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根源綜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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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百年來，以“理性人”為基礎的思維方式始終是經濟學不可動搖的前提假設條件。遺憾的是，盡管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日趨數學化和模型化，卻沒能預測到2008年發生的“金融風暴”。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失效”促使部分經濟學家開始從個體行為的視角反思金融危機。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治•阿克洛夫（GeorgeArthurAkerlof）和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2009年出版的新書———《動物精神》（AnimalSpirits）在這方面給我們諸多的啟發。在阿克洛夫和希勒的筆下，“動物精神”泛指人的各種非理性沖動行為。以非理性來解釋宏觀經濟波動無疑是對傳統學術范式的極大偏離。兩位作者何以如此大膽？這主要緣于他們都有著深厚的行為經濟學的學術背景。行為經濟學是把現代心理學與傳統經濟學相融合的新學術領域，其代表人物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農•史密斯（Ver－nonL.Smith）在200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此我們應該給予足夠的關注。基于此，本文首先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梳理動物精神的學術源流；其次說明動物精神與金融危機之間的關聯；最后對行為經濟學的特征和前景做一簡要的分析與評價。

一、動物精神：凱恩斯思想的復活

按照經典教科書的看法，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MaynardKeynes）無疑是個理性主義者。但奇怪的是，凱恩斯卻是“動物精神”（animalspirits）一詞的原創者。該詞主要散見于《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簡稱《通論》）一書中的第四編———“投資誘導”中的第十二章“長期預期狀態”部分片段之中。在國內的版本中“，動物精神”一詞的翻譯并不統一。如在高鴻業譯的《通論》中，“animalspirits”被翻譯成“動物的本能”[1](P165)。其他的譯法還有“血氣沖動”、“浮躁情緒”等。“動物精神”首次出現在《通論》中，凱恩斯是這樣表述的：“Most，probably，ofourdecisionstodosomethingpositive，thefullconsequencesofwhichwillbedrawnoutovermanydaystocome，canonlybetakenastheresultofanimalspirits-aspontaneousurgetoactionratherthaninaction，andnotastheoutcomeofaweightedaverageofquan－titativebenefitsmultipliedbyquantitativeprobabili－ties.”[2](P161-162（)我們所做的決定的結果需要許多時日之后才見分曉，而大多數決策可能起源于“動物精神”———一種自發的從事行動、而不是無所事事的沖動，它不是用利益的數量乘以概率所得到的加權平均數的結果）凱恩斯還說：“……thatitisourin－nateurgetoactivitywhichmakesthewheelsgoround，ourrationalselveschoosingbetweentheal－ternativesasbestweareable，calculatingwherewecan，butoftenfallingbackforourmotiveonwhimorsentimentorchance.”[2](P162（)推動社會車輪運行的正是我們內在的進行活動的沖動，而我們的理智有限，能計算時當然不會放棄，以便進行更好選擇。但就動機而論，我們的理智卻往往退回到依賴于我們的興致、情感和機緣的地步）概括上述兩段文字，凱恩斯所說的“動物精神”是指個體因自我的心理特征形成的決策沖動。凱恩斯為何能提煉出“動物精神”這個概念呢？因為他不僅是個經濟學家，還是一個股票投資人。但是“凱恩斯在預測股價下跌和大蕭條上的失敗深深地影響了他的思想，他極其憎恨投機商。”[3](P334)由此我們可以推斷，一個親歷1929年股市大崩潰的思想者兼投資者，必定是洞悉到了市場波動的內在玄機。例如，他把人們在股市中的行為看作類似于“擊鼓傳花”的游戲，沒人真正理性地考慮長期投資的價值。相應地，他必然在思想和理論上強烈質疑理性在市場中的作用。在《通論》第十二章中，他花費了大量的筆墨描述人們的種種心理沖動，諸如信心、樂觀、貪婪、盲從、沮喪和悲觀等，他把這些看作是現實市場中商業活動的真實狀況。今天，凱恩斯主義已經成為經濟學的常識，但“動物精神”這一術語并不為人們所熟知。緣何如此？這是因為20世紀凱恩斯主義的闡釋者們始終秉持理性主義的觀點，所以完全排除掉凱恩斯主義中“動物精神”這類非理性因素，使之符合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首先是經過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JohnRichardHicks）在《價值與資本》一書的闡釋，形成了以乘數論模型為核心的凱恩斯主義，而后這個思想又被薩繆爾森（PaulA.Samuelson）整合到《經濟學》教科書中，把古典的市場自由主義與凱恩斯政府干預主義巧妙地結合起來，形成所謂的“新古典綜合派”。最終把凱恩斯主義解釋為，因為市場消費不足，所以政府要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彌補這個缺陷。到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古典主義重新恢復了凱恩斯之前的市場自由主義，進一步強調市場具有理性，可以自動達成均衡。由此，凱恩斯的“動物精神”被理性主義一步一步地剪裁掉，以至于在今天標準的經濟學教科書，甚至經濟思想史中也很難見到“動物精神”這個詞匯，更不用說對這一問題的學術研究了。可問題是，主流經濟學至今無法預測破壞性巨大的金融危機的發生，經濟學的無能必然導致人們另辟蹊經尋找答案。現在，阿克洛夫和希勒以《動物精神》來命名一本解釋金融危機的著作，不僅開拓了理解危機的新思路，也大大地復活了凱恩斯的思想，使“動物精神”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不止于此，他們還對凱恩斯主義做了全新的詮釋。他們認為“，動物精神”才是凱恩斯對大蕭條解釋的核心內容。政府加之于市場的作用是，既要發揮動物精神的創造力，也要限制動物精神的過度放縱。這個思想富有創意，盡管作者還沒有來得及做深入的學術論證，但是今天人們在總結“金融風暴”的教訓時，無不指責政府監管不力，美國2010年7月15日通過了最新的金融監管法案，目的是對金融機構過度投機行為進行遏制。這足以證明其思想具有強大的前瞻性和現實性。

