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貿宏觀管理戰略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外貿宏觀管理戰略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應對不斷變換的世界經濟環境，相機調整對外開放進程及其指導方針，已成為我國實現開放型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經驗。20世紀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通過調整出口貿易政策和保持適當的人民幣匯率水平，成功地避免了我國本已嚴重的出口貿易形勢持續惡化，同時在世界各國中樹立起了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重新啟動并闊步推進了同世界貿易組織主要成員之間關于入世的雙邊談判，從而創造了中國深度融入全球治理架構的歷史性機遇。

當前，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及其影響不斷加深和蔓延，經濟的全面復蘇尚需時日，而且日益顯著地影響著世界貿易流動。根據WTO的預測，世界貿易將在2009年出現急劇緊縮，實際下降幅度將達到二戰以來創紀錄的百分之九的規模①。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對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長期內需不足的事實使出口在經濟增長中的戰略地位不容忽視。金融危機不僅使主要出口市場需求萎縮，更為重要的是誘發了我國對外開放的一系列環境變遷。因而，系統深刻地認識新型金融經濟的發展與運行及其對全球經濟和世界貿易的復雜影響

尤其是對以我國為代表的新型經濟體的國際貿易的影響（Dooleyetal,2009），而不是沿用原有囿于實體經濟的分析路徑，判斷我國外貿發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何種質的變化是當務之急，有利于推進出口產品和產業結構的持續優化，為后危機時代出口貿易管理的戰略調整提供準確的依據。

一、金融危機改變了我國外貿宏觀管理的全球環境

國際貿易正面臨著源于金融危機的全球環境變化，具有豐富的貿易政策含義，并對我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發展的戰略和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挑戰。

1.來自需求面的分析I：金融經濟對實體經濟新的影響機制本次的全球經濟危機表明，金融經濟對實體經濟新的影響機制已初顯端倪。眾所周知，1929-1933年首次全球性經濟大蕭條爆發時，國際經濟活動中的物質內容十分單一，僅限于商品市場和商品貿易，因而采取的措施也全部針對實體經濟。戰后的國際經濟活動日益豐富，不僅經常項目中的服務貿易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迅速崛起，而且還拓展至資本項目，這是工業國工業化高級階段一個相對于實體經濟的新興部門，即金融經濟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必然延伸，其必然結果就是金融經濟開始在各個層面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以有形商品為基本物質內容的國際貿易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來自金融經濟的影響。

第一，全球性不平衡獲得了新的穩定的地區分布。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揭示的商品市場均衡規律表明，一國商品市場均衡狀況及其決定要素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就業水平具有較高的儲蓄傾向和較大規律的儲蓄數量；盡管邊際消費傾向趨于下降，但較大規模消費數量的支持可以保證較高水平的商品市場均衡。然而，戰后以彌補有效需求不足為己任的典型的“凱恩斯政策組合”，推動發達國家長期實施低利率和刺激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以至于在商品市場上最終出現了消費大于儲蓄的失衡的長期趨勢。

與此同時，以若干新型經濟體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高速經濟增長中積累了大規模的儲蓄。它們在提高自身商品市場均衡水平的同時，仍出現了超過本地投資的儲蓄余額，并通過貨幣和資本市場流入發達國家，矯正發達國家商品市場中主要表現為投資大于儲蓄的失衡，從而建立新的全球商品市場均衡。新型全球商品市場均衡的重建對于世界貿易流動產生了深刻影響，最為突出的是將貨幣市場的因素引入世界市場均衡的構造，從而促使貿易政策和貿易流動同貨幣市場聯結起來。這將為后危機時代我國貿易政策和貿易戰略的調整提供更為廣闊的運作空間。

第二，商品貿易在繼續保持供給剛性的同時，而需求和價格更易于波動。在提高市場效率的同時，金融經濟以資產價格變化為主要杠桿、以極其靈活的方式和手段創造財富和需求，并在實體和金融經濟間靈活地轉移需求，這就不可避免地加大了世界貿易發展所面對的需求條件的微妙影響；與此同時，金融經濟日益滲透到商品市場的交易，提供了以金融衍生工具為代表的新型交易手段，加劇了商品市場價格的波動性。最為典型的是石油等大宗商品通過期貨交易顯示出價格易于波動的特性，這些大宗商品的行情和價格的波動往往通過商品生產和貿易的價值鏈實現全球傳播。在實體經濟提供的商品供給依然保持顯著剛性的條件下，我國出口貿易的宏觀管理必將面對外部需求較強的波動性，構造出從根本上有別于傳統經濟運行的需求波動機制。

