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意識的多元文化烙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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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拿大文學根植于多元文化，并衍生出了地域特色鮮明的女性意識。從殖民地時期受印第安多元文化影響而萌發，到加拿大聯邦成立初期在女權主義滋養下的成長，再到建國百年時由少數群體文化和女權主義文化的雙重教導下走向成熟，加拿大文學中女性意識深深打下了多元文化的烙印。然而，在多元文化進入發展瓶頸時，加拿大文學的女性意識完成了向生態女性主義的嬗變，在跨越自我的同時又為多元文化發展指引了道路，實現了對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反哺”。隨著少數族裔文化的崛起，少數族裔作家將用本民族文化對加拿大社會中女性的生活狀態進行不同解讀，未來加拿大文學中女性意識的多元文化烙印也會更加絢麗多彩。

關鍵詞：加拿大文學；女性意識；多元文化

從17世紀起，加拿大豐富的自然資源吸引著一批又一批的人移居于此，不同文化在這片大地上碰撞、交融，逐漸從二元文化結構演繹成了加拿大特有的多元文化體系。而根植于多元文化沃土的加拿大文學之樹，不僅茁壯成長，而且衍生出了地域特色鮮明的加拿大文學女性意識。從殖民地時期受印第安婚姻文化影響而萌發，到加拿大建國百年時在少數族裔文化和女權主義文化的雙重教導下步入成熟，不論思想內涵如何變遷，加拿大文學中的女性意識都深深打下了多元文化的烙印。

一、萌發：歐洲大陸文化與北美土著文化的“邂逅”

加拿大文學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紀，這時的加拿大只是法國的海外殖民省，耶穌會教士每年給法國教會的報告及軍隊官員的一些游記已經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但女性文學還無從談起。到18世紀中期，加拿大文學仍然以見聞和游記為主，但這片土地上英國、法國以及土著文化之間的碰撞，為加拿大營造出了不同于歐洲大陸的文化氛圍，也為文學家的創作積累了知識和素材。1769年，弗朗西斯•布魯克夫人以當時魁北克地區英國駐軍的生活為背景所寫的《艾米麗•蒙塔古小傳》，是加拿大乃至北美洲的第一部小說。小說講述了主人公艾米麗在父母的包辦下嫁給了不喜歡的克萊頓，但最后在好友阿拉貝拉的影響下，最終解除原婚約，與心儀的里夫斯上校結婚的故事。小說的主人公雖是艾米麗，阿拉貝拉卻更像是小說的中心人物，她熱情開朗，聰明活潑，有敏銳的觀察力，羨慕印第安妻子可以不受丈夫干擾、無拘無束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女權意識沒有那么鮮明的18世紀，小說里強調女情與婚姻自由的女性意識實在是難能可貴。這與布魯克夫人受到加拿大印第安土著迥異于歐洲大陸的婚姻文化的影響不無關系。布魯克夫人也因此成為了加拿大文學中女性意識的啟蒙者。殖民地時期，歐洲大陸傳統文化與加拿大土著文化的一次浪漫“邂逅”，便孕育出了加拿大文學中女性意識的萌芽。18世紀到19世紀中期的加拿大還屬于英法二元文化社會，歐洲大陸傳統文和宗教文化對其影響依舊深刻，男權主義還是其文化核心。布魯克夫人的“靈光乍現”，也僅停留在了“嫁個好男人”的女兒心思里。即使這種“小富即安”的女性意識，在加拿大文學中也似乎只是波光一閃。在布魯克夫人之后，加拿大也曾出現過茱莉亞•哈特、伊莉莎•庫辛、羅薩娜•樂普羅溫等女性作家，可她們的文學作品要么是傳奇故事，要么流于說教，明顯受到了男權主義和宗教文化的影響。在殖民地時期，加拿大文學女性意識中的文化烙印依然帶有濃重的男權主義文化色彩。

二、成長：二元文化結構中女權主義文化帶來的“叛逆”

