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風險撥備實證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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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及簡要的文獻回顧

商業銀行的風險撥備是銀行運作中的重要方面,不僅反映了資產風險狀況,而且影響財務狀況,是商業銀行經營管理中主要的要素之一。風險撥備作為彌補風險資產預期損失而計提,實質上是商業銀行經營活動中的成本,依會計制度的規定理應在繳納所得稅前得到及時準確的扣除。隨著商業銀行的發展,我國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都制定了商業銀行風險撥備提取的相應法規,同時國家稅務總局也制定了關于撥備稅收待遇的相關規定,各商業銀行根據這些規定制定各自準備金提取的具體方法。然而,稅收制度出于公平稅負、增加財政收入以及調控宏觀經濟的需要,往往對商業銀行風險撥備的稅前扣除規定一些限定條件。不同的稅收激勵會影響商業銀行風險撥備計提的積極性,稅收待遇成為影響商業銀行風險撥備有效性的重要政策因素。因此,本文從稅收中性原則的理論入手,通過對我國商業銀行現行風險撥備的稅收待遇進行實證分析,提出改善風險撥備的稅收待遇、提高風險撥備有效性的相關政策建議。

在風險計提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風險撥備的計提方法以及針對我國商業銀行的現狀提出建議。溫信祥在銀行信貸周期和資產損失之間的關系分析的基礎上,探討了兩種通行的風險撥備計提方法:現金流貼現法和壓力測試方法,而后對我國商業銀行采用現金流貼現法計提風險撥備的現狀提出應該提高商業銀行風險撥備與風險損失的匹配度[1]。溫信祥、王剛和郭曉贇在結合上市銀行計提減值準備的實際情況,對貸款、投資和應收款項減值準備計提相關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在實施全風險撥備管理過程中應注意轉變觀念、規范操作、加強審計和監管力度、加大配套環境和制度建設[2]。孫連友、周海鷗則指出我國采用的五級分類法計提信貸損失是一種后顧的方法,對于金融穩定和宏觀經濟穩定是很不合適的,因此銀行需要一種前瞻性的信貸損失準備計提方法[3]。李文宏、侯夢春通過對銀行貸款損失稅收待遇的國際比較認為過于優惠的稅收政策會鼓勵銀行多提準備金,過于嚴格的稅收政策又可能導致貸款損失準備金計提不足,所以應當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對于貸款損失的稅收減免的三種方法:核銷法、專項準備金法、一般準備金法,其中專項準備金法是最為可取[4]。

在風險撥備和稅收方面的研究文獻較少,涉及的研究主要有:陳瑤通過對商業銀行貸款呆賬準備金制度的分析指出我國呆賬準備金的提取方法上存在問題,在目前外部審計尚不健全的情況下應盡快建立以信貸資產質量和準備金計提充足性檢查為主的會計監管體制[5]。另外,稅收制度對銀行提取準備金的積極性有一定的限制,應當推行合理的稅收制度即遵循稅收中性原則,結合我國國情即應當對特種準備金在提取時就給予免稅。劉獻利指出我國現行的會計制度與稅收政策方面存在差異,呆賬認定過程過于嚴格,程序過于繁瑣,不利于銀行及時核銷呆賬。結合我國實際,應對專項準備金實行一定的稅收減免[6]。

在上述研究文獻中,各學者對于現行風險撥備制度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研究,但對于風險撥備稅收方面的研究尚且不足,并且也未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議。目前關于風險撥備的文獻大多數集中在對資產損失準備金的提取方式、范圍等方面的探討,在與撥備相關的稅收政策的探討方面涉及較少。本文將從2007年《企業會計準則》出發,結合商業銀行目前風險撥備制度的現狀,分析商業銀行實際操作中風險撥備須完善的方面,并從整個社會環境出發考慮需要完善的外部環境,從稅收待遇方面對我國商業銀行風險撥備制度的完善提出見解。

二、風險撥備稅收待遇的理論框架:稅收中性原則

從理論上來說,商業銀行的資產損失是其經營活動過程中的成本。為保證商業銀行的經營成果,提高經濟效益,應從商業銀行的所得稅稅基中及時扣除,保持名義稅率和實際稅率相一致,實現稅收中性原則。

