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效果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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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蒙代爾—弗萊明—多恩布什（M—F—D)模型及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模型（NOEM）出發，通過構建SVAR模型，基于匯率傳導機制分析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效果。研究結果表明：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短期效果良好，匯率對物價的傳導作用較顯著，對產出的傳導受阻，主要因為日元貶值未明顯改善貿易收支；隨著日本基礎貨幣投放加碼，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放緩，貨幣流動性有可能滯存金融體系并滋生資產泡沫，政策效果隨之打折；鑒于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有愈演愈烈之勢，易與美國退出量化寬松產生共振效應，故中國不僅應吸取其寬松金融政策的實踐經驗，同時需要審慎對待并及早應對其負面沖擊。

關鍵詞：

日本；量化寬松；匯率傳導機制；SVAR；政策效果

一、引言

在以利率為主要調控工具的“價格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控空間均縮窄的情況下，日本學術界對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效果寄予厚望[1]。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日本施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步伐趨于加快，政策目標從最初的穩定金融市場開始轉變為解決通貨緊縮和提振經濟。“日本版”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最顯著的成效便是有力引導了日元下行。日元匯率貶值有助于打破日本市場現有的利益格局，指引資金流向，一方面借由匯率下行促進出口，增加投資及消費，進而拉動產出增長。另一方面抬高進口原材料及商品價格，可以通過匯率傳遞效應影響物價。如果說，“日本版”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顯性目標不外乎穩定金融體系、擺脫通貨緊縮及提振經濟，那么其隱形目標則是革新日元匯價機制[2]。2014年10月底美國宣布退出量化寬松，然而僅隔一天，日本央行突襲式擴大量化寬松規模。“日本版”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持續發酵，開始與美國背道而馳，美日元匯率在未來難免震蕩。盡管國內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研究成果較豐富，但大多以研究美國為主，研究日本的相對較少，且實證分析集中于小泉時期的首次量化寬松政策階段，對于金融危機以來規模持續擴大的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缺少實證探析，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匯率傳導機制研究也相對空白。因此，文章擬通過構建SVAR模型，基于匯率傳導機制，分析金融危機以來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以期探析對中國的政策啟示。

二、金融危機以來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軌跡

為探析日本自金融危機以來施行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效果，首先需明晰在此期間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演變軌跡。2008年雷曼公司宣布破產，以此肇始的世界金融海嘯席卷全球。日本為保持金融危機期間市場所需的流動性充裕，緊急啟動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后東日本大地震及核電災害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目標逐漸由最初的穩定金融體系開始向解決通縮和改善經濟環境轉變。2012年底安倍上臺之后，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施行力度空前加大，成為世界經濟焦點。金融危機以來日本逐步走上施行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軌道，主要分為兩個階段：一是2008年至2012年施行的廣泛性寬松貨幣政策；二是2012年至今施行的異次元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一）2008年至2012年：廣泛性寬松貨幣政策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2008年愈演愈烈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作為金融大國的日本難免沖擊。為緩解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緊張，時任日本央行行長的白川方明緊急啟動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主要措施有：分兩次將無擔保抵押貸款隔夜利率從0.5%下調至0.1%；向銀行間市場及私人機構注入流動性，加大購買政府債券的力度，截至2009年3月，日本銀行對長期國債的月購買量從1.2萬億日元提高到1.8萬億日元[3]，擴大銀行合格抵押品范圍、簽訂貨幣互換協議以緩解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壓力，越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購買商業票據和公司債券等信用產品直接向私人機構提供資金支持；為壓低風險溢價，穩定金融體系，日本央行實施股票購買計劃，建立資產購買項目購買股權金融產品，包括風險資產[4]。盡管金融海嘯對日本的沖擊漸退，但是禍不單行，2011年之后，東日本大地震及福島核電災害接連發生，天災人禍使日本再次跌入經濟停滯的深淵。日本開始施行全面寬松的貨幣政策，主要措施有：降低基準利率，下調基本貸款利率和無擔保抵押貸款隔夜利率，宣稱將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的目標定為“0%~0.1%”；積極施行資產購買計劃，資產購買項目愈加廣泛，貨幣寬松規模逐步擴大；此外，2012年2月日本央行引入“中長期物價穩定目標”，并明確當前目標為CPI同比增長1%，但是對“中長期”的時間范圍解釋較為曖昧。盡管以上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營造了寬松的金融環境，恢復了金融產品的市場功能，防止金融市場失靈進一步拖累實體經濟，但是對于解決日本通貨緊縮和經濟萎靡的難題效果不佳。整體而言，2008年至2012年，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施行具有廣泛性和遞增性等特點。遞增性的特點較易理解，即指隨著金融海嘯、東日本大地震及核電災害的發生，整體政策寬松規模逐步放大。廣泛性主要指政策施行工具多樣，政策框架下資產購買項目較為廣泛，由于廣泛性為這一階段貨幣政策鮮明特點，因此，在此期間日本采取的貨幣政策可以稱為廣泛性寬松貨幣政策。

