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情報失誤實證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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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雜志》2015年第九期

1情報認知與社會文化

情報失誤是永恒的情報研究主題。情報界對情報失誤的研究從最初的情報系統本身轉到對情報接受者和使用者的研究，經歷了從情報外部認知到情報分析人員自身認知的變化。從情報認知的視角來看，情報失誤既可以是因為客觀認知對象的虛假屬性而引發，也可能因分析人員主觀認知偏差而導致。在現實環境中，通常出現的情況是“A”式欺騙和“M”式欺騙的“隱真示假”(欺騙有兩種形式，即“A”式欺騙與“M”式欺騙。“A”式欺騙旨在通過增加信息的模糊度使敵方難以分辨真假信息，即“隱真”。“M”式欺騙旨在盡力減少模糊度，使其中某一種假情況具有非常的吸引力，即“示假”。從歷史實踐來看，這兩種欺騙常常是共存的，或隨著欺騙的開展相互轉化。其最終的結果是真假信息混合在一起，形成“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的局面，從而擾亂敵方的判斷)，最終使得真假信息混合在一起，導致對方難以辨明認知對象的真實屬性，從而造成對方的情報失誤。情報分析的過程本質上是一個信息加工與處理的過程，是分析人員對客體信息進行認知和理解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解碼和編碼的過程。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認知能力在無形中決定了情報分析產品的質量。美國著名情報分析專家理查茲•休爾在其《情報分析心理學》一書中早已闡述了認知心理對情報分析的影響。然而，情報分析人員使用的概念和意義絕非單純個體的，而是共同文化的產物，是一種社會建構下的意義解構和信息解碼。“文化作為影響主體的重要環境因素，它影響著用戶的情報認知活動。文化構成情報認知的模式，情報認知的實踐過程始終受文化的深刻影響。”因此，情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文化現象，既具有普遍文化的共性，也具有多元文化的差異。

情報分析的主客體從來都不僅僅是個體行為，而是以個體為代表的群體行為，反映著群體的認知與心理。無論是代表群體的個體，還是做出決策的群體，都是某一社會文化環境下的產物，反映特定的社會文化價值。情報分析是發生在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即一個社會群體的人對另一個社會群體的信息/行為進行分析，因此，情報認知也具有文化屬性(見圖1)，情報分析具有跨文化交際的特征，只是這個跨文化交際發生在特定的背景下，即兩個社會群體(國家)處于對抗的狀態下。然而，“社會維度的缺失恰恰是情報學認知觀的一個重大缺陷。”［3］筆者以“文化”和“情報”為主題詞在中國知網進行文獻檢索，只有一篇相關文章，對近代日本對華的文化情報搜集活動進行了總體分析，提出了諸多創新性的見解。此外，龐超偉等在最新一期《情報雜志》中從美軍人文地形系統的角度介紹了美軍在非常規作戰中的文化情報工作。相比而言，國外學術界卻早已認識到，從跨文化角度提升情報分析人員的情報感知能力是極其重要的。舒爾斯基曾論述鏡像思維對情報分析的影響，認為鏡像思維是“分析人員使用類比的方法，設想自己或本國政府在類似的情景中會采取何種措施，來評估或預測外國政府的行為。”這種類比必然印刻著本國社會文化特色。此外，隨著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所遭遇的“文化困境”，美軍提出了“文化情報”(美軍將“文化情報”定義為:“為理解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歷史、體制、心理、信仰(如宗教)和行為方式而對其社會、政治、經濟及其他人口統計信息所進行的分析。它有助于理解一個民族行事的原因及其思維軌跡，是規劃與外國民族(盟友、中立方、被占領國的民族、敵人)交往戰略時的底線。”)的概念，并將其納入聯合作戰情報支援流程，向戰場指揮官提供后方信息支援。決策層和學術界越來越意識到，社會文化感知能力將成為新型作戰環境下的“戰斗力倍增器”。基于上述研究現狀，深入探討社會文化不同維度對情報認知的影響將大有裨益。而縱觀情報分析史，因社會文化認知所帶來的情報分析失誤不乏其例，如科伊戰爭中因高、低情境文化差異導致情報信息誤解等。本文便以朝鮮戰爭中美國情報失誤為例，通過閱讀大量解密檔案，從中剝離出因社會文化因素而導致的美方情報分析與決策失誤，探討情報分析過程中可能影響分析質量的文化維度，以幫助情報分析人員進一步認識到“文化噪音”對情報分析質量的影響以及“文化情商”的重要性。