Samuelson(1964)提出了“稅率不變的基本原理”,即如果對一項資產的經濟利益征稅,該項資產在征稅之前與之后的價值不會發生改變,由此建立了所得稅的稅收中性理論基礎。所謂經濟收益,是指該項資產所獲得的凈現金流量加資產價值的變化[7]。對一項貸款資產來說,它的價值等于貸款資產未來獲得的現金流量現值。進一步思考可以知道,如果以經濟收益為稅基,則該項貸款組合征稅之前與之后的價值沒有發生改變。換句話說,征稅沒有改變貸款資產的價值,該項貸款的實際稅負等于名義稅負,才符合稅收中性原則。

鑒于資產減值損失的“成本”性質,按照稅收中性原則的要求,只有在所得稅前將資產減值損失作為成本費用及時準確地進行扣除,才能保持商業銀行名義稅率和實際稅率的一致[7]。如果在資產發生減值時,商業銀行及時計提風險撥備,將資產損失作為一項成本費用及時扣除,則應納稅所得與會計所得相一致,實際稅率等于名義稅率,體現了稅收中性原則。如果在資產減值發生后、資產持有到期時,商業銀行才計提風險撥備,將資產損失進行稅前扣除,則當年會計核算中就會高估資產的價值,從而高估資產稅前回報率,造成實際稅率高于名義稅率,增加商業銀行的稅收負擔。為保持稅收減免與資產損失在時間和數量上發生的一致性,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確定收入和支出時,應該考慮到資產價值的變化對收入產生的影響,即使這些影響到年終才會以實際的現金流量表現出來。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對商業銀行的過度征稅、征稅不足或征稅時對商業銀行資產相對價格和風險溢價的扭曲。

為進一步說明風險撥備稅前扣除的不同處理對商業銀行的實際影響,確定哪種處理方法更有利于體現稅收中性原則,可以借鑒EmilM.Sunley的方法,定量分析不同處理方式的差異[8]。要想使名義稅率和實際稅率保持一致,就必須及時準確地在所得稅前扣除資產損失,否則會加重銀行的稅收負擔,引起稅收扭曲。

三、我國商業銀行風險撥備稅收待遇及實證分析

(一)我國現行風險撥備稅收政策存在的問題

國家稅務總局于2002年10月1日起正式實施了《金融企業呆賬損失稅前扣除管理辦法》,此后又了多個具有法規性質的相關通知,形成了我國商業銀行呆賬準備稅收待遇的基本政策,為商業銀行呆賬準備的稅前扣除提供了法律依據。該政策從2002年實行至今,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對商業銀行風險撥備計提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1.稅前扣除比例過低

根據相關規定,享有稅前扣除待遇的為商業銀行按期末風險資產余額1%提取的一般準備,而商業銀行針對資產已發生損失提取的專項準備和特種準備則不能直接在稅前扣除。也就是說,允許稅前扣除的呆賬準備只與資產的數量有關,而與資產的風險程度無關,導致稅前扣除的呆賬準備與商業銀行的資產損失不匹配,不能有效地反映和彌補資產的風險。

2.審批認定程序復雜

辦法規定,凡符合規定核銷條件的呆賬損失,首先應沖減已在稅前扣除的呆賬準備,不足沖抵的部分可據實稅前扣除。從理論上說,商業銀行所有的資產損失都可以在稅前列支。事實上,國家稅務總局無論是對呆賬的認定還是核銷都有嚴格的標準,商業銀行往往因為不能提供所有的證明文件而放棄了稅前扣除的申請,造成遞延資產逐年增加。

3.提前過度征稅嚴重

從商業銀行計提的風險撥備來看,其比例遠遠超過了資產余額的1%,單說信貸資產,在各行加強風險管理水平,采用多種措施加大不良貸款清收處置力度后,主要商業銀行2008年以來不良貸款率仍為2.42%①。如果再考慮其他資產,允許稅前扣除的呆賬準備遠低于銀行計提的風險撥備,形成大量遞延資產,銀行被提前征稅。又由于呆賬核銷審批認定程序的復雜,大部分遞延資產無法轉回,暫時性差異變成了永久性差異,銀行被過度征稅。

