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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濟問題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不能用絕對的觀點來看問題
出于對轉基因技術的擔憂，許多人希望科學家能說清楚轉基因“絕對”無害。一個代表性的觀點認為，目前科學無法證明轉基因“完全”無害，也不能證明其“確定”有害，尤其是無法運用人類現有知識和方法來證明假設50年、100年以后會出現的各種問題，因而這項技術不應發展，至少不能應用。按照這種思維，不僅對轉基因技術，而且對所有的科學技術都將陷入科學虛無主義，因為所有的科學學科都無法回答以上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各個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真理。按照相對真理的觀點來認識轉基因問題:第一，對事物的評價，只能以歷史和現實的具有確定性的經驗和數據為依據和標準，而無法以對未來尚不確定的預測或懷疑來衡量，人們今天對轉基因的認識就是具有相對真理性。第二，對于未來預測的問題，應依據科學原理推測，而不是隨意猜想和假設;對涉及需要長期數據來證明的性狀，將由生物技術在今后的發展和實踐來驗證;科學發展必然伴隨未知、質疑甚至失敗，但科學必定不斷進步，人類必將不斷深化對轉基因的認識。第三，對批準上市的轉基因食品，已經進行了各項安全性試驗，不僅是對現實、也包含了對未來風險的防范。第四，人不能超越時代，相對于歷史發展來說，科學結論永遠是相對的，人生活在當代，應當尊重當代科學所達到的高度。因此，當轉基因食物經過現代科學技術驗證，達到安全食品標準，就應當接受其為安全無害的。對食品安全不能要求零風險。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東西，食品安全同樣沒有絕對安全，沒有零風險。人類食用了千百年的一些傳統食物，對某些人會產生過敏、不適等不良反應，據有關資料，約有2%的成年人和4%～6%兒童對食物產生過敏;對同一個人在其身體狀況有變化的某些時候，也可能發生不良反應，但是人們認為它總體上是安全的。食物中所含所有已知的不利元素，包括外源的化學殘留，在食品標準中都有量的規定(允許量的安全冗余通常在其100倍以上)，在允許量的范圍內，對人體的影響微乎其微或沒有影響，就是安全的。因此，不能用絕對的思維來理解安全。只要通過了安全檢驗的食品，就是安全的。
二、“實質等同”是轉基因食品安全評價的可行原則
關于轉基因生物和食品的安全性評價至今還沒有一個全球一致的方法和程序，目前為不少國家所接受和采用的是“實質等同”(SubstantialEquiva-lence)原則。2000年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衛生組織(FAO/WHO)聯席會議將“實質等同”定義為轉基因生物與自然存在的傳統生物在相同條件下進行性狀表現的比較，如果實質上是相同的，即應同樣對待，視為安全。這就是一個相對性的標準，它不要求證明轉基因食品的“絕對”安全，而只要求達到與傳統食品相同標準的“相對”安全。當前，人們對轉基因食品不管有多少爭論，一個客觀事實是，它已經進入了人類的食物鏈，因此必須要有一個標準來把關。“實質等同”從法律來看，是一個具有公正性的原則;從實踐來看，是可操作的;從科學來看，也是可驗證的。因此，經過政府部門和相關技術機構按照國家食品安全的標準進行科學評估和依法審批，允許上市銷售的轉基因食品，就是與其他食品一樣安全的食品。由于轉基因食品引入了外源基因，對轉基因食品的試驗和檢測比非轉基因食品要多得多，嚴格得多。為了保證引入的外源基因是安全的，概括起來，對所有轉基因作物都要進行3個環節的嚴格審查和驗證，一是在最初階段就要對擬轉入的外源基因進行毒性和過敏性分析;二是在相應的各個試驗階段，對基因導入后的作物進行各項安全試驗;三是最后對所形成的食物再按與非轉基因食品同樣的食品安全的標準進行檢驗和審查，符合這些試驗安全標準的即為安全食品。從實際情況看，轉基因食品自進入商業應用以來，已有幾十億人次食用幾千種轉基因食品的案例，至今未發生一例不良反應。因此，從原理、檢驗、應用方面看，可以確定批準上市的轉基因食物是安全的。目前經批準進入我國市場的食用轉基因產品有:進口的轉基因大豆、油菜籽、玉米、甜菜及相關產品，國產的轉基因番木瓜。
