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管理缺陷的研究歷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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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濤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北京
自1959年哈賓森和梅耶斯的《工業(yè)世界的管理：國際分析》的問世以來，比較管理研究已經有50余年的歷史，并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縱觀比較管理的研究歷程，可將其分為三個階段：
1.基礎理論探究階段（1950年代—1970年代）
二戰(zhàn)后，歐洲大陸有過一場關于各國企業(yè)管理模式的大討論。在1959年，哈賓森和梅耶斯（Harbison和Meyers）出版了其著作《工業(yè)世界的管理：國際分析》，正式拉開比較管理研究的序幕。在此之后，有眾多學者加入到比較管理研究的隊伍中來，并且出現(xiàn)了許多經典性的研究成果。但整體來看，這一階段主要是形成比較管理研究的概念體系以及搭建研究框架。其中，法默和里奇曼（Farmer和Richman）在1964年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了第一個比較管理理論框架，尼希根和埃斯塔芬（Neganhdi和Estafen，1965），孔茨（Kootz，1969）在法默—里奇曼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更為完善的分析框架。在1969年，漢默（Schollhammer）通過回顧已有比較管理研究的理論取向，提出了“比較管理理論叢林”的觀點，并歸納出比較管理研究的四大學派：社會－經濟方法（TheSocio-EconomicApproach）學派、生態(tài)學（TheEcologicalApproach）方法、行為方法（TheBehavioralApproach）學派和折衷-經驗方法（TheEclectic-EmpiricalApproach）學派，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個綜合的比較管理理論分析框架。
2.經驗分析盛行階段（1980—1990年代）
進入20世紀80年代，在比較管理理論研究逐步深化的同時，在管理實踐領域出現(xiàn)了“日本奇跡”：日本人在戰(zhàn)后不太長的時期內，在國際市場上一個一個地奪走美國汽車、煉鋼、造船、手表、照相機、家用電器等工業(yè)在世界上的優(yōu)先地位；到1980年，日本的GDP已躍居世界第三位，僅次于美國和前蘇聯(lián)；1974年到1980年，日本經濟增長率是美國同期的3倍。面對日本企業(yè)的全面進攻，為什么作為管理理論發(fā)源地和大本營的美國企業(yè)只能節(jié)節(jié)敗退？不少美國學者痛定思痛，對日本企業(yè)的成功之路進行了認真的探索。于是出現(xiàn)了以美日比較管理研究為主題的“管理新潮流四重奏”：《日本企業(yè)的管理藝術》（Pascale和Athos，1981）、《Z理論》（Ouchi，1981）、《企業(yè)文化》（Deal和Kennedy，1982）和《成功之路》（Peters和Waterman，1982）。這一階段的一個突出成果或共識是：優(yōu)秀的企業(yè)文化（價值觀）是企業(yè)成功的決定性要素。
3.制度主義與多元化階段（1990年代—）
進入20世紀90年代，由于缺乏經過系統(tǒng)整合的、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分析范式和更為有效的分析工具，導致了比較管理研究逐漸歸于沉寂，甚至被邊緣化。90年代后，歷史制度主義開始進入比較管理研究領域。阿恩特（Arndt，1981）和艾耶（Iye，1997）利用比較制度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跨國公司的營銷管理戰(zhàn)略在在不同國家的適應性問題。卡洛里（Calori，1997）等遵循權變的邏輯思路和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方法，構造了一個造成英、法兩國管理方式差異的影響因素模型。