(二)我國商業銀行風險撥備稅收待遇的實證分析

2005年以來,國家稅務總局配合財政部對金融企業呆賬認定和呆賬損失稅前扣除的相關規定進行了多次調整,不斷擴大呆賬認定的范圍,逐步對呆賬損失稅前扣除的審批權限作出了下放,而且自2008年起金融企業的所得稅稅率由33%調整為25%。為探討風險撥備稅收政策的變化產生的影響,分析是否存在提前征稅和過度征稅的問題,本文選取五家國有控股商業銀行2005年至2009年的相關數據進行統計性描述分析②。

1.5家銀行的一般準備稅收政策優惠,但計提額度不足

雖然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等在年報中都披露,“至2008年12月31日,本行的一般風險準備占到了期末風險資產余額的1%”,從表1可以看出,各家銀行的一般準備金率自2005年以來逐上升,但只有中行和工行基本達到了1%的要求,其他銀行的一般準備金率遠遠低于1%的要求,反映出各家銀行的一般準備金計提并不充足。盡管一般準備金享有稅前扣除的待遇,由于計提一般準備做利潤分配處理,受國有商業銀行長期以來盈利狀況的影響,其計提積極性并不高,造成商業銀行彌補尚未識別的風險資產潛在損失的能力有限。

2.5家銀行的資產減值準備稅前扣除數量在逐年增加

從表2可以看出,與之前學者的分析結果不同的是,自2005年特別是2006年以來,5家銀行遞延所得稅項基本為負數。這是因為自2005年以來,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先后多次對金融企業呆賬的認定條件和核銷程序進行了調整,可以獲得稅前扣除待遇的資產損失的類型增加了,核銷的審批權限也逐步下放,與2005年之前相比,金融企業的稅收負擔逐年減輕。

3.5家銀行的遞延資產仍保持增長趨勢

從表3可以看出,5家銀行的遞延資產呈遞增趨勢,尤其是2008年到2009年,增幅更加明顯。以中國工商銀行為例,2009年增長了將近75%,這與全球金融風暴發生后銀監會要求主要商業銀行提高撥備覆蓋率密切相關。為實現撥備覆蓋率達標,主要商業銀行增提撥備,資產減值損失大幅增加,依政策規定又無法直接在稅前扣除,因此遞延資產大幅增加,反映出風險撥備稅收待遇對商業銀行造成的提前征稅和超額征稅仍然嚴重。

4.遞延資產的增加主要是由資產減值準備的增加造成的

商業銀行遞延資產的內容主要為資產減值準備、交易性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的估值、計入資本公積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動即其他暫時性差異構成。從表4可以看出,5家銀行776.15億元的遞延資產中,因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引起的暫時性差異為566.30億元,占72.96%。這進一步說明,商業銀行提前交稅主要是因為計提資產減值準備而引起的。

綜上可以看出,由于我國對商業銀行風險撥備實行一般準備稅前全額扣除、專項準備依審批核銷情況據實扣除的稅收政策,造成商業銀行長期以來被提前征稅、過度征稅,稅收負擔較重,計提撥備的積極性不高,甚至出于競爭和股東壓力的考慮而少提撥備,導致撥備缺口一度較高。據統計,2005年末我國主要商業銀行準備金缺口高達6274億元,按要求提足撥備的銀行只有7家②。撥備不足削弱了我國商業銀行的抗風險能力,也影響了資本充足率水平的真實性。2005年以來,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逐步對風險撥備的稅收政策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調整,我國商業銀行的撥備計提逐年增加,撥備覆蓋率逐年上升,風險抵補能力日益增強。

但是由于風險撥備稅收政策并未徹底進行改變,商業銀行計提撥備的自主性和積極性仍然不高,近年來撥備覆蓋率提高較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監管的壓力。因此,為提高風險撥備的有效性,需要進一步對風險撥備的稅收政策進行改革,選擇有利于提高商業銀行撥備積極性、適合本國國情的稅收優惠模式。