19世紀末，拿加大這個新生的二元文化國家受席卷歐美以平權為主要目標的“第一次女權主義浪潮”的影響，加拿大女性對其在社會中被壓迫的生存狀態表現出強烈的不滿情緒。加拿大文學中的女性意識也在女權主義的滋養下再次煥發出生機。如果說殖民地時期加拿大文學中才剛萌發的女性意識主要是喚起社會對女性境遇的關注和同情，那么聯邦成立初期的加拿大文學表現出的追求個性解放和自強獨立的女性意識，可以說是女權主義文化給加拿大二元文化系統帶來的“青春期叛逆”。1904年，加拿大小鎮文學的開創者———薩拉•鄧肯，出版她這一生最著名的小說《帝制支持者》。這不是一部以女性意識為主題的小說，不過在故事展開的過程中，作者透過姐姐艾德維拉表達出了對婦女獨立、平等自由以及社會地位等方面的關心，這是加拿大文學中女性意識的另一種覺醒。在《帝制支持者》出版四年后，“20世紀初最受關注的加拿大明星作家”露西•蒙哥馬利出版了小說《綠山墻的安妮》，故事用動人的情節描述了女主角安妮•雪莉是如何以積極樂觀追尋希望的生活態度獲得了家人和社會的認可。

作者在安妮身上映射了一些自己的經歷，女性意識也不再拘泥于愛情故事，而是安妮用自己的努力獲得社會認同的過程。與殖民地時期加拿大文學中“只為愛情顧”的女性意識相比，安妮這種不拘泥于愛情，追求在家庭和社會中體現人生價值的女性主義思想，微妙卻具有革命意義，意味著加拿大文學的女性意識進入了成長期。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加拿大作為英聯邦成員，約有大量適齡男性踏上了歐洲戰場，加拿大女性適時添補了勞動力空缺。由此，加拿大女性社會地位獲得提高，社會責任感也越來越強，加拿大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描寫愈加深刻。辛克萊•羅斯的《至于我和我家》、瑪莎•奧斯騰索的《野鵝》，女主角在家庭中的矛盾沖突更加激烈，對男權主義社會的格局表現出比較明顯的反抗意識。

隨著新移民數量增加，加拿大女性文學的創作視野更加開闊，女性意識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東歐移民女詩人多蘿西•利夫賽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在二戰前后創作了大量以政治為主題的詩歌；英裔女性移民作家艾琳•貝爾德的都市小說，更加關注城市中底層人民的疾苦，尖銳地反映了社會問題，政治氣氛強烈；冰島移民女作家薩爾富森的長篇小說《勇敢的心》以冰島移民經歷為背景，刻畫了一位務實求真、勇于奉獻、有理想、有追求的加拿大女性代表，而小說中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描寫，反映了加拿大人民祈盼和平和愿意為和平犧牲的精神。加拿大文學中女性意識多元文化的烙印也在這時變得多彩了起來。盡管無論是現實社會還是文學作品，加拿大女性意識都在迅速成長，但二元文化下的加拿大仍然是一個男權為主的社會，仍然認為女性是男性的附屬，仍然頑固地把女性的社會角色固化在家庭里，這種“叛逆”并不為整個社會所接受。

這點在戰后加拿大著名小說家、劇作家羅伯遜•戴維斯的1951年的戲劇《在我心靈深處》可見一斑，作品選取特雷爾夫人、蘇珊娜•穆迪和弗朗西斯•斯圖亞特這三位加拿大歷史上才華橫溢的女性為主要人物，她們都放棄了自己原有的理想和丈夫來到了加拿大拓荒，而魔鬼卻煽動她們去追尋自己的理想。這部帶有宗教色彩的劇作中，女性被認為是男性的附屬，女性追求人生理想的行為則是受到了邪惡魔鬼的蠱惑，女權主義文化依舊受到了男權主義和宗教文化的排斥。然而，歷史前進的車輪又是不可阻擋的，埃塞爾•威爾遜1949年出版了長篇小說《天真的旅行者》。女主人公托帕斯天真淳樸，按自己的意愿快樂生活，不去承擔社會和他人的責任，在旅行中展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這從側面表現出二戰后家庭已經不再是加拿大女性生活的中心。1954年，埃塞爾•威爾遜又出版了小說《沼澤天使》，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瑪姬的在一連串的人生打擊之中，不斷探索和反思，最終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新生活。1959年，希拉•沃森創作的“加拿大第一部現代主義小說”《雙鉤》出版，小說通過引借《圣經》、希臘神話和印第安神話等多種文化元素，以詹姆斯逃離家鄉，又回歸故土的過程，對加拿大的社會問題進行了反思，認為人的命運并非注定不變的，人的愛心與覺悟必能引導人前進［7］222。《沼澤天使》中經歷了家庭種種不幸的瑪姬的自我反思，以及《雙鉤》中作者通過詹姆斯對社會的反思都標志著加拿大文學中女性意識發生了質的變化。