（二）2012年至今：異次元寬松貨幣政策2012年底，安倍晉三第二次當選日本首相，上臺伊始便射出三支政策利箭，即大膽的金融寬松政策、積極而靈活的財政政策及刺激民間投資的經濟發展戰略，以期消弭通貨緊縮，刺激經濟復蘇。2013年4月，黑田東彥接替白川方明成為新一任日本央行行長，他積極支持安倍的經濟思想和政策主張，在首次貨幣政策會議上即推出更為激進的無限量、無限期的“質化與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提出4個“2”的政策預期目標，即基礎貨幣投放量擴大為兩倍，將更長期國債納入收購對象，并且在兩年之內促使通貨膨脹達到2%[5]日本央行計劃將基礎貨幣投放量由2012年的138萬億日元增至2014年底的270萬億日元，購買長達40年期限的國債，采取更為多樣的政策工具，如增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以及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等[6]。盡管相對于白川方明在任期間，政策形式并無特別創新，但是黑田版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推出伴隨“無限量、無限期”等字眼，可見其規模之大、決心之堅、施行力度之強前所未有，因此也被稱為“異次元”寬松貨幣政策，有史無前例、突破歷史維度的激進之意[7]。2014年10月底美聯儲宣布退出量化寬松，僅相隔一天，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日本央行突襲式增加量化寬松政策施行砝碼，不僅將每年的基礎貨幣投放規模由目前的60萬億至70萬億日元擴大到80萬億，而且進一步延長國債增持期限至10年，國債購買量從每年50萬億日元的規模擴大至80萬億日元，同時股市聯動型基金、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及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的年購入量也被放寬。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施行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三、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匯率傳導機制理論

盡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屬于非常規貨幣政策，但是匯率傳導機制仍是其政策傳導機制的重要一環，特別是對于日本而言，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加碼對日元貶值的作用十分明顯。基于匯率傳導機制研究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效果，可以從蒙代爾-弗萊明-多恩布什模型以及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模型的理論基礎展開，以期從理論層次明確實證分析的框架。

（一）蒙代爾-弗萊明-多恩布什（M-F-D）模型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F模型）是在封閉經濟環境下的IS-LM模型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是傳統宏觀經濟分析的基礎模型，也是進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分析的經典模型。1976年，多恩布什（Dornbusch）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基礎上，引入理性預期，并考慮到價格漸進調整，最終形成了蒙代爾-弗萊明-多恩布什（M-F-D）模型，突破性地提出匯率超調理論[8]。1985年，奧布茨弗爾德（Obstfeld）和斯道克曼（Stockman）將理性預期及隨機因素沖擊納入模型，進一步完善了M-F-D模型[9]。采用M-F模型分析，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施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無論資本是否完全流動，其政策均無效；但在浮動匯率制度下，擴張性貨幣政策可通過匯率變動影響凈出口以促進經濟增長。在資本不完全流動的情況下，一國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帶動利率下降，基于利差資本外流，進而本幣貶值，凈出口增加，本國產出增加；在資本完全流動情況下，假設本國利率將與世界利率保持一致，則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會導致本幣貶值，凈出口增加，進而刺激產出增長。由于M-F模型的基本假設為價格水平不變，進口商品價格以外國貨幣表示，因此匯率水平的變動可以同比例傳遞到進口商品的價格上，進而影響國內整體物價水平。多恩布什的匯率超調模型對M-F模型進行擴展，繼承了M-F模型中價格粘性的分析，假定一價定律成立，由于貨幣市場可以瞬間完成調整，商品市場調整具有滯后性，貨幣市場調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場，因此擴張性貨幣政策促使短期利率下降，資本外流，匯率迅速貶值至國內外資本收益相等的均衡點，但由于長期匯率預期升值，最終匯率會在一定程度上回升達至新的均衡，故最初的匯率均衡點貶值程度將大于最終匯率均衡點，出現匯率超調。在匯率超調模型中，盡管短期內價格具有粘性，但增加的貨幣供給催生價格上漲預期，最后隨著價格剛性的消失，價格也將隨著貨幣供給量的增加而上漲。