三、風險防范是轉基因安全管理的重要方法
用風險防范和風險管理的思維來認識和應對轉基因生物可能產生的風險、特別是對環境的風險是一個重要的思想方法。如前所述，轉基因的食品安全主要靠標準來控制，而對很難用短期指標做定論而需長期觀測的生態安全問題，風險防范是最恰當的選擇。到目前為止，轉基因作物已被證實具有可以減少農藥殘留對環境的危害、減少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使用等正面影響，但也有人對轉基因植物中的外源基因是否會漂移擴散而產生抗性進化的“超級雜草”，農田昆蟲是否會對殺蟲蛋白產生抗性而產生新的害蟲，并對長期的生物多樣性造成不利影響等提出了質疑。由此可見，轉基因作物對整個生態系統無論是正面的或是負面的影響是十分復雜的，而且確需一個較長時期的監測才能說明。自有人類以來，人的活動就對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產生干擾和影響，就沒有了純粹的自然生態平衡，人類對自然的利用永遠不會停止，生態平衡永遠處在一個相對的、動態的過程中。根據歷史的經驗教訓和風險管理的原則，所有對自然新的利用都應當做到以下兩條:一是認真客觀地分析對生態環境產生的影響;二是提出防范、消除生態風險的路徑和措施。發展轉基因作物的生態風險，可以概括為以下4個方面，目前科學家在這些方面的研究及成果有:1.轉基因抗蟲作物對非靶標生物的影響。經過大量實驗室試驗和田間觀察實驗證明，Bt殺蟲蛋白對非靶標昆蟲及害蟲天敵均無直接毒性;轉基因抗蟲玉米和棉花田與非轉基因田的昆蟲和天敵種群密度沒有實質性差異;而與施用農藥的非轉基因玉米和棉花田相比，轉基因抗蟲作物能顯著提高生物種群的密度。2.抗蟲棉對農田生物結構的影響。我國科學家對抗蟲棉田間生物群落進行了持續觀察研究后發現，抗蟲棉的長期種植不但有效控制了棉田棉鈴蟲的發生，還明顯降低了棉鈴蟲在小麥、玉米、花生等其他寄主作物上的危害。捕食性天敵群體增加，使一些次要害蟲如棉蚜蟲得到抑制，然而也有一些原來發生不嚴重的害蟲如盲蝽象壯大起來，成為棉田主要害蟲。由此說明，農田害蟲防治是一項綜合的動態過程，轉基因作物也需要不斷更新和與其他防治措施有機結合。3.靶標害蟲抗性進化的風險。與一切殺蟲措施一樣，理論上也會有極少量害蟲對Bt殺蟲蛋白產生抗性而存活下來，并繁殖擴大。對此，科學家提出了有針對性的防控措施，一是在作物中轉入多個對靶標害蟲不具有交互抗性的抗蟲基因;二是種植一定比例的非轉基因同類作物庇護帶，一旦產生少量Bt抗性害蟲，與非轉基因田中的大量害蟲雜合后，后代抗性稀釋而使抗性害蟲滅絕。4.基因漂移的風險。與其他植物一樣，轉基因作物基因漂移的可能與風險是存在的，它可能產生兩種生態后果:一是使野生近緣種植物含有外源基因，影響它的遺傳完整性;二是野生近緣種或雜草獲得抗性基因，演變成難以防治的害草。防范的對策:對野生種質資源主要采取隔離保護;對高抗性雜草或“超級雜草”，其產生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一旦發現有此跡象，采取改換轉基因作物和除草劑類型就可將其消滅。綜上所述，至今為止種植轉基因作物對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沒有產生實際的負面影響，對目前預計到的生態風險都提出了防范措施，總體上達到了風險控制的要求。轉基因技術是一項中性技術，安全不安全關鍵在于轉入什么基因，表達產物是什么，如何監管。歐盟最近的一份官方報告聲明:“從涵蓋超過25年的時間、涉及500多個獨立研究小組的130多個研究項目得出的主要結論是:生物技術，特別是轉基因技術，其自身并不比常規育種技術風險更大。”從我國的法規來看，轉基因植物在科研階段，就要分為實驗研究、中間試驗、環境釋放、生產性試驗和申領安全證書5個階段進行安全評價，合計需要10年左右，再加上進入生產階段品種審定、生產許可審批至少還需3～5年，進入食品范疇還要進行食品標準的審批。在這樣一個長期過程內，在任何一個階段，發現任何一個對健康和環境不安全的問題，都將立即終止試驗，消除風險，可見轉基因作物對人類健康和對環境的風險，是掌握在可控范圍之內的。
