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城鎮化質量與經濟增長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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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研究人口城鎮化質量、消費擴大升級對經濟增長作用機理的基礎上，基于1978-2014年相關數據，對人口城鎮化質量的消費需求、消費結構效應及消費需求傳導下人口城鎮化質量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分別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人口城鎮化質量對消費需求擴大具有正向影響，但受制于消費環境等因素，這一作用效應并非完全顯著；人口城鎮化質量具備提升消費結構的基礎，關鍵在于釋放前期累積的負面效應；人口城鎮化質量與經濟增長基本形成一個相互作用的動態系統，存在通過消費傳導實現經濟增長的路徑，但受制于過去粗放外延型的城鎮化發展模式，這種正向傳導機制發生扭曲，正向促進作用逐漸被負面影響替代。

關鍵詞：

人口城鎮化質量；消費需求；消費升級；經濟增長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的提出

許多工業化與后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史都體現出城鄉結構的迅速轉變[1]，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的城鄉結構的變遷通過資源再配置效應、市場潛力釋放效應及城市集聚和擴展效應也促進經濟的增長[2]。關于人口城鎮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E.A.Kolomak(2012)研究了俄羅斯城鎮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認為當地人口城鎮化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規模較大的城市通過產生正外部性或溢出效應表現出更好的經濟績效，城鎮化率每提升1%，平均促進區域生產能力提高8%[3]。HendersonV.(2003)認為人口城鎮化并未強烈地作用于經濟增長，過快的人口城鎮化發展往往在數十年間導致較低的經濟增長率或對經濟增長產生消極影響[4]。KolomakE.、AhmadN.A.和MohammadR.S.(2006)通過對35個發展中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和截面數據的研究，發現人口城鎮化與經濟增長呈負向關系[5]。國內的研究在檢驗人口城鎮化與經濟增長關系方面一直是研究的熱點，并普遍得出中國人口城鎮化與經濟增長存在正向關聯[6][7][8]，但金榮學和解洪濤(2010)則發現人口城鎮化水平與經濟增長關系并不明確[9]。

人口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非直接式的，而是通過消費的傳導加以實現。然而，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長期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導致許多領域產能過剩，消費需求的不足又難以化解眾多產品的堆積。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有賴于供給側改革的同時，仍然離不開以拉動消費為核心的需求側刺激來提高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人口城鎮化對擴大升級消費具有積極作用[10][11]，進一步促進人口城鎮化從傳統數量型向質量內涵型轉變則是消費擴大升級的關鍵，將有助于提升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王婷(2013)的實證研究發現新型城鎮化戰略實施使人口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明顯提升，尤其是開啟對消費的傳導[12]。人口城鎮化質量提升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胡秋陽(2013)以浙江經濟為例，分析發現農民工市民化的儲蓄和支出效應不斷趨同，工資公平化顯著提高浙江居民的收入、增加消費和擴大內需[13]。不過，少數學者的研究也發現人口城鎮化同消費支出變化及平均消費傾向變化并無直接關聯，不確定的未來預期、分割性戶籍制度、缺位的社會保障及相對牢固的習慣習俗阻斷了城鎮化同居民消費增長的聯系[14][15]。城鄉收入差距、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效率差異及產業要素背離等也是人口城鎮化與最終消費率呈反向變化的因素[16]。

綜上文獻，從人口城鎮化角度深入思考我國經濟增長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但仍存在改進的空間。現有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傳統人口城鎮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直接檢驗，缺乏從人口城鎮化質量的視角實證探討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尤其是缺少將消費作為傳導機制，分析消費擴大升級條件下人口城鎮化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基于此，本文構建了人口城鎮化質量、消費擴大升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模型，采用我國1978-2014年的相關時間序列數據，選擇消費作為主要傳導變量，分析人口城鎮化質量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的機制、路徑和總體影響效應，這不僅是對當前研究的一個邊際改進，也有利于從人口城鎮化質量的視角為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政策依據，揭示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提高人口城鎮化質量的重要意義。

