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傳播及泛喜馬拉雅地區的社會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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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電子科技大學主辦，電子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和電子科技大學數字文化與傳媒研究中心承辦，《新聞界》雜志作為學術支持單位的“第一屆泛喜馬拉雅地區傳播學術論壇”暨電子科技大學“泛喜馬拉雅地區傳播研究中心”成立儀式，于2018年6月8日至6月9日在電子科技大學清水河校區舉行。來自電子科技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云南大學、尼泊爾加德滿都大學、印度德里大學、四川康巴藏語衛視、西藏日報社、西藏電視臺、西藏人民廣播電臺在內的多所高校、媒體單位的二十余位國內外專家學者以“跨國傳播與泛喜馬拉雅地區的社會發展”為主題，分別就“泛喜馬拉雅地區跨境民族的信息傳播與文化認同”、“全球地方化過程中的區域傳播與社會發展”、“‘一帶一路’背景下泛喜馬拉雅地區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和“泛喜馬拉雅地區的跨境傳播與傳媒協作”四個分議題開展了專場討論。本次論壇是泛喜馬拉雅地區各國新聞傳播學界首次就該地區跨國傳播與社會發展進行的專題學術研討。泛喜馬拉雅地區包括喜馬拉雅山、橫斷山、喀喇昆侖山和興都庫什山一部分；東起中國，經緬甸、印度、孟加拉國、不丹、尼泊爾、巴基斯坦，西至阿富汗。該區各國均位于“一帶一路”沿線上，與我國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和穩定密切相關。國內此前尚未有相關的新聞傳播研究機構和學術論壇對該地區的跨國傳播和社會發展情況進行專題研究。電子科技大學與尼泊爾加德滿都大學共同成立的泛喜馬拉雅地區傳播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研究泛喜馬拉雅地區新聞信息傳播領域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搭建該地區國家間的學術研究和媒體合作平臺，以促進該地區不同國家間的信息相通、文化相通和民心相通。目前中心匯集了來自中國、尼泊爾、印度、不丹、巴基斯坦等國家的十余位研究人員。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陳昌鳳教授在論壇的致辭中指出，泛喜馬拉雅地區傳播研究中心是目前國內具有地域特色、聚焦區域發展傳播的研究中心，值得國內學界學習借鑒。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的肖珺副主任認為，泛喜馬拉雅地區傳播研究中心的成立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將填補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在相關研究領域的空白。此次論壇即是中心成立后召開的第一次學術會議。本次會議的中心議題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泛喜馬拉雅地區跨境民族的信息傳播與文化認同

電子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副院長韓鴻教授首先發言，他圍繞泛喜馬拉雅地區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的傳播走向三個方面展開了討論。他指出，泛喜馬拉雅地區的跨國傳播歷史悠久，官方交流、僧侶互訪、文化交流與融合是這一地區歷史上往來的主要內容。該地區的地方性媒體如《喜馬拉雅時報》、《拉達克新聞》等曾經打造了一個跨文化、跨地區的交流平臺。但近60年來，該地區的跨境傳播問題也較為明顯，如主流媒體報道對立情緒較強，民間戾氣很重，跨境民族之間的隔閡和誤解有待進一步消減。建議秉持“尋求共識、求同存異、合作共贏”的理念，基于“喜馬拉雅共識”，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同時在實踐上加強各國媒體間的協作與合作，堅持新聞專業主義，以發展新聞學、建設新聞學、和平新聞學為實踐方向，避免報道的消極偏見，倡導對沖突的非暴力回應，展開促進和平的新聞實踐，通過新聞傳播促進地區的發展和進步。同時也應利用和建立影像節平臺（如喜馬拉雅國際山地電影節和四川國際電影節等），以及雙方合拍電視節目、紀錄片等的方式構建泛喜馬拉雅地區的交流平臺。中國高校影視學會副會長，中國傳媒經濟與管理學會副會長歐陽宏生教授對此予以肯定，并強調了基礎性研究對泛喜馬拉雅地區傳播研究的重要意義。澳門大學傳播系博士生DorjiWangchuk關注了在社交媒體時代不丹傳播文化的變遷、選擇和挑戰。他首先指出了社會經濟結構、親屬制度和社會化進程、佛教衍生的文化傳統是影響傳統不丹社會溝通交流的重要因素。Dorji博士接著指出，目前的不丹社會是一個傳統與現代相交融的共同體，英語媒介教育、城市化和農村-城市移民教育以及社交媒體技術的影響是促成這一現狀的主要原因。近年來陳舊的文化政策和無處不在的社交媒體對不丹社會健康的溝通交流方式帶來了挑戰。他認為，必須要有一個強有力、連貫和漸進的文化可持續發展政策，提高不丹人民的社交媒體使用素養是解決當下問題的關鍵所在。最后，他指出泛喜馬拉雅地區的信息傳播和文化交流要與本地區的社會、文化、種族、宗教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而不是照搬西方模式。

