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型城市轉型及可持續發展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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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資源科技管理雜志》2016年第一期

摘要：

資源型城市轉型及可持續發展是20世紀以來資源研究領域的熱點問題。在文獻調研的的基礎上，對國內外資源型城市轉型及可持續發展研究階段和研究內容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總結。其中，國外資源型城市研究經歷了3個階段，各個階段研究內容、理論基礎和研究重點各有側重；國內資源型城市轉型及可持續發展研究經歷了資源型城市研究萌芽階段、學術討論起步階段、轉型及可持續發展全面研究和轉型集中實踐研究4個階段，第三階段是國內研究的“黃金期”，包括9個方面重點研究內容。研究認為，建立和完善資源型城市轉型及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指導體系，創立和引入更加有效的方法進行定量分析，創新和總結轉型模式與模型，是后續研究的重點。

關鍵詞：

資源型城市；轉型；可持續發展；研究綜述

資源型城市是我國重要的能源資源戰略保障基地，全國共有262個資源型城市，成熟型資源型城市占總數的54％、衰退型占27％［1］。很多城市出現了資源依賴嚴重、地質災害頻發、失業人員安置困難、環境污染日趨嚴重、接替產業發展艱難和新老矛盾交織匯集等問題，可持續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資源型城市相關研究成為熱點和難點問題。我國多位研究者對大量研究進行了歸納和總結，從國內外資源型城市轉型及發展的概念、理論、方法、經驗、模式和對策等多個方面進行了綜述［2－10］。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劇烈波動的背景下，資源型城市出現了一些新情況，相關研究也更加深入而廣泛。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資源型城市的研究成果進一步系統總結和分析，梳理資源型城市轉型及可持續發展的國內外研究階段，闡明各階段研究內容，探討存在的問題與今后研究重點及方向，從而為資源型城市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后續研究提供參考。

1國外研究概述

西方國家對資源型城市問題的討論比較早，20世紀30～50年代為初步討論階段，加拿大學者InnisHA等進行了開創性研究，這一時期的研究多從社會學和心理學角度討論資源型地區社會發展及穩定問題；20世紀50～80年代為第二階段，國外資源型城市出現衰退，研究集中在單一資源型城市或區域中的多個資源型城市的經濟結構轉型、城鎮人口與社會發展、礦區發展生命周期等內容的理論和實踐研究，理論基礎包括資本積累與國際化理論、依附理論和蘇聯時期的地域生產綜合體理論等；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外資源型城市的研究多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相結合，討論經濟、市場、就業等問題較多，理論基礎包括經濟結構調整理論、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等［5，8，11］。有研究對國外資源型城市研究階段提出不同的認識［12］。國外資源型城市轉型及可持續發展研究相關文章大多發表于2000年以前，原因在于國外對資源的大規模開發較早，資源型城市的衰退或出現結構性問題多發生在20世紀50～60年代，這一時期的資源型城市由于資源枯竭或低價替代品的競爭，開始尋求轉型以實現經濟振興和可持續發展，相關研究在這一時期大量出現。而2000年以后，國外老牌資源型城市已完成轉型或者徹底衰退，專項研究逐漸減少。國外研究中討論較多的成功范例包括德國魯爾區、美國休斯敦、法國洛林和日本北九州等，這些地區主要通過產業成立協調機構、制定產業規劃和產業政策、引導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再布局實現產業多元化，從而實現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轉型失敗的地區比較有代表性的如俄羅斯的巴庫和委內瑞拉的波力瓦爾，二者均因油而興，又因油而衰，主要是由于資源過度依賴和發展前瞻性不強導致的［13－17］。這些對我國資源型城市的轉型和發展都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2國內研究概述

國內學者對資源型城市轉型及可持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認為始于20世紀80年代，還有認為始于20世紀50年代（圖1～2）［3，5，9］。本文在總結前人階段研究的基礎上，結合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將資源型城市的研究進一步細化為4個階段。

2．1研究萌芽階段1949—1980年前后，建國初期我國推行重工業優先戰略，資源作為工業發展基礎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同時受到蘇聯時期“地域生產綜合體理論”影響，所以這一階段更多的是圍繞資源型城市的選址與布局、規模與時序等國家宏觀生產力布局實踐，理論研究和公開發表的文章著作較少［3，5，9］；以李文彥為代表的經濟地理學界對資源型城市發展問題進行了開創性研究［18］。