2朝鮮戰爭中美國情報失誤的跨文化視角分析

不同的國家與民族，因其特定的歷史、文化沿革與地理條件和生存發展環境等影響，在安全與戰略等涉及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上，會有很不相同的反應與行為模式。從歷史上看，美國制定的二戰后對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文化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與刀》。該書是作者奉美國政府之命，為分析、研究日本社會及其民族性所做的調查分析報告，是一個作為文化問題的戰爭軍事問題報告，旨在指導美國如何管制戰敗后的日本。歷史事實證明，美國政府戰后對日本的政策和日本相應的反應與本書的分析基本一致。然而，與日本同屬東方文化的中國，卻在朝鮮戰爭中讓美國嘗到了“文化苦果”。這場戰爭是“美國開國以來第一次戰而無勝之役，也是中國自鴉片戰爭百余年來境外戰爭中首次不敗紀錄。”在這場戰爭中，中國表現出了不同于日本的戰略文化(軍事科學院戰略研究部編著的《戰略學》(2001)一書對“戰略文化”的定義是:“戰略文化傳統是一個國家在戰略行為上所表現出來的持久性的、相對穩定的文化特征。是一個民族與文明的歷史經驗、民族特性、價值追求以及文化心理在戰略領域的集中反映。”)，美國決策層及情報機構在情報價值實現過程中所犯的認知錯誤充分暴露了中美兩種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情報信息編碼與解碼(認知)的差異。《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顯示，解密的55份與朝鮮戰爭有關的檔案文件中有38份涉及美國對中國出兵朝鮮所作的情報評估。通過對這38份情報評估進行分析，筆者發現美國決策層以及中情局情報評估人員在這場戰爭中的情報評估與決策存在以下幾個因跨文化障礙而導致的情報失誤。

2．1不同文化價值觀念對美國情報分析的影響文化決定了人們的行為標準，不同的價值觀念會導致不同的行為方式。當情報分析人員在對外界信息進行判斷時，必然依賴文化所提供的判斷標準，即價值觀念。中美兩種不同文化價值觀念在朝鮮戰爭中曾經一度給美國決策層和情報機構帶來情報認知的障礙，主要體現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價值觀以及社會認同感上的文化區別。