二、變量選擇、模型設定和數據描述

(一)變量選擇考慮到相關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設置的解釋變量為人口城鎮化質量。人口城鎮化質量提升不僅意味著戶籍城鎮化率的提高，還體現為城鎮就業人口的增加及人口城鎮化與工業、土地的協調發展。解釋變量為消費，主要從消費需求和消費結構兩個層面來度量。為更加真實地反映人口城鎮化質量、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的數量關系，本文引入了產業結構轉換能力、對外開放水平、政府干預程度及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等控制變量(具體如表1所示)。為分析消費傳導路徑條件下人口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需設定不同的假設并以此構建相應的計量模型。假設1：人口城鎮化質量通過影響社會勞動收入、平均消費傾向、消費價格和消費結構等推動消費擴張的動力機制，也因城鎮化方式、城鄉結構、社會保障、消費環境等而形成抑制消費擴張的阻力機制。為驗證人口城鎮化質量對消費的影響，我們構建如下的計量模型。模型(1)、(2)分別估計人口城鎮化質量對消費需求擴大和消費結構升級的影響。在現實生活中，由于消費習慣的存在，前期消費狀態會影響后期的消費抉擇，因此這兩個模型中設置了消費的滯后項也作為解釋變量。假設2：人口城鎮化質量通過消費需求傳導來促進經濟增長，與供給層面的產業結構變化、市場化水平、對外開放水平等相互伴隨。該假設決定了分析人口城鎮化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需控制的變量，因此我們構建如下的計量模型(3)：模型(3)主要估計將消費變量作為條件要素引入人口城鎮化質量變量后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交叉變量lnurqt•lncdft揭示引入消費變量后的人口城鎮化質量對經濟增長的間接效應。在以上模型中，每個變量都取對數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變量對數的差分近似等于該變量的變化率，在不改變數據性質和關系的基礎上可消除異方差和指數趨勢的影響；另一方面，反映各模型變量之間的長期彈性關系。其中，ε為隨機誤差項，t代表時間。

(二)數據描述本文的相關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及中經網統計數據庫。為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本文以1978年為基年，分別采用人均生產總值指數、居民消費指數、城鄉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及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對有關名義變量進行實際調整，缺失的數據主要以前后項的均值進行插補，其中1985年以前缺失的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以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替代。對相關變量和數據進行整理后，我們分別從平均值、標準差、峰度、偏度、最大值和最小值等六個維度進行數據的統計描述。其中，峰度系數均小于3，說明相關變量呈扁平狀態分布。從偏度系數上來看，盡管數據并非呈正態分布，但數據的正偏和負偏程度仍處在合理區間，樣本數據適合于實證分析(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以上述設置的變量為基礎，我們挖掘1978-201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來考察核心變量間的關系(見圖1所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逐年提升，但二者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出現以質量提升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滯后于規模擴張為主的快速城鎮化的現象，人口城鎮化質量具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消費需求與消費結構呈現良性發展趨勢，而后期消費動力疲軟，二者的增長速度緩慢。此外，盡管經濟絕對量一直在增加，但各個階段的增速出現明顯的波動，特別是經濟進入新常態后逐漸從過去的高增長降下來。綜合來看，人口城鎮化質量至少在統計上表現為與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的正相關關系，而與消費結構變化呈負相關關系，但這種關系能否得到實證檢驗呢？變量間的作用強度具體有多大？這都需要進一步的檢驗。

三、實證研究結果及分析

首先，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在變量ADF單位根檢驗中，ADF檢驗的滯后期根據SIC準則自動選擇。結果顯示，各變量的時間序列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皆為一階單整序列，滿足Johansen協整檢驗的條件。其次，對序列相關性的處理。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時間序列數據，為保證模型OLS參數估計有效，需處理可能存在的自相關性問題。借鑒傳統計量模型的經典方法，結合D.W.檢驗和LM檢驗對序列相關性做出判斷，我們對存在序列相關的方程采用廣義差分法進行修正(即利用AR(p)模型解決)。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D.W.值在2附近，LM統計量的值N•R2沒有超過臨界值χ20.05(2)，說明修正后的殘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關，從而保障了模型估計結果的有效性。最后，對多重共線性的處理。由于模型涉及多個控制變量和交叉變量，在盡量保證不丟失重要數據信息的前提下，根據AIC值和SC值及參數估計量的經濟含義等綜合方法，本文對具有共線性的變量進行相應的調整與刪除。運用軟件進行回歸估計后，人口城鎮化質量影響消費與經濟增長的檢驗結果(如表3、4和5所示)。