韓鴻教授對不丹社交媒體的使用情況產生了興趣，他追問Dorji博士有關不丹的微信的使用情況。Dorji博士回應稱，在不丹已經有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微信，在調研中發現尼泊爾藏人的微信使用比例更高，超過總人口數的一半。隨后肖珺副主任發出追問，“您認為現在不丹的文化有著怎樣的特質呢”？Dorji博士隨后作出了回應，他認為不丹文化的特性主要是沿襲佛教傳統而來的，但也受到了泛喜馬拉雅地區各國文化的影響。眾所周知，由于歷史、文化、宗教和政治等因素的影響，泛喜馬拉雅地區各國，尤其是在中印、印巴之間存在著微妙關系，在一些危機事件中當事國主流媒體的相關報道也存在著各種沖突甚至是對抗性關系。電子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尼泊爾留學生Sushank、印度留學生Bandana、中國學生徐婉鈺分別就各自國家的主流媒體對洞朗事件的報道做了內容分析。Sushank和Bandana發現，尼、印媒體對中國政府在洞朗事件的形象塑造呈現出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尼比爾的主流媒體大多對中國政府在洞朗事件中的表現持積極或者較為客觀的看法，而印度主流媒體的報道大多帶有一些“情緒”，把中國塑造成一個有威脅的競爭者。這一議題引發了專家的熱議。尼泊爾Dahal教授認為，尼泊爾各媒體之間對中國的態度也略有差異，這與其媒體所有權結構、記者編輯的受教育背景以及信息來源密切相關。DawaPenjor對Bandana的研究發出了追問：“你是否研究了印度社交媒體中的聲音呢？”DawaPenjor補充道：“在洞朗事件中，印度媒體聲稱與中國的對抗是為了保護不丹的利益，并得到了不丹人民的支持，實際上，不丹人民并不十分清楚這件事，也沒有覺得印度維護了不丹的利益。很多不丹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對印度媒體的不滿情緒。因此，我覺得很有必要考察一下印度社交媒體中的聲音，而不僅僅是局限在主流媒體。”Bandana隨后作出了回應，她表示非常贊同DawaPenjor的建議，認為社交媒體是印度媒體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不將社交媒體考慮到研究當中就不足以展現出印度社會對中國形象認知的全貌。