（二）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模型（NOEM）M-F-D模型可以有效考察在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但這種解釋缺乏微觀基礎。1995年，奧布茨弗爾德（Obstfeld）及羅高夫（Rogoff）將壟斷競爭及名義價格粘性納入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并考慮了理性預期因素，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模型理論框架基本形成[10]。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理論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研究有著較強的現實解釋力，科爾賽蒂（Corsetti）和佩森蒂（Pesenti）在此框架下，系統梳理了財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理及對福利水平影響。NOEM模型并沒有簡單沿用價格粘性的假設，而是根據實際經濟環境下價格粘性的不同狀態，引入不同定價規則的假設，故M-F模型中匯率波動可以最終同比例傳遞到進口商品價格上的情況有所改變。在NOEM的標準模型基礎上引入市場定價原則和國際市場分割，則匯率波動對進口商品價格的傳遞取決于以何種規則定價，以生產者所在國的貨幣定價稱為生產者貨幣定價（簡稱PCP），以消費者所在國的貨幣定價則稱為當地貨幣定價（簡稱LCP）。按照PCP原則，以本幣表示的國內產品價格具有粘性，擴張性貨幣政策促使本幣貶值，則本國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上漲，而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出口并抑制進口，提高本國的經濟福利水平。在此定價規則下，進出口商品價格隨著匯率下行將同比例變化，進而影響最終消費者價格指數，匯率傳遞效應是完全的。按照LCP原則，由于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具有粘性，本國擴張性貨幣政策引起的匯率貶值不會改變貿易條件，但是降低了外國出口企業的實際收益，在提高本國福利水平的同時損害了他國的經濟福利。在此定價規則下匯率波動不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價格[12]。無論是在M-F-D模型還是NOEM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均可看出一國施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匯率傳導機制影響產出與物價水平。故結合理論基礎及研究需要，文章基于匯率傳導機制研究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效果，為探析匯率傳導的各環節效果，構建3個層次的SVAR模型，分別研究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日元匯率的影響，日元匯率對物價以及產出水平的傳導效應。文章的實證分析框架。

四、SVAR模型構建與實證分析

（一）模型變量設定與數據來源1．變量的設定（1）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與匯率的變量。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主要通過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帶動廣義貨幣供應量擴張，進而引導利率下行。自1998年起，日本使用“M2+CD”作為廣義貨幣供給量指標[13]。因此，為更切實度量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日元匯率的影響，選取日本基礎貨幣、廣義貨幣供應（M2+CD）、日本銀行間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變量。日元匯率的變量為東京市場日元兌美元月平均值，采用直接標價法。（2）日元匯率對物價傳導模型中的變量。日元貶值可以通過抬高進口原材料、中間品及商品價格影響國內消費者價格指數。因此，選取日本進口價格指數，去除生鮮食品的核心消費者價格指數作為日本物價水平的變量。（3）日元匯率對產出傳導模型中的變量。匯率貶值對產出的傳導主要是通過促進出口，改善貿易收支，拉動投資，進而提高產出[14]。故選用日本凈出口額作為日本對外貿易變量，選取常用的日本民間投資指標“除船舶和電力以外的民間需求”訂單額作為投資的變量。由于日本GDP只有季度統計數據，故參照以往研究，以日本全產業活動指數（農林水產業生產指數除外）作為產出的變量。2．數據來源與處理為涵蓋金融危機以來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施行階段，并滿足構建模型所需數據容量，文章選取樣本區間為2008年1月至2014年11月的月度數據，具體變量設定見表1。