表3顯示人口城鎮化質量對消費需求影響的檢驗。實證結果表明提升人口城鎮化質量可增加消費需求，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城鎮化-工業化協調度及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協調度的作用效果遠不如常住人口城鎮化和就業的作用效果。人口城鎮化質量正向影響消費需求的系數在模型M1、M3中均能有效通過t值檢驗，但人口城鎮化質量影響消費需求的系數則不盡然，說明人口城鎮化質量的提高對擴大消費需求的有效傳導存在阻礙機制，進而假設1未得到充分驗證。其原因可能在于城鎮化進程中，由于人力資本含量不足、職業技能門檻限制及戶籍制度帶來的社會歧視，大多進城農民從事勞動強度較大的工業和建筑業，很少進入薪酬較高的服務業領域，這一現實持續發酵并阻礙城鄉收入分配的改善，加之社會保障配套政策跟進緩慢，不斷上漲的社會服務價格導致支付重心轉向居民個人，新增人口面臨較高的住房、教育和醫療服務壓力，從而削弱了居民的消費意愿[17]。表4顯示人口城鎮化質量對消費結構升級影響的檢驗。實證結果表明提高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改善就業結構能顯著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城鎮化與工業化失衡及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未協調發展會阻礙消費結構升級。在模型M1、M3中，以提高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改善就業結構指標度量的人口城鎮化質量能有效降低恩格爾系數，促進消費結構升級，且二者的影響系數均能有效通過t檢驗。模型M2、M5反映隨著城鎮化-工業化、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的失衡程度加深，恩格爾系數不減反增，從影響系數的顯著性來看，后者失衡的作用效應更加明顯，但模型M2卻呈現一個與理論相悖的結果。隨著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提高，消費結構并未得到明顯改善，這主要是因為前期過高的“戶籍門檻”增加了居民的成本和隱性失業，居民將許多的時間、精力和費用花在消除這一門檻的過程中，由此產生的成本上升(擠出效應)和一系列城市化問題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費的提檔升級。表5顯示消費傳導下人口城鎮化質量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檢驗。實證結果表明人口城鎮化質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既存在正向傳導路徑，也存在反向傳導路徑。交互變量lnurq•lncdf均能有效通過t檢驗，表明人口城鎮化質量存在通過消費影響經濟增長的傳導路徑，但模型M4、M5中的人口城鎮化質量并未如M1、M2和M3三個模型中顯示的那樣顯著促進經濟增長，反而起到負向的抑制作用。之所以出現這一顯著差異，主要在于中國土地城鎮化領先于人口城鎮化，從而造成二者的發展不協調[18]。此外，由于政府采取優先發展工業化的策略，利用行政力量干預城鎮化的發展，導致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化快于城鎮化[19]，這種畸形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并不能長期存在，到一定階段后會影響經濟增長的質量。綜上結果，政府干預程度、產業結構轉換能力、對外開放水平及城鄉收入水平等控制變量大多對實證變量產生了正向影響效應。也就是說，控制變量的確在實現消費需求擴大升級和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了有效作用，但有些情況下也產生相反的結果。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過去的發展主題中經濟發展是極為重要的部分，相應的實現手段和政策也基本上是以實現經濟發展為目的，從長期來看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另一方面，現實經濟存在復雜的影響機制，政策本身的滯后性、前期政策與后期政策及不同政策之間相互沖突等導致實際運行結果出現了類似偏差。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經濟增長與消費擴大升級是密切相關的，而人口城鎮化質量又直接影響到消費擴大升級。本文在研究人口城鎮化質量、消費擴大升級與經濟增長作用機理的基礎上，通過構建人口城鎮化質量、消費擴大升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模型，實證分析人口城鎮化質量、消費升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關系。研究結果發現，人口城鎮化質量對消費需求擴大具有正向影響，但受制于消費環境等因素，這一作用效應并非完全顯著；人口城鎮化質量具備提升消費結構的基礎，關鍵在于釋放前期累積的負面效應；人口城鎮化質量與經濟增長基本形成一個相互作用的動態系統，存在通過消費傳導實現經濟增長的路徑，但受制于過去粗放外延型的城鎮化發展模式，這種正向傳導機制發生扭曲，正向促進作用逐漸被負面影響替代。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我們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議：

第一，持續優化消費環境。改善消費環境需更加注重提高居民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更加關注改善民生。為此，一要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配套服務半徑的橫向延伸，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重點加強醫療衛生機構、文化娛樂和體育場所等公共服務設施，通過提高城鎮居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逐步破除“量入為出”的居民消費習慣；二要加快內部消費重心下沉，完善平等的就業制度，尤其要建設城鄉一體的勞動力市場，通過職業技能培訓等手段，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中職業技能素質的提高，逐步增加城鎮新增人口的工資性收入；三是促進產業支撐和產業結構的持續調整，遵循產業遞次發展規律和消費者行為變化態勢，在創新發展中培育創造新的消費需求和消費熱點。

第二，推進人口城鎮化與工業化、土地城鎮化及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加快土地制度的市場化改革，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市場交易體制，實現土地市場上的“國退民進”并合理配置土地資源，逐步調整土地使用結構。同時，收縮各級政府對土地的控制權，嚴格把控“土地財政”，大力推進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協調發展，調動更多的公共資源用于城鎮發展。加強生態環境的保護，探索綠色城鎮化的發展模式。

第三，嚴格把控相關政策的時效性與關聯性。政府是政策制定的主要主體，在提升人口城鎮化質量與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政府部門不僅要考慮自己的角色定位，還應重點掌握政策實施的時空差異及政策間的關聯效應，努力實現政策上的從簡從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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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莉 滕祥河 單位：重慶工商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