二、動物精神理論：理解金融危機的鑰匙

相比凱恩斯而言，《動物精神》的兩位作者將人類主體的非理性活動即動物精神如何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的作用和意義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境界。他們在該書的開篇中即提到“：要理解經濟如何運行，懂得如何管理經濟并促進經濟的繁榮，我們就必須關注人們的某些思維模式，這些思維模式能夠真實地反映人們的思想和情感，或者說人們的動物精神，如果不承認各起重大經濟事件基本上都有人類心理方面的原因，就永無可能理解這些事件。”[4](P1)作者何以如此自信？因為這兩位世界級的經濟學家十余年來一直以行為經濟學視角關注美國的經濟波動。早在2000年，希勒教授就已經關注到美國金融市場的波動，并在2003年出版了對美國躁動的金融市場的非理性特征進行分析、預警的力作———《非理性繁榮》一書。在《動物精神》一書中，阿克洛夫和希勒進一步指出“：教科書式的經濟學試圖盡可能最小化對純經濟動機和理性的偏差”[4](P2)。他們則要解釋實際觀察到的這種偏差，并認為這種偏差之大足以引起經濟的巨大波動。這是以往經濟學家所忽略的，但卻是該書的新意所在。凱恩斯雖是“動物精神”這個理念的原創者，但他僅僅停留在一般敘述和規范分析的層面上，而阿克洛夫和希勒在這方面開始嘗試性地引入行為經濟學的方法，從而大大擴展和豐富了“動物精神”的內涵。