（二）模型設定及穩定性檢驗1．模型設定檢驗首先，為確保時間序列平穩，采用ADF方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c，t，m）為檢驗回歸方程形式，c為回歸方程的截距項，即檢驗的時間序列均值；t為回歸方程的線性趨勢項，即檢驗序列是否具有明顯的時間趨勢；m為滯后階數，由Eviews7.0軟件系統根據SIC準則自動確定。結果顯示，i和y的原始時間序列平穩，對jbm及jgm進行對數一階差分處理，對jr、je、ipi、cpi及nx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后的序列均平穩。2．模型穩定性檢驗為確保建立SVAR模型構建有效，需判斷模型是否穩定，采用AR根的圖表予以檢驗。在此之前，必須確定VAR模型滯后期，根據LR、FPE及AIC準則確定研究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匯率影響的模型滯后期為3，研究日元匯率對物價傳導的模型滯后期為2，研究日元匯率對產出傳導的模型滯后期為3。AR根的圖表檢驗結果見圖2，所有根模的倒數小于3，即位于單位圓內，故模型均是穩定的，可以進行下一步分析。

（三）模型識別在構建SVAR模型時，最為重要的是設定結構參數可識別的條件約束。由于文章使用AR型SVAR模型，因此需要對同期關系矩陣施加約束條件，約束條件分為短期和長期，由于短期約束條件可以根據相關經濟理論進行施加，故文章采取施加短期約束條件的方法。根據文章實證分析脈絡。式（1）中，第1行假設日元匯率只受其他變量滯后期的影響，不受當期影響；第2行假設利率對當期廣義貨幣供應量及基礎貨幣波動的變化沒有反應；第3行假設基礎貨幣供應量波動的變化對當期廣義貨幣供應量沒有影響；第4行假設基礎貨幣調控受其他變量的當期及滯后期波動變化的影響。式（2）中，第1行假設核心消費者價格指數不受其他變量當期值影響；第2行假設進口物價指數不受匯率當期波動的影響；第3行假設匯率波動受其他變量當期及滯后期影響。式（3）中，第1行假設產出只受其他變量滯后期的影響；第2行假設投資不受日元匯率、凈出口的當期影響；第3行假設凈出口與當期日元匯率波動無關；第4行假設日元匯率與其他變量當期及滯后期值均有關。