二、全球地方化過程中的區域傳播與社會發展

與會學者主要從民族傳播、中國藏區黨媒的傳播實踐和傳播與社會發展三個方面展開了探討。在民族傳播這個議題上，四川師范大學的庹繼光教授從民族傳播的概念入手分析了我國民族傳播中“他者”言說與言說“他者”的傳播現狀。他認為，我國民族傳播的對象是少數民族，但傳播者是漢族，是一種以漢族主體意識和主體思想為本位的傳播模式。在這個模式中少數民族是作為“他者化”和“對象化”考慮的。我們的傳播往往是以一種自上而下的方式，以我們的觀點去說服他們，這也就破壞了少數民族原有的信息文化結構。除此之外，“他者”言說的傳播模式削弱了少數民族對外傳播的效果。對此，庹繼光教授建議民族傳播中應尊重少數民族主體地位，“以我為主、自我言說”是保障少數民族群體在民族傳播活動中擁有主體地位的關鍵，也是我國民族傳播研究回歸本位的要求。在中國藏區黨媒的傳播實踐這個議題上，電子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詹恂副教授通過田野調查發現了藏區信息傳播中存在的“官方”與“民間”兩個圈層，指出了在移動互聯網語境下中國藏區信息傳播的復雜形勢。她認為，在這一復雜的形勢下，藏區黨媒若想要保證話語權就應提高“兩微一端”的傳播力來增強其引導力。詹恂副教授梳理了藏區黨媒八大微信公眾號的發展現狀，指出微信內容的傳播要采用藏區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要注意貼近性，她以微信推文中的農牧區包蟲病防治信息為例，分析了社交媒體如何在社會治理和地區發展中發揮積極作用。在傳播與社會發展這個議題上，印度德里大學歐文夫人學院發展傳播與拓展系的SaritaAnand副教授的發言以“消除地理邊界：讓人們參與到支持社會行為的活動中來”為題，梳理了勒納、施拉姆、弗萊雷、羅杰斯等學者60年以來關于大眾傳播促進社會發展觀點，通過對大眾媒體傳播策略的評估對比其對城市和鄉村地區的不同影響。SaritaAnand副教授接著以田野調查的資料為依據，分析了電視節目的教化功能在促進健康行為、教育、性別平等和保護環境等發展議題中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同時，她認為人際溝通在促進社區發展中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傳播應被視為發展計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讓人們能夠獲得交流的途徑，并以創新的方式來使用以提高生活質量。最后，SaritaAnand副教授分享了一個印度電視節目促進年輕女性發展的案例，強調了媒介作為一個中介物在促進地區和社會發展中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三、“一帶一路”背景下泛喜馬拉雅地區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泛喜馬拉雅地區各國是否可以建構一個命運共同體呢？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的肖珺副教授首先論證了建構文化傳播共同體的可能性。她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發現了“泛喜馬拉雅地區”的多元學科研究價值，但同時也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跨文化傳播的主題尚未被學界關注。她認為，相關研究應該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出發，探索該地區跨文化傳播共同體構建的可能性，我們應以國別研究為起點，更多地探索各國內部細分文化、宗教歷史和民族淵源，從理念、平臺和內容生產三個維度建構地區跨文化共同體的共處空間。尼泊爾加德滿都大學語言與大眾傳播系系主任SudarshanDahal副教授的匯報以“‘一帶一路’倡議與泛喜馬拉雅地區命運共同體構建”為題，介紹了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新興大國提出的倡議將如何改變尼泊爾社會。Dahal教授首先從人口、收入、產業介紹以及交通狀況和傳媒現狀等九個方面介紹了尼泊爾的社會發展現狀，接著對比了中國的“一帶一路”（theBeltandRoad）倡議和印度的“環線”（IndiaCircuit）倡議的異同。他認為，印度的“環線”倡議更加注重本土及文化發展，而“一帶一路”倡議更加注重全球化，是一種共贏的發展路線。兩者的共同之處則在于中印兩國的這些舉措都將促進尼泊爾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發展。在談及尼泊爾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社會文化與地緣政治之間的關系時，Dahal教授認為，泛喜馬拉雅地區的人們應該了解世界文化的多樣性，讓人民了解他們之間的社會文化和地緣政治的敏感性，以協調社會與民族之間的關系。他也特別強調了大眾媒體作為催化劑在跨境民族的信息傳播與文化認同中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海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海南公共安全研究院的畢研韜教授分析了我國對外傳播中的“污名化”現象，從戰略傳播的角度指出在全球化2.0時代，信息傳播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恰如血液對人體一樣重要，已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他建議，以戰略傳播理論作為推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總指引，創造性地改造“政府主導、民間輔助，精英主導、大眾輔助”的模式以推進命運共同體建設。在相關傳播中應恪守“尊重科學，了解環境，善于傾聽，揭示真相，持續回應，關系第一”的六項基本原則。歐陽宏生教授對此表示贊同，并補充道，我們構建泛喜馬拉雅地區命運共同體需要有戰略傳播的思路，傳播學的學者、業者更要高瞻遠矚，協同建構該地區的新型合作關系。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的郭建斌教授從路學的角度探討了這一議題。他受到了伊尼斯的著作《帝國與傳播》的啟發，把媒介的概念擴大化，將道路視作為一種重要的傳播媒介。他的研究聚焦在中緬印邊界的“大三角”地區，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梳理了自中國唐代到新中國成立以來，道路作為一種傳播媒介在中緬印三國關系交往中所起到作用。肖珺副主任贊同了“路”，尤其是邊境鄉間小路在跨境民族傳播中的作用，并發出追問：“跨境民族傳播是否會出現跨文化的問題？”郭建斌教授隨后作出了回應，他舉了一個例子，由于地形的原因，緬甸邊民經?？缇车街袊吘晨h城置辦物資，而不是選擇路途更為遙遠的本國集市，邊境的概念在當地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他們就像一個國家的人，因此不會出現跨文化的問題。DawaPenjor隨后補充道，面對這一地區方言的多樣性，對路的研究除了重視史料之外，還應該特別強調口頭傳播的作用。郭建斌教授肯定了Dawa的提議，指出田野調查是在做此方面研究時所不能缺少的必要環節。隨后畢研韜教授從傳播學研究的本源出發，肯定了“路”研究的意義，尤其是在建構地區命運共同體中的價值。在這個議題上，四川文化產業職業學院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文化傳播學院副院長張學勤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從自己的實地調研經驗出發，認為在空間平權時代，泛喜馬拉雅地區的跨境民族文化傳播應該摒棄現存的中心-邊緣的傳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祛除邊地思維、突出在地傳播思維的平等模式。這種充分考慮到傳播各方話語權的模式將對建構泛喜馬拉雅地區命運共同體起到積極的作用。隨后，韓鴻教授以他在尼泊爾調研時的親身經歷印證了這一觀點。

