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作為問題導向的世界文學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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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世界文學”這一概念自歌德于1827年正式提出并加以闡發以來，已經歷了一百九十多年的曲折歷史。正如美國學者莫雷蒂所言，這一概念不能只是文學，還應該范圍更廣大些，也即它應該能引發人們圍繞這個問題展開討論甚至爭論。實際上，世界文學正是作為這樣一個問題導向的理論概念，至少向學界提出了這樣幾個不斷引發人們討論甚至爭論的話題：文學經典的建構與重構；文學史的寫作；世界文學的評價標準等等。此外，世界文學也可以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方法，起到簡單地聚焦民族/國別文學所起不到的作用?？傊?，作為中國的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學者，我們還有另一個獨特的任務，也即借助于世界文學這一開放的概念，從中國的立場和視角出發重新審視世界文學的既有地圖，為世界文學的重新繪圖注入中國的元素并提供中國的解決方案。

關鍵詞：世界文學；文學史；文學經典；問題導向；中國文學

雖然經過當代學者們的反復考證，“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這一術語并不是歌德最先使用的，因為根據現有的研究，在歌德之前，哲學家赫爾德、文學理論家施羅哲和詩人魏蘭也都曾在不同的場合使用過類似的術語，①但是歌德卻無疑是在對這個術語加以概念化和理論闡釋方面最有影響力的文學家和思想家。確實，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不管是誰先使用了世界文學這個概念，至少說明，這一概念本身是具有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的，我們今天在討論這一概念時畢竟無法繞過歌德對之的闡釋和建構，因為歌德在闡釋這一概念時留給我們對之進行進一步闡釋和討論的廣闊空間。我認為這恰恰是歌德提出這一概念的真正價值和意義。中國學者在過去的十多年里，也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關于世界文學問題的討論，有關世界文學概念在中國的引進和發展流變，國內已有學者詳細討論，②本文不再贅言。正如當代美國的意大利裔世界文學理論家弗朗哥·莫雷蒂所正確指出的，在當今時代，“世界文學不能只是文學，它應該更大〔……〕，它應該有所不同”。確實，人們對之的理解存在著很大的分歧，由于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出發點不盡相同，因此他們在對世界文學的理解方面也體現出了不同的態度。有鑒于此，莫雷蒂認為，世界文學的范疇“也應該有所不同”（Moretti55）。此外，他還進一步指出，“世界文學并不是目標，而是一個問題，一個不斷地吁請新的批評方法的問題；任何人都不可能僅通過閱讀更多的文本來發現一種方法。那不是理論形成的方式；理論需要一個跨越，一種假設——通過假想來開始”（Moretti55）。顯然，莫雷蒂在這里試圖將世界文學描述為一個問題導向的理論概念，而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文學現象。既然世界文學是一個問題導向的理論概念，那么我們完全可以據此展開提出問題以便就此進一步討論。關于世界文學的定義及范圍，我已經在不同的場合作過較多的討論和闡發，③此處無需贅言。在這篇文章中，我僅概括世界文學這一概念所引發當代學者進一步討論的幾個方面。首先，關于文學經典的建構與重構。我盡管就此發表過論文，但此處仍想進一步討論，④因為這不僅是比較文學學者所熱衷于討論的一個話題，同時，這個話題也吸引了文學理論研究者對之進行反思。由于比較文學學者進行的是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民族/國別文學的比較研究，而且常常還涉及文學與其他學科門類的比較研究，這樣看來，比較文學研究者對經典問題的敏感和關注就不足為奇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比較文學學者就這一問題發表了大量著述，對于我們今天從跨文化的視角重新建構新的經典做出了重要的奠基性貢獻。此外，文化研究學者所作出的貢獻也不容忽視。自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經過后現代主義理論爭鳴和后殖民主義理論思潮的沖擊，文化研究逐步形成了一股強勁的思潮，有力地沖擊著傳統的精英文學研究。在文化研究大潮的沖擊下，比較文學學科也發生了變化，它引入了文化研究的一些課題，如性別研究、身份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等，并有意識地對既定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學經典進行質疑，同時也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對既有的經典進行重新建構。當然，文化研究的崛起也對比較文學學科的生存構成了嚴峻的挑戰，致使一些學者預見了這門“學科的死亡”。⑤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恰恰是，世界文學的再度興起倒是使得比較文學學科迅速地擺脫出“危機”的境地，進入新的繁榮發展時期。在討論經典問題時，比較文學學者往往關注這樣幾個問題：究竟什么才算作是世界文學經典?經典應當包括哪些作品？經典作品是如何形成的？經典形成的背后是怎樣的一種權力關系？