四、改善我國商業銀行風險撥備稅收待遇的政策建議

(一)實行鼓勵銀行足額提取撥備的稅收政策,提高銀行風險管理水平

我國經濟多年保持強勁增長,國家財富迅速積累,已經具備了鼓勵銀行多提撥備的基礎和條件。而且在經歷了全球性經濟危機之后,國際國內對強化金融風險管理的呼聲和要求越來越高。與之相比,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還比較低,基礎還很薄弱,特別是風險抵償的能力不足已經成為銀行長遠發展的掣肘和瓶頸。國家的財政稅收政策無疑是影響經濟、影響金融、也影響銀行風險撥備水平的重要杠桿。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對銀行的稅收政策。一是基于國家財力較強和增強銀行風險管理水平的需要,國家從總體上應實行鼓勵銀行足額提取風險撥備的稅收政策。二是風險撥備的稅務處理也是商業銀行會計處理的一部分,為清晰地反映商業銀行風險撥備的稅收政策,稅務部門在概念的使用上應與會計、監管部門和商業銀行一致,引入風險撥備的概念,不再沿用“呆賬準備”這一概念。三是可以明確“一般準備”和“資產減值準備”分別享有的稅收優惠,以利于政策的推行和監督的落實。

(二)調整風險撥備的稅務處理方法,保證稅收優惠政策落到實處

目前稅務部門所采用的一般準備金法主要以增加稅收作為政策制定的出發點。在稅務處理方法上采用一般準備金法,產生了對商業銀行的提早征稅和過度征稅問題,較多地占有了商業銀行的資源,影響了商業銀行的自我積累和資本充實。風險撥備稅務處理方法的調整要有效處理好國家利益和銀行經營利益的關系,從當前來看,應轉變到以增強商業銀行的抗風險能力上來,通過增強銀行抗風險能力,保證發揮銀行對經濟的長效支持作用。具體操作上可由一般準備金法轉向資產減值準備法,即允許商業銀行在稅前全額扣除根據資產減值狀況計提的資產減值準備,真正地體現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操作的“費用”性質,減少或避免商業銀行費用納稅,增強商業銀行及時確認損失充足計提撥備的積極性,從根本上協助商業銀行形成自我消化損失的機制,從而一方面減輕國家的負擔,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維持整個金融體系以至宏觀經濟的安全與穩定。

(三)建立風險撥備稅收減免的配套措施,有效控制政策的濫用

允許商業銀行在稅前全額扣除資產減值準備,可以刺激商業銀行積極撥備,保護商業銀行的利益,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也會造成商業銀行出于避稅目的而超額提取風險撥備。風險撥備的計提具有天然的主觀性,如何計提、計提多少,商業銀行管理層有很大的操作空間。如何避免商業銀行利用計提風險撥備而逃避納稅,需要稅務部門在實行風險撥備稅收優惠的同時建立相應的制約機制,比如規定商業銀行稅前扣除的資產減值準備不能超過其資產余額的一定比例,或者不能超過其過去三到五年資產損失的平均數,以此來限定商業銀行大規模計提撥備,還可以根據商業銀行資產規模的大小給予不同的風險撥備稅前扣除待遇,以扶持中小商業銀行,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和發展。

(四)修正有關資產減值損失的認定條件,逐步下放核銷審批權限

計提風險撥備是為了核銷資產損失,也只有真正用于補償資產損失而計提的風險撥備才應享有稅前扣除的待遇。鑒于我國商業銀行長期以來資產質量較差,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理念較弱,目前的風險撥備稅收政策對資產損失的認定和核銷規定了非常嚴格的條件和審批程序,造成商業銀行大量的資產減值準備不能轉回。隨著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的完成,經營自主性大大提高,自律性不斷增強,市場約束的作用也日益體現,配合風險撥備稅收政策的逐步調整,稅務部門應逐步放寬資產損失的認定條件,下放核銷的審批權限,最終將損失的認定和核銷交由商業銀行自己負責,商業銀行只需將有關情況報稅務機關備案,從而實現從風險撥備稅前扣除政策的執行者到監督者的角色轉換。

(五)加強與會計、監管部門的合作,保證國家的稅收利益

風險撥備稅收政策的調整將使商業銀行在風險撥備和資產損失的處理上有較高的靈活性和較大的自主權,從而增加稅務部門的征管難度。鑒于現階段商業銀行所得稅在我國企業所得稅收入中的重要地位,為保證國家的稅收利益,稅務部門需要加強與會計、監管部門的合作,通過信息披露的制度約束增強商業銀行財務狀況的透明度,利用監管部門現場、非現場檢查等手段彌補自身監控力量的不足,從而做到既不過度占用商業銀行的資源,損害商業銀行自身利益,也能有效保護國家的財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