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收入分配政策稅收及社會保障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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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競選期間，布什許諾會通過制定“兒童減免”來推動其“親家庭”式的稅收改革。最終，這一動議作為對EITC的極大補充而被實施。分析表明，在支持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方面，增加EITC比提高最低工資更有效率。提高最低工資已經擴展到那些有配偶和子女需要撫養的工人，但他們并不一定來自低收入家庭；而且，提高最低工資對就業也存在負面影響，而EITC則更具有針對性。1990年的法案通過之后，EITC率對低收入納稅人的補償已經超過了他們所繳納的收入稅或社會保障稅。在這之前，社會保障稅率為工資的15.3%，而EITC最多相當于工資的15%。因此總的來看，這一里程碑式的變化很清楚地表明EITC已經是一種支出額，而不是減稅。
1.克林頓時期?？肆诸D贊成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以實現勞有所得，彌補過去因通貨膨脹而造成的實際最低工資的下降。1995年克林頓總統提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并沒有指明數額）。
全國最低小時工資于1996年10月1日從4.25美元提高到4.75美元，1997年9月1日提高到5.15美元。許多商業性稅收抵免被附在了最低工資法案的后面，并被正式稱為《1996年小企業就業保護法》。有關的證據表明1996年和1997年提高最低工資達到了支持者們所期望的效果：在不嚴重影響就業增長的同時，提高了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最低工資的提高對處于收入分配末端的人群的影響并不小，他們的實際工資在經歷了多年的衰退之后，隨著最低工資提高而增長。
工作福利開發脫貧原則是克林頓政府社會福利政策的最大特點?？肆诸D曾說“：我們將結束我們所知的福利”“，那些工作的人不應該處于貧困狀態”“，能工作的任何人都不應該永遠依賴福利生存”。[2]1994年克林頓政府提出了一項福利改革法案，要求福利接受者在享受福利的同時立即參加培訓或尋找工作機會，并對現金資助設定了兩年的時間限制，但是某些活動可以不受此限制。兩年后，福利接受者被要求參加工作。
如果他們找不到工作，那么政府將提供一份有資助的工作。各州被賦予了更大的靈活性，但是福利仍然是政府的特定資助計劃，這表明所有有資格享受福利的人都有獲得資助的保證。1996年福利法案在經濟擴張最強勁的時期得到實施，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服務于窮人的社會政策之一，明顯提高了單親母親家庭的勞動參與率和家庭收入。克林頓政府還出臺了各種支持低收入貧困工作家庭的聯邦和州福利計劃，其中包括食品券、醫療補助計劃、兒童照料、兒童稅收抵免和勞動所得稅抵免。另一個令1996年福利改革受歡迎的因素是工作資助體制。
大約從70年代開始，國會創造了一系列計劃為有工作的家庭提供福利。初始的動機和絕大多數計劃得到擴張也許可以更多地歸因為僅僅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而不是提供工作激勵的愿望。而克林頓政府要著手創建的是一個基于工作而不是基于依賴社會的新社會契約———通過獎勵工作和要求工作來擴大機會，同時要求承擔責任作為回報的契約?？肆诸D政府想提供正確的激勵措施和價值：使每一份工作的薪酬都要高于福利，但同時要求所有能工作的人都參加工作。工作是最有效率的，它為社會和反貧困政策提供了最經得起考驗的基礎。
看似難以解決的預算赤字問題讓位于大量的預算盈余，這使美國的財政狀況在90年代以出人意料的逆轉而聞名?？肆诸D總統想把加強社會保障作為第二屆任期的首要目標之一，提出了指導社會保障改革的五項原則：
（1）21世紀加強和保護社會保障；
（2）維持普遍性和公平性；
（3）為人們提供可以依賴的受益金；
（4）為低收入和殘疾受益人保留經濟保障；
（5）維持財政約束。
克林頓總統通過以下幾項行動提供了出色的服務：警示美國公眾人口老齡化必然會導致長期的社會保障資金問題；在不提高工資稅稅率的情況下確立“首先挽救社會保障”的目標；提出股票投資在實現該目標中的作用?？肆诸D政府通過保留預算盈余來幫助解決特定用途的應支出項目的努力以失敗而告終，因為小布什政府通過了一個大規模的消費導向型減稅計劃，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里就消耗了大部分盈余。從長期財政不平衡的規模以及可被用以解決該問題的預算盈余的規模來看，美國人民失去了一個預籌未來退休金和聯邦醫療保險受益金的大好機會。
2.小布什時期。
布什的第一個任期內，1981年曾經出現過的對稅率的大幅度削減再次上演，成為他的國內政策的主導。布什政府的第一任財政部大臣保羅·奧尼爾（PaulO’Neil）l指出，像他和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那樣關心預算的人都在爭論中失敗了。格林斯潘指出如果不能保證解決債務目標，那么“減稅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2001年的《經濟增長與稅收減負調停法》減少了所有收入水平上的納稅人的平均稅率，邊際稅率下降幅度約為62%。位于中下收入階層的納稅人的最低稅率從15%下降到10%。很多位于該收入水平的工人們也發現，他們每多掙一美元，他們的EITC也隨之下降21美分。一般來說，稅率的降低比其他的減稅方法更為有效，降低稅率能夠為相同收入的納稅人帶來更為平等的待遇。與1981年的減稅不同的是，小布什政府建議對低收入階層的減稅幅度要大大高于高收入階層。但是，從廣義預算的角度來看，在帶來更多再分配的問題上，減稅幾乎不太可能是累進性的。
