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金融服務外包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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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監管方與供應商的行為策略特征:進化博弈

政府監管供應商的重點是對其業務運營過程進行監管，監管機構直接對供應商的經營活動進行持續性監管，了解其業務活動的范圍，掌握其執行外包合約情況、財務狀況、資金用途、服務質量及發包方滿意度等情況，及時糾正供應商的違規行為，確保在適度的監管強度下，不降低外包市場的效率，使供應商合法、合規經營，實現外包市場社會總效用的最大化。政府監管機構通過嚴格監管外包業務運營，可以防范由供應商引發的戰略風險、操作風險、合規風險、信用風險、信譽風險和保密性風險，占《金融服務外包文件》中11類風險總數的54.5%［10］。外包業務運營期間，供應商容易出現道德風險，提供與服務水平協議不等值的服務，使業務運營成為金融服務外包監管的重點和難點。理想狀態下，監管機構與供應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在完全理性的條件下進行博弈。但實際上二者的博弈是有限理性的，雙方往往難以一開始就能找到最優策略，而是在博弈進行的過程中不斷學習和調整，通過試錯優化初始策略。有限理性意味著監管機構和供應商不會采用完全理性博弈的均衡策略，即均衡策略是不斷調整和改進的，而不是一次性選擇的結果。這樣，雙方博弈的過程實際上變成了相互模仿、學習，通過試錯尋找較好策略的動態復制過程。而具有真正穩定性和較強預測能力的策略均衡，必須能夠通過博弈雙方在模仿、學習的調整過程中達到，具有能經受錯誤偏離的干擾，不會因為博弈雙方中某一方的策略改變而改變［11］。因此，監管機構與供應商是在有限理性的條件下進行均衡策略選擇，雙方的行為策略具有進化博弈論的顯著特征。因此，本文運用進化博弈論的方法，研究政府監管金融服務外包供應商業務運營的有效策略選擇。

2業務運營政府監管的穩定策略:理論分析

2．1外包業務運營監管模型建立進化博弈的均衡策略稱為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yStableStrategy，ESS)，由梅納德•史密斯(MaynardSmith)和普萊斯(Price)于1973年提出，ESS求解時［12］，假定兩類行為主體均采用純策略，令S和R(S和R均為有限集)分別表示兩類行為主體的所有純策略的集合，φt(s)代表所有在t階段采用純策略s∈S的行為主體集合，定義狀態變量θt(s)表示在t階段采用純策略s的行為主體的群體比例向量。在現實操作中，供應商違規的原因和種類較多，政府監管供應商業務運營的內容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一個博弈模型中對各種情形都加以分析，但最嚴重和普遍的違規現象是由于供應商的財務狀況不佳導致自身倒閉，以及經營質量不好導致其難以為發包方提供等值的服務。因此，綜合外包業務運營過程中的風險因素和金融監管的經驗，以供應商的財務狀況和經營質量作為監控變量，建立博弈模型分析供應商(用A表示)與政府監管機構(用B表示)在業務運營過程中的策略選擇，支付矩陣見表1。其中，支付矩陣中前一個函數表示供應商的效用，后一個函數表示金融機構的效用，全部字母都代表大于零的正數。根據前述分析，B對A在業務運營過程中的財務狀況(用x1表示)和經營質量(用x2表示)兩方面進行監管。R表示A的收益，A在不違規和違規兩種情況下的運營成本C1G(x1，x2)和C1B(x1，x2)，以及違規行為被發現時的罰金M(x1，x2)，都是關于兩項監管內容x1和x2的函數。供應商違規行為的主要特征是損害金融機構和消費者的利益獲得超額利益，A違規時運營成本較小，即C1G(x1，x2)＞C1B(x1，x2)，進一步有R－C1G(x1，x2)＜R－C1B(x1，x2)。B進行監管的成本為C2，C2由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兩項組成。A不違規時，能夠給社會帶來正的效用S;如果B選擇不監管，A違規會給社會帶來負的效用－D。為了反映政府監管強度對供應商的影響，模型中引入了供應商中試圖違規的數量比例x，由于政府監管機構在人力、物力以及技術等方面的有限性，對供應商實施監管的概率為y。

2．2業務運營監管的進化博弈分析根據表1所示的支付矩陣和進化博弈的理論分析，可以得到供應商在業務營運過程中選擇“違規”和“不違規”策略時的期望效用u1B、u1G和群體的平均效用u1分別。即選擇“違規”策略的供應商的期望效用小于整個供應商群體的平均期望效用。那么，選擇“違規”策略的供應商由于期望效用較小，會通過試錯和學習改為采用“不違規”策略，這樣x*=0就能在動態的博弈過程中保持穩定，并且在動態策略調整中能夠達到，所以它是一個ESS點。而在x*=1這種穩定點時，只要有一個“違規”的供應商改為采取“不違規”策略，就可以獲得高于整個群體的平均期望效用。其他供應商就會通過試錯學習，相繼采取“不違規”策略。