（四）實證結果1．脈沖響應函數結果分析脈沖響應函數可以形象描述模型受到某種沖擊時對系統產生的動態影響，即施加一個標準沖擊后對其他變量當期與未來的影響。由于脈沖響應與變量順序有關，因此需檢驗模型穩健性，更改變量順序后得到的脈沖響應結果很相似，所以SVAR模型是穩健的，故根據約束條件先估計出結構因子分解矩陣，然后利用其估計正交轉換矩陣，得到各內生變量的脈沖響應函數，結果見圖3及圖4。（1）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匯率的沖擊影響。圖3中，在日本基礎貨幣的一個標準沖擊下，廣義貨幣供應量處理值首先呈微弱的負向響應，但隨即轉為正向并逐漸增強，在第4期達到峰值，隨后下跌并在正負向響應間震蕩，最終趨近于0；相對而言，日元匯率處理值具有較強的正向響應，在第4期達到峰值后趨弱，第8期后持續負向響應并趨近于0；給廣義貨幣供應量施加一個標準沖擊，日元匯率處理值則更多的是負向響應，第6期負向響應幅度最大，之后在第10期左右轉為正向響應，但響應程度微弱；在利率的一個標準沖擊下，日元匯率處理值先正向響應增強，隨后減弱至負向響應，在第5期降至最低，之后轉為微弱的正向響應，最終趨于0。（2）日元匯率對物價水平的沖擊影響。圖4中，在日元匯率一個標準沖擊下，進口價格處理值的響應曲線最初呈現正向響應，在第2期即達到最高點，之后迅速下滑，第3期轉為負值，之后響應趨勢平穩趨于0；日元匯率變動沖擊對消費者物價處理值的影響基本類似，同樣起初為正向，至第2期達到峰值，之后下行轉為負向并小幅震蕩；進口價格變動的沖擊對消費者物價處理值的影響始終為正向，在第2期達到峰值，之后逐漸減小。（3）日元匯率對產出水平的沖擊影響。圖4中，在日元匯率一個標準沖擊作用下，凈出口處理值在前期反應明顯，第4期達到最大值，之后轉為負向響應并逐漸減弱，最終趨近于0；而日本投資及產出對日元匯率變動沖擊的響應曲線類似，均保持正向響應，短期響應程度增強，長期減弱；在凈出口的沖擊作用下，投資雖然在第2期出現正向響應，但是整體來看負向響應居多；日本產出對于投資變動沖擊的響應最初并不明顯，但第4期具有較大的正向響應，之后響應幅度逐漸減弱。2．方差分解結果分析方差分解可以定量評價不同結構沖擊的重要性，即描述每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的影響程度。為進一步明晰結構沖擊的影響貢獻，對系統變量進行方差分解。由于選擇滯后期數為18，篇幅有限，只簡述其主要結果，省略方差分解所得具體數據的陳列但備索。由方差分解結果可得，對于日元匯率來說，利率對其影響程度最大，并隨時間推移影響程度漸進提高，最終在4.88%左右；基礎貨幣對其影響次之，最終在3.50%左右；廣義貨幣供應量對其的影響最弱，最終在2.31%左右。對于日本消費者物價水平來說，進口價格對其的影響大于日元匯率對其的影響，進口價格對其的影響度在第2期即為6.19%，之后在第6期攀升至峰值9.88%，并最終穩定在9.87%左右；而日元匯率對其的影響度最高只達到2.97%。觀察日元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影響度可知，其在第2期對進口價格的影響度升至最高為8.69%，之后4期均小幅回落，最終緩慢攀升，維持在8.62%左右。對于日本產出來說，日元匯率對其影響最強，最大為21.54%；投資次之，最大為18.40%；凈出口對其影響最弱，最終僅維持在1.40%左右，但是投資、凈出口及日元匯率對產出的影響均隨時間推移逐漸增強。為探析日元匯率通過貿易、投資向產出傳導的過程，觀察日元匯率對凈出口的影響度可知，日元匯率貶值并未明顯拉動凈出口的增加，對其影響度最高不超過5.12%。同樣，日本凈出口對投資的影響也不明顯，最高不超過2.77%。相對而言，日元匯率對投資的直接影響度較大，最高達到14.28%。方差分解結果印證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確實可以通過促使日元貶值，進而影響物價和產出水平。相對而言，日元匯率對物價的傳導機制存在，但是對產出的傳導受阻，日元貶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進了投資和產出的增加。

