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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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金融深化程度不斷加強,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中介得到了長足發展。與此同時,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備受金融界青睞,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然而遺憾的是,開發性金融作為現代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卻很少受到關注,更少有人結合開發性金融實踐活動對其進行深入研究。
目前有部分學者對開發性金融從理論上加以定性說明(白欽先、曲紹光1993;王偉2002,2005;陳元2000;程偉2005;羅學軍2005)。也有部分學者從實證角度,試圖檢驗開發性金融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溫守義2005;蘇緯、梁士濤2007;李志輝、張曉明2007),但是他們對開發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分析以及相關的度量指標,都是直接沿用一般金融的分析框架,并沒有從本質上體現開發性金融與一般金融的差異,因此計量結果與開發性金融實踐有一定偏差。
本文引用動態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模型,對開發性金融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借鑒一般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衡量指標,構建符合開發性金融本質特征的衡量指標;最后,基于相關數據對開發性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檢驗,進而結合開發性金融改革實踐提出相關建議。
二、相關文獻回顧及簡單評價
經濟學界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探討由來已久。早在1912年,Schupeter就指出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隨后,Gurley和Shaw(1950)闡述了金融與經濟的關系以及各種金融中介機構在儲蓄投資過程中的重要作用;Patrick(1966)從“需求跟近”和“供給引導”兩個方面論述了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重要關系;Hicks(1969)詳細考察了金融革命對工業革命的刺激作用。
1919年,Goldsmith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做了開創性研究,首次提出了金融相關比率,并用其來衡量金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開啟了量化的先河。通過對35個國家1860-1963年的數據歸納和分析,得出關于金融與經濟增長的10個結論,其中包括金融與經濟增長平行發展的事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原有的看法,為金融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之后,Mckinnon和Shaw(1973)針對發展中國家,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論”,主張金融自由化、市場化,并給出了用貨幣化率來衡量經濟的金融深化程度。隨后Kapur(1967),Mathieson(1980),Fry(1978,1980)等相繼對金融抑制理論進行了延伸和推廣。
1993年,King和Levine改進并彌補了Goldsmith研究中的不足,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做了突破性研究。他們運用1960-1989年的數據,對80個國家進行了深入研究,在系統控制其他長期影響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檢驗了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過程,并建立了一些新的衡量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廣為后續研究者使用。同時他們對金融發展水平是否可以預測長期經濟增長、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增長等問題也進行了研究。隨后Boot和Thakor(1997),Durra和Kapar(1998)以及Greeword和Smith(1997)等人對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以及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如何伴隨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的增加而發展等問題給出了最為規范的解釋。國內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談儒勇(1999)首先借鑒國際慣用指標———金融深化指標和銀行重要性指標等,對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金融中介總體規模與經濟增長負相關,存款貨幣銀行重要性與經濟增長正相關的結論。他認為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相互促進可能適合我國情況,并且指出金融的不發達在一定程度上會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瓶頸。隨后,其他一些學者也展開了相關研究,李廣眾(2002)認為國內現有的對金融研究的衡量指標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國金融現狀,提出應該根據中國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構建指標體系。冉光和(2006)研究表明我國西部具有金融發展引導經濟增長的單向長期因果關系,不存在明顯的短期因果關系;而東部則有雙向長期和短期因果關系等。