1990年，斯坦福大學開設了一門新的研究生專業(yè)課：比較制度分析（ComparativeInstitutionalAnalysis)（CIA），以深刻理解制度的多樣性和當代經濟的復雜性，研究在經濟、政治、組織和社會諸域的制度之間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聯(lián)結這些域的制度的性質。近年來，新制度經濟學（歷史的制度分析）又與比較制度分析相融合，稱為歷史比較制度分析，即HCIA方法（Historical&ComparativeInstitutionalAnalysis）。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硅谷和128公路地區(qū)的文化與競爭》（Saxenian，1994）、《信任—社會美德與創(chuàng)造經濟繁榮》（Fukuyama，1995）、《比較制度分析》（青木昌彥，1999）。
二、比較管理研究的目的、任務和基本問題
高闖和關鑫（2010）為比較管理所下的定義可視為對比較管理研究目的的高度概括，他們認為“比較管理是從比較分析的視角研究不同環(huán)境系統(tǒng)（不同國家或地區(qū)的宏觀、中觀和微觀環(huán)境）中企業(yè)的管理模式、運行機制及其內在規(guī)律性，揭示不同國家或地區(qū)企業(yè)管理模式的基本特征、生成與演進機理，破解其一般演化規(guī)律，探尋不同國家或地區(qū)企業(yè)管理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為不同國家或地區(qū)企業(yè)管理的相互借鑒與移植提供可能性論證和理論依據”。比較管理是研究具體情境和不同情境的管理活動，其基本假設是組織和組織的情境是異質的。因此，情境化是比較管理研究的根本出發(fā)點。結合研究目的和情境化研究，比較管理研究需要完成如下任務：識別不同情境下管理活動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尋找引致這種相似性差異性的根源；描述不同國家管理活動的演進軌跡及其規(guī)律；揭示管理方式與經濟績效的關系；提煉中國情境下的特殊管理問題、概念和邏輯；為管理移植提供可能性論證；探討管理移植的內容、方式、路徑和策略等。比較管理研究著重解決三方面的基本問題：一是“導致不同管理情境下企業(yè)管理模式、方式和行為等出現(xiàn)差異的因素是什么”；二是“影響企業(yè)管理有效性的因素有哪些”；三是“管理移植可行性的影響因素、移植內容、移植方式與策略等”。第一和第二個問題需要學者們采用適當?shù)姆治龇椒ê凸ぞ呷プ繁舅菰矗瑥亩€原事物的本質，這屬于解釋性研究的范疇。第三類問題則需要學者們運用解釋性研究的成果，并結合企業(yè)管理實際提出解決具體的策略，進而提升企業(yè)的管理有效性，這屬于對策性研究的范疇。對于解釋性研究，學者們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對于管理移植的研究，一方面是成果的數(shù)量和影響力都遠低于解釋性研究，另一方面，就為數(shù)不多的管理移植相關的研究成果來講，學者們也大多處于對移植客體的描述和介紹，缺少系統(tǒng)的理論研究和案例研究。與比較管理研究的沉寂相比，近些年，跨文化管理研究逐步興起，這種反差有力地證明對策研究在比較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性。
三、比較管理的研究對象
與其他研究相比，比較管理研究在其形成和發(fā)展之初缺乏對研究對象的清晰而又統(tǒng)一的界定。由于研究對象模糊且復雜多樣，使得比較管理一直沒有建立明確的研究范疇和完整的話語體系，導致進入90年后期比較管理研究成為一門“沉悶的科學”。關于比較管理的研究對象，學者們不論在界定上還是在表述上都有所差異。從國外來看，法默和里奇曼將研究對象界定為管理過程諸要素，尼希根和埃斯塔芬、孔茨都認為管理實踐是比較管理研究的對象，而麥肯錫咨詢公司的7S模型則直接指向商業(yè)模式。盡管表述不一致，但國外學者都將研究對象集中指向為對實踐而非對管理理論的比較。國內學者的觀點可歸為如下四種：（1）重合說。這種觀點認為，比較管理研究與管理學的研究對象一致，都指向研究管理活動的基本原理、職能和方法，所不同的是比較管理在研究這些問題時采用了比較分析方法。（2）管理現(xiàn)象說。以楊海濤（1988）為代表的學者認為，比較管理主要研究不同國家（地區(qū)）之間“管理現(xiàn)象”的異同點、模式及其效果，并且對這些管理現(xiàn)象與文化地域環(huán)境因素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3）管理思想與實踐說。