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對法治歷程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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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經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經濟概念和經濟形式，在我國的法律規定中，對民營經濟的概念并無明確的界定。2003年，針對理論界對民營經濟內涵的各種爭議，全國工商聯在于2003年底完成的《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分析報告—2003年度）》中，對民營經濟的內涵從廣義和狹義兩方面進行了界定。報告中認為：“廣義的民營經濟是指除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以外的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統稱，包括內資民營經濟（含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集體企業等）、港澳臺投資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狹義的民營經濟不包含外商投資企業。”在本文中，采用其廣義的定義形式。法治的發展，“法治國家的建立必須依賴的社會條件是經濟的市場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意識的理性化，同時還要具有公民社會的社會環境”。在培育法治國家建設的前述各項條件方面，民營經濟均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發展民營經濟能夠完善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

市場經濟是法治生長和發育的客觀基礎，這已成為共識。所謂市場經濟是指以市場機制調節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為主要方式的經濟形式和經濟體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的運行與發展均需要法律的保障。無論經濟活動主體的確立，市場交易的進行，以及經濟活動利益的保護，均需要有明確的法律規則，需要以法律為主要調整方式加以規制。市場經濟內在地對法律提出強烈渴求，此種渴求進而促進法治的發展。在我國，市場經濟的基礎尚非常薄弱。中華幾千年的文明史，一直是農耕文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一直是此種文明的經濟基礎。自然經濟缺乏勞動與生產的協作、產品與服務的交換與交流，嚴重阻礙了生活的社會化以及制度的法律化進程。建國以后，我國走向了現代化的道路，但是相當長的時間內經濟的發展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會制定憲法和一些必要的法律、法規，如刑法、婚姻法等，但不一定需要制定正式意義上的有關經濟領域的法律、法規。在這些領域中，真正起作用的是行政命令，甚至是個別領導人的指令。所以，在那種經濟體制下，不可能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占優勢的是人治和專制。”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引入了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強調一方面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另一方面要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公有制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穩定的作用及其所具備的優越性是不可否認的，但公有制經濟也存在一些內在的不足之處，如所有者缺位、受政府控制過多、資源壟斷、缺乏競爭、腐敗尋租等。單純依靠公有制經濟發展市場經濟力量是不足的，還必須要重視私營經濟的作用。民營經濟的運行機制最接近于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價值規律、供求規律與競爭規律等市場機制在民營經濟中體現得最充分，因而對我國法治進程的推動作用也最為明顯。首先，民營經濟存在的前提是要確立明晰的產權關系，要求要有相應的法律確認企業的所有者地位。只有確認了產權主體的地位，企業才可能發展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和自我發展的市場主體。其次，民營經濟由于地位平等，能夠處于更加自由的競爭狀態中，對交易規則以及法律的需求也更加強烈，以便保護自愿、公平的交易秩序。再者，民營經濟的經營主體在獲得經濟利益后，更加需要法律保護其合法權益，防止其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民營經濟的前述特點，均證明民營經濟能夠促進我國的法治進程。

二、發展民營經濟能夠加強法治建設的政治基礎

民主政治是法治發展的政治基礎。“民主政治的實質是人民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實現當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它的基本要求是人民廣泛地、直接地參與國家管理，控制和制約國家的各種權力及其活動。”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特征是民眾對政治生活的廣泛參與。在我國，由于長期處于農耕文明中，民眾缺乏參與政治生活的傳統，缺乏參與政治生活的動力與熱情。“村社中的農民一般不參與國家的公共管理活動，而國家的主要公共管理活動對社會秩序的維護防御外來入侵由君主及其統領下的各級官吏常備軍隊來負責；……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終生從事艱辛勞動以維持自身機體的再生產，而無暇無力接受教育從事精神思考文化創造活動；極少數人有獲得教育的機會從事精神思考文化創造活動，并從事社會管理職能”。只有在以商業交換和工業生產為物質財富生產的主要方式的商工文明中，“擁有文化的生產者和國家機構同樣生活于城市，這使生產者有機會有可能關注和參與國家政治管理活動；生產者用契約的觀點看待自己生活于中的國家組織。”因此，要想提高民眾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力度，促進民主政治，必須要重視商工文明的建設，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此目的，在我國的現階段應充分重視民營經濟的發展。在民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獨立平等的經濟主體以經濟利益為目的開展經濟活動。強烈的利益追求，激發了經濟主體的權利意識。為了維護各自的權利，經濟主體勢必要加強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力度。具體表現在積極參加國家的立法活動，推選立法代表或者參選立法代表，參與并監督立法，確保立法的科學性與民主性，能夠制訂出確實反應其利益需求的公平、正義的法律。其次，是積極參政議政，監督政府的行政活動以及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確保良好的法律能夠得到有效的實施與適用，防止行政機關濫用權力，防止司法腐敗，確保行政行為的高效與合法，確保司法公平與公正。而這些內容均充份體現了法治精神。