綜上所述,一般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雖然日漸成熟,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對于一類獨特性質和特殊職能的金融———開發性金融,它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又將如何呢?本文借鑒一般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框架以及衡量指標的構建和改進方法,對開發性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
三、開發性金融對經濟增長影響機制分析
縱觀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過程,金融發展類型大致分為兩類:需求跟進型和供給導向型。需求跟進型金融經濟發展模式本質是指實體經濟的增長對金融機構和金融資產產生更多額外需求,金融部門為滿足經濟增長需要而迅速跟進的金融支持促進金融發展。該理論是一種傳統且成熟的金融理論,強調經濟發展對金融的決定作用,多適用于一般性金融理論,得到了廣泛的實證檢驗(Kapur1967;Mathieson1980;Fry1980等),發展中國家檢驗結果更為顯著。其基本路徑可表現為:
經濟增長金融需求金融供給金融發展
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發展模式更多地表現為金融發展的主導性、超前性。通過現代金融功能和作用的發揮以及對經濟的滲透,為經濟增長和其他金融發展提供條件和動力。其發展模式有兩大功能:資源轉移和企業孵化。該理論符合開發性金融本質特征,開發性金融本質上是一種供給導向型金融(謝家智、周振2006),基于此,我們可以用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發展模式來分析開發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和路徑。
現在引入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模型,遵循Feder(1983)、Odedokum(1996)、Wang(2003),同時參照賴明勇、謝小曉、包群(2006)進一步拓展的動態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發展模型,來描述開發性金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該模型假定整個經濟活動只有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兩部分組成。生產函數為:
Ft=Ft(lFt,KFt)
Rt=Rt(LRt,KRt,Ft)
Yt=Ft+Rt
其中Ft,Rt,Yt是指t時刻金融部門、實體經濟和社會總產出;LFt,LRt,KRt,KFt是指t時刻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所雇傭的勞動力和使用資本。值得說明的是,由于金融部門外部性作用存在,實體經濟不僅是資本和勞動的函數,也是金融服務的函數,改進Rt得:
Rt=Rt(LRt,KRt,Ft*)
F*t代表t時期金融服務的外溢因子,度量金融部門對實體經濟的外溢效應。在此基礎上同時引入適應性預期模型和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要素邊際生產率差異性因素,并且假定某一部門勞動力邊際生產率與全部經濟范圍人均產出存在線性關系①:
RL=β·(Y/LK),RK=α
假定金融部門通過不變彈性ω影響實體經濟產出,現對期望外溢因子F*t進行動態迭代,并利用幾何滯后變換,可得如下動態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發展模型:
dYt\Yt=θ·δ/（1+δ）·dFt/Ft·Ft/Yt+θ·ω/[1-(Ft/Yt)]·dFt/Ft+αθ·dKt\Yt+βθ·dLt\LKt+(1-θ)·dYt-1\Yt-1
其中θ代表金融部門外溢效應在當期預期外溢效果與前一期實際外溢效果之間的選擇:0θ1;α,β代表某一部門資本,勞動力邊際生產率與全部經濟范圍人均產出存在的線性系數;δ代表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要素邊際生產率差異;不變彈性ω代表金融部門產出的增加帶動實體經濟部門產出的增加。該模型反映了供給導向型金融部門主要通過兩個渠道影響經濟增長:其一是金融資源生產率的提高,即模型θ·(δ/(1+δ))·(dFt/Ft)·(Ft/Yt)部分,主要包括金融機構的運營效率、資本利潤
率、資產利潤率、投資轉換率、資本形成效率、規模效應等因素;其二是金融部門的巨大外部性作用,這也是開發性金融的本質體現,即模型θ·(ω/(1-(Ft/Yt)))·(dFt/Ft)部分,主要包括金融機構的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金融產品的創新外部性、金融市場建設、金融制度健全以及金融生態等因素。
四、開發性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檢驗
基于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模型路徑分析,本文從開發性金融運行效率、開發性金融資本形成效率、開發性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三個方面構建開發性金融衡量指標。
(一)開發性金融衡量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
國外研究者對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金融衡量指標大多采用金融相關率(FIR)、金融深化程度(DEPTH)、存款貨幣銀行重要性(BANK)、金融信用私有化程度(PREVATE)等幾個指標。國內研究者主要借鑒國際慣用指標,同時根據我國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對相關衡量指標進行了調整和改進?；诠┙o導向型金融經濟模型路徑分析,本文選擇能夠同時反映開發性金融資源生產率和金融資本形成效率的金融深化指標,以及反映開發性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銀行重要性指標。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比較的客觀性以及開發性金融顯著特征,本文對上述兩個指標重新進行了精煉和改進。
