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對比研習與啟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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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金融危機的成因、傳導機制、政府對策及效果
(一)20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
20世紀二十年代的美國經濟高度繁榮，資本市場也異常活躍。但正是因為股票市場的過度投機，加上金融監管的放任自流，導致了股票市場的暴跌。而股市資金的高杠桿率將其他金融部門也拉下了馬，銀行出現信用危機。與此同時，受制于金本位制，為平衡匯價，政府采取緊縮貨幣政策，此舉更加遏制了有效需求，危機開始向實體經濟蔓延。面對剛開始的股市崩盤，胡佛政府錯誤地估計了經濟形勢，主張“靜觀其變”，甚至采取了背道而行的財政政策以應對經濟危機，導致經濟緊縮程度加劇，經濟大蕭條不可避免的發生了。面對瀕臨崩潰的經濟，羅斯福總統采取了一系列推動經濟增長的寬松財政和貨幣政策。經過幾年的“新政”，美國穩定了金融秩序，消費、投資和出口不斷增長，社會保障體系初步建立，社會生產力得到恢復。羅斯福新政不僅避免了經濟危機帶來的全面社會危機，而且通過系統的制度建設，修正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種種弊端，維護了政治穩定，為其后半個世紀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社會穩定奠定了基礎。
(二)七十年代石油危機
1973年10月爆發的第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國家通過實行減產和禁運，并聯合其他第三世界產油國提高石油價格。這次石油減產和禁運嚴重打擊了西方消費國，由此引發了二戰后最為嚴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所有工業國的生產力增長速度都明顯放慢。此次危機表面上看是對石油消耗的過度依賴造成的，但實際上是美元與黃金的雙掛鉤體系導致支付能力過剩所引發的通脹危機。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以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讓美國有了無限逆差的可能，并且美國也希望通過這樣的地位來主導世界經濟，并通過無限的支付能力來轉移自己的通脹壓力。但是，世界經濟總量是一個常量，美元的無限增加只可能導致美元成災，各國都要為美國經濟買單。當通脹超過一個臨界點時，世界范圍內的大蕭條將不可避免。對于石油危機，西方政府采取的直接措施就是能源的開源節流。同時，由于石油危機讓經濟陷入滯脹，美國政府采取了供給學派的調控理論，提出了經濟復興計劃。美國在實施相關的石油消費政策后，極大地推動了石油節約和替代技術的發展，減少了經濟對石油的依賴。金融監管方面采取一系列變革活動后，原來的限制性金融體制開始走向新的競爭性體制。美國逐漸走出了滯脹。
(三)日本“失去的十年”
20世紀八十年代的房地產泡沫破滅后，日本陷入經濟蕭條。在1991－2001年的10年間，日本GNP的年均增長率僅為1．3%，財政狀況不斷惡化，被稱為“失去的十年”。雖然危機源于股票和房地產價格的暴跌，但經濟的過度開放以及不合時宜的外匯改革導致大量熱錢的流入，成為泡沫滋生的溫床，而國內經濟結構性失衡和國內經濟部門競爭力低下進一步造成經濟動力的喪失。當經濟出現去杠桿化，經濟必然會經歷重新恢復增長動力的陣痛。日本經濟危機的根源原因就在于經濟泡沫過大和產業空心化。經濟危機發生后，日本政府立即啟動了改革措施，采取了擴大出口、拉動內需，復蘇經濟的方法，相應的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對外貿易、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金融改革等方面。但是，由于日本經濟處在投資陷阱和靈活偏好陷阱中，即利率的下調無法刺激投資的增加，而實際貨幣的增加也因為人們持幣待購的心理無法使利率下降，此后歷任日本政府的刺激政策都收效甚微。目前日本經濟依然低迷，日本經濟要真正走出衰退還需要從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進行統籌改革。
(四)拉美債務危機