2.來自需求面的分析II：金融經濟導致宏觀需求和貨幣流動性管理更趨復雜

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經濟通過部門創新和工具創新構造出一個具有復雜結構的龐大金融體系。在這個體系中，除了銀行部門傳統業務外，還有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加上花樣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以及銀行部門的中間業務和表外業務，使得金融經濟的結構與運行變得異常復雜。一方面，生產、貨幣和商品資本通過信用關系和其他金融或公司財務手段延伸為金融經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結構的多樣性使得社會再生產過程吸收了更多的金融經濟成分，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聯系變得更加密切。與此同時，金融等服務部門創造財富的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債券及股票的承銷、二級市場經紀及自營業務、資產管理、投融資咨詢及財務顧問等金融創新業務，加劇了金融經濟對實體經濟失衡的放大作用。根據IMF的估算，本次金融危機造成的資產損失首次擴大到非銀行金融部門，其份額高達40%②。著名學者埃德斯坦認為：“金融經濟具有異乎尋常的獲取資本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卻是建立在未來現金流現值的先驗估算基礎上的，已不再依據過去已有的財富”③。金融經濟創造財富的核心方式的轉變，從根本上改變了實體經濟占絕對優勢比重的國際經濟的風險生成、承載和規避機制。

金融經濟的深化使得宏觀層面的流動性管理面對更加復雜的環境。金融經濟的系統性風險導致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失衡經常出現，著眼于消除流動性不確定因素的宏觀管理政策具有依托公營部門的便利，卻又難以確保產生與私營部門相同的政策反映和市場預期，加之在金融系統內部信息傳遞的復雜性，導致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開始發生變異，尋求貨幣政策傳導有效性的努力面臨新的挑戰（Ca-balleroetal,2009）需求管理效力的不確定性在整體上影響全球貿易流動。與此同時，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一旦生成，結算銀行經常整體降低對外開放度，增加貿易融資的困難，妨礙國際貿易的正常開展，以至于如何增加貿易融資業已成為今年四月召開的G20倫敦峰會的議題之一。上金融經濟發展的伴生物，使得國際貿易顯現的新風險甚至遠遠高于國際貿易結算中的回款失敗，而不管其是源于國家層面的國際收支失衡，抑或是企業層面的信用證欺詐行為。

3.來自供給面的分析：全球化新趨勢的微觀景象

全球化在繼續加快商品、資本和其他要素國際流動的同時，還全面介入以致廣泛分解企業價值鏈。國際學術界的學者和部分政策制定者已經注意到這一新趨勢，并著手研究這一新趨勢及其對本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新影響。首先，全球化新趨勢使廠商價值鏈被眾多經濟體和單獨關稅區不斷分割。過去世界經歷的國際分工大多限于水平分工，即便是垂直分工，也多數表現為中間產品或大部件生產的國際分工。不同的國家都在從事自己產品的發展，最后參與分工的依然是具有相對獨立的物化形態的產品，而當今全球化已經向企業價值鏈廣泛滲透，推動供應商價值鏈在研發、生產工藝、營銷和人力資源等環節全球動態配置資源。

其次，供應鏈不同環節價值增值活動的生產率水平和市場銜接程度差異明顯，增值邊際的配置比例也隨之發生變化，只要國際市場行情出現波動，就有可能使企業盈虧平衡表（BalanceSheet）進入以至突破臨界狀態，迫使企業退出國際市場，從而導致貿易流動的變化和貿易流向的改變。當前全球性衰退中，發達國家的對外貿易降幅顯著地低于新興經濟體，并有明顯的收窄現象，而新型經濟體的出口貿易波動幅度顯著地高于發達國家就是明證。

再次，全球化新趨勢使國際貿易流量的科學預測復雜化。緣于貿易流動中與日俱增的全球供應鏈的出現和能動介入，貿易量的緊縮和擴張不再是一個生產國和消費國之間的貿易流動變化的問題。在全球供應鏈廣泛介入的條件下，任何一種經過生產過程的產成品和最終產品中的零部件都在每次跨界流動后獲得了計算。避免這一現象的惟一辦法，就是以生產過程每一具體階段的增加值為對象檢測世界貿易流量；可實際上，貿易流量的觀測和統計不可能具備全面系統的信息條件。這樣一來，因全球供應鏈介入導致的貿易流量變化，并非直接表現為國民收入決定模型中的收入和就業，而且就業和收入的連帶和乘數效應也遠比基于統計意義的直接測算來得間接和復雜。因此，全球化新趨勢的微觀景象不僅反映了貿易流量檢測中的新困難，而且還隱含著國際貿易對國民收入的決定機制出現了尚未獲得廣泛認知和充分揭示的新規律和新現象。