第一個指標為調整后的開發性金融深化指標LOAD:本文不使用通用的金融深化指標DEPTH=(M2/GDP),該指標所衡量的我國金融發展水平偏高,甚至與發達國家相比也處于高位。貸款指標在國內外實證分析中經常使用,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更能體現金融中介的直接經濟意義,并且(M2/GDP)指標不能直接衡量開發性金融深化水平?？紤]以上原因,本文采用經過季節性調整的國家開發銀行季度貸款余額與經過季節性調整的季度實際GDP之比來反映開發性金融資源生產率和金融資本形成效率。季度貸款余額CDB,選取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共計24個數據。因為國家開發銀行從1998年開始進行改革,其前后變化較大,統計口徑難以同一,而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運營相對比較穩定,計量分析更加可信。貸款數據均來源于國家開發銀行年報。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選取2000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4季度,共計24個數據。數據均來源于歷年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整理。
第二個指標為調整后的開發性金融重要性指標CDB:借鑒存款貨幣銀行重要性指標的計算方法,本文嘗試采用經過季節性調整的季度貸款余額與經過季節性調整的貨幣當局季度債權之和的比值來反映開發性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這里使用經過季節性調整的國家開發銀行季度貸款余額近似代替經過季節性調整的國家開發銀行季度債權之和,是因為國家開發銀行債權的80%,甚至80%以上來源于國家開發銀行基礎性貸款②。貨幣當局季度債權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季度數據整理。
(二)經濟增長衡量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
選擇季度實際GDP環比增長率GY作為經濟增長衡量指標。為了使得各季度的GDP具有可比性,模仿King和Levine(1993),本文首先計算各季度實際GDP,然后對實際GDP進行季節性調整,消除季節性因素影響,最后利用GDP環比增長率公式(GDPt-GDPt-1)/GDPt-1計算GDP環比增長率。季度GDP來源如前,零售商品價格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季度數據整理。經濟增長有時可能會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響,所以檢驗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否獨立于其他變量具有現實意義,有必要控制一些變量,限于數據等原因,本文僅選用季度通貨膨脹率作為控制變量。根據一些研究者的實證經驗(談儒勇1999)以及本文的實證檢驗發現,季度通貨膨脹率始終不顯著地進入回歸方程,說明開發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獨立。
(三)計量經濟模型的選擇及說明
鑒于本文檢驗的開發性金融衡量指標、經濟增長衡量指標以及控制變量均為時間序列數據,具有非平穩性,本文選擇了比單方程更加可靠的多變量VAR模型③,來檢驗開發性金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多變量VAR基本模型:Yt=A1Yt-1+…+ApYt-p+BXt+Et
經過一階差分的內生變量中各序列均平穩,所以只有構成ΠYt-1的各變量的是I(0)時,才能保證新信息是平穩過程。
五、結論分析與相關建議
(一)結論分析
無論是供給導向型金融經濟模型還是開發性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檢驗都表明,開發性金融明顯不同于一般金融,它具有更高的金融資源生產率和更大的經濟外部性,能在市場框架下充分利用組織優勢開拓市場、建設制度,主動引領經濟增長,對國民經濟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具有明顯的長期支持效應。
第一,開發性金融具有更高的金融資源生產率。在制度設計方面,開發性金融無論是貸款期限、利率水平,還是其融資方式都有自己獨特的優勢,能夠有效避免一般金融貸款期限不匹配、利率不匹配等缺陷;在金融發展類型方面,開發性金融屬于供給導向型金融,可以相對超脫于即時經濟運行,主動彌補市場失靈、信用缺失,從市場建設角度構建與客戶之間的關系,大大提高了金融資源的運行效率和配置效率。
第二,開發性金融對經濟實體具有更大的經濟外部性。開發性金融資金投向隸屬國家基礎性戰略性生產領域,具有強烈的乘數傳導效應和巨大的經濟溢出效應。與此同時,開發性金融作為重要的宏觀金融工具,肩負著開拓市場、建設制度、貫徹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使命,經濟外部性顯著。
第三,開發性金融對經濟發展具有長期的支持效應。開發性金融強調基礎性建設和發展平臺的搭建,注重“開發”、“拓展”、“創新”,著眼于經濟未來的發展態勢,尤其體現在它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以及由技術進步所帶來的一系列重大變革上,所以開發性金融資金投放規模巨大、運作周期較長,具有明顯的長期支持效應。
(二)相關建議
基于開發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以及開發性金融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檢驗,同時結合開發性金融改革實踐現狀,提出三點建議:
一是認清開發性金融與一般金融的差異。開發性金融是一種新的金融形式,既不同于傳統政策性金融,也不同于商業性金融,從本質上講它是一種供給導向型金融,而一般金融則隸屬需求跟進型金融,兩者之間的差異十分顯著,具體表現在運作主體、信用依托、業務領域、運作方式、運營目標等方面。
二是深化開發性金融在金融體系中的基礎性、導向性作用。開發性金融作為市場與政府的橋梁紐帶,在現代金融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一方面,開發性金融通過業務往來,進行市場建設、制度建設,不斷拓展市場空間,在金融體系中起著基礎性調節功能;另一方面,開發性金融肩負著以市場化路徑來實現政府特定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使命,始終充當著政府的宏觀金融工具,在金融體系中具有明顯的導向性。
三是堅持開發性金融市場化改革發展方向。綜觀世界上諸如德國復興信貸銀行、韓國產業銀行、新加坡發展銀行等經營業績良好的開發性金融運作體系以及我國開發性金融具體實踐,可以發現開發性金融應該適時調整,進行市場化改革。既要堅持傳統的基礎性戰略性投資導向功能,主動引領經濟,積極解決國家發展中的物質瓶頸、制度瓶頸、市場瓶頸等突出問題,又要采取多元化發展戰略,積極開拓資本市場,由傳統專業性銀行向現代綜合性銀行轉變,切實通過市場化和商業化改革實現既定發展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