四、用基因來理解轉基因
這個標題有點怪，這是針對有不少人用傳統農業和物理化學的思維來理解轉基因而言的，實際是個科普問題。下面是兩個典型的例子:一是人們用化學農藥的思維來理解轉入了抗蟲基因的作物，擔心蟲子吃了抗蟲作物會死，人吃這樣的食物安全嗎?我國已經用于生產的主要是抗蟲棉中的Bt抗蟲基因，已批準安全證書的轉基因水稻使用的也是Bt基因。自然界中，一些植物會產生天然的殺蟲劑或驅蟲劑，現在用于抗蟲的Bt基因，它就是自然微生物蘇云金芽孢桿菌(拉丁學名Bacillusthuringiensis，簡稱Bt)含有的基因，編碼產生一種高度專一的殺蟲蛋白，只能與鱗翅目、鞘翅目等害蟲腸道上皮細胞的特異性受體結合，引起害蟲中腸麻痹而死亡，由此，有的科學家把它稱之為針對鱗翅目等害蟲而言的“毒蛋白”，而哺乳動物、包括人類腸道上皮細胞沒有這種蛋白的結合點，因此對于人來說不是毒蛋白，而是普通的蛋白，不會造成傷害。人類在100多年前發現了它，Bt制劑作為生物殺蟲劑使用也有70多年了，歐美都把它作為有機食品生產的生物農藥使用。只是現在有了轉基因技術，可以把Bt基因直接轉到作物中，害蟲只要咬食了植株就會死亡。人們食用、使用Bt轉基因的玉米、棉花產品，從未發現有不良反應。這里理解的關鍵是，化學農藥的原理是破壞一切動物的生命細胞，微量時殺死昆蟲，量大時能使人畜中毒甚至威脅生命;而轉基因的原理是只對特定的基因起作用，對其他基因不起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比化學農藥更為安全。可見，無論在原理還是實踐上Bt抗蟲基因對人都是無害的。二是人們擔心既然基因是行使遺傳功能的，那么人吃了轉基因食品會不會發生遺傳性問題?一些聳人聽聞的傳說借機造謠惑眾，如某地因此而男子生育能力下降、幾代之后人將發生各種變異等。這里的關鍵是不了解基因遺傳的路徑，又把基因傳遞遺傳信息的功能與人類的生殖遺傳混為一談了。首先，基因是在同一物種內行使遺傳功能，植物與人跨了植物與動物兩個界了，植物基因在自然狀態下根本不可能與動物基因發生轉移或互換。第二，轉入植物的抗蟲、抗病等基因與人的生殖功能基因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說人會因此出現遺傳變異是無稽之談。第三，基因的復制遺傳是在細胞分裂過程中進行的，當作物的籽粒經過加工成為熟食物后，它的生物活性就終止了，基因不可能再發揮功能，而只是和蛋白質組合在一起作為一種營養物質存在。第四，無論是自然基因還是轉基因的基因，它們的生物化學成分是一致的，都作為蛋白質營養進入人的胃腸，降解變成氨基酸被消化吸收了，二者沒有任何差別。第五，人的所有遺傳性狀只能通過人的有性繁殖來遺傳(任何試圖通過細胞克隆進行人的基因遺傳的試驗都是違反科學道德和社會倫理的，都是被禁止的)，人體細胞不會直接吸收、利用外源基因，不要說已經變成了食物的植物基因，就是人自身的基因，也不可能通過吃到肚子里實現遺傳。因此，從生物學原理上就回答了上述擔心是不必要的、是沒有根據的。
五、給消費者以自主選擇權
一些反對轉基因的觀點認為，在目前轉基因還沒有“說清楚”之前，我國不應該允許種植轉基因作物和轉基因產品上市，強烈反對把轉基因食品“強加”給消費者，并制造了很大的輿論壓力。但是，這些觀點在思想方法上恰好犯了他們所反對的錯誤，欲把他們的主張“強加”給贊成和愿意接受轉基因食品的人。這也是造成當前“口水戰”不絕的原因之一。對此，世界相關國家包括我國都采取了一項具有公正性的積極措施，即通過建立轉基因產品標識制度，讓消費者有自主選擇權。國家有關部門、有關科研單位或科學家應廣泛進行轉基因技術的科普工作，有關生產企業也可客觀宣傳轉基因產品，消費者可以根據自己對轉基因的認識、理解和意愿，自主、自由地選擇接受還是拒絕轉基因產品。為了更好地給消費者以知情權和選擇權，我國的標識制度還應進一步完善和健全。目前的標識制度至少應從兩個方面進行改進完善，一是要進一步細化標識目錄，現在列入目錄的5大類17種產品，其加工衍生品不再列入標識范圍，這是一個缺憾，應將含有轉基因原料的加工產品補充列入標識目錄。二是要制定轉基因標識含量閾值，改變目前按照“有無”定性的原則，尤其是與標識范圍擴大到加工衍生品相配套，轉基因成分達到一定的含量再進行標識更符合產品實際，同時更具有可操作性。世界上對轉基因產品管理最嚴格的歐盟和日本都分別規定了0.9%和5%的標識閾值。