2．2學術討論起步階段1981—1996年，這一時期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單純的資源生產基地建設實踐逐漸轉向資源型城市發展研究。1983年，“全國工礦城鎮建設學術座談會”就我國工礦城鎮建設和發展的相關問題展開學術討論；1987年，煤炭部牽頭召開“全國煤炭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研討會”，對資源型城市發展進行了初步探討；1990年，中國礦業協會成立，對礦業為主的資源型城市研究進一步加強；1993年，中國市長協會在金昌召開了有關資源型城市發展的研討會；1994年、1995年、1996年，中國市長協會和石油城市專業委員會分別在阜新、大慶、東營，組織召開了發展替代產業、促進石油城市持續發展的專題研討會。多位研究者也分別從不同角度開展了針對性研究［19－21］。綜合看來，這一階段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作為工業糧食的礦產資源需求量劇增，資源型城市的開發強度進一步強化，各種問題凸顯，國內的研究也逐漸增多，主要集中在資源型城市的概念、現狀、成因、存在問題等方面的初步分析和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初步探討。

2．3轉型及可持續發展全面研究階段1997—2013年，1996年我國把可持續發展作為一條重要指導方針和戰略目標，可持續發展戰略深入到包括資源型城市開發建設的各個領域，專項課題也相繼出現，社會科學基金、自然科學基金及其他基金均對資源型城市的相關研究予以資助［17，22－25］。這一階段，眾多專家學者開展了資源型城市全面研究，發表了大量文章著作，重點對以下問題進行了研究。

2．3．1概念界定研究資源型城市存在廣義和狹義之分。較多研究認為廣義的資源型城市是指以自然資源的開采和加工為主導產業或支柱產業，資源型產業發展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城市［10，11，26－27］。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提出產值和從業人員等指標用于界定資源型城市。狹義的資源型城市是指以礦產資源的開采和初加工為主，礦產資源產業在當地經濟結構中占有較重地位的城市。有研究認為礦產資源的初加工包括鋼鐵工業、有色冶金工業和石油工業等［28］。統計看來，我國大多數是針對狹義資源型城市的研究，相似的概念有工礦城市、礦業城市等［13，29］。

2．3．2問題成因及發展階段研究資源型城市產生問題的成因分析多運用生命周期理論，認為資源開發利用具有生命周期性。有研究認為資源型城市的發展符合諾瑟姆S型曲線模式，必然經歷勘探→開采→高產穩產→衰退→枯竭的過程［30］。要結合其周期性規律，適時調整思路和目標，推進產業轉型和完善城市功能［31］。總結看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資源消費具有初步利用、快速增長、穩定消耗和需求下降的過程。自然資源尤其是礦產資源的可耗竭性，是資源型城市產生各種各樣問題的根源。資源型城市的發展一般要經歷形成期、發展期、成熟期、衰退或轉化期，資源型城市因此可以劃分為成長型、成熟型、轉型或衰退型。處于不同階段的資源型城市轉型模式及可持續發展策略是研究的重點和熱點。

2．3．3國外資源型城市轉型及發展對比研究對國外資源型城市的研究進行系統認識可追溯到21世紀初，焦華富等歸納和總結了西方資源型城市主要研究內容和理論進展［11］。隨后多位研究者對美、加、澳、日、歐盟等國際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進行了比較，主要形成了以下幾個方面的認識：①改變管理體制、完善社會保障、重視改善投資環境、加快產學研結合和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等政府職能的轉變與發揮是資源型城市成功轉型的關鍵［13］；②合理選擇主導產業、支柱產業、接續產業和替代產業，科學制定轉型與發展規劃和成立專門機構保障規劃高效執行是成功轉型的保障［32］；③財稅政策、產業調整政策、環境保護政策、投融資政策、人才利用政策和區域協調發展政策等引導和扶持是成功轉型的支撐［33］；④資源型企業在政策引導及效益驅動下，充分發揮其盈利創收、自主創新、吸納就業和改善環境等方面的作用是成功轉型的核心［14］；⑤職業培訓與個人創業是成功轉型的重要補充。我國的資源型城市有其自身的特色與特點，人口是國外資源型城市的幾十倍甚至上萬倍，所以要在借鑒國外經驗基礎上，重點結合地方實際考慮轉型及可持續發展問題。

2．3．4轉型模式研究根據產業轉型特點，可以劃分為3種資源型城市轉型模式：①產業鏈延伸模式，即對原優勢資源產業進行改造升級，不斷發展上下游產業，延伸產業鏈，增加工業附加值，例如美國休斯敦延伸石油產業鏈和德國魯爾區延長其煤炭開采產業鏈；②產業替代模式，以日本北九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為代表，由于資源逐漸耗竭，完全放棄原有資源型產業，重新選擇替代產業，植入新的產業，從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③產業多元化模式，結合前兩種模式，即改造升級傳統產業延伸產業鏈，又根據地方特點，因地制宜發展替代產業，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14－15，17，23］。總體看來，第一種方式僅為城市發展的“權宜之計”，可以有效緩解資源型城市在短時間內衰退，但不是根本解決途徑；第二種模式多為“無奈之舉”，資源型城市已經進入衰竭期，只有通過政府的大力投入來改變現狀，植入和培育新型產業，保持城市生機；第三種模式較前兩種模式更為全面，在城市轉型初期采用第一種模式，中后期在產業鏈延伸的基礎上發展替代產業，并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以實現資源型城市的持續繁榮。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如何結合中國資源型城市實際，定量化的選擇切實可行的轉型模式必將成為熱點問題。根據主導主體不同，轉型模式劃分為政府主導型模式和市場主導型模式，前者可進一步劃分為專門委員會負責模式和產業政策引導模式［16］。根據對待轉型的態度不同將轉型模式劃分為主動模式和被動模式，前者轉型成本低、難度小、效果好，后者成本高、難度大、效果差［34］。