四、泛喜馬拉雅地區的跨境傳播

與傳媒協作學界唱罷，業界登場。在本場討論中，有六名來自中國、尼泊爾和不丹的傳媒業界專家就泛喜馬拉雅地區的跨境傳播與傳媒協作這個議題作了匯報。西藏電視臺副臺長次旦扎西第一個發言，他圍繞西藏電視臺融媒體平臺的發展情況、制播經驗和西藏電視臺對外傳播的實踐三個層面展開了探討。他認為，在跨境傳播方面既要加強與國內藏語衛視同行的交流與合作，又要從學界獲取智力支持，以便提高西藏電視臺對外傳播的針對性和影響力。拉薩市廣播電視臺副臺長張曉明認為，泛喜馬拉雅地區的信息與文化傳播已經走向縱深，現階段亟待“提質增效”。他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國區域電視媒體對外傳播發展進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如電視劇節目的“碎片化”特征明顯，對外傳播方式死板、欠靈活，節目策劃缺乏新意，對境外受眾的收視習慣、民族文化考慮的不夠。對于這些問題，他提出了以下解決方案：第一，實現區域電視媒體聯動；第二，打造區域視頻節目品牌；第三，加強對外傳播規律研討，學會“全球地方化”思維。對于泛喜馬拉雅地區的媒體跨境傳播與協作，西藏人民廣播電臺副臺長王君提出了兩點建議：第一要盡快建立溝通交流的長效機制，以論壇、峰會或聯盟等形式將其固定下來；第二加強彼此推介的力度，破除一切文明隔閡，共創繁榮發展的泛喜馬拉雅地區傳播新秩序。在媒體跨境傳播與協作這個議題上，前不丹媒體基金會執行主任DawaPenjor先生肯定了DorjiWangchuk博士關于泛喜馬拉雅地區的交流與合作應與本地區的社會、文化、種族、宗教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觀點。他認為應采取“以我為主”的傳播策略，防止受制于西方的傳播經驗和刻板印象。Dawa先生從泛喜馬拉雅地區現存的氣候變化、跨國恐怖主義、移民、貧困、糧食、教育、醫療、能源和水安全等問題入手，審視了地區內各國的政治動態和媒體發展與交流現狀，發現地區內的內部問題較之外部問題更為嚴重，如國家間的領土糾紛，媒體報道時的相互譴責和偏見性描述，文化交流與媒體合作總是處在一個“斷開”的模式上。他認為，地區內各國應反思現行的政策，在一個共同愿景的前提下，尋求泛喜馬拉雅地區的共識。對此，他提出了“政府-企業計劃”、“人民-人民計劃”和“媒體-媒體計劃”三種跨境傳播與傳媒合作模式。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陳昌鳳教授對Dawa先生所提出的的建議表示贊同，并強調了在跨境傳播中掌握主動權的重要性。尼泊爾提達山電視臺臺長DambarShahu的匯報以“泛喜馬拉雅地區的跨境交流和媒體合作”為題，首先從泛喜馬拉雅地區跨境傳播和文化交流的歷史入手，分析了該地區跨境傳播與傳媒協作的目的（促進文化交流，商業合作，增強互信）、面臨的挑戰（媒體壟斷，信任的重建，復雜的地理環境）以及合作的可能性（平面媒體，廣播媒體，數字媒體）。對于如何提高區內各國媒體協作的質量，他給出了如下建議：第一，定期舉辦會議和討論；第二，分享知識、受眾反饋和傳播經驗；第三，采取多媒體協作的方式；第四，增進區內各國的溝通與互訪；第五，重建信任，減少國家間的疑慮；第六，開展國家和媒體政策層面的討論；第七，以文章、新聞和論文的方式發表研究與合作的成果。尼泊爾記者聯合會會長GovindaAcharya先生的發言首先肯定了中尼兩國建交60年以來在經濟、商業、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但是在媒體合作與信息傳播領域，他認為兩國正處在一個不平衡的狀態中。在信息傳播方面，中國媒體的節目不斷流入尼泊爾，但是鮮有尼泊爾的節目進入中國；在媒體交流方面，訪問中國的尼泊爾記者人數不斷增加，但訪問尼泊爾的中國記者人數并沒有相應增加。他進一步指出，這種不平衡的傳播狀態勢必會阻礙兩國媒體的交流與協作，對此，他認為未來應加強在傳媒技術領域的交流，加強兩國之間媒體工作人員的往來和民間的溝通。