六、對生物技術的研究決不能“作繭自縛”、自亂陣腳，必須迎頭趕上
生物技術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前沿科技之一，加快生物技術的研究和發展，對于我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保證未來的食物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有人以防止西方大國控制中國的主糧市場為由，主張我國不能在主糧上發展應用轉基因;還有人認為我國的糧食生產主要是政策和現有技術進一步調整的問題，不需要發展轉基因。這些觀點在思維邏輯上搞反了，成了一種“鴕鳥政策”。對轉基因這類新的生物技術，中國恰恰必須大力發展，才能掌握主動權，有力抵御外國公司占領我國糧食市場，而不能坐以待斃，這才是正確的戰略思維。我國發展轉基因抗蟲棉的實例很好地說明了這一問題。20世紀80、90年代我國棉區棉鈴蟲大暴發，美國公司轉Bt基因抗蟲棉乘勢而入，90年代一度幾乎占領華北棉區全部市場，我國科學家1991年開始轉基因抗蟲棉研究，1994年研制成功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單價抗蟲棉，1996年我國獨有的雙價抗蟲棉誕生，1999年國產抗蟲棉開始大規模產業化。目前，美國公司已退出我國市場，國產抗蟲棉種植面積已占全國抗蟲棉面積93%以上。
美國是世界上農業生物技術最發達的國家，孟山都公司在轉基因作物育種和產業化上在全球遙遙領先。全球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自1996年以來17年增長了100倍，美國等國擁有全球水稻、玉米、小麥、大豆等主要農作物80%以上的基因專利，其中一半以上為大跨國公司占有。我國于2008年啟動實施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專項”，2010年國務院又將生物育種產業確定為戰略性新興產業，近幾年國家平均每年投入10多億元，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是十分有限的，孟山都公司的種業年度研發經費就近15億美元，我國已獲得的農作物基因專利僅為美國的1/10。世界轉基因技術研究日新月異，正在向食物功能性和生物反應器等方向發展。由此可見，轉基因技術及其產業化，不管公眾對它的認識程度如何，它以對解決人類食物需求的技術優勢和經濟優勢而迅速發展，國際跨國公司也絕不會因中國社會對轉基因爭論不休而放慢它在全球擴展的步伐。如果我國在農業生物技術的科研和技術開發上不加快發展，就會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未來大跨國公司占領我國種業市場的危險是極具可能的。對此必須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戰略意識，我國對生物技術的科學研究決不能放松，生物育種產業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地位決不能動搖，必須進一步加大投入，加快發展，努力在國際生物技術領域日趨激烈的競爭中掌握主動權，為保證未來我國糧食安全和農產品供給奠定技術基礎。
作者：薛亮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