當經典遇到挑戰后我們應當做何種調整？等等。這些均是比較文學學者以及其后的文化研究學者們所面臨的問題。在這方面，兩位恪守精英立場的歐美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批評界的重量級學者的觀點影響最大。首先是美國的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Bloom）。他在出版于1994年的宏篇巨著《西方的經典：各個時代的書籍和流派》（TheWesternCanon:TheBooksandSchooloftheAges）中，一反以往所持的“解構”立場，從傳統派的視角出發，表達了對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意識的極大不滿。但他并不止于對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者的抨擊，而是試圖對經典的內涵及內容作出新的“修正”和調整。他認為，“我們一旦把經典看作為單個讀者和作者與所寫下的作品中留存下來的那部分的關系，并忘記了它只是應該研究的一些書目，那么經典就會被看作與作為記憶的文學藝術相等同，而非與經典的宗教意義相等同”（Bloom17）。在布魯姆看來，文學經典是由歷代作家寫下的作品中最優秀的部分所組成的，因而毫無疑問有著廣泛的代表性和權威性。正因為如此，經典也就“成了那些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競爭的作品中所做的一個選擇”（Bloom18）。顯然，布魯姆的精英立場對恪守世界文學“經典性”和審美價值的學者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他本人所堅信的經典構成的歷史性和人為性也就是不容置疑的了。但是長期以來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學者所爭論不休的另幾個問題是，經典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它的內容應當由哪些人根據哪些標準來確定？毫無疑問，在我看來，確定一部文學作品是不是經典，并不取決于廣大的普通讀者，而是取決于下面三種人的選擇：文學機構的學術權威，有著很大影響力的文學史家和理論批評家和受制于市場機制的讀者大眾。但在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中，前二者可以決定作品的文學史地位和學術價值，后者則能決定作品的流傳價值，當然我們也不可忽視，后一種因素有時也能對前一種因素作出的價值判斷產生某些影響。另一位較早就開始關注經典的構成和重構的理論家當推歐洲比較文學學者杜威·佛克馬（DouweFokkema）。他對文學經典的構成的論述首先體現在他對所謂“文化相對主義”的重新闡釋，這無疑為他的經典重構實踐奠定了必要的理論基礎。應該承認，在國際比較文學界，佛克馬是最早將文化相對主義加以改造后引入比較文學研究者視野的學者之一，同時也是當代歐洲學界最早涉獵世界文學問題的學者之一。在他看來，“文化相對主義并非一種研究方法，更談不上是一種理論了”，但是“承認文化的相對性與早先所聲稱的歐洲文明之優越性相比顯然已邁出了一大步”（Fokkema,IssuesinGeneralandComparativeLiterature1）。佛克馬正是從這一點切入世界文學研究的。