二、后危機時代我國外貿宏觀管理的調整方向

關注金融經濟對外貿發展的內生性，適時加強金融經濟監管

可以預測，金融經濟發展進程中所暴露的弊端和全球加強金融監管的呼聲，必然推動后危機時代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國調整金融經濟的發展方向和運行方式，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會根據本次金融危機暴露的種種矛盾，規劃本國新興金融經濟的發展。但需要注意的是，金融經濟在世界經濟的深度介入及其與實體經濟間的互動所強化的長期趨勢難以逆轉。盡管新興經濟體在利用多年來出口規模擴大形成的龐大外匯資產積淀，參與當前全球金融危機解決方案的制定和實施時，發揮著巨大的積極作用，包括增持危機策源地的主權債權和增大相關國際組織的運行頭寸，擴大和提升了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參與度和地位，但在相當時期內，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金融經濟發展仍將局限于市場調控活動。只要新興經濟體民間資本的金融經濟活動未能上升至優勢比重，金融活動的國際化未能同伙伴國的私人部門相對接，金融經濟就不可能替代實體經濟成為其參與全球分工的新的優勢部門。因此，依據比較優勢定律，囿于經濟發展階段的特定結構，我國仍將主要立足于實體經濟參加全球分工，尤其是同發達國家分工的格局在短期內難以改變，而早已深度介入國民經濟的金融經濟將成為我國未來出口貿易發展環境的內生變量。

2.適應經濟周期性的階段性特征，相機實施外貿宏觀調控

較之傳統的經濟蕭條，由金融經濟驅動的世界經濟周期，在整體上和周期的不同階段上均具有明顯差異。在傳統經濟中，實體經濟是經濟的主體，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主要來自實體經濟本身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失衡。當金融經濟深度融入國民經濟后，金融經濟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金融衍生工具、銀行部門的中間業務和表外業務等形式，增強了企業融資能力，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財富創造方式，但同時又造成流動性失衡、流通及支付手段失衡，當這種失衡超出臨界承受范圍時，便形成金融經濟誘發的金融危機，進而擴散為全球性的經濟危機。虛擬經濟體從低迷到高漲形成泡沫，再到泡沫的破滅，每個階段都將通過資金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的流動而對實體經濟形成沖擊，通過影響居民的收入總量、收入分配方式和預期作用于社會需求。金融經濟融資功能影響著企業的融資能力、資產價值和擴大再生產能力，進而影響著社會供給。因此，應當重點分析和把握新興經濟體的總需求和總供給變化的一般規律，分析宏觀調控在新興經濟中的傳導路徑和作用方式，把握金融經濟誘發的經濟周期性迥異于傳統經濟周期的特征，建立和實施靈活的、相機抉擇的外貿調控機制，實現經濟的內外部均衡和長期可持續發展。

3.把握各地區和部門均質開放的機遇，建立國內外需求的統籌調節機制

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對外開放進程，本質上構成了我國整體經濟轉型實踐的一部分。為了滿足漸進式經濟轉型的整體戰略部署，我國對外開放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事實上踐行梯度開放戰略。部分地區和行業率先開放，開創了一個相對獨立于國內經濟的“貿易品部門”，與原有體制和未開放的“非貿易品部門”相對應。這使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呈現出完全不同于“林達假設”④的特定語境，即一國的生產首先用來滿足國內需求，形成核心競爭力和潛在的全球品牌后再推向世界市場，體現在國內部門和地區間的外貿發展則顯示出明顯的均質性。美國等發達工業國的全球化進程，就是一條“林達模式”的開放道路。我國已進入全方位、多層次和寬領域發展開放型經濟的新階段，這一重要戰略轉型表明我國已進入依據比較優勢，在不同部門和地區，多個層面全面推進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基于地區和部門兩大層面的均質性的開放型經濟發展條件業已成熟。國際經濟學意義上的“林達模式”在提供均質性開放型經濟發展條件的同時，必然賦予廠商和政府統籌協調內部和外部需求的重要功能，從而實現國民經濟發展的動態均衡。為應對金融危機所呈現的全球化新趨勢，統籌國內和國際需求應不再局限于政府決策層面，還應擴大到廠商管理架構、渠道建設和全球價值鏈的互補配置。盡管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固有消費模式，使國內市場需求在諸多方面不同于其他國家，但仍應整合價值鏈的功能，包括研發、制造、分銷和公司治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環境的這一重大轉變，為調整外貿發展戰略、企業組織及治理結構提出了新的工作任務。

