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綜合評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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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理論界定

(一)財政效率及農業財政補貼效率理論財政效率是指公共資金配置和使用效率。農業財政補貼效率表現為國家對農民和農業給予支持的財政資金配置與產出和效果間的對比情況，基本內涵涵蓋了兩個層次:一是指在同期農業產出總額中，財政對農業進行支持的資金額所占比例符合財政資金有效配置的客觀比例性要求，即資金配置的合理性;二是指既定的支農資金與其他財政支持項目間的分配符合效率性原則，使既定的支農資金帶來最大的效益和產出，即資金運用的有效性(遼寧省財政廳和東北大學聯合課題組，2004;郭忠孝，2008［16］)。從理論上說財政補貼效率至少應包括要素資源配置效率以及由此帶來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會和諧發展的效率，即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率(王謙等，2008)［17］。因此，本文認為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主要為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率。

(二)財政補貼效率評價指標體系1．財政補貼經濟效率評價指標體系。財政支農支出經濟效率可以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進行分析，具體表現為財政支農支出的規模效率、配置效率和資金使用效率(郭忠孝，2008)。(1)農業財政補貼的規模效率。財政的規模效率是從總量上考量財政效率，表現為在一定時期內財政用于支持農業發展的資金總量要能夠滿足政府履行支農職能的要求。(2)農業財政補貼的結構效率。這主要是指在一定時期內，本地財政支農支出總額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合理的前提下，支農支出內部各構成要素占財政補貼總量的比例合理且符合社會共同需要的狀態。簡而言之，就是指政府應合理分配財政支農資金在各方面的投入比例，使政府的財政支農結構符合合理性原則。(3)農業財政補貼的資金使用效率。這體現為在財政收支總量和結構一定的情況下，每筆財政資金的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原則要求財政資金的使用與私人資金的使用一樣，按照成本—效益原則選擇項目和實施方案，使有限的資金有更多的產出，發揮更大的效益。2．財政補貼社會效率評價指標體系。宏觀層次上的財政補貼社會效率表現為政府通過運用財政工具，實現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民收入提高的目標，而微觀層次上的財政補貼社會效率表現為政府對社會收入分配關系的調節以及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響效應。農業保險政府財政補貼直接減少農民的保費支出，間接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進而增加消費和投資，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因此，選用農業生產總值、人均家庭純收入和人均消費水平來衡量這一層次上的補貼效率。3．財政補貼效率值計算。根據前面的分析，本文分別從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率兩個方面對農業保險的補貼效率進行分析。經濟效率指標包括財政補貼的規模效率、財政補貼的結構效率以及資金使用效率，并分別用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支出占當地財政補貼總額的比例來代表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規模效率;用財政補貼占當地農林水事務支出的比例來代表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結構效率;用保險公司農業保險賠付支出占保費收入的比例代表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資金使用效率。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社會效率用農業生產總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人均家庭純收入和人均家庭消費額來表示，分別依據各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率指標值大小處理成5級得分形式的定序變量。由于財政對農業保險的補貼支出最直接體現出的是對要素資源的配置，實現財政資源配置的合理性，即帶來經濟效率，一方面減少了農民的保費支出;另一方面保險公司通過財政提供的要素資源(補貼資金)對特定農作物進行保險，能夠在災害發生時，有效分散農業風險，保障農業收入，提高農民的生產及生活水平，實現社會的安定和諧，帶來社會效率，因此經濟效率是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的直接體現，作用程度較大，應賦予其較高權重，而其評價指標內部構成中的各指標作用程度應相當。相應來說，社會效率作用程度應略小，其評價指標構成中農業生產總值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衡量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社會效率;而人均家庭純收入和人均消費水平則是從農民個人的角度來衡量社會效率的，因此賦予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上社會效率評價指標相同的權重;考慮到同一層次內部各評價指標的權重應相同，因此根據各指標的作用程度賦予其相應的權重，并根據各指標得分值及相應權重進行計算加總得到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綜合效率值。

