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轉型升級的城市經濟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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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相關概念辨析

（一）經濟轉軌與經濟轉型學界對經濟轉軌和經濟轉型兩個概念存在不規范的混用現象，實際上兩者有明顯區別。經濟轉軌是指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隨著20世紀80年代末期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原有的計劃經濟模式快速消解，市場經濟逐步形成。經濟轉軌引致了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吸引了經濟學家的廣泛關注，并逐步形成了轉軌經濟學或過渡經濟學這一新的領域。從學科分類上講，經濟轉軌學隸屬于制度經濟學的范疇，研究集中于經濟體制比較、市場化改革的方法等。經濟轉型的概念要更為寬泛，泛指一種經濟運行狀態向另一種狀態的轉變。從系統科學的角度理解，經濟運行的狀態或類型是由一系列狀態變量表征的，而經濟轉型則是這一系列狀態變量發生變化的動態過程，經濟轉型的本質是經濟的狀態轉移。但是，只有當這種狀態變量是結構性狀態變量，而非規模性狀態變量時，經濟運行的狀態變化才稱得上是經濟轉型。正因如此，經濟結構就成為了經濟轉型的核心內容，推進結構調整成為解決經濟深層次矛盾之根本。經濟轉型自身是一個客觀的、無態度的概念，只反映經濟狀態變量的變化，其變化的方向和價值取向就無法從這一概念中獲得。為此，有專家又提出了“經濟轉型升級”的概念，“升級”一詞的加入為經濟轉型賦予了新的價值取向。經濟轉軌是經濟轉型的一個特例，經濟制度變遷是一類特殊的控制變量或政策變量，是在這一外在沖擊的影響下產生的經濟運行狀態變化。經濟轉軌具有不可抗拒性，是經濟系統承受的既有外來沖擊，不一定作為一種主動實施的政策。相比而言，經濟轉型是具有主動性的政策措施，其目的在于通過轉型和調整結構來實現預定的發展目標。

（二）城市轉型與城市經濟轉型學界對城市轉型與城市經濟轉型的概念存在著不同認識，尤其對城市經濟轉型的隸屬對象存在著較多分歧。部分學者認為城市轉型等同于城市經濟轉型，但更多學者認為，城市經濟轉型是城市轉型的一種主要形式。例如，李玲和仇方道等將城市經濟轉型與城市文化轉型、城市社會轉型并列，作為城市（發展）轉型的3種主要形式，并認為當前過于強調城市經濟轉型而忽略了其他兩種轉型的研究。魏后凱從轉型發生的領域，將城市轉型分為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和生態轉型，并認為城市經濟轉型的核心是產業轉型，也就是城市產業演進發生重大變革。筆者基于面向對象思維，采用靜態結構圖對城市轉型、經濟轉型與城市經濟轉型的相互關系進行了描述（見圖1）。轉型包括社會轉型、經濟轉型、文化轉型、生態轉型和空間轉型5個組成屬性，經濟轉型是轉型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屬性。城市轉型是轉型的派生類，決定了城市轉型具有一切轉型的屬性，因此城市經濟轉型只是城市轉型的一個組成屬性。同時，城市經濟轉型又是經濟轉型的派生類，具有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投入結構、城鄉與空間結構及所有制結構等屬性。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則為轉型賦予了價值取向，是指城市經濟在發展環境變化或技術變革條件下所進行的制度創新、結構優化與質量提升，其目標就是在給定發展環境條件下，政府通過制定合理的發展戰略、規劃、標準和政策，引導城市進入健康發展軌道。基于面向對象思維，完整而精確地刻畫了上述概念間的邏輯關系。