3監管策略穩定性提升:違規罰金設置

上述分析表明，為了從根本上減少供應商違規的利益驅動，需要減少其違規所得的超額利益，可以結合供應商的財務狀況(x1)和經營質量(x2)來研究供應商的成本函數C1(x1，x2)，同時設計出與之相適應的罰金函數M(x1，x2)，在供應商的運營成本和違規罰金之間建立監管制度，從根本上減少其違規的動力;另一方面，政府收取的罰金也可以作為政府監管成本的有效補償。假設政府根據綜合資本充足率、資金使用情況等多項指標設立了供應商外包業務運營過程中財務狀況合格的標準為P1，綜合各項因素設立業務運營中經營質量的標準為P2。供應商達到設立的標準(xi≥Pi，i=1，2)即為合格，如果未達到(xi＜Pi，i=1，2)且被政府監管機構發現，就會被處以相應的罰金。

3．1供應商的成本函數C1(x1，x2)分析供應商為了滿足政府監管機構設立的合格標準P1和P2，會支付相應的運營成本。理想狀態下，假設xi＜Pi(i=1，2)時，供應商的成本為0;超過設立的合格標準，即xi＜Pi(i=1，2)后，成本線性單調遞增。供應商在財務狀況(x1)和經營質量(x2)這兩方面超過標準越多，其短期成本必然越大，但是其長期收益更好;另一方面，不達標的成本較低，其短期利益會成為供應商發生風險行為的激勵。為減少這樣的利益驅動，政府監管機構可以從以下兩方面進行控制:第一，設立市場準入制度、供應商信用評級、市場退出等一系列監管手段，形成內容完整、協同作用的監管體系，增加供應商風險行為的成本，改變其期望收益函數，從而影響其策略選擇。第二，通過獎勵優良供應商，促進供應商群體守法合規、誠信經營;對違規供應商進行重罰，形成警示作用。

3．2供應商的罰金函數M(x1，x2)分析以上分析表明，政府監管機構改變供應商違規的期望收益，應通過罰金來約束供應商的策略選擇。為此，在實際監管中可以采用這樣的懲罰規則:如果發現供應商在財務狀況(x1)和經營質量(x2)中某一方面未達標，就對其進行處罰，并根據其程度增加罰金。對于各監管因素xi(i=1，2)，罰金都是隨著不達標的程度大小而加速遞增;同時，交叉項f(x1)•g(x2)的存在，使得當不達標的監管內容從一項增加為兩項時，罰金會加速增加，使供應商再次違規的激勵大大降低。據此可以畫出罰金M關于監管內容x1和x2的函數圖像(圖4)。比較供應商的成本函數和罰金函數可見，當供應商達到甚至優于政府設立的合格標準時，會付出越來越大的經營成本;當其運營狀況未達標時，一旦被政府監管機構發現就會被處以罰金。針對財務狀況、經營質量兩項監管內容，可以分別通過圖6、圖7表示罰金和成本的關系。比較供應商合規經營的成本與違規的罰金可見，對于超過或不足標準的程度都是同樣的Δx的情況，罰金會比成本更高。并且隨著Δx的增大，兩者的差距會進一步加大(如圖5所示)。另外，由于罰金函數里交叉項f(x1)•g(x2)的存在，當供應商違規行為增加時，其罰金比成本增大得更多，將供應商的成本函數C1(x1，x2)和罰金函數M(x1，x2)畫在三維圖中，該趨勢特征表現得非常明顯(圖6)。綜上所述，罰金函數的設立可以顯著降低供應商違規的激勵與動力。同時，罰金也可以作為政府監管成本補償的重要來源，讓違規供應商承擔部分監管成本，降低政府監管的成本，增大政府監管的概率與動力，形成通過監管降低監管成本、“以監管養監管”的經濟有效監管方式。

4研究結論與啟示

金融服務外包監管法規體系建設嚴重滯后，監管機構不能僅僅監管發包方，應將直接監管供應商作為完善監管體系的重要措施。本文的研究表明，在金融服務外包業務運營過程中，政府監管機構與供應商之間不存在進化穩定均衡策略，但監管強度、監管成本和處罰力度這幾個關鍵變量能有效影響供應商的風險激勵。第一，政府監管機構要高度重視供應商的道德風險對金融服務外包帶來的危害，盡量保持較高的強度進行監管，通過加強財務狀況和經營質量監管，并將監管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圍內，可以有效防范供應商風險。第二，政府監管機構應降低監管的間接成本。應綜合采取市場準入制度、供應商信用評級、市場退出等一系列監管手段，形成完整的監管體系，協同作用、綜合治理，增加供應商風險行為的成本，降低其風險行為發生的概率，建立暢通有效的消費者信訪渠道，提高監管效率。第三，政府監管機構應加大對違規供應商的懲處，增加供應商違規行為的成本，減少供應商違規行為的超額收益，從根本上減少供應商違規的動力。可以通過設置供應商違規罰金作為監管成本的補償，形成有效的監管方式。

作者：唐柳俞喬李志銘單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四川大學工程設計研究院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