二、實證模型與數據模擬

(一)模型構建和樣本分析關于農業保險政府財政補貼是否有利于提高農業保險補貼效率，學者們的觀點并未統一(趙書新和王穩，2012;陳曉安和葉成徽，2012)。而關于農業保險財政補貼額度及其最適規模的問題，學者們研究的則較少。由于中國農業保險財政補貼及其較大的補貼力度，一方面直接降低農民個人的保費支出比例，減輕農民的繳費負擔，且能夠有效分散農業風險，保障農業收入，提高農民的生產及生活水平，實現社會的安定和諧;另一方面財政對農業保險給予較大的財政支持，無疑增加了財政負擔。而根據邊際效率遞減規律①，增加農業保險財政資金投入量起初會使該要素的邊際產量增加，增加到一定量后，再增加投入量就會使邊際產量遞減。因此，政府對農業保險給予補貼應把握度的問題。根據上述的相關理論分析，本文可得到如下假說。假說1:由于中國農業保險發展的歷史并不長，政府對其補貼的總量相對不足，根據邊際效率遞減規律，近幾年財政投入資金的邊際產出應是遞增的，即政府財政補貼有利于提高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假說2:隨著中國農業保險的不斷發展，政府財政補貼力度及補貼年份的增多，財政資金投入量不斷積累，根據邊際效率遞減規律，最終會使邊際產量達到最大值，此時的財政補貼額度即為最適規模，補貼效率最大，之后增加財政補貼則會使邊際產出遞減，補貼效率下降。因此，農業保險財政補貼存在一個最適規模，此時的補貼效率最大。假說3:農民的保費支出越多，一方面會減少農民的收入水平，降低其生活質量，減少財政補貼社會效率;另一方面較高的保費支出體現出農民的保險意識和參保意愿越強，得到的補貼力度越大，在損失發生時越有利于提高農業保險對農業的保障水平，增強其對農民的保障效果，同時增加財政補貼經濟和社會效率。因此，農民的保險意識越強、保費支出額越高是否越有利于提高或影響農業保險補貼效率值以及具體的影響程度取決于兩方面影響效應的大小，有待進一步驗證。根據上文的理論界定分析，本文能夠得出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進一步，政府財政補貼是否影響農業保險補貼效率以及對補貼最適規模的探討是本文的另一研究目標。本文假定農業保險補貼效率主要受以下幾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政府財政的支持力度，反映政府財政補貼對農業保險補貼效率的影響;二是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反映政府財政的支持能力;三是農民的自身情況，包括家庭保費支出額、人均純收入水平以及農作物播種面積。因此，以計算出的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Y為因變量，以政府財政補貼額X1表示政府財政的支持力度，以各地區的生產總值X2表示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以農民的保費支出額X3、家庭人均純收入X4和農作物播種面積X5表示農民的自身情況，設定回歸模型為其中，Y為農業生產總值;X1為農業生產的資本存量，用農村居民家庭農業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來表示;X2為農村勞動力數量，用農村人口數來表示;X3為政府對農業生產的投資量，用財政對農林水事務的支出額來表示;X4為農業保險政府財政補貼量，用財政對農業保險的保費補貼總額來表示;ε為隨機誤差項;得出的系數βi(i=1，2，3，4)即為各投入要素的產出彈性。本文數據來源于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保險年鑒》、《中國財政年鑒》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等31個省份的年度橫截面相關數據;依據各指標數值的大小，進行相應賦值，并采用5級打分法的形式處理成定序變量，反映數值大小程度的得分取值是由5～1依次遞減的。各指標的數值越大，表明農業保險補貼效率越高。根據統計結果，本文對財政補貼支出占當地財政補貼總額的比例大于3‰的賦值5分，1．5‰～3‰(不含下限含上限，下同)的賦值4分，0．8‰～1．5‰的賦值3分，0．5‰～0．8‰的賦值2分，小于0．5‰的則賦值1分;財政補貼占當地農林水事務支出的比例大于3%的賦值5分，2%～3%的賦值4分，1%～2%的賦值3分，0．5%～1%的賦值2分，小于0．5%的則賦值1分;農業保險賠付支出占當地保費收入的比例大于70%的賦值5分，60%～70%的賦值4分，50%～60%的賦值3分，40%～50%的賦值2分，小于40%的則賦值1分;農業生產總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大于14%的賦值5分，11．5%～14%的賦值4分，8%～11．5%的賦值3分，6%～8%的賦值2分，小于6%的則賦值1分;人均家庭純收入在14000元以上的賦值5分，11000～14000元的賦值為4分，8000～11000元的賦值為3分，5000～8000元的賦值為2分，5000元以下則賦值為1分;人均家庭消費額在8000元以上的賦值5分，5200～8000元的賦值為4分，4600～5200元的賦值為3分，4300～4600元的賦值為2分，4300元以下則賦值為1分(表1)。

