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稅對出口商品結構實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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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稅是指對出口貨物退還在國內征收的增值稅和消費稅等間接稅。其目的在于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稅價格進入國際市場，以避免對跨國流動商品重復征稅，從而消除出口歧視，鼓勵國際貿易的公平競爭。出口退稅作為稅制屬性的要求和維護公平競爭的措施，本身并不是一種優惠政策，它不同于財政補貼，徹底的出口退稅制度不會對自由貿易產生扭曲效應和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因此符合稅收中性原則和有利于世界資源配置效率。所以出口退稅制度作為一項國際慣例，也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如在最早實行增值稅的法國和韓國、意大利等許多國家。而且作為一項公平、效率與中性原則的出口激勵制度，也體現在GATT－WTO的條款中，并指導著國際貿易實踐。關貿總協定第六條第4款規定：“一締約方領土的產品輸入到另一締約方領土，不得因其免納相同產品在原產國或輸出國用于消費時所繳納的稅捐或因這種稅捐已經退稅，即對其征收反傾銷稅或反補貼稅。”關貿總協定附件九《注釋和補充協定》中也明確規定：“免征某項出口產品的關稅，免征相同產品供內銷時必須繳納的關稅或國內稅，不能視為一種補貼。”世貿組織《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附件2規定：“間接減讓表允許對出口產品生產投入消耗的前階段累計間接稅實行豁免、減免、或延期。”

一、問題的提出

由于理想的出口退稅制度在實際運用中要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其中的前提條件國際市場結構完全競爭就是難以達到的。而且出口退稅制度作為一個國家的一項財政政策需要考慮政府的其它政策目標。但具體到我國的實際情況，出口退稅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和出口貿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林毅夫、李永軍（2001）用改進的方法并利用回歸分析重新估計了對外貿易的貢獻程度，結果表明九十年代以來外貿出口增長10％，基本上能夠推動GDP增長1％。而萬瑩（2007）利用1985－2003年的統計數據對我國出口退稅與外貿出口和國民經濟增長的關系實證分析表明，出口退稅對中國出口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外貿出口增長的貢獻率約為1/3。鄭桂環等（2004）根據我國的出口退稅率調整情況分階段考慮選用了9個不同的回歸方程，采用趨勢模型分析了各階段出口退稅率調整與出口增長率波動之間的相關性。結果表明，出口退稅政策的實施促進了出口增長，出口退稅額對出口額有正的彈性作用，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宏觀環境的變化，出口退稅影響出口增長的力度和表現會有所差異。

但相關大多數研究出口退稅的文獻，主要集中在對出口退稅的經濟效應分析和出口退稅對經濟增長和出口貿易影響效應的實證分析上，而對出口退稅影響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分析，相關文獻不是很多。但是一個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深刻反映了一個國家工農業發展水平、資源狀況以及出口貿易發展的可持續性等問題，因此研究出口退稅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就顯得非常重要。

二、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分析

參照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ITC）第三次修訂本的分類結構及編碼，出口商品共分10類，下分64章。先按商品的不同加工程度，再按商品的不同用途分別歸類。其中“初級產品”指SITC的0～4類，分別為食物及活動物、飲料及煙草、非食用原料、礦物燃料潤滑油及有關原料和動植物油脂及蠟；“工業制成品”指SITC的5～9類，分別為化學成品及有關產品、輕紡產品橡膠制品礦冶產品及其制品、機械及運輸設備、雜項制品和未分類產品。這里我們按照SITC的一位數分類，將我國的出口產品分為十類，分別以SITC0~SITC9表示從第1類到第10類產品的出口。

下圖為1990～2005年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出口占出口總額比例的變化圖（CHEXT表示初級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百分比，GYEXT表示工業制成品占出口總額的百分比），從圖中可以看出，初級產品的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例是逐年下降，從1990年的25.6％下降到2005年的6.4%；而工業制成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例逐年上升,從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5年的93.6%。

從下圖看來初級產品中各類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例總體都呈下降趨勢，其中占初級產品出口比例最大的兩類產品是食物及活動物（SITC0）和礦物燃料潤滑油及有關原料（SITC3）,SITC0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例在1990年為10.6％,在2005年的比例下降為3.0%,SITC3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例在1990年為8.4%,在2005年的比例下降為2.3%。而工業制成品中各類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例是有升有降，其中化學成品及有關產品（SITC5）的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例逐年下降，但2005年的4.7%與1990年的6.0%相比下降幅度不大;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SITC6)的出口雖然絕對數是逐年增加的，1990年為125.8億美元，2005年達到1，291.21億美元，但它的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例也在下降，由1990年的20.3％下降到2005年的約17％；增長比例最快的是機械及運輸設備（SITC7），它的出口額的絕對數在1990年只有55.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到2005年已經達到3，522.34億美元，其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9.0％增加到2005年的46.2％，幾乎約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雜項制品（SITC8）的出口在我國出口貿易中也占較大比例，其絕對數在1990年為126.9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例為20.4％，到2005年絕對數達到1，941.8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例下降到25.5％，但個別年份最高達到42.3％；未分類商品下降速度最快，其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例由1990年的18.7％下降到2005年的0.2％。

三、模型分析和變量選擇

童百利等：出口退稅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實證分析本文采用對數線性模型，以消除各變量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性，考慮到影響我國出口的各種因素，具體模型選擇如下：