三、成熟：多元文化體系下的“反思”

二戰后，加拿大非西歐裔移民比例大幅增加，新的意識形態和文化也同時進入。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和“族裔認同”行動的傳入加拿大，少數群體（原住民民族、亞裔、非洲裔和東歐裔）渴望獲得主流社會的認同，渴望獲得社會話語權，渴望打破二元社會結構。1971年，加拿大政府頒布了《雙語制下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長期在二元文化夾縫中掙扎的少數族裔文化獲得了生機，加拿大開始進入強調個性、獨立和平等的多元文化發展時期。與此同時，追求性別差異性的“第二次女權主義思潮”再次在歐美興起。在少數群體文化和女權主義文化的雙重教導下，加拿大文學中的女性意識已經不像“青春期”時單一強調“叛逆”和“反抗”，而是如一個成年人一樣，開始對女性在社會中生存的意義和女性如何實現人生價值進行“反思”。

1964年，加拿大“小說三大家”之一瑪格麗特•勞倫斯和她的馬納瓦卡系列小說進入了人們的視線。在十年的時間里，勞倫斯創作了《石頭天使》（1964）、《上帝的玩笑》（1966）、《住在火里的人》（1970）、《關在屋里的鳥》（1970）和《占卜者》（1974）共五部馬納瓦卡小說。在五部小說中，主人公從歐洲移民變換成了原住民梅蒂斯人，再到歐洲移民和梅蒂斯人的雙線交錯；故事背景從馬納瓦卡小鎮延伸到了溫哥華，又在繁華都市和小鎮間穿插跳躍。馬納瓦卡系列小說的演繹正好印證了加拿大從二元文化向英語文化、法語文化和少數族裔文化多元共生過渡的發展軌跡。在這多元文化結構形成的過程中，蘇格蘭后裔《石頭天使》夏甲在臨終前愛心覺醒，完成了自我認識；小鎮女教師蕾切爾因為《上帝的玩笑》而母性復蘇，檢討人生，獲取了新生的力量，開始學習適合的生存方式；《住在火里的人》斯泰茜在大都市溫哥華承受著來自家庭、社會的巨大壓力，在彷徨、孤獨和恐懼中找到了人生的真諦，心靈歸于平靜，直面人生和現實；小鎮少女瓦妮莎觀察到，在社會的屋里，女性好似《關在屋里的鳥》，要擺脫現狀只有努力奮斗，如果放棄掙扎，只能如《潛鳥》梅蒂斯人皮格特一樣，成為這個社會的邊緣人，最終消亡；女作家莫拉格在回憶與梅蒂斯男友朱爾斯的往事的過程中，感悟人生，成為了一個用寫作探索人生意義的《占卜者》。