2．1．1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對立心理學家認為價值觀念具有4個心理功能:概括、判斷、分辨以及文化功能。荷蘭學者霍夫斯塔德(GeertHof-stede)對跨文化價值觀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有4種價值觀念可以分辨不同文化公民的行為差異。其中一項便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價值觀取向。“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客觀指標，主要反映在行為的中心是個人還是團體。”集體主義文化強調組織(國家或社會陣營)是活動的中心和行為的焦點，強調團體的參與程度和合作精神。因此，決策時更多的考慮是對集體的影響，而不是對個體(或單個國家)的影響。而與之相反，個體主義文化價值觀念下的人在對事物或行為作判斷時考慮的是其對個體(單一個人或某一政黨、國家)的影響。在朝鮮戰爭中，美國上至國家決策層，下至中情局和戰區司令部，在對中國參與戰爭的意圖及能力的評估上都受到了這種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影響。從美國統治階層的社會認知角度來看，中國出兵朝鮮將是對共產黨自身利益的巨大傷害，理由有二:其一，建國伊始的中共面臨復雜而嚴重的國內問題，中國參戰將會使政府的統治能力受到削弱。中國根本不具備現代戰爭的工業基礎，“如果中國的干涉失敗，則將使北平公開面對中國人的怨恨情緒，因為他們認為中國是在為蘇聯‘火中取栗’，扮演被蘇聯利用去做冒險事情的角色。”這勢必危及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其二，從軍事角度看，共產黨進攻臺灣的最佳有利時機是1950年9月中旬之前的一段時間。對臺突襲的成功將會極大地增加中國在遠東地區的軍事地位，從而破壞美國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的意圖。因此，共產黨絕不會放棄這一絕佳時期而去幫助一個“外人”(朝鮮)。然而中國決策層卻是從集體主義價值觀出發，考慮的并非執政黨的“個人”利益，而是從國際社會的角度考慮社會主義陣營的“集體”利益，即共產主義的國際地位與勢力。從意識形態領域來看，中國領導人認為，“根據國際分工，(中國應當)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擔國際主義責任和義務。”美國在戰略層面的情報評估中嚴重低估了中國領導層“舍小家，為大家”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對其行為的決定作用。

2．1．2社會認同感問題給美國帶來的困擾強烈的社會認同感所產生的一個心理效應便是對外團體成員的刻板成見。這是一種泛化的、對外界團體成員的概括，“是對于某些個人或群體的屬性的一套信念。……使得人們不能客觀地觀察另一種文化，失去應有的敏感。”在朝鮮戰爭中，美國決策層和中情局情報分析人員對屬于外團體成員的中國有著一種刻板成見，即中國現有的國力及軍力都決定了“中國不會出兵朝鮮”。根據中情局的評估，美國決策層十分懷疑中國是否具有與美軍作戰的軍事實力，他們普遍認為中國在軍事上不具備單獨進行干涉的能力，因為中國缺少現代戰爭所必須具備的工業基礎。而美軍擁有強大的空中力量，甚至核打擊能力。這些力量與能力已經在二戰中展現了其強大的作用。中情局對中國參戰能力的詳細評估處于一種僵化的狀態，其基本的邏輯推理是，“雖然具備進攻的能力并不一定意味著敵人將要進攻，但是假若敵人不具備采取攻勢的能力，那么無論敵方指揮官多么希望進攻，他實施攻勢的現實性必將是很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這是一種典型的教條化邏輯推理，從社會文化層面來看，就是對認知對象的刻板成見。此外，美國情報機構和遠東司令部決策層還存在對中國軍事戰略戰術的刻板成見，即軍事教條主義邏輯。在中情局看來，人民解放軍過去的戰斗經歷表明，他們的作戰方式無非就是“打了就跑”的游擊戰術，沒有遭遇“現代化正規軍”的經歷，且中國空軍完全無法為作戰軍隊提供空中掩護。這些因素都限制了它向朝鮮大規模派遣軍隊的能力。這些刻板成見對美國的情報認知產生了極其負面的影響，使其無法對信息作出客觀的解碼與編碼，從而導致情報評估的失誤。