LEXTt=α0+α1LGDP+α2LTAX+α3LWGDP+α4LR+εt

其中，LEXT分別表示我國初級產品（LCHEXT）和工業制成品(LGYEXT)的出口額（為簡化討論，本文只對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進行討論，而不具體討論初級產品中各類產品（SITC0~SITC4）以及工業制成品中各類產品（SITC5~SITC9）的出口）；LGDP表示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衡量本國的出口供給能力；LTAX表示我國的出口退稅額，從總量上來衡量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程度；LWGDP表示世界國內生產總值，衡量世界各國對我國出口產品的購買能力；LR表示我國的人民幣匯率，采用人民幣對美元年平均匯價。α0，α1，α2，α3，α4，都是系數項，均為常數，分別衡量我國的各類出口額對各解釋變量的彈性；εt表示隨機干擾項。本文數據范圍為1985～2005年，數據分別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稅務統計年鑒》、《國際統計年鑒》各年。

四、實證檢驗

（一）JOHANSEN協整檢驗

單位根檢驗的結果表明，VAR模型中的所有變量序列都是I(1)，即它們具備構造協整方程組的必要條件。為此，我們對上述各個變量序列之間做長期的協整分析。就協整檢驗的方法而言，恩格爾和格蘭杰提出用兩步法估計協整向量，雖然由這種兩步法得到的協整參數估計量具有超一致性和強有效性，但是在樣本容量有限的條件下，這種估計量是有偏差的，而且樣本容量越小,偏差越大。為了克服兩步法參數估計的不足，本文采用多變量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對初級產品出口、工業制成品出口、GDP、出口退稅、世界GDP、匯率等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的結果。

(二)檢驗結果分析

從初級產品出口和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標準化協整方程可以看出,兩類產品的出口都受到我國GDP、世界GDP、人民幣匯率和出口退稅的影響，但各個解釋變量對兩類產品出口的影響程度不同。其中出口退稅對兩類產品出口的彈性系數大小不一樣,出口退稅對初級產品出口的彈性系數為0.1375,而對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彈性系數為0.2874,從長期看當出口退稅每增加1個百分點時,可以增加初級產品出口0.1375個百分點,但卻可以增加工業制成品出口0.2874個百分點。雖然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出口的總量都在上升，但是工業制成品出口增長的速度遠大于初級產品的出口。從中可以看出出口退稅確實可以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調整我國出口商品的結構。在工業制成品出口中，增加速度最快的是機械及運輸設備類即SITC7產品的出口。這里除了其它因素外出口退稅率的調整起了關鍵作用。特別是1999年1月，將機械及設備、電器及電子產品、運輸工具、儀器儀表四大類機電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到17％，從而大大促進了機械及運輸設備（SITC7）的出口，在1999年其出口額為588.3億美元，到2000和2001年就分別達到了826和949.2億美元，而到2005年更是達到了3522.34億美元，約占我國出口商品總額的一半，達到46.2％。

五、結論和建議

從以上分析和實證檢驗的結果來看,在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出口退稅作為一項財政政策的確可以起到促進出口增長、調整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的作用。特別是出口退稅率隨著出口貨物加工深度的增加而提高以及對機械及運輸設備、高科技產業、船舶等產品的完全退稅，通過對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可以帶動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進而對國家的整個產業結構調整產生影響。從2006年以來國家出臺了大量關于出口退稅的政策,可以說是最近幾年政策調整力度最大的一次。從本輪退稅政策的變化可以看出，出口退稅率的調整體現了國家宏觀調控的導向，根據財稅［2006］139號文件規定，從2006年9月15日起，取消煤炭、金屬陶瓷、細山羊毛等255種商品的出口退稅；降低鋼材、水泥、紡織品等130種商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重大技術裝備、部分IT產品和部分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加工品等191種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其目的是發揮稅收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杠桿作用，調節外貿出口的增長速度，縮小貿易順差和調整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降低甚至取消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對一部分傳統出口企業來說也造成了較大沖擊，特別是對那些傳統的依靠加工貿易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利潤大大減少，同時對我國某些西部省份主要依靠資源性產品出口的企業來說也難以消化退稅率降低甚至取消帶來的壓力。而且對出口退稅率過于頻繁的調整，會給企業在經營上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進而引發企業大量的短期行為，對我國出口貿易健康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因此，我們需要在理論上認清出口退稅的基本功能，增強出口退稅政策的穩定性。應該將其看作為一項中性的非歧視的對外貿易制度，使其不隨出口貿易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以減少企業在經營上的政策困擾，增強市場的可預見性，減少企業的短期行為，不至于出現為了能爭取到出口退稅而在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的某段時間集中大量出口；在實踐上要擴大出口退稅企業范圍和貨物范圍，逐步改革我國現行的出口退稅制度，以徹底的出口退稅為目標向零稅率邁進。

摘要：出口退稅作為一項公平、效率與中性原則的出口激勵制度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但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制約，理想的出口退稅制度很難達到。通過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分析和運用1985～2005年的數據實證表明，出口退稅在我國作為一項財政性出口促進政策，不僅對我國出口總額有顯著影響，而且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也有重要影響，出口退稅對我國初級產品出口和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彈性大小有顯著差別。

關鍵詞：出口退稅；出口商品結構；協整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