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供應鏈渠道優化升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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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貿易訂單碎片化趨勢的增強，“批量化”的傳統線下出口貿易模式已經不能滿足消費者需求，我國出口供應鏈渠道亟需優化升級。基于“互聯網+”視角，深入分析了我國出口供應鏈的發展趨勢及其存在的主要困境，最后提出了出口供應鏈渠道優升級化的具體路徑。

【關鍵詞】“互聯網+”;出口供應鏈渠道；優化升級

一、引言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更是重塑了人們的消費理念。截至2017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達到7.72億，普及率達到55.8%，超過全球平均水平（51.7%）4.1個百分點，超過亞洲平均水平（46.7%）9.1個百分點。2012年“互聯網+”概念首次被提出，2015年3月，我國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2015年7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互聯網+”作為國家戰略被人們廣泛認可。隨著“互聯網+外貿”戰略的提出，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迅猛，對外貿易更加網絡化、數據化和透明化，跨境電子商務應運而生。當前，中國制造正處在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互聯網+外貿”戰略能有效打破渠道壟斷，促使“中國制造”的出海通道更為通暢、營銷方式更為靈活、跨境貿易更為便利。因此，加大“互聯網+”新技術、新模式的運用，通過電商平臺大數據、海外倉對線上線下平臺出口進行服務升級，能夠不斷改進我國出口貿易模式和方式，構建起高效快捷的外貿供應鏈渠道，實現我國對外貿易持續健康發展。

二、“互聯網+”背景下出口供應鏈發展現狀

（一）線下出口與線上電商相互結合

當前，我國外貿出口貿易模式大體上可以分為傳統線下出口模式和線上跨境電商模式。隨著消費模式的轉型升級，傳統的線下出口貿易模式已經不能滿足進口商及國外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國內跨境電商平臺依靠互聯網和國際物流，直接對接終端，能夠最大程度滿足客戶碎片化消費升級需求，迅速拓展出口市場。2010年～2017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值總體呈現增長趨勢，僅在2015年、2016年出現過小幅回落；而跨境電商交易規模總體呈現迅猛發展態勢，從2010年的1.2萬億元增至2017年的7.6萬億元。2017年我國外貿總額為27.8萬億元，同比增長14.2%，扭轉了外貿總額連續兩年下降的局面，其中出口總額為15.3萬億元，同比增長10.8%，進口總額為12.5萬億元，同比增長18.7%。不難發現，由于我國出口產能有著較強的成本優勢和釋放需求，目前我國傳統的對外貿易形勢趨于穩定，加之“一帶一路”政策對跨境出口有相對傾斜，跨境電商出口貿易日益繁榮。當前，跨境電商出口貿易已經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2013年～2017年，我國跨境電商零售出口額年均增長率近60%，跨境電商交易總額占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日益上升。隨著“互聯網+”理念的深入推進，跨境電商獲得了更加有利的發展環境，突破了傳統線下出口貿易所受到的時空約束限制，利用線上平臺推廣和宣傳商品，更加便于商品交易，甚至能夠達到傳統出口貿易幾乎不涉及的國家和地區。可以認為，跨境電商的迅猛發展為我國實現線下出口與線上電商相互結合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跨境電商國內外聯系密度加大

2017年我國與歐盟、美國和東盟這三大傳統貿易伙伴的雙邊貿易額分別增長了15.5