20世紀八十年代，拉美許多國家陷入債務泥潭，主因是對外債的過度依賴，其次是債務結構不合理，主要集中在短期外債上，再加上資源過度向外貿部門集中，因此償債期限過于集中和自身經濟結構失調導致對外支付手段枯竭，引發債務危機。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社會分配不公、基尼系數過大等問題開始凸現，社會落后引發政治危機，而政治上的不穩定又觸發了債務危機。為了應對債務危機，拉美經濟改革經歷了“穩定性”調整的應急性改革和“結構性”調整的結構性改革兩個階段。20世紀九十年代拉美多國經濟改革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以市場化和自由化為導向的改革使拉美經濟實現了恢復性增長，實現了從封閉的進口替代模式向外向發展模式過渡的轉變。在惡性通貨膨脹得到控制的同時，財政失衡的現象有所減緩。不過九十年代拉美經濟并沒有恢復到債務危機爆發前的水平。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的“桑巴效應”加劇了拉美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危機的滯后效應和擴散使得拉美恢復性增長放緩。由于拉美經濟改革的局限性使得諸如收入分配等結構性問題繼續存在，拉美經濟依然脆弱，受到外部沖擊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五)東南亞金融危機
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是典型的貨幣危機。由于前期的粗放式發展導致投資過熱，經濟出現泡沫化，同時外資的快速涌入加劇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因此當經濟增長開始減速、投資信心動搖時，固定匯率制度就給游資的沖擊提供了加速器。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是國際金融炒家對弱國固定匯率的狙擊。而這些國家外債過多及債務結構的短期化使得國家短期資本處于較大風險敞口。更深層次的原因還在于東南亞國家經濟結構不合理，產業結構調整緩慢。東南亞國家經濟基本上屬于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大都建立在出口迅速增長的基礎上，雖然各國均提出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型的戰略目標，但始終進展緩慢。面對貨幣危機造成的混亂，東南亞絕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短期的應急匯率措施和長期的宏觀經濟穩定計劃。盡管各國都采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但干預政策也存在一些失誤之處。如泰國政府對匯率制度一再堅持的失誤;印尼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緊縮性政策，使原本低迷的經濟陷入難以自拔的深淵。但從長期效果來看，東南亞國家都能因時制宜，根據金融危機發展的不同階段采取一些更有針對性的措施，提高了自主調控經濟的能力。通過一系列有針對性的監管法案加強了對金融業的監管力度，并對國內經濟的復蘇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的成因、傳導機制及政府對策
(一)美國次貸危機和金融海嘯
2007年末美國金融泡沫再次破滅，不過這次的標的不是郁金香，不是股票，也不是土地，而是次級貸款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衍生品。次級貸款產品的繁榮是建立在房價預期上漲的經濟環境下的。當房價開始下跌，房貸的違約增加，銀行的抵押資產貶值;保險公司面臨高額賠付支付不起;投資銀行手中的次貸衍生產品遭到信用降級，投資銀行面臨破產。
同時，銀行壞賬損失侵蝕了銀行資本，加上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使得融資更加困難，從而加速變賣資產，流動性急劇緊張。流動性緊張導致實體經濟難以支撐，從而演變成經濟危機。此次金融危機的主要誘因是美國人的超前消費導致了私人部門的高杠桿率，而對利潤的瘋狂追求也導致了金融部門的高杠桿率，因此在急劇的去杠桿化過程中次貸危機爆發了。不過，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在于實體經濟的空心化，以及IT技術革命后沒有新的技術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面對呈燎原之勢的次貸危機，美國政府立即采取了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金融監管等一系列措施，包括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穩定偏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更長期的產業政策和金融監管改革。而且受美國進口需求的減少，許多國家對外貿易明顯下滑，資本出現外逃，各國政府紛紛采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減少金融海嘯的沖擊，同時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國內需求的增加，更長期的，則是對金融監管體系和內容的改進與更新。
(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目前正在不斷發酵的歐債危機與之前的拉美債務危機類似，也是不堪負債重負下的金融危機。歐洲是由于高福利體系拖累了國家財政，歐元區各國高額的社會福利開支使得各國的財政經常存在超支的傾向。在經濟繁榮時期，這一問題可能會被掩蓋，而當經濟出現衰退的時候，這一問題就會凸顯。此外，高額債務也越來越拖累經濟的增長。由于歐元區貨幣體系統一而財政各自為政，導致了財政約束力不足，經濟實力較弱的南歐國家背負了與財力不相符的巨額外債。
