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市場完善的銀行理財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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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因分析

（一）對銀行理財產品購買者的定位不同銀行與客戶之間對彼此權利義務有不同的見解，關鍵在于對理財產品購買者的身份界定不同。銀行認為理財產品的購買者應為投資者，在“賣者盡責”的情況下投資者理當自負風險。所以銀行強調的是理財合同真實有效，購買者已抄寫知曉風險等語句，同時銀行也按規定進行信息披露，因此銀行已盡義務。而客戶事實上將自己界定為消費者，認為由于銀行所提供的理財服務十分復雜，銀行應負有充分提示的積極義務，使購買者不需要為得到相關信息而努力奔波，這相當于要求購買者擁有類似消費者的知情權。如果基于對消費者知情權的保護，顯然銀行只披露信息是不夠的，還須讓購買者知曉信息和風險。正是理解的不同，導致銀行認為已盡責的披露行為與客戶要求的知曉行為之間存在差距，糾紛因此頻發。而關于購買者身份的界定，相關法律法規并未作出明確統一的規定。比如銀監會令（2005）2號《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管理暫行辦法》中第五十六條在提及銀監會的調查對象時規定“商業銀行從事產品咨詢、財務規劃或投資顧問服務業務人員的專業勝任能力、操守情況，以及上述服務對投資者的保護情況”；銀監辦發（2011）5號《商業銀行理財產品銷售管理辦法》第十條規定“商業銀行銷售理財產品，應當加強客戶風險提示和投資者教育”等等。而今年央行《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4）》特別認為理財產品出現剛性兌付現象有悖于“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的市場原則，顯然也是將理財產品的購買者界定為投資者。但也有部分法規將購買者身份界定為消費者，比如銀監辦發（2006）157號《關于商業銀行開展個人理財業務風險提示的通知》第二條規定“……同時，理財產品（計劃）的設計應尊重和保護金融消費者的權益”；而銀監發（2013）38號《銀行業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指引》第三條“本指引所稱銀行業消費者是指購買或使用銀行業產品和接受銀行業服務的自然人”，以高度概括的方式將理財產品購買者囊括在銀行業消費者的概念之內。相關法律法規對購買者身份界定的混亂，不僅不能平息糾紛，也使此類訴訟成為法院的難題。

（二）理財產品品質識別存在困難銀行為追利和搶占市場，激烈競爭在所難免。但為爭取客戶一味加高預期收益率實際上也在積累風險，高收益的背后必定是高風險。一旦不能達到預期收益，銀行通常就將風險推向客戶，引起客戶的不滿，也或有違規進行剛性兌付，導致銀行自身積累風險。但銀行仍樂于以此手段進行競爭，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客戶購買理財產品時多只看預期收益率，似乎對產品的安全性穩定性等品質并不重視。但從購買者的角度而言，各大銀行理財產品的品質除收益率之外其他無法區別。其品質識別困難的原因除了銀行理財產品本身具有天然的復雜性之外，識別體系的缺失也是重要因素。理財產品屬于銀行自產自銷，對購買者而言，其評價由銷售人員即銀行本身作出，具體品質無從得知，只能依賴對銀行本身或銷售人員信譽的認識。沒有能集中并分類比較各家銀行各種理財產品風險程度和盈利能力的外部體系，造成購買者不能真正獲得銀行理財產品品質識別的渠道。這終將造成銀行銷售理財產品時落入王婆賣瓜或如打車軟件虧本拼市場的惡性競爭狀態。