五、主要結論對中國的啟示

（一）主要結論文章主要通過構建SVAR模型，研究了自金融危機以來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基于匯率傳導機制的政策效果，可以得到主要結論。首先，從貨幣政策對匯率的影響角度來看，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通過向市場大幅投放基礎貨幣，帶動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及利率的下行，短期內促使日元大幅貶值，但是長期效果受到懷疑。對日本來說，日元貶值確實有利于經濟的復蘇。國際流動性泛濫，在美元弱化的背景下，日元的相對升值曾給日本帶來一系列經濟問題，如熱錢涌入威脅經濟的健康發展，海外投資增加加劇國內產業空心化，削弱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影響物價加劇國內通貨緊縮等。因此，日元貶值成為日本解決棘手經濟難題、革新利益集團格局的良藥。金融危機以來，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施行有力引導了日元貶值，特別是黑田版異次元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由于政策力度史無前例，導致日元貶值空前加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國匯率由多種因素決定，不僅受經濟政策的影響，一國經濟發展、國家實力及外交關系等也是匯率波動的影響因子。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因為日本取代美國成為債權和金融大國，美國便可通過“廣場協議”及“盧浮宮協議”成功對日元幣值“有計劃的操縱”[15]，那么美國已然退出量化寬松，而“日本版”量化寬松的施行卻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日元貶值必然入侵美國經濟利益區間，美國對日元貶值的“善意忽略”恐怕總有期限，可見日本幣值下行之路前景難以一帆風順，貶值的空間會逐漸縮小。其次，從日元匯率對物價及產出的影響角度來看，在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效果下，日元匯率對物價的傳導機制存在。但是，日元貶值抬高物價水平的長期前景并不樂觀。一方面日元貶值推高進口產品價格，損害中小企業的經營利益，實際工資增幅過小降低日本民眾的消費需求，如果日本不能有效提振國內需求，通貨緊縮的短期改善將難以為繼。另一方面，物價上漲也得益于消費稅提高帶來的正向刺激，但是稅后消費需求減少，隨著原油、銅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行，日本通貨緊縮預期難免升溫。日元貶值雖然對解決通貨緊縮問題有所助力，但長期效果有可能被多種因素緩沖。探究日元匯率對產出的傳導過程可知，日元貶值對改善貿易收支的作用不明顯，而且貿易收支的變動對投資的影響也不明顯，匯率傳導機制在此兩個環節均受到阻滯，這可能是由以下幾方面原因造成：首先，日本進口及出口需求缺乏彈性，但是相對而言，進口需求彈性要高些[16]，符合馬歇爾——勒納條件①，貨幣貶值對貿易收支的改善存在時滯，即“J曲線效應”②。其次，日元貶值增加企業進口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蒸發了企業的貿易利潤，而且日本主要的貿易對象為美國、歐洲及中國等國家，美國與歐洲各國經濟增長乏力，對日本產品的需求降低，中日貿易關系受兩國政治關系惡化的影響轉為低谷，日本對外貿易環境整體惡化。最后，日本國內需求尚未有效激發，企業及民眾對經濟基本面的悲觀預期尚未消弭，因此投資難以隨著經濟政策寬松而跟進。盡管通過日元貶值改善貿易收支進而促進投資與產出的路徑受阻，但不可否認，隨著日元匯率下行，日本投資與產出確實出現一定幅度的增加，日元貶值對提高投資及產出的直接作用不容小覷。最后，對于日本國內來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為重振經濟奠定了寬松的流動性環境，但是，隨著基礎貨幣投放腳步的加快，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增速趨緩，這是由于黑田東彥主推的量化寬松經濟刺激計劃規模為美國第三輪量化寬松規模的兩倍[17]，相對美國來說，日本市場吸收資金能力有限，一部分流動性有可能滯留金融體系，未進入實體經濟流通。黑田版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施行如火如荼，滋生金融泡沫的風險不斷加大。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日本周邊國家來說，日本大量“印鈔”導致多余流動性有可能伴隨日元貶值外流，以大規模套利性資本形式沖擊亞洲金融體系的穩定[18]。美國已然退出量化寬松，日本貨幣政策開始與美國背道而馳，日元兌美元的匯率震蕩不僅影響兩國的經濟福利，也可能給世界經濟環境帶來潛在的風險。

（二）對中國的啟示一方面，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短期效果良好，其政策實踐對中國完善貨幣政策施行框架有一定啟示；另一方面，其政策溢出效應對國際資本流動產生沖擊，需要認真對待并防范其負面影響。因此，從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踐效果中可以得到以下啟示：首先，“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③對宏觀經濟具有重要的調控作用。美歐對量化寬松的研究已經論證此類政策短期刺激經濟增長效果顯著，長期效果并不確定且伴有風險[19][20]。文章以日本為對象國，同樣得出上述結論。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施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背后有財政政策空間縮窄的原因，而對于中國來說，影響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更多是內需不振、生產成本上升、潛在產出下降等問題，切實降低經濟增長的外部依賴，推進結構性調整才是中國當下緊迫之舉。鑒于中國自身經濟結構特征，財政和稅收政策是承擔經濟結構調整任務的有力政策手段，而貨幣政策應配合經濟政策導向繼續走穩健調控之路，不應盲目跨入流動性寬松的行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經濟增勢疲軟，依賴量化寬松政策緩解經濟困局開始趨于周期性常態化，國際流動性泛濫之勢短期內難以改變，中國也將面臨愈加沉重的資本輸入性壓力，因此適度加大貨幣政策調控靈活性，并切實提高政策框架下的風險防范能力顯得尤為重要。其次，加強對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跟蹤研究。國內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研究成果并不貧乏，但主要對象為美國，對“日本版”量化寬松關注不足，對于黑田東彥推行的“質化與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缺乏深入分析及跟蹤研究。盡管日元沒有美元一般的國際地位，但是日本作為開放性的經濟強國，其經濟政策溢出效應仍不容忽視。況且，在美國已然退出量化寬松的前提下，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依然持續發酵，其共振效應尚未可知，需加強關注及剖析。最后，未來中國經濟面對較大的下行壓力，金融改革也將全面深化，鑒于國際復蘇格局和貨幣政策施行的分化，人民幣匯率難免震蕩，這就要求中國在穩步推進匯率機制改革過程中，在短期內仍應重視央行對匯率的“有管理”的職能，維持匯率的相對穩定。另外，雖然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后，人民幣出現對美元的大幅貶值，但是就整體經濟發展的基本面來看，中國不存在匯率貶值的基礎[21]，因此不應忽視人民幣對日元的相對升值，故僅從經濟層面上看，可以利用日元大幅貶值的契機調整對日進口產品結構，并促進對日直接投資發展，繼續深化中日雙邊貿易角色的轉換，以更低成本吸收日本先進技術及管理經驗，同時，鑒于中日政治關系重降冰點，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程度較高，中日民間貿易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借助經濟力量融化政治冰凍。