因此，當歐洲邊緣國家發生債務違約問題時，由于信任危機的傳導，使得危機向核心國家蔓延。從表面看，債務危機是債務國過度舉債自食惡果，不過從根源看經濟增長的停滯才是根本，而只有經濟發展模式與產業結構與時俱進才能避免類似危機的發生。歐洲諸國在次貸危機后普遍采取降息的政策以提振經濟，并不斷向市場注入流動性防止危機的擴散和加深。盡管歐盟、歐洲央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積極協調解決歐債問題，但由于歐元區財政政策的不統一，以及高福利慣性導致常規的緊縮政策得不到有效貫徹，因而僅僅依賴于外部救助很難將歐洲從債務泥潭中拔出。
統一的歐元為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移除了障礙，但歐洲缺乏統一的財政聯盟，歐盟各國政府在運用財政政策時都面臨著遵守“馬約規定”和促進本國經濟增長的兩難選擇。缺乏財政紀律約束的歐洲各國在財政政策的選擇上會存在利益的博弈，而歐洲要避免這類危機的再次發生就是必須進行歐元區改革，建立統一的歐洲財政聯盟。不過眼下解決歐債問題最快捷的方式還是對債務過重的國家實行債務減記，同時發行歐洲統一債券，增強信用評級。
歷次金融危機比較研究的啟示
(一)高杠桿率是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金融危機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過高杠桿率。在危機嚴重期間，在市場壓力之下被迫開始的去杠桿化過程，強化了資產價格下降的壓力，并進一步加劇了損失、資本下降和信貸萎縮之間的正反饋。如上世紀“大蕭條”期間，美國人在土地和股票的買賣上采用的是“保證金”交易方式，保證金比例僅10%;拉美債務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也是因為國家部門杠桿率過高引發的;日本的房地產泡沫和美國的次貸危機則是因為房地產部門的杠桿率過高誘發的。而杠桿率的短期集中化也是促生金融危機的原因，短期負債過多使得國家在面對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時缺乏足夠的抵御能力。就中國而言，中國目前過分強調投資，比如基礎設施領域、地方融資平臺以及房地產領域都具有較高的杠桿率和債務短期化，風險正在不斷地積累，因此對于投資領域杠桿率的控制，中國需要以史為鑒。
(二)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引發金融危機
美國大蕭條和拉美債務危機的爆發其部分原因就是源于社會分配體制的不公平。20世紀二十年代美國經濟持續增長，收入大幅增加，但收入增加在各社會集團及家庭中的分配是不均勻的，財富和收入在向少數人手中集中，貧富差距很大。1929年，美國三分之一的財富掌握在5%的人手上，全美大多數人因為失業或收入水平低而減少購買，少數富人則兌換黃金作為財富積累而不去消費，從而引發整個社會消費需求不足。類似地，八十年代拉美地區貧困人口占到拉美總人口的44%，其中赤貧人口達到2．27億，基尼系數高達0．535。由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發展公平性重視不夠，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導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嚴重不足，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對中國的啟示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要注重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性，避免過多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應該培育社會的中間階層，確保需求的穩定增長以及社會的穩定。
(三)福利主義過分強調公平也可能導致金融危機
與分配不公截然相反是社會分配的過度公平。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與歐洲普遍實行的高福利政策不無關聯。由于高福利國家的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人口老齡化問題突出，導致其失業率相對一般國家較高，而高失業率帶來的失業保障金等支出持續上升，同期以稅收為主的財政收入卻在下降，這進一步加重了財政負擔。更為嚴重的是，高福利制度帶來道德危機，敗壞了社會風氣，阻礙了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國現階段發展在強調公平的同時，也要注重效率。建立與國情相適應的基本社會保障體系，既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又確保社會穩定。同時，有提升空間的保障需求能激發勞動力的釋放，提升生產效率，避免重蹈歐債覆轍。