三、后危機時代我國對外貿易管理的政策建議

1.統籌運用金融、貨幣、主權信用等手段，創造良好的對外開放環境

金融危機導致世界經濟衰退和需求驟降，其引發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大有泛濫之勢，金融危機策源地尤甚。即便是后危機時期，針對實體經濟的貿易保護主義也不會銷聲匿跡。因此，立足于發揮我國比較優勢，進一步擴大出口，應當認真研究金融經濟同實體經濟的相互依存機制，從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新的平衡視角，調整我國同主要伙伴國經貿關系的新思路，改善我國的出口貿易環境。事實上，盡管當前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國內需求萎縮，失業率上升，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情緒日甚，但主要工業國尚未將貿易保護主義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究其原因，就是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持有的危機國家政府債券的任何異動，都有可能影響以至決定該國治理金融危機的效果和經濟復蘇的趨勢。因此，可以利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不斷鞏固的國際收支地位和物質基礎，靈活和統籌運用金融和貨幣特別是主權信用手段，通過國際商務談判中金融經濟和實體經濟間的綜合補償，謀求長期寬松和協調的出口貿易環境。

2.整合全球分銷網絡，建立動態配置和調節需求的新機制

全球分銷實踐表明，一個遍布世界的跨國供應鏈和營銷網絡，可以在不同經濟體間調劑加工需求和終端需求，從而最大限度地緩解大部分產業和產品的銷售約束。例如：沃爾瑪的全球配送體系既可以在世界范圍內靈活地選擇供應商，又可以在不同經濟體之間相機配置終端銷售。因金融危機的沖擊，今年一季度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大幅度的出口下降，但大部分主要商品在出口市場上的銷售份額并未下降，不少商品甚至有所上升，凸顯出經濟危機時期，大多數消費者將購買力轉向低成本零售商的“沃爾瑪效應”。這表明，我國比較優勢決定的出口競爭力仍然存在，構建一個能夠全球動態配置需求的分銷網絡，將有助于實現和保持出口競爭力，繼續發揮出口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引擎功能。然而，在這一點上，我國企業做得并不好。雖然我國企業已從單方面引進外資轉向實施“走出去”戰略，但大多數企業境外投資僅限于單一的資產保值增值目標。盡管部分大型中央國有企業著眼于世界市場，制定并實施了海外戰略投資計劃，但主要是為了解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需要的大宗資源供應（全球資源配置功能），尚未針對全球經濟新格局和我國出口形勢的新變化，制定全球分銷網絡的境外戰略投資計劃。

構建全球分銷網絡，需要企業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企業應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實現在世界范圍內靈活動態的配置需求和終端銷售，企業必須充分認識全球分銷網絡的重要性，將其上升到對外投資的長期戰略目標；其次，企業只有分清在全球分銷網絡中，國內需求和國外需求實現的價值鏈活動特征和環節差別，分別確定各自的重點，才能依托全球分銷網絡的橋梁作用，實現內需和外需、國內各地市場需求、全球不同經濟體的進口和零售需求的動態調劑；再次，要充分發揮全球分銷網絡廣泛的市場滲透和零售連接功能，將獲取訂單、品牌管理、銷售營運與管理等活動融為一體。從政府層面看，構建全球分銷網絡需要商務部等相關管理部門認真分析我國制造業和大型零售企業物流和配送網絡建設的現狀，制定政策，分類指導，循序漸進，建立起由我國企業主導、主要經營我國出口產品的全球分銷網絡。

3.加強新興貿易品部門的監控

金融經濟的迅速發展早已突破國界范圍，帶動了國際服務貿易的擴張，影響著相關實體經濟部門及產品的市場運行。以金融經濟為代表的新型服務貿易部門提高了市場效率，但創造財富和服務提供的獨特方式，使風險生成與擴散機制復雜化和隱蔽化，控制難度顯著增大。因而，我們必須加強對新興服務貿易部門進出口的科學檢測與調控。金融經濟等新興服務部門通過三種方式影響一國經濟和市場，包括數量傳遞、價格傳遞和數量價格混合傳遞等。通過擴大服務貿易的市場準入范圍，金融經濟可以數量傳遞方式傳導外埠風險，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和廣泛運用則表現為典型的價格傳遞。尤其是一國股票和期貨市場的劇烈波動往往僅通過價格行情本身，而非商品的實際流動影響其他國家的相關市場變化。例如，由于近年來美國戰略利益集團利用期貨業務操縱世界石油和貴金屬市場，使得上述商品市場的運行更多地表現為金融經濟活動的影響，而非商品價格的實際變化，同時帶動實體經濟和國際貿易中現貨市場的行情出現劇烈波動，而外部市場的價格傳遞通過國內相關廠商的產業鏈和價值鏈，實現一系列的“價格穿越”行為，顯著影響著相關企業的成本結構，侵蝕著企業財務的穩健性，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經濟增加了諸多不穩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