早在1987年，他就在印度出版了一部專題研究文集，取名為《總體文學與比較文學論題》（IssuesinGeneralandComparativeLiterature）。這本書中的各篇文章主要討論了總體文學和比較文學的一些理論問題，例如文學經典的形成與重構、文學史的寫作、文學分期的代碼問題等。收入該書的一些論文也涉及世界文學問題，他認為世界文學這個話題對文學經典的構成和重構也有著重要意義。可以說，作者的理論前瞻性已經為今天比較文學界對全球化和世界文學現象的關注所證實。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作者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世界文學的論述與當前的世界文學研究結合起來，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此外，該書還將世界文學與文學經典的重構結合起來討論，解構了長期以來占據西方主流學界的“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的藩籬，使更多的人去關注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經典?？梢哉f該書是在世界文學作為一個理論概念再度于本世紀初興起前的一部具有學術前瞻性的著作。但是，由于他的這本文集是在印度出版的，遠離西方學術理論的中心，因而未能引起學界的廣泛重視。其次，關于文學史的寫作問題。我們都知道，歷史總是勝利者所寫的，因而按照克羅齊的著名命題，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其中隱匿著鮮明的意識形態性和權力關系。作為中國的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學者，我們理所當然地更為關心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版圖上的地位如何，其目的是要讓國內學者知道：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以及在世界文學版圖上究竟占據何種地位？經過仔細的考察和研究，我得出的答案是，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地位很不突出，在世界文學版圖上所占的地位也是相對邊緣的，盡管它曾經有過自己的輝煌時期，但后來卻一直江河日下。在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時代，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文學作品被翻譯成世界上的主要語言，中國文學的地位逐步上升，但是依然不十分盡如人意。它與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身份和地位是很不相稱的。那么，也許人們要接下去再問道，中國文學中究竟有多少作品已經躋身世界文學之林？它對世界文學產生了何種影響？我的答案是，過去很少，現在已經開始逐步增多，但與中國文學實際上應有的價值和意義仍是很不相稱的。眾所周知，由于中國在世界上擁有最多的人口，中國作家的數量也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作家的數量所無法比擬的。中國文學每年的出產量也是巨大的，但主要在中文的語境下流通，這樣便促使我們中國學者在今后數年內將致力于從事一項工作：努力通過各種途徑將中國文學推向世界，使之在世界文學的版圖上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關于中國文學在當今的世界文學版圖上的地位問題，佛克馬為我們提出過一個例證。他在應我邀請為勞特里奇版《全球化百科全書》撰寫的“世界文學”條目中指出，在西方中心主義的主導下。當然，我們在承認上述評價標準有著部分的合理性時，實際上也為我們研究世界文學確立了一些基本的方法。在這里僅根據我本人的理解和研究中的實踐，將這些方法具體概括于下面三個方面。首先，世界文學概念的提出，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世界”的窗口，使我們通過閱讀世界文學作品了解到生活在遙遠的國度里的人們的民族風貌和文化習俗。我們都知道，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他所閱讀的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東方文學的啟發。雖然這些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卻促使歌德去聯想進而發現世界各國的文學都具有一些共通的東西。同樣，當我們閱讀一部作品時，必然會依循那部作品所提供的場景去聯想，那里的場景究竟與我們所生活的國度有何不同，那里的生活習慣與我們的生活有何差異。

西方人長久以來所形成的“東方主義”的思維定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閱讀一些東方文學作品所逐漸形成的，同樣，東方人頭腦里的“西方主義”的定勢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人們通過閱讀西方文學進而接觸西方文化而逐漸形成的。因此就這一點而言，閱讀世界文學為我們打開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戶，使我們的閱讀處于一種開放、想象和建構的狀態中。其次，世界文學賦予我們一種閱讀和評價具體文學作品的比較的和國際的視角，使我們在閱讀某一部具體作品時，不至于僅僅將自己局限在民族/國別文學的語境，而是能夠自覺地將這些作品與我們所讀過的世界文學名著相比較，從而得出對該作品的社會和美學價值客觀公正的評價。尤其是對于中國學者來說，我們是在中國的語境下從事世界文學研究的，因此更應該具有一個廣闊的國際視野，這樣我們的研究就不會重復國際同行已經做過的工作，更不會被人們指責為“翻譯”或抄襲國際同行的著述了。例如，當我們試圖編寫一部世界文學史時，除了基于國內現已出版的文學史的主要觀點和方法外，還要仔細考察目前已經出版的國際上，至少是英語、德語和法語世界的同類著述，這樣我們才能力求既寫出中國的特色，同時將來如果我們的著作有幸被譯成其他語言時，也能被國際同行認為是一部具有新意的著作。如果能達到這一效果，作為作者我們就會感到欣慰了。因此可以說，這一批評標準是很高的，盡管它在當下還難以實現，但應該是我們今后努力的目標。第三，世界文學賦予我們一個廣闊的視野，同時它也在另一方面使得我們在對具體的作品進行閱讀和評價時，有可能對處于動態的世界文學概念本身進行新的建構和重構。當我們在研究世界文學時，頭腦里總是躲不過本民族文學的縈繞，并常常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將這些世界文學名著與本民族的一些作品相比較。這樣，我們有時便會驚異地發現，本民族也有這樣的寫法，因為人類的詩心都是共通的，人類的審美標準雖然千差萬別，但是總有一個大致相同的目標，也即所寫出的作品必須能打動讀者，而要想打動讀者則首先要使自己感動。例如，當我們閱讀一部當代文學作品時，如果我們的期待視野里有著數百部世界文學名著，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這部作品在廣闊的世界文學語境中處于什么地位，它的創新性又體現在哪里。這樣，世界文學實際上就成了我們從事民族/國別文學研究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參照系。沒有這個參照系，至少我們的研究是不全面的。最后，作為中國的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學者，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在廣闊的世界語境中大力弘揚中國文學，為新的世界文學繪圖提供中國的元素和中國的方案。關于這一點，應是另一篇文章的論題。

作者：王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