(二)數據模擬與結果分析在確定了各指標的得分值以后，還需要根據各指標影響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程度的大小賦予其相應的權重，賦予作用顯著的指標較大的權重，否則賦予的權重應較小。為了保證權重設計的客觀性，本文的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評價指標權重設計采用的是傳統的德爾菲法①和層次分析法②(農業保險綜合效率評價各分項指標及相應權重如表2所示)。根據各指標得分值及相應權重進行計算加總得到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綜合效率得分，進一步將綜合效率得分處理成100分的數值形式，并以此作為因變量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Y的取值。本文進而運用最小二乘法(OLS)對模型(1)進行回歸，得到模型的回歸效果不顯著，X3、Χ5不能通過t檢驗。因此，剔除不顯著的變量X3、Χ5對其重新進行回歸，并進行異方差性檢驗，得到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本文進一步運用最小二乘法(OLS)對模型(2)進行回歸，發現回歸方程存在異方差性，因此改用加權最小二乘法(WLS)對模型(2)進行回歸(表4)。在式(3)中，括號內的數值為t值，可見每一變量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從模型最終結果看，模型的回歸效果一般，政府財政補貼額和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對財政補貼效率值具有正向的推動作用，地區生產總值對財政補貼效率值則具有抑制作用;而農民的保費支出額以及農作物播種面積不能通過顯著性檢驗，可見其對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沒有顯著影響或影響效果極小。從模型的最終結果還可看出，近幾年政府財政補貼額對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影響的力度較大，其對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的邊際傾向為0．0268，即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政府財政補貼額每增加一個單位，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將平均增加0．0268個單位。政府財政補貼額對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值具有促進作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財政補貼力度較大，能直接增加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經濟效率。進一步，較高的財政補貼額一方面直接減少了農民的保費支出，間接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進而增加了消費和投資，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強農民的參保意愿，吸引農民積極參保，從而有效緩解了受災地區農民的損失程度，解決了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問題，增強了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社會效率，也驗證了假說1。而農民的保費支出額對補貼效率值沒有顯著影響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給予了農業保險較大比例的保費補貼，農民的保費支出占總保費的比例較小;另一方面是由于農民保費支出兩方面影響效應的大小相當，其作用效果相互抵消，總體上對補貼效率值沒有顯著影響，實現了對假說3的驗證。根據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原則可知，由于財政每提供一單位公共服務都必須使用一單位社會資源，即財政補貼的邊際成本為1，因此，理論上決定最優財政補貼規模的條件為MPG=1，即一單位財政投入恰能得到一單位的農業產出。該條件表明當財政補貼增加1單位同時使農業產出增加1單位，此時的財政補貼規模是最優的，補貼效率最大;若農業產出的增加大于l單位(MPG＞l)，則表明財政補貼不足;反之，產出的增加若小于1單位(MPG＜1)，則表明補貼過度。

從(4)式中可以看出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產出彈性為0．0825，表明財政補貼對農業產出有較強的促進作用，即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財政補貼每增加1%，農業產出平均增加0．0825%。而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產出彈性。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構建了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評價的理論分析框架，通過構造經濟效率和社會效率指標來評價和衡量農業保險的財政補貼效率，并對農業保險補貼效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模擬分析;并進一步構建生產函數模型，得到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產出彈性?；趯嵶C模擬的結果及分析表明，農民的保費支出以及農作物的播種面積對農業保險效率值沒有顯著的影響，而政府財政補貼額是影響農業保險補貼效率的重要因素;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產出彈性為0．0825，即各地區政府對農業保險補貼額占當地農業產出的比率為8．25%時，財政補貼效率最大。因此，為了進一步完善農業保險制度設計相關細節，增強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效率，首先，政府應加大對農業保險的補貼力度，使補貼規模達到地區農業生產總值的8．25%，具體可在國家規定比例的基礎上，根據地區的經濟與農業發展，結合不同險種及保費支出情況給予不同程度的補貼;同時，應結合地區經濟發展與農業發展實際，加強農業保險保障效果，如適當考慮地理特點以及歷史災害發生頻率，提供適合本地區特色和農業發展現狀的補貼，從而防范農業災害發生對農民家庭收入水平產生的不利影響，進一步提高農業保險補貼效率。

作者：鄭軍朱甜甜單位：安徽財經大學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