二、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政策含義

（一）城市尺度從城市尺度來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動城市發展模式的改變，結合我國城市治理現狀和城市發展方向而言。筆者認為其政策含義如下：1.生態城市建設。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有利于生態城市的建設。長期以來，我國城市經濟的發展基本是走資源消耗大、環境負外部性大的路徑，在生產、建設、流通及消費的各個領域均存在著管理粗放的問題，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環境壓力，還不利于居民整體福利水平的提升和城市的平衡、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為此，黨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理念，為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指明了方向。為進一步強化生態在發展中的地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促進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是建設生態城市、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然要求。要通過產業結構的合理配置，依賴生態技術工程和循環經濟模式，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降低產業負外部性，使城市開發活動保持在資源承載力和環境容量之內；依據城市在生態、科技和人文資源的比較優勢，著力于發展生態驅動型產業，建立高效、和諧、健康及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城市。2.智慧城市建設。智慧城市是基于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及大數據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全面推動城市生產和生活創新的城市信息化的高級形態。盡管智慧城市概念創立之初，是由IBM等大型跨國公司的商業理念推動，但時至今日，智慧城市早已超越創立之初的狹隘內涵，其發展需要政府、企業和居民等多主體的共同參與。我國政府對智慧城市建設極為重視，分批次、有重點地開展智慧城市的試點工作，有效地自下而上地推動了我國智慧城市的探索。城市經濟轉型升級與智慧城市建設具有密切關系。一是智慧城市代表了城市未來的發展方向，本身就是城市轉型的目標所在，對城市經濟發展質量進行評價，數字化、信息化與智慧化將是其重要的評價標準。二是智慧城市的發展將拉動信息產業實現二次發展，在城市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應結合自身的人才與技術優勢，重點發展智慧城市裝備制造及智慧城市技術研發等新興產業，實現城市產業結構的轉型調整。當前，我國已有眾多城市或產業園區提出智慧城市相關產業發展規劃。例如，2013年10月成立的四川省眉山市機械產業園區，將智慧城市裝備制造業作為園區的特色支柱產業；2014年1月成立的貴安新區則以大數據產業作為高端產業類型，并將此作為未來貴州省的重要經濟增長引擎。三是不斷強化智慧城市理念，讓其貫穿城市發展的各個方面，通過發展智慧旅游、智慧家居、智慧交通及智慧政務等新型業態，促進現有各產業的管理和經營水平的升級。3.避免城市的結構性衰退。供需結構、產業結構及空間結構的不平衡容易導致城市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和停滯，城市的結構性衰退往往具有嚴重的負面影響，會造成城市經濟、人口及空間的全面萎縮乃至消亡，就業形勢與社會治安惡化乃至失控，美國汽車城底特律的破產就是結構性衰退最典型的案例。城市結構性衰退的原因是多樣的，但產業結構不合理是最主要原因。在我國，資源枯竭型城市是結構性衰退的主要典型。目前，我國確定了69個資源枯竭型城市（縣、區），這些城市普遍面臨著結構性衰退的風險。此外，“一產一城”的發展模式，使得城市產業結構過于單一，又降低了城市經濟系統的穩健性，當市場需求發生改變時，結構性衰退風險陡增。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是克服結構性衰退的必要途徑。通過政策扶持，在現有產業基礎上進行調整，以基于現代高新技術改造和提升原有傳統產業作為主要手段，創建新的、滿足域外需求的主導產業，實現主導產業的多元化，增強城市經濟運行的穩健性，最終實現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和城市增長動力的可持續性。我國高度重視對城市結構性衰退的治理，以資源型城市的轉型升級為例，以陜西省榆林市和甘肅省白銀市為代表的資源枯竭型城市，在轉型升級方面進行了創新性嘗試，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由此可見，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是避免城市結構性衰退的重要策略。4.城市空間無序擴張的治理。在城鎮化快速推進、城市快速擴張的過程中，由于城市各個要素發展不平衡導致的一些負面效應，當這種負面效應不斷累積時就容易演化為“城市病”。“城市病”的表現是多方面的，以城市空間的無序擴張最為典型。以北京為例，筆者根據遙感影像分析，1991年～2011年北京建成區面積增長了2.4倍，年均增長6.2%，而同期北京常住人口年均增速僅為3.2%，明顯低于城市空間的增長速度（按照約定俗成的標準，當人口增速低于建成區面積增速時，城市土地利用被認為是低效率的）。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必然涉及空間維度，城市空間轉型與經濟轉型不可分割，從而為治理空間無序擴張提供了可能。通過采用混合高強度土地利用和開發模式，促進產業空間結構優化與產城融合發展，有利于形成多功能一體化的、相對獨立與完善的城市空間，降低勞動力的通勤成本與服務采購成本，避免城市空間形成連片式擴張，從而提高了土地開發效率。

（二）國家尺度如果僅從城市尺度論述城市經濟轉型的政策含義，則會落于傳統城市轉型研究的俗窠之中。例如，對區域性中心城市、資源型城市等的轉型研究，其關注點往往在于城市發展而非宏觀經濟發展。由于沒有考慮城市經濟轉型對宏觀經濟轉型的影響，從而割裂了城市經濟與國民經濟的相互聯系。第一，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為宏觀經濟轉型提供了調控的抓手，是轉型政策實施的主要載體。尤其是區域中心城市的經濟轉型升級，能夠為區域和國家培養新的增長極，需求新的經濟增長點，有利于引導國家經濟轉型的整體工作部署。第二，城市經濟轉型升級與我國新型城鎮化具有緊密關系。當前，我國已處于城鎮化深入發展的關鍵時期，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重大。在此形勢下，必須認識到城市經濟轉型升級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相互關系。一是城鎮化是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抓手，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城市經濟轉型升級的核心。城鎮化過程中的人口集聚及產業發展，將會擴大生活和生產性服務需求，從而推動三次產業間的結構調整。城鎮化帶來的創新要素集聚和知識傳播擴散，有利于增強創新活力，從而驅動傳統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二是城市經濟轉型升級能夠促進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城市經濟轉型升級，尤其是區域性中心城市、特大城市的經濟轉型，能夠通過自身產業創新發展、對外產業空間轉移等形式，進一步優化產業在不同城市中的配置，優化城市間產業鏈的協同發展，從而有利于形成、培育、鞏固和增強城市群，促進我國城鎮體系結構的合理化。第三，城市經濟轉型升級有助于我國重塑地緣政治經濟格局。在全球化視野內推進城市經濟轉型升級，不僅能夠增強我國城市在國際城市中的綜合競爭力，而且能夠以此為契機，改變當前我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制造業大國的地位，增強產業附加值和議價能力，從而有利于改善我國在當前地緣政治經濟格局中的不利地位，這也是建設世界城市的基本出發點。

作者：叢曉男劉治彥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