2．2不同文化思維方式對美國情報分析的影響廣義上來講，思維指人們處理信息的過程。思維盡管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如基本的感知過程、歸類的思維過程、歸因方式以及記憶的心理過程等都是不受文化差異影響的，但現實生活中思維的文化差異還是顯而易見的，并且對不同文化中的人處理信息的過程有著深刻的影響。以歸類判斷為例，人類的判斷分為兩種，即分析的判斷和相關關系的判斷。從文化對歸類判斷的影響來看，中西方文化對歸類判斷有不同的傾向性，東方文化傾向于綜合的判斷，關注兩個概念之間的相關聯系，西方文化傾向于從屬判斷，關注兩個判斷之間的邏輯隸屬性。從歸類判斷來看，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情報失誤主要體現在對中國、蘇聯、朝鮮三者之間的關系判斷上。朝鮮戰爭爆發時，美國決策層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認為朝鮮發生的事件是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向“自由世界”的挑戰。［14］依據前蘇聯在國際上的所作所為，美國決策層采用分析思維做出的判斷是蘇聯在朝鮮問題上將實行“不干涉政策”。而中國是否出兵朝鮮完全取決于前蘇聯的全球戰略，因為前蘇聯作為社會主義頭號大國，是中國的“老大哥”，中國從意識形態上從屬于前蘇聯。美國決策層的這種邏輯推理就是典型的西方式“從屬判斷”。作為傾向于綜合判斷的東方國家，中國卻更關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相互聯系以及中國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擔的國際責任和義務。中國政府展現了一種綜合判斷的大國思維。這是一種典型的東方式思維。美國以邏輯分析判斷的西方式思維來判斷東方式的綜合判斷，自然會落入“以己度人”的思維誤區。

2．3不同文化溝通風格對美國情報分析的影響著名社會學家愛德華•霍爾認為，跨文化溝通中有一種非言語的語言障礙，差異最大的便是高情境文化與低情境文化的溝通差異。高情境文化中意義的傳遞在很大程度上是間接的，需要信息接收者對信息的背景和內容有所了解。而低情境文化中的人對所接收到的信息會做表面較淺的理解。因此，對信息/信號進行分析時必須研究信息/信號的內容、背景、時機和來源。如圖2所示，美國是典型的低情境文化國家，強調直接的評論和詳細的解讀，強調表達的內容而不是表達的方式。而中國文化是典型的高情境文化，信息傳遞的形式往往暗含著更能體現意圖的深層次內容。在朝鮮戰爭中，處于低情境文化中的美國便對高情境文化的中國所發出的信號作了錯誤的解讀。當美國和聯合國軍向“38線”以北推進時，中國判定北朝鮮戰敗是不可接受的。中國政府不斷通過各種途徑向美國人傳遞嚴厲的警告信息，外交照會、新聞會和公開的部隊調動均被用來作為信號傳遞的手段，但美國決策層和軍隊領導人仍然從低情境文化的角度對這些信號加以處理，既沒有認真地考慮這些信號傳遞的背景和時機，也沒有理解這些信號想要表達的真實內容，判定這些信號是中國政府有目的的恐嚇，最終被中國的介入弄得措手不及。

3對跨文化背景下情報分析的思考

美軍從近年來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的作戰行動中進一步深刻地體會到，作戰人員和情報人員的文化感知能力已經成為新型作戰環境下的“戰斗力倍增器”，并在新版《聯合情報》中強調社會文化分析在作戰環境聯合情報準備流程中的重要性。在迷霧蒙蒙的情報世界，情報分析人員面臨的是不確定的理性和非理性對手，所做出的分析與判斷同樣可能是理性的或非理性的。非理性的判斷容易讓人陷入先入之見的智力失靈狀態，而理性的思考也同樣容易使情報分析人員落入以己度人、鏡像思維的認知誤區。但情報分析人員應關注到，敵我雙方的這種理性與非理性都是被置于特定的社會文化之中，打上了深深的社會文化烙印。對手所做出的每一行為(無論是否具有欺騙性)都不過是“文化冰山”的一角，情報分析人員的職責就是深入到“文化冰山”之下，以文化“主位”視角對信息/信號進行解碼，深入理解對方社會文化環境下的價值觀念、思維與行為方式。因此，情報分析人員必須著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感知能力，即“文化情商”。這將有效地幫助情報分析人員跨越社會文化所帶來的情報認知障礙，從而減少因社會文化認知所帶來的情報分析失誤。然而，情報分析人員如何提高文化感知能力又是另一更高層次的實踐問題，將有待筆者作進一步探究。

作者：蔣飛 郭繼榮 單位：西安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 空軍工程大學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