(四)產業結構不合理是爆發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
回顧近百年以來發生的金融危機我們會發現，金融危機背后往往是因為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導致經濟增長乏力從而誘發金融危機。比如，日本的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就是因為資源過度集中于房地產部門，導致實體經濟外遷造成本國產業空心化;又如，拉美和東南亞國家則是將資源過度集中在外貿部門。這種非均衡的產業結構很容易遭受單一沖擊的影響，也容易造成投資的低效率。中國目前資源投資部分潛藏著較大的風險，如基礎設施投資過大、傳統產業比重過高、三類產業發展失序。產業結構的跛行急需得到調整，未來中國產業應該向新興產業轉移，構建立三類產業比例協調、發展合理的產業格局。
(五)金融危機的處置路徑選擇
各國面對金融危機，在應對手段的選擇上都是按照“即期—短期—中期—長期”的方式進行。首先面對危機，政府的即期手段就是救市，如切斷金融的負外部性風險源，對有毒資產進行剝離、去杠桿化，保證市場流動性。短期措施主要是貨幣政策，保持較低的利率水平，同時輔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如減稅，加大政府投資，這些都有利于需求的恢復。中期主要是增加生產和供給，確保資金流入實體經濟部門。從長期來看，解決金融危機最終還是需要從產業結構調整著手，這才是避免金融危機的關鍵。
(六)金融危機傳導主要基于信貸緊縮和資產價格緊縮
金融危機向經濟層面的傳導主要依賴于信貸和資產價格的急劇變化。如銀行危機，原來的貨幣供給乘數遭到破壞，導致貨幣供給量的減少，出現以信貸標準提高、利率提高為表現形式的信貸緊縮。而資產價格緊縮的傳導載體主要是房地產、股票及其它資本品，像美國大蕭條之前，股市出現泡沫化;日本上世紀80年代和美國次貸危機前，房地產價格泡沫也非常巨大。一旦資產價格泡沫開始破滅，如果沒有外部的干預，資產價格就會大幅縮水，形成金融危機。因此，為了避免金融危機傳導機制的形成，事前需要隨時關注資產品價格的泡沫化程度，而一旦初顯泡沫破滅的跡象就需要外部的及時干預，避免市場的過度震蕩。目前，我國對房地產的調控就是在擠壓房地產泡沫的同時，確保住房市場的健康發展和房價的穩定。
(七)金融危機后調控政策選擇的有效性和適度性
系統性金融危機需要政府的積極干預。一般金融危機后各國的政策路徑選擇依次按照凱恩斯主義的干預措施，配合供結學派的增加生產，同時在長期內實行產業結構調整和改革。借鑒國際上成功的經驗，應付金融危機的措施包括以下內容:采取緊急措施，穩定金融體系;改變制度框架以有效應付危機;處置無法繼續經營的金融機構，強化能夠繼續經營的機構，管理不良資產，實現重組等。雖然總體戰略都有許多類似的地方，但每一個國家戰略中都考慮各國的客觀情況和偏好。在戰略初始階段，優先考慮的應當是穩定金融部門和提出重組方案，同時要有配套的宏觀經濟穩定計劃。不過經濟的發展有其自身發展規律，因此在經濟經過最初的恢復期后，危機發生國家的經濟走上了正常的軌道并開始增長，金融危機初期采取的行政色彩強烈的宏觀調控措施就需要及時退出，例如德國模式，否則那些曾經的救命措施很可能會成為經濟恢復的桎梏。
(八)金融危機后風險處置模式的選擇
金融危機后，風險處置模式大體可分為四類:一是政府主導下的重組模式，主要針對那些特大型金融機構。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美國對花旗、通用及兩房的風險處置方案就是采用此種模式;二是市場化并購，主要針對大中型金融機構。由行業內的優質龍頭企業來收購兼并存在重大風險的公司，對問題資產進行剝離的同時，增強自己在某一方面業務的實力;三是市場化重組，主要針對行業內大中型企業，一般不以被重組公司的法人主體資格因原公司破產清算被消滅為代價，重組后存續的公司或者繼續保有法人主體資格，或者是在被重組的若干公司取消法人主體資格而新設一個新的法人;四是市場化破產，采用此種模式進行風險處置通常針對那些資產狀況嚴重惡化、失去救助價值的金融機構。
(九)建立金融危機宏觀審慎監管模式
歷次金融危機都證明，金融風險之間的相互關聯性不僅使微觀審慎監管機構難以有效識別它們，而且也使微觀審慎監管機構無力管理跨機構和跨行業的風險蔓延。而金融危機中金融機構群體的“理性”行為，還會導致金融市場瀕臨崩潰邊緣。因此，建立宏觀層面的審慎監管非常有必要。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區別主要在于不同的監管目標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不同監管措施上。宏觀審慎監管的目標是防范系統性風險，維護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防止經濟增長受到影響;而微觀審慎監管的目的在于控制個體金融機構或行業的風險，保護投資者利益。在監管內容上，宏觀審慎監管側重在對金融機構的整體行為以及金融機構之間相互影響力的監管上，同時關注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因素;而微觀審慎監管側重于對金融機構的個體行和風險偏好的監管。
作者：周瓊周華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