三、發展民營經濟能夠培育法治建設的文化基礎

促進法治建設，必須要培育理性思維的文化基礎。理性的首要含義是認知理性，即為解決對外界事物認識的真實性問題的人的思維機制。其次是指為解決人自身行為控制或驅動之理由問題的人的思維機制，即行為理性或實踐理性。“意識的理性與非理性，對法治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即使我們有了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基礎，如果沒有理性的意識，法治也同樣不可能得以建立。”在我國幾千年的文明史，我國深受非理性之害。在認知理性方面，采用的是模糊性、無規則的非理性思維，民眾思想處于蒙昧之中，具體表現在對皇權和權力的盲目崇拜以及迷信的盛行。在實踐理性方面，不強調對財富利益的追求，而是倡導小富即安，不思變革。價值取向單一，做事不計成本。缺乏對自由、平等、權利、效率等價值的追求。此類思維模式，造成了中國歷史上“人治”的泛濫，難以培養出充分體現理性思維的法治精神。只有在商工文明社會中才能培養出思維方式的理性化。在商工文明社會中，在認知理性方面，強調對真理的追求以及對外在事物的正確認知。在實踐理性方面，最主要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理性行為的第一要義是追求自我的利益最大化”。為了實現利益的最大化，行為人的必須要精于算計，講求效率，以最低的成本追求最大化的收益。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形成了秩序意識與規則意識。“商工文明時代人們對理性思維的運用，使得他們形成一套用于處理人際關系的行為規則。理性使他們發現，在各自的逐利活動中，為了使相互利用、相互協作的關系能夠長期持續下去，必須共同遵守一些行為規則”。“這些理性規則對個人而言，可能是一種行為限制而似乎不利，但對整個社會的交往而言，卻是減少了交往的阻礙，避免了相互損害，最大限度地減少了人們相互交往中因發生矛盾而產生的成本，從而最大限度地使人們獲得自由。”這些理性意識，均充分體現了法治精神。不難看出，上述理性思維，在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最能得到充分的展現。與公有制經濟相比，民營企業更加重視減少成本，追求最大化的投資回報，更加強調效率意識；更加重視對交易規則與交易秩序的需求；更加重視在法律規制下自由地發展。另外，由于民營經濟不具備壟斷資源與市場的優勢，為了生存與發展，民營經濟不得不開展創新活動，應用創新的知識和新技術、新工藝，采取新的生產方式和經營管理模式，提高產品質量，開發生產新的產品，提供新的服務，增強市場競爭力。這些行為都直接推動了文明進步，推進了思維理性化的進一步發展。

四、發展民營經濟能夠建立法治建設的社會環境

公民社會的建立是法治建設的社會基礎。法治的實質即為“法律至上”，政府權力受到有效制約，政府依法行政，公民權利得到有效保護。有效制約權力，一方面要依靠公權力內部制衡。另一方面，還要有來自社會的制約，這種社會只能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公民社會。單純依靠權力機構之間的制衡，是無法阻止公權力的擴張與腐敗的。盡管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但并不準排斥公民社會的自主性。相反，法治需以適度的社會自治為基礎。從根本上說，法治不過是社會自治的特定實現方式。社會分為公民社會領域和國家公權力領域，雙方應保持一種相對的獨立性。在公民社會領域，強調意思自治、自主自決，反對國家的無限制介入。如果國家權力可以肆意侵入私人領域，就會混淆國家公權力領域與公民社會的界限，導致整個社會完全處于公共權力的控制下，難以保護公民社會廣泛的自由。要想實現具有自治性的公民社會，必須要建立具有高度自主權的社會組織，以彌補公民個體力量分散、單一、薄弱的不足，以便對公權力的肆意干涉做出更加有效的反應。在我國，民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恰恰能有效建構具有自主性的社會組織。為了從事生產與經營，經濟活動的主體要成立各種法人或非法人機構。這些法人或非法人機構，根據自己對市場的判決，自主決定投資方式與投資額度，自主決定生產內容，自主決定內部的管理與運行。在其生產經營過程中，除遵守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確保自己合法經營外，排斥任何公權力的肆意干涉，反對任何對其合法利益的不法侵害。這種內在的自主性、自決性，以及對合法權益的保護意識，均充分體現了法治的精神。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就能更好地促進建立法治建設的社會環境。

綜上所述，發展民營經濟，對促進我國法治建設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但在我國，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對民營經濟的發展一直未能給予充分重視。無論是在市場準入、融資、稅收以及日常管理方面，民營經濟的發展仍受到相當的制約。為了推動國家文明的進程，推進我國法治建設的進步，我們一定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使我國經濟發展與法治建設能走上良性互動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