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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預期
文化產業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金融發展對文化產業的作用機制可以這樣描述:一方面,金融發展通過為文化產業提供更充足的資金和更便利的投融資渠道,而直接對文化產業產生作用;另一方面,金融發展通過對人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以及整個國家的經濟環境產生影響來影響文化產品的供求狀況,從而對文化產業產生間接影響。在作用機制的第一方面,隨著金融的發展,資金的供給更加充分,資金的投融資渠道更加便利,從而使文化產業的生產者更容易獲得資金,從而使市場上文化產品的供應較少受到資金的約束。在作用機制的第二方面,一般來說,金融發展對一國整體經濟會產生正向影響,從而對一國居民收入也會產生有利影響,當一國居民的收入提高時,居民的消費需求增加,從而對文化產品的需求增加。這樣,金融發展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對文化產業產生了有利的影響。
二、模型設定與指標選取
(一)模型設定與樣本選擇本文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來檢驗金融發展對文化產業的影響。模型的表達式如下。其中,yt表示文化產業的規模,x1t表示城鎮居民收入,x2t表示農村居民收入,x3t表示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x4t表示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x5t表示金融發展。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整理難度,本文選取中國1995—2012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作為樣本數據。
(二)指標選擇與數據說明1.文化產業的規模。衡量文化產業的規模的指標一般是文化產業的產值。但是對文化產業的產值一直沒有精確的統計,李昭贏(2006)、陸彪和徐維(2007)用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的統計值作為文化產業的粗略估計值。但是在教育業的產值在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的統計值中占很大比重的情況下,這樣的估計值很不可靠。因此本文沒有采用文化產業的產值來衡量文化產業的規模,而是采用文化產業的從業人數來衡量文化產業的規模。文化產業的從業人數來自于1996—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中文化藝術和文物事業機構、人員情況這一統計項目。2.金融發展。本文借鑒周立、王子明(2002)的做法,將某地區金融發展水平定義為“該地區全部金融機構存貸款總額/該地區GDP”,這一指標又可以稱為金融相關率(FIR)。本文的中國金融發展水平就等于中國全部金融機構存貸款總額/中國GDP,而中國全部金融機構存貸款總額和中國GDP的數據來自于1996—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3.城鎮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決定著對文化產品的需求,所以居民收入對文化產業的規模有著重要影響。本文選擇以1990年為基期的、以不變價來衡量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衡量城鎮居民收入,數據來源于1996—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4.農村居民收入。本文選擇以1990年為基期的、以不變價衡量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數據來衡量農村居民收入,數據來源于1996—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5.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恩格爾系數衡量的是居民的消費結構,而消費結構對居民消費文化產品的數量產生重要影響。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直接來源于1996—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6.農村家庭恩格爾系數。數據直接來源于1996—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各項指標在樣本區間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三、實證檢驗
(一)用OLS法估計模型用最小二乘法(OLS)得出的回歸方程如下:由于R2較大,而且F=6.776268>F0.05(5,7)=3.97,故認為文化產業規模與上述解釋變量間總體線性關系顯著。但是由于其中x3、x4的系數估計值未能通過t檢驗,故認為解釋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
(二)檢驗簡單相關系數由表中數據可以發現x1、x2、x3、x4、x5之間都存在高度相關性,而且它們的相關系數超過了樣本可決系數,這表明模型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
(三)找出最簡單的回歸形式可見,文化產業規模受金融發展的影響最大,因此以x5為自變量的模型作為初始的回歸模型。
(四)逐步回歸將變量x1、x2、x3、x4逐步添加到回歸模型中,得到的參數估計結果如下表所示。
(五)最優模型的確定從第(四)部分知道,在引入x2、x3、x4后,回歸方程R軍2的都有提高,但是引入x3比引入x4對R軍2和變量的t值有更明顯的提高,考慮到在式(2)中,x3、x4的t值都不顯著,因此去掉x4保留x3。雖然在引入x1后,回歸方程R軍2的下降了,同時t值也不顯著,但是去掉x1后的y=f(x5,x2,x3)與y=f(x5,x1,x2,x3)比較,不僅R軍2有明顯的下降,而且變量的t值也明顯下降,所以考慮到方程總體的擬合優度,保留x1,因此,在前面一系列步驟的基礎上,確定最優模型為y=f(x5,x1,x2,x3),得出的回歸方程如下。
(六)對檢驗結果的解釋從最優的模型可以看出,各個變量的t值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是顯著的,方程的F值通過了檢驗,可決系數也較高,這表明方程總體性顯著。此外,通過懷特檢驗和LM檢驗,驗證模型不存在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性,所以方程的擬合效果較好。從模型中可以看出,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對文化產業規模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對文化產業規模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對文化產業規模存在正向影響,而金融發展對文化產業規模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金融發展對文化產業規模存在正向的影響,這與預期的結果一致,金融越發展,文化產業越能有效地得到資金的支持,于是文化產業的規模越大。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與文化產業規模正相關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收入越高,居民對文化產業的消費能力越強,從而對文化產業的需求越高,進而拉動文化產業的發展。然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對文化產業存在負向影響以及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對文化產業規模存在正向影響,卻有一點難以理解。有兩個原因可以用來解釋這兩個現象。一是城鎮居民對文化產業的消費觀念發生了變化。例如,以前人們喜歡看藝術團體的表演,而現在卻喜歡到電影院看電影,而一個藝術團體的從業人數顯然要比電影放映的從業人數要多,由此導致文化產業的從業人數的下降。另一個原因是科技的發展,使得原來需要十個人做的工作現在可能只需要一個人來做,而科技在城鎮進步最快,所以導致城鎮居民的收入對文化產業的從業人數產生負向影響,以及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對文化產業的規模產生正向影響。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運用中國1995—2012年的數據,以文化產業從業人數為被解釋變量,以金融發展、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解釋變量,建立了一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實證檢驗了金融發展對文化產業的影響。結果顯示,金融發展對文化產業規模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對文化產業規模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對文化產業規模有顯著的正向的影響,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對文化產業規模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一些政策建議。
(一)加大對文化產業的資金支持力度,將有利于文化產業的發展。既然金融發展對文化產業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那么金融對文化產業的傾斜對文化產業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我國文化產業正處在一個增長階段,而這一階段對資金的需求是很旺盛的。可以預期,如果我國的文化產業發展能夠獲得充裕的資金支持,那么我國的文化產業將迎來一個持續的增長期。
(二)探索適合文化產業的投融資機制對促進金融發展與文化產業的互動十分重要。在金融發展和文化產業之間還有一個中間環節,那就是文化產業的投融資機制。文化產業的投融資有著自身的特點,這也就導致了文化產業需要有一個適合自己的投融資機制。只有建立這樣一個適合文化產業的投融資機制,資金才能順利地從金融市場流向文化產業。
作者:劉孝斌單位:中共湖州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