二、規范銀行理財市場中相關問題的建議

（一）明確理財產品購買者身份對理財產品購買者身份進行界定，有利于銀行與客戶之間權利義務的劃分，對于理財市場中諸多糾紛能起到定分止爭的作用。而消費行為與投資行為之間確實存在本質的區別，前者不以營利為目的，后者當然以營利為目的。投資者與消費者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消費者是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那么金融業中儲蓄、房貸、電子支付可理解為生活需要的一部分，其客戶可認為是消費者。而理財作為財富管理，追求財產的增值，即以金錢為資本而獲取經濟上的利益，這恰符合營利的定義。然而，面對理財等金融產品天然的復雜性及銀行無可爭辯的優勢地位，購買者明顯處于劣勢，這與消費者在現代市場經濟情況下的狀態十分相似，因此近年來出現了金融消費者的概念。對于金融消費者，各國定義不同，美國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法》將其定義為“為個人、家庭成員或家務目的而從金融機構得到金融產品或服務的個人”，2010年的新法案基本沿用上述界定；英國的2000年《金融服務和市場法》將其界定為“貿易、商業、職業目的之外接受金融服務的任何自然人”；日本的2001年《金融商品銷售法》則將其定義為“咨詢弱勢一方當事人”。這個嶄新的單詞尚未形成統一的內涵和外延。有部分學者提出金融消費者應包括投資者，雖在學界引起重視，但也未達成共識。但能否將銀行理財產品界定為金融消費者，仍應考慮消費者的特性，即與生活息息相關。具體而言就是購買者購買理財產品是否為了個人和家庭的基本生活，一旦購買的產品受到侵害是否對購買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造成影響。可能存在部分購買者以不理性的方式購買理財產品，一旦產品收益不如預期就影響生活的情況，但絕大多數購買者的購買目的仍是財富管理，即利用閑余資金逐利，應與其基本生活無關。理財產品的購買者仍應被界定為投資者，而非消費者。理財產品的購買者應主動關心所購買的產品的各項情況，在銀行盡到披露義務的前提下，風險自負。

（二）對購買者適用特殊保護規則但基于銀行理財產品購買者的劣勢地位，在理財行為某些領域應設立特殊規定，給予購買者更多的保護。比如產品銷售前的風險揭示環節，應參考消費者的特殊保護原則設立規定，保證銀行口頭解釋的充分性及口頭解釋與協議文本的一致性。購買者往往自身專業知識缺失，對文本中金融術語理解有限，只能依賴銀行工作人員的口頭解釋，因此口頭解釋事實上能影響客戶的購買行為。考慮到銀行間理財產品銷售競爭的激烈程度，銀行銷售人員可能會做出口頭宣傳突破協議約定的舉動。糾紛發生后，購買方又往往舉證能力有限，法院就依據文本協議認定銀行已充分揭示風險，要求買者自負。對于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可以設立特殊規定，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即當購買方認為銀行口頭解釋不充分及口頭解釋與協議文本不一致時，由銀行舉證證明其已進行充分合理的口頭解釋，換個角度而言就是要求銀行對銷售人員的口頭解釋給予錄音并予以保存。錄音制度在香港地區已有實行，即建立相關錄音檔案，將銀行員工與客戶所進行的投資產品介紹及風險評估過程的對話全程錄音（包括面談及通過固定電話、手提電話所進行的對話），錄音資料須保留7年以上，以備日后檢查。此舉克服了理財產品發生糾紛時舉證困難的問題，值得借鑒。

（三）建設統一的信息披露平臺，改變理財產品品質識別困難的局面只有全面詳盡地獲取理財產品的信息，才能對理財產品品質做出判斷。雖然信息披露一直是監管的重點，從銀監會令（2005）2號《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管理暫行辦法》開始，至銀監發（2013）8號《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監管機關出臺的各種規定使信息披露工作逐步走向細化，信息披露也已不再停留于概念。然而，至今購買者要獲得及時、完整的產品信息仍然不易。且當前監管機構雖對理財產品信息披露有要求，但并沒有制定信息披露的具體標準，導致理財產品的信息披露在各家銀行之間差異巨大。比如在普益財富2013年第4季度銀行理財能力排名結果中可以發現，119家銀行的公告比率，即各月末產品運行公告數量之和與各月運行的產品數量之和的比例低于20%，其中97家銀行在第4季度期間未對其任何運行中的產品進行運行信息的披露。這樣的情況下，購買者基本不能全面了解從而判斷一款理財產品的品質。解決之道在于利用網絡技術，設立全國統一的理財產品信息披露平臺，與此同時需建立具體可操作的信息披露標準。如果每款銀行理財產品的信息都可以從網上平臺及時獲得，不僅能使產品品質得以展示，也使銀行的信息披露義務落到實處。相關技術性工作也已展開，全國銀行業理財信息登記系統一期已在2013年6月推出，理財產品信息披露平臺正在建設之中，未來有望數據公開。只需配有合理的披露細則出臺，方便又快捷的網上理財產品查詢系統應能有效緩解理財產品惡性競爭。

作者：顧凌云吳晨霖單位：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