曹德駿（2010）等認為，比較管理是通過比較方法對本域與異域的管理思想與實踐進行研究，是將兩個或兩個以上處于不同情境中的主體加以對比分析。（4）管理方式說。黃群慧（1998，2010）認為，比較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在某種特定的環(huán)境和組織內部條件下，組織管理部門和人員履行管理職能的方式，即不同情境下組織管理方式的差異。上述關于比較管理研究對象的認識和界定能夠幫助研究者迅速找到從事比較管理研究的入手之處。然而科學的主要目標不是關注表面化或表層化的現(xiàn)象，而是揭示隱藏在現(xiàn)象背后的結構、作用力和趨勢。以上提及的“思想”、“現(xiàn)象”、“實踐”、“理論”、“方式”等中包含著許多不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的碎片式的元素，難以真正實現(xiàn)比較管理研究的目的和任務，也無法體現(xiàn)出比較管理的解釋性特征。我們可以將比較管理研究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指向管理實踐，但蘊含在管理實踐之中并支配管理實踐的管理機制或管理機理更應成為比較管理的研究對象。
四、比較管理研究的分析范式
科學的范式是任何一門學科建立、發(fā)展、成熟和更替的前提。更進一步說，“沒有范式，就沒有科學，因為范式是理論化的坐標或者羅盤。以此坐標為地基，才有可能將某一研究范圍歸類與規(guī)范化”。范式的意義在于“范式決定了我們的著眼點，決定哪些問題允許被提出，如何回答所提出的具體問題以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與手段”。在比較管理的研究歷程中，先后經歷了法默—里奇曼分析范式、尼希根—埃斯塔芬分析范式、哈羅德•孔茨分析范式和麥肯錫7S模型等的演進。每種范式都在一定意義上搭建了比較管理的分析框架，法默—里奇曼范式指明了進行比較管理研究所必需的概念體系。尼希根—埃斯塔芬范式將管理哲學變量引入分析框架，并肯定了管理哲學的可移植性。孔茨范式引入了內部環(huán)境因素變量，并將管理基本原理與環(huán)境因素區(qū)別開來；7S模型認為企業(yè)商業(yè)模式的評價可從結構（structure）、制度（system）、風格（style）、員工（staff）、技能（skill）、戰(zhàn)略（strategy）、共同的價值觀（sharedvision）7類指標進行細化，從而提高了范式的可操作性。然而每種范式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對象缺乏統(tǒng)一的界定；過分強調比較管理的解釋性特點，忽視了對管理移植的關注；管理情境分析不夠全面；沒有深入探討范式的具體應用問題。這些局限性的存在要求我們對比較管理分析范式進行系統(tǒng)的整合，以推動比較管理研究的進一步開展。
五、比較管理研究展望
作為一門新興的邊緣性學科，與自然科學和成熟的社會科學相比，比較管理研究在概念體系的構建、研究對象和邊界的確定、分析框架的整合、方法的選擇等方面都尚待完善與優(yōu)化。因此，比較管理研究首先要借鑒其他相對成熟的比較學科，如比較生物學、比較政治學、比較歷史學、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概念體系和分析工具；其次，在比較管理研究中需要引入與整合經濟學、文化學、生物學等的理論和方法。如生物學、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中所倡導的演化分析方法，其思想內涵和提供的分析工具不僅能為其它社會學科所引入，對比較管理研究也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第一，可以廓清比較管理的研究對象并進行更具針對性和動態(tài)性研究；第二，可以回答比較管理研究的基本問題中的前兩類解釋性問題；第三，有可能發(fā)現(xiàn)“基因的管理對應物”。展望未來，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以及各國管理實踐活動的不斷交融與創(chuàng)新，比較管理研究將有更大的應用空間，其研究將主要表現(xiàn)出如下特征：強化具體情境下企業(yè)管理模式特征、生成及演化規(guī)律的研究；加強對管理移植的理論研究，尤其是系統(tǒng)的案例研究；關注不同情境下具體管理職能的比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