在《動物精神》一書的開篇中，兩位作者就提出“動物精神”理論，首次將該理論概括為信心、公平、腐敗和貨幣幻覺等核心范疇。第一，他們深化了凱恩斯關于信心對宏觀經濟波動具有深刻影響的理念，具體提出了信心乘數（confidencemultiplier）的概念。信心乘數與希克斯簡單乘數相類似，是指信心的變動一個單位而導致的收入的變化。第二，阿克洛夫和希勒認為，在市場經濟中，人們不完全受經濟理性的支配，實現公平也是市場上個體交換行為的重要的行為動機。這是凱恩斯所沒有涉及到的。第三，凱恩斯在《通論》中花了大量的筆墨描述金融市場上的種種欺詐行為，阿克洛夫和希勒則進一步認為，在今天日益復雜的經濟體系中，欺詐的手法常常是以合法性面貌出現，特別是那些政府監管滯后的腐敗行為在無形中加劇了市場的波動。凱恩斯在《通論》中提到過老勒克菲勒是如何在市場中販賣假藥的例子，阿克洛夫和希勒則把當代一些所謂的金融創新產品看作是現代版的“假藥”。第四，今天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否定了費雪和凱恩斯在物價和工資方面所提出的貨幣幻覺的問題。而阿克洛夫和希勒認為，由于人的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在今天的工資合同、債務合同和會計核算中大量地存在著貨幣幻覺。必須承認，阿克洛夫和希勒的“動物精神”理論還相當粗糙，遠未達到邏輯化、體系化的高度。但作為原創性之作，卻對我們探尋金融危機的新理解無不啟發。在他們看來“，金融風暴”的發生無非是“動物精神”作用使然：美國在經歷2000年網絡泡沫之后的新一輪經濟繁榮中，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產市場狂熱投機潮，人們信心膨脹，沒人相信房價會跌。華爾街的金融工程師們所設計出的抵押貸款證券化等創新性金融產品進一步刺激房市的溫度。從表面上看，整個過程似乎沒有違背市場自愿交換的原則。正如阿克洛夫和希勒所說“：從房屋購買人到抵押貸款發起人，到抵押貸款證券化機構，到評級機構，最后到抵押支持債券的購買者這條完整的鏈條上，存在一種經濟均衡。”[4](P40)但在這個買賣過程中猶如非法傳銷，合法的欺詐和監管視野之外的腐敗無處不在，沒人真正負責，沒人會檢舉揭發，沒人會放棄欺騙下一個人的機會……直至將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推向泡沫。

對于這樣一場醞釀和潛伏很深的大危機，新古典經濟學顯得極為遲鈍和麻木。回首近四十年來美國社會的變遷，新自由主義學術話語從高等學府擴散到華盛頓、華爾街、輿論和大眾，人們無不信仰并遵從著市場完美主義的教義。他們無視凱恩斯有關“動物精神”的警示，反其道而行之，大張旗鼓地放縱市場中的非理性行為，導致全社會都迷失在“動物精神”的狂熱之中，最終釀成“金融風暴”。假如新古典經濟學領袖弗里德曼先生依然在世的話，不知對此會作如何的感慨。

學術界為什么長期將個體行為的復雜性排除在主流經濟學之外呢？事實上，經濟學的發展總是受到其他學科發展的深刻影響。近代以前西方經濟思想主要是受哲學、倫理學和宗教的影響，例如希臘經濟學家亞里士多德本身就是哲學家，中世紀的阿奎那是宗教家兼經濟思想家。現代經濟學的鼻祖斯密•亞當（AdamSmith）的思想是二重的，一方面在《國富論》中關注人類共通的經濟理性，另一方面在《道德情操論》中也關注人類行為的復雜性問題。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就曾明確表述過人天生具有同情心、利他主義傾向等。此后的帕累托（VilfredoPareto）指出我們的許多行動常常是“不合乎邏輯的”，凡伯倫（ThorsteinVeblen）強調習慣和性格上的遺傳作用，管理學家西蒙（HerbertSimon）提出人的“有限理性”假說……以至于阿瑪蒂亞•森（AmartyaSen）大聲疾呼“：經濟學所關注的應該是真實的人”。[5](P2)而現代經濟學的建立與發展則主要受18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及其思維方式的深刻影響。自然科學的數量化、模型化的方法必然要求其假設前提是一致的，否則無法進行定量化分析，這是“理性人”得以長期存在的歷史條件。在斯密之后，經濟學不斷沿著自然科學的方法演進。時至今日，經濟學也越來越成為類似于物理學、數學思維模式的學科。凱恩斯本人就曾出版過專著《概率論》。許多經濟學家本身就是出色的數學家如納什等人，或者具備良好的數學基礎后才步入經濟學殿堂。數學固然精確，但因為忽視了人的復雜性，結論未必準確，這就是為什么沒人預測出兩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的學術根源。

與此路徑不同的是，20世紀下半葉一些心理學家開始利用最新的科研成果“，在經濟分析中強化心理學分析基礎，并使之符合現實”[6](P10)。他們通過科學實驗等方法對傳統的經濟學中的公理化假設的合理性進行檢驗，并尋找更加符合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機理。隨后部分經濟學家也開始介入這個領域，直至20世紀末，行為經濟學開始形成氣候，不斷地探究主流經濟學無法解釋的種種異常現象。

無疑，揭示經濟世界的非理性行為將成為經濟學最重要的學術前沿。其意義在于，它很有可能為人們預測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提供新的學術工具。而《動物精神》一書是一本有益嘗試的開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