它的文化再現之功能，這顯然有礙于我們推進中國文化和人文學術的國際化，同時也貶低了我們這些從事外語教學和研究的學者的作用。實際上，從學科的角度來看，我們也和從事漢語言文學教學和研究的學者一樣，所從事的是人文學術的教學和研究，只不過我們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外國的語言文學。但即使如此，我們的中國立場和視角以及觀察事物和考慮問題的角度卻明顯地有別于那些外國人。因此我們用外語著述實際上也是一種翻譯，只是已經大大超越了那種逐字逐句的翻譯，而是一種文化的再現與建構，特別是在向世人講述中國的故事時就更是如此。因此對于翻譯研究者而言，我們不僅要研究傳統的以語言作為表達媒介的翻譯，更要關注作為國家形象建構之載體的跨文化的翻譯和闡釋。這樣，我們才能有效地用世界通用的語言來講好中國的故事。

作者：王寧 單位：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