[參考文獻]

[1]日本経済同友會.量的緩和政策からの転換に向けて[R].KEIZAIDOYUKAI,2005（11）:1-11.

[2]易憲容.“安倍經濟學”效果及影響的理論分析[J].國際金融研究,2013（6）:14-23.

[3]內田真人.非伝統的金融政策の効果と限界:デフレ脫卻と金融政策[R].経済研究所年報,2013:26.

[4]清水良樹.金融•経済危機におけるユーロシステム(ECB及びユーロ導入國中央銀行)の危機対応:他國中央銀行との共通性とその獨自性[J].季刊経済理論,2012,49（1）:53-63.

[5]李彬,鄧美薇.日本異次元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及其效果評析[J].現代日本經濟,2014（6）:17-29.

[6]石山嘉英.日本銀行の新施策を評価する(最新ビジネス•レポート)[J].CUCview&vision,2013（36）:49-52.

[7]藤田勉.異次元の金融政策は成功するか?[J].資本市場,2013（5）:45-52.

[8]RudigerDornbusch.ExpectationsandExchangeRateDynamics[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6,84(6):1161-1176.

[9]ObstfeldM,StockmanAC.Exchange-ratedynamics[J].Handbookofinternationaleconomics,1985,2:917-977.

[10]ObstfeldM,RogoffK.Exchangeratedynamicsredux[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5,103(3):624-660.

[11]ObstfeldM,RogoffK.Newdirectionsforstochasticopeneconomymodels[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0,50(1):117-153.

[12]BettsC,DevereuxM.Exchangeratedynamicsinamodelofpricing-to-market[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2000,50(1):215-244.

[13]崔金哲,楊云峰,李鐘林.日本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因素分析[J].現代日本經濟,2013（6）:40-48.

[14]盛朝暉.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效應分析:1994-2004[J].金融研究,2006（7）:22-29.

[15]李俊久,姜默竹.利益集團如何影響美國匯率政策？[J].世界經濟研究,2014（6）:73-79.

[16]倪月菊.“安倍經濟學”的出口促進效果評析[J].日本學刊,2014（1）:103-118.

[17]ProspectsGE.GlobalEconomicProspects[J].TheInternationalBankfor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TheWorldBank,2013(7):23.

[18]李曉,張虎,丁一兵.從“安倍經濟學”的前景看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與機遇[J].國際經濟評論,2014（1）:31-44.

[19]HoenigTM.TheFederalReserve’sMandate:LongRun[J].BusinessEconomics,2011,46(1):13-16.

[20]JoyceM,MilesD,ScottA.QuantitativeEasingandUnconventionalMonetaryPolicy:anIntroduction[J].TheEconomicJournal,2012,122(564):271-288.

[21]宗濤.人民幣沒有大幅貶值的基礎[N].東方早報,2015-02-03（14）.

作者：李彬 鄧美薇 單位：遼寧大學 日本研究所 遼寧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