在勞倫斯的小說中，女性意識已經不僅僅是反抗男權意識的壓迫，而是打破傳統觀念、家庭、社會和環境給女性的種種束縛，反思自身性格給女性帶來的困惑與煩惱，并最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她們努力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不再被動地接受，而是在精神獨立和自由的前提下，有選擇地妥協和回歸。在勞倫斯的筆下，加拿大文學的女性意識真正意義地成熟了起來，多元文化的烙印也更加明顯。因此，馬納瓦卡系列小說也奠定了勞倫斯近二十年的加拿大文壇領袖地位。在這一時期，蜚聲世界的“當代女契訶夫”加拿大小說家艾莉絲•門羅出版了《快樂精靈之舞》（1968），已至暮年的馬薩麗絲畢生致力于少兒音樂教育，在面對學生及其家長前諷后贊時寵辱不驚、心地空明，表現出的“弱者不弱”的可貴精神已經高于一般意義上的女性意識。而在姊妹小說集《姑娘們和女人們的生活》（1971）和《你以為你是誰？》（1978）中，女主人公都意識到了男女的差異性，也認識到了女性在社會上生存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但作品并沒有把責任完全歸咎于社會，而是直面存在于新女性自身的問題，思考人生的實質，表達出僅有事業成功而沒有家庭幸福的女性也是“強者不強”的失意者。在“強弱”轉換之間，女性只有能掌握自身命運，人生才有積極意義。加拿大文學的女性意識也因為門羅愈發的成熟和豐滿，散發著無盡魅力。不僅是女性作家，加拿大男性作家也開始在文學作品中開始關注女性問題。

1970年，加拿大劇作家喬治•里加在代表作《麗塔•喬的狂喜》中講述了麗塔•喬從一個天真善良的印第安少女淪落為一名妓女的過程。在劇中表現出的麗塔•喬土著人身份受到的歧視，政府部門對其遭遇的漠不關心，以及麗塔•喬的無辜和無助，都將批判的鋒芒指向了整個社會，認為社會應認真反思麗塔•喬的不幸［7］366。劇作在描寫少數族裔與社會的矛盾與沖突之外，也關注到了加拿大女性在社會中困境。這說明多元文化視野下的加拿大，男權社會已經不再是主流，加拿大女性無論是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獲得了獨立和自由。萌發于殖民地時期的女性意識，在經過二元文化結構時的“叛逆期”后，終于在加拿大建國百年的時候走向成熟，并獲得了的全面認可，而與生俱來的多元文化烙印，也成為了她身上最寶貴和不可或缺的裝飾。

四、超越：生態女性主義的“反哺”

進入20世紀80年代，加拿大多元文化教育日趨成熟。1988年，加拿大通過《多元文化法》，進一步闡明了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的主要思想、內容和實施方法。加拿大的執政者希望多元文化主義成為加拿大民族關系的主流意識形態。然而事非所愿，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發展陷入了“與之前雙語制度的矛盾”“各民族國家認同感的缺失”“少數群體的政治民主無法保證”和“種族歧視”等種種困境。但加拿大文學中的女性意識并未因此停止前進，而是在吸收了生態女性主義文化的基因后，為自己打開了向更高層次進化的通道。生態女性主義是婦女解放運動和生態運動相結合的產物，認為“對女性的壓迫和對自然的主宰之間有著重要聯系”。

生態女性主義者批判“邏恪斯中心主義”思想，認為就是這種二元對立的理論，導致自然和女性都處于弱勢地位，受到人類和男性的剝削。1985年，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出版了生態女性主義小說《使女的故事》。作為一個生物學家的女兒，阿特伍德對女性問題、生態問題和人與自然的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并把女性與自然聯系了起來。在《使女的故事》中，由男性組成的決策層肆意破壞自然環境，給人類帶來了無盡的苦難，形象地描繪了女性和自然都遭受到了男權中心主義思想的迫害，它們同處于相似的從屬、被動、受害地位。小說揭示出了女性與男性、自然與人類之間隱秘的壓迫、統治與支配關系，揭示了女性與自然同時受到男性迫害或破壞，將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和統治同人類對自然的踐踏、蹂躪對應起來。從解構主義視角分析，很多早期加拿大女性文學中都可以看到生態女性主義的影子，直到《使女的故事》才是加拿大作家第一次有意識地應用生態女性主義思想進行的創作。小說同時對兩性和諧和人類可持續發展進行探討，這正是生態女性主義所追求的目標。在《使女的故事》之后，阿特伍德又陸續出版了《貓眼》（1989）、《強盜新娘》（1993）、《盲刺客》（2000年）、《羚羊與秧雞》（2003）、《好骨頭》（2010）等長篇小說。