例如，設想削減社會保障稅，在減稅之后窮人的境況會更糟，因為他們最終在政府支出上失去的好處要大于在減稅中得到的好處。削減福利的措施減少了再分配的凈值。2001年累進性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如何幫助那些位于收入底層的人，在2001年讓他們分享到收益的唯一辦法就是通過支出。小布什總統建議把對納稅人的兒童抵免從5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但最終的議案規定這一抵免將分階段在收入位于10000美元以上的人身上實施，而不論他們是否納稅。預算將可償還的抵免部分（EITC和兒童抵免）看作是支出。簡言之，2001年反對累進性的分配戰爭無法僅在稅收體系之內完成。有效稅率的下降對位于收入底層第30%等級之上的納稅人來說是非常明顯的。在那之下，稅率已經為負（考慮到EITC和兒童抵免），稅率的下降幅度略低。
近年來低收入階層稅收減負有了明顯增長，超過1/3的家庭現在不用支付凈收入稅。對于位于低收入水平部分的那一半人來說，產生影響最大的是兒童抵免。
2001年立法的兩個變化既緩解了也增強了高收入納稅者的法定收入稅率的降低。首先，2001年法案大大增加了受可選擇性最小稅收（AMT）支配的納稅人的數目。其次，2001年立法加強了高收入階層的稅率降低趨勢。減稅影響主要集中在最高的收入階層，這比包括里根在內的以前的減稅措施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這一影響被計算在分配表之中，那么一半稅收減少都來自于最高收入階層。
2003年小布什政府開始對醫療保障體系進行改革。當年通過了一項法案，建立藥品保險并將其納入醫療保險體系之內。這一法案在10年之內的花費預計將達到3950億美元，第二個10年的花費接近10000億美元。根據這一法案的規定，從2007年開始，高收入者將不得不支付一項新的建立在收入基礎上的保險費。這意味著把很多高收入的老年人推向私人保險市場。還有一個問題也同時出現：身體健康的人會不會選擇不加入醫保體系？
更有爭議的是一個新的健康儲蓄賬戶（HSA），這個賬戶與醫保幾乎毫無關系。納稅人或雇員們被允許在賬戶中存入應稅收入中的可扣除量。這些消費者也可以購買一項災難性健康保險?，F在或將來，賬戶中的錢都可以免稅提取出來以支付保險范圍之外的其他健康費用。
二、美國收入分配政策的效果分析
1.稅收政策的分配效應分析。
在美國，聯邦個人收入稅長期以來被看作收入再分配的一種主要工具。學者在評估美國聯邦個人收入稅的再分配功能時認為，即使考慮到聯邦收入稅法的變化對稅前收入所具有的誘導效應，1980~1990期間個人收入稅結構在使稅后收入均等化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愈益減弱；某一特定的稅法所產生的收入分配均等化效應受到稅前收入分配的影響，因而也受到實施該法律的年份的具體情況的影響。表1中的基尼系數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來，聯邦個人收入稅結構在使稅后收入均等化方面的效應逐漸減弱。從1984年到1994年，稅前的基尼系數非常接近。1995年的稅前基尼系數有了顯著增加，這表明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公認的收入不平等的增加。
從表2可知聯邦個人稅收一直都具有再分配的效應，因為稅后基尼系數小于稅前基尼系數。但是，數據也表明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這一效應就在逐漸下降。這一效應的下降主要是源于稅率的變化。同樣的稅收政策在不同的時點實施不會取得同樣的分配效果，因為潛在的稅前收入分配會影響到稅收改革所能達到的再分配數量。換句話說，稅前收入分配本身的不均等性擴大，是個人收入稅制的均等化效應被削弱的一個主要原因。
社會保障與收入分配和經濟保障息息相關。經濟保障是我們的整體福利的一部分，它是個人確信自己對現在和將來的基本需求都能得到滿足的一種幸福感。獲得收入是實現經濟保障的關鍵。相反，沒有經濟保障是指基本需要的缺乏，它表現為收入的不足與不確定性以及額外支出。造成沒有經濟保障的主要原因來自家庭經濟支柱人物的早逝、年老、疾病、失業、低于一般標準的工資收入、通貨膨脹、自然災害和其他個人因素等等。社會保障項目為人們提供現金支付或服務，以部分或全部地彌補由上述情況造成的收入損失。市場化、社會化社會保障發展的內在傾向性導致美國社會保障項目呈現多層次的特點。
一些項目根據保險政策來實施，要求收益人交納一定數額的“保險金”，如老年人、幸存者和傷殘人保險（OASDI）、失業保險（UI）、醫療照顧（MEDICARE）；另一些項目，則按照公共援助的方式來實施，以需求和收入檢驗為基礎，而且不要交納作為享受援助資格的“使用費”，但要求受益人的收入水平在某一特定的數值之下，如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補充保障收入（SSI）、醫療補助（MEDICAID）等等。結構方面的另一種表現是收益形式。一些項目直接提供現金資助，如老年人、幸存者和傷殘人保險（OASDI）、失業保險（UI）、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和補充保障收入（SSI）等等；而另一些項目則是在滿足一定要求的情況下直接提供實物性援助，如醫療補助、食品補助和住房補助等方面。以上各式各樣的社會保障項目在不同領域發揮了保障弱勢群體的功能。