2．3．5可持續發展研究2000年以后，運用可持續發展理論與觀念對我國資源型城市的研究增多，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認為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演變具有時序性、突變性和可控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應從可持續發展角度把握礦業生命周期、適時發展優勢產業、培育替代產業、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完善資源市場體系，實施資源保護與節約戰略、再定位城市職能、發展城市區際聯系、增強基礎設施建設，以實現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29，35，36］。2006年以后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多與城市轉型結合起來，且數量較多，與這一時期我國大部分資源型城市步入成熟期并部分出現衰退和國家更加注重城市的建設和發展有關。

2．3．6轉型與可持續發展實證研究自2000年以來，資源型城市實證研究劇增，多針對單一城市或區域內若干個城市，2010—2012年研究數量達到頂峰。經統計，研究類型多為成熟型向衰退型發展的資源型城市，如大慶、焦作、白銀、阜新、大同、攀枝花、克拉瑪依等資源開發較早的城市和內蒙古的包頭、鄂爾多斯、烏海等新興資源型城市，這一特點與我國資源型城市發展階段主體處于成熟型后期是緊密聯系的；研究地區多集中在西北地區的甘肅、陜西，東北地區的黑吉遼三省，華北地區的山西、河北、內蒙古，華東地區的山東、安徽，華中地區的河南，西南地區的四川等地，這與我國礦產資源分布特征是息息相關的；研究的熱點多集中在具體某個資源型城市存在的問題與成因、轉型模式及可持續發展問題上，基本上都針對性地提出了轉型和發展的策略與思路，包括主導產業、接續產業、替代產業等的選擇及轉型方向問題，在探討其他類似城市時可以借鑒和參考［37－38］。

2．3．7轉型與可持續發展政策研究資源型城市轉型的政策研究多集中在財政、稅收政策方面，就業政策和政府行為等研究較少。財稅政策方面，多項研究認為，資源型城市轉型過程中應加大政府資金投入力度并建立長效機制，主要方式包括專項補貼、財政貼息、稅收返還、設立發展基金、以政府信用為基礎建立財政投融資體系等；并大幅度提高所得稅等稅費的地方分成比例，為政企轉型資金大量投入奠定基礎；實行消費型增值稅試點，降低資源型城市中企業的實際稅負，以鼓勵各企業參與資源型城市轉型；實行稅費合一，適當增加資源稅，并由從量計征改為從價計征，以鼓勵礦山企業提高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效率［39－41］。總之，財政政策應大力扶持產業升級和轉型、鼓勵多元化的企業發展、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增強對環境保護工作的支持和投入、推動科技水平提升和人才引進工作和適時推進資源稅費改革，以促進我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42］。就業政策方面，資源型城市轉型應確立就業優先的長期發展戰略、構建符合市場規律的勞動就業服務體系、調整利于擴大就業的產業政策、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加強再就業培訓等［43］。政府行為則多體現在制定和執行政策法規等宏觀調控方面，研究認為，推動和促進資源型城市轉型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需要政府的大力介入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才能得以實現［44－45］。同時應建立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等指標的政府行為綜合評判體系，對政府行為及時考評并適時調整［46］。而杜輝等則對傳統上采納的以政府政策為中心的資源型城市轉型思路提出了質疑，認為政策性保障路徑帶來的沉淀成本不可估量，應轉變為以法律為主導的法制化路徑［24］。新形勢下，我國資源型城市的轉型應在政府政策調整的基礎上，逐漸走向法制化軌道。