這些小說表達出了作者對自然環境遭到人類破壞后的強烈危機意識，以及對女性被男權主義壓迫的深深關注。阿特伍德也因其獨特的女性視角、敏銳的洞察力和高超寫作技巧成為瑪格麗特•勞倫斯之后，新一代的“加拿大文學女皇”。如果說阿特伍德用充滿想象力的作品表達出女性遭受男權主義戕害與自然環境遭到人類破壞之間的關聯，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莉絲•門羅則用其“看似平淡，實則老辣”的現實主義短篇小說，對加拿大文學中的女性生態主義給予了另一種詮釋。以門羅2004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集《逃離》為例，卡拉、朱麗葉、格蕾斯等小鎮女性處在逃離家庭、逃離兩性、逃離自我的渴望中，卻最終都無奈地放棄。從表面看，作者似乎是在通過她們的悲慘命運控訴父權社會中男性對女性的迫害。而作者則用小說中對自然風光的描寫暗示讀者，社會好像一個生態圈，生活在這個圈中的無論男性女性其價值并沒有差別。社會對不同性別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期待。溫順的女性并不必須是弱者，強壯的男性也不理所應當站在統治地位，正所謂“弱者不弱，強者不強”。

社會中每個人都要按照準則行事，無論哪方想打破這個生態平衡，最終都將走向滅亡。門羅用她深刻犀利的眼光、樸素細膩的文字，借由一個個平凡但頗具個性的女性形象，為讀者展現了男女之間難以解釋的生態關系，表達了一種兩性平等、和諧共存的生態女性主義理想。門羅的這種生態女性主義思想不僅讓一直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對自己的社會價值有了新認知，而且對加拿大其他少數群體也有巨大的借鑒意義。在施行多元文化主義的加拿大，每一個維度的文化互相對抗又互相依存，它們共同組成了加拿大社會的多元文化生態圈。在多元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過渡強調文化的獨立、自由和平等，必將導致各個社會群體走向了封閉，排斥外來文化，最終使多元文化的發展陷入困境。只有用生態主義的思想，打破文化間的壁壘，努力構建能包容所有文化和諧共存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生態圈，才是加拿大多元文化的未來發展方向。如果說從17世紀起，加拿大文學的女性意識一直是在多元文化的滋養下萌發、成長并成熟起來的，那么到20世紀末期，進入生態女性主義層次的加拿大文學女性意識不僅實現了對自我的超越，而且為加拿大多元文化發展指引了新的出路，形成了對多元文化的“反哺”。

結語：少數族裔引領的未來

完成了生態主義嬗變之后，加拿大文學女性意識似乎已經進入了圓滿狀態，但與生俱來的多元文化烙印賦予了它無盡的可能。在二元文化結構時期，少數族裔基本處于“失語”狀態，即使偶有“發聲”也僅停留在對本民族人民生活艱辛的描寫和被剝削迫害的控訴中，女性意識根本無從談起。直到加拿大進入了多元文化時期，少數族裔尤其是華裔的女性作家開始崛起。1990年，華裔女性作家李群英出版了長篇小說《殘月樓》，小說真實地反映了處于文化邊緣的華裔女性在加拿大的生活狀態。在李群英之后，在20多年的發展中，又先后涌現出了如張翎、李彥、陳和等一批成就斐然的華裔女性作家，給加拿大女性文學注入了新鮮血液。與英法裔女性作家不同，少數族裔女性作家會用本民族文化對社會中女性加拿大社會的生存狀態進行不同解讀，而且其作品中具備對少數群體和女性群體的雙重關注的傳統。雖然，目前加拿大少數族裔女性作家中還沒有出現阿特伍德或門羅那樣的旗幟，但乘著多元文化主義的春風，一個由少數族裔引領的加拿大女性文學也許就在不遠的未來，而加拿大文學中女性意識的多元文化烙印也將因此而愈發絢爛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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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薇薇 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