失業、老年為重點到著力解決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以及以低收入年輕母親和撫養未成年子女為重點的家庭福利，從單純性救濟福利趨向工作福利。
社會保障政策的實施過程，實際上是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的過程，但是它不可能實現“收入均等化”，也不可能真正體現“全民福利”。美國社會保障的受惠是不平衡的，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典型。
美國雖然實行對低收入和貧困家庭的福利補貼，同時又在稅收政策、退休政策等方面實行對高收入者有利的傾斜。據有關統計顯示，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上的家庭占應納稅家庭的3.9%，這些家庭在全部獲得補助家庭中所占的比例為4.6%；至于保健開支和保健賦稅優惠的分配也是有利于10萬美元以上收入家庭的，他們占美國家庭的3.9%，而賦稅優惠則占4.3%，20萬美元以上家庭占美國家庭的1.1%，賦稅優惠則占3.8%。工人所得的福利金額是十分有限的，一般只占原工資的1/3左右；通過稅收得來的社會保險基金，沒有全部用于居民的社會保險開支。1948~1997年美國勞動者實際收入（含名義工資加社會保障收入）的比重從9.4%增加到30.7%；同期剩余價值率從236.7%增加到280.9%；而勞動者的實際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則從29.7%減少到26.3%。事實上，社會保障制度只能調整豐裕階層、中產階層、低收入和貧困階層間的關系，緩和貧困現象，而不能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貧困。
新自由主義主張在解決貧困問題上發揮私人的作用。他們還認為，美國社會福利正處于結構性變化之中，公司方面已經在家庭托兒、醫院管理、健康維持組織、兒童照顧和家庭照顧等領域進行嘗試，這些預示著美國社會保障制度進入了公司福利的新階段。
3.美國經濟政策分配效應分析。
分配是否公平并不是美國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的考慮標準，經濟增長、通貨膨脹、預算赤字和貿易逆差往往是他們考慮經濟政策的出發點。影響美國稅收政策的首要因素是預算目標而不是分配目標。不過，這些經濟政策不可避免地會對社會分配格局產生一定的影響。稅收政策、社會保障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是對收入分配最直接的影響因素。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分配所發生的實際變化對人民生活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政府在這方面所采取的任何政策調節行動。
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支出更多貨幣的辦法來提高窮人的生活水平。但一旦采用以貨幣資助窮人的辦法去追求公平，那么其政策的出發點就只剩下慷慨大方四個字了。而且，慷慨政策的運用也決非易事。EITC是旨在幫助處于貧困線在崗工人的提案，是美國經濟政策中少有的、能被稱為嚴格意義上的“收入分配政策”之一。它能夠增加低收入階層的工資，但對不從事工作的窮人卻毫不同情。收入分配問題只是在政府曾對其采取過認真對策這一點上才可將其理解為政策問題。
特摩斯·斯密丁（TimothyM.Smeeding）通過實證分析得出結論：1979年至2002年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美國的收入不均等程度最高，而且美國政府政策與社會支出所產生的影響也是最小的。他進一步指出這樣的區別不能解釋為人口統計方面的原因（如單親家庭、移民和老年化等），而應該歸結為美國的制度以及缺乏為低收入工人家庭作出支出性努力。勞動市場的制度安排，特別是集體談判、工資設定以及最低工資等對于決定國家間工資收入不均等的水平是十分重要的。
很明顯，工資分配上的區別對于家庭收入不平等有非常大的影響，因為工資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的70%，工資不平等是由政府轉移支付政策所引起的。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的再分配力度最小。大量非熟練工人的存在和安全網的不完備是導致這一結果的兩個重要原因。美國的社會價值觀和制度與其他國家不同，對市場體系也更為信仰。美國之所以有高于別國的不平等和貧困率，是因為美國選擇更多的不平等和貧困。
摘要：本文認為，分配目標并不是決定美國經濟政策的首要因素，但這些經濟政策不可避免地會對社會分配格局產生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稅收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對收入分配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收入分配問題只是在政府曾對其采取過認真對策這一點上，才可將其理解為政策問題。
關鍵詞：收入分配；稅收政策；社會保障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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