2．3．8研究方法探討資源型城市定性研究較多，定量研究較少。定量研究中多進行定量模型構建，很多研究者嘗試了以模型構建為基礎的“SWOT”分析法、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價法等研究方法。（1）數學模型構建法。通過構建和應用動態SSA模型等，分析資源型城市的產業結構演化特征和生命周期規律，研究轉型必要性［47－48］；結合多目標優化理論等，建立轉型最佳時機數學模型，研究資源型城市轉型的時效性［49－50］；通過構建轉型主體定位、內部產業優勢、替代產業選擇、生態足跡變化的數學模型，建立博弈、協調性彈性和生命周期優化調控等理論模型等，研究轉型的方向性［47，49－54］；建立回歸方程、結構方程評價模型等，對轉型政策效果、經濟指標效果等產業轉型效果進行評價，研究資源型城市轉型的績效性［55－56］。（2）“SWOT”分析法。通過分析資源型城市的優勢（S）、劣勢（W）、機會（O）和威脅（T），建立相應的矩陣或模型，來研究其轉型與可持續發展戰略抉擇，分析產業發展模式合理性與可行性，討論人才、資源和環境等面臨的機遇與挑戰［57－58］。（3）層次分析法。通過建立可持續發展能力、經濟社會實力、轉型績效、接續替代產業選擇、生命周期優化調控等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層次分析法分別定性和定量的研究資源型城市轉型方向及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對策、轉型效果、接續替代產業選擇方向和生命周期優化調控潛力的提升機制等［47，59－62］。（4）模糊綜合評價法。主要通過將模糊的、難以量化的政府行為和經濟綜合發展狀況等進行量化處理，運用綜合模糊評判法進行有效分析［46，63］。（5）其他方法。很多研究還嘗試了結合運用其他方法，包括變異系數法、德爾菲法、能值分析法、相關分析方法及區位熵分析法等，均取得較好效果［47，51，61，63－64］。以上研究方法中以單一應用某種方法為主，少數研究將多種方法結合用于研究和分析。

2．3．9轉型及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焦華富等較早的對西方資源型城鎮研究的理論進行了歸納和總結，指出我國資源型城市的研究應結合社會學和統計學，注重理論性的規范研究及構造模型［11］。沈鐳從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演進、城市功能發展與完善、城市空間擴張3個角度闡述了資源型城市轉型理論［30］。樊杰等將礦業城市持續發展理論歸納為哈特威克－索洛法則、礦城發育規律理論和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階段理論［22］；于光系統闡述了礦業城市轉型的傳統理論和現論，前者包括基于城市發展規律、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經濟發展的傳統理論，后者包括基于循環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和區域和諧發展的現論；結合科學發展觀，創造性的提出區域和諧發展的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理論［65］。王開盛總結了資源型城市的產業轉型的理論基礎包括資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理論、產業結構演進理論、產業結構優化理論［56］。還有研究者結合協同學理論、城市經營理論、耗散結構理論、系統論等對我國資源型城市的轉型模式、政策建議進行研究［66－68］。總體看來，我國資源型城市的理論研究相對滯后與資源型城市轉型與可持續發展的實踐需求，新理論缺乏大量驗證，傳統理論很難因地制宜的良好運用，需要結合中國特色不斷加強理論研究和創新［69］。2．4轉型集中實踐研究階段從2014年起到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國制定了《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未來141個成熟型資源城市將面臨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對于具體城市某個城市根據成熟的理論方法，因地制宜地選擇產業轉型方向的研究將更多地應用于實踐。

3討論與結論

國外資源型城市的研究開始較早，成熟案例較多，指導理論豐富，但多集中于21世紀以前，且其政治、經濟、文化和環境等條件與我國差別較大。全球經濟動蕩的新形勢下，在充分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實現資源型城市的成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國內資源型城市轉型與可持續發展研究較晚，階段性較為明顯，以第三階段最為突出，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階段可進一步劃分和總結。國內研究的內容方面，對資源型城市概念的定量界定有待于進一步完善，可選取資源型產業對GDP和財政收入貢獻率、帶動就業和固定資產投資比例、社會與環境效益等界定指標；需加強21世紀以后國外資源型城市對比研究，對我國的研究和實踐更具指導意義；資源型城市轉型模式研究中的3種模式中以產業多元化發展模式為最優，但如何因地制宜的選擇和改進轉型模式將是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重點研究的問題；資源型城市轉型前、中、后期的區分、各階段產業選擇和發展策略、符合地方實際產業政策的制定將成為核心問題；研究方法上在前階段以定性分析的描述性研究占多數，后階段逐漸出現定量計算的實證研究，應不斷強化定量研究，將研究成果精細化；在不斷將已有學科理論和技術方法運用到資源型城市轉型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實際中外，應更多地結合中國特色，強化創造性理論規范研究，理論結合實踐將大力推進我國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資源型城市轉型與可持續發展涉及政治、經濟、文化、人口、社會等多個方面，國內外均有較多專題研究。本文綜述了國內外研究進展，重點總結了國內第三階段的研究內容，并對文中各部分進行了討論，認為在后續的研究中應不斷建立和完善資源型城市轉型及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指導體系，創立和引入更加有效的方法進行定量分析，不斷創新和總結轉型模式與模型。

作者：韓術合 張壽庭 裴秋明 單位：中國地質大學 地球科學與資源學院 赤峰市國土資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