五、泛喜馬拉雅地區傳播研究的未來走向

對于一個新成立的且具有地域特色、聚焦區域發展的傳播研究中心來說，評估泛喜馬拉雅地區傳播研究未來的發展前景是十分重要的。對下一個階段的研究重點，韓鴻教授分別從歷史、理論和傳媒實踐三個角度給出了自己的建議。首先應當加強對泛喜馬拉雅地區跨境傳播史的梳理。泛喜馬拉雅地區跨國傳播的歷史悠久，到了近現代，這種跨境傳播與文化交流變得愈加頻繁。泛喜馬拉雅地區跨境傳播的發展史具有較大的學術研究價值。但是，目前國內外學界尚未認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使其仍然處在學術研究中的“邊緣地帶”，加強對泛喜馬拉雅地區跨境傳播史的梳理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其次應在理論研究方面有所建樹。現有的傳播學理論和模式，尤其是發展傳播理論、對外傳播理論、國際傳播理論等都植根于西方的文化語境、社會傳統和傳播實踐當中，是一種西方智慧的集體體現。這與中國、印度、尼泊爾、不丹所在的泛喜馬拉雅地區國家的文化語境和傳播實踐有著較大的差異。因此，下一步的研究工作要結合該地區的具體情況，建構與泛喜馬拉雅地區相適應的本土化理論和傳播模式。韓鴻教授認為，我們可以借鑒學者NirmalaManiAdhikary（尼瑪拉•馬尼•阿德希里）所提出的sadharanikaran傳播模型（SMC），該模型基于印度教教義，認為溝通的本質是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共性或統一性，現已被廣泛的接納為印度本土的傳播理論。這一理論模型與儒家思想中“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理念不謀而合。此外，在新聞學理論研究方面，不丹學者DorjiWangchuk所提出的中道新聞學和我國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都是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因此，我們完全可以以上述成果為基點，建構泛喜馬拉雅地區本土特色的新聞傳播理論，以彰顯東方智慧。最后在傳播實踐領域，韓鴻教授希望能夠將本次研討會的成果、愿景和想法落實到各國具體的傳播行動當中，實實在在地促進泛喜馬拉雅地區的交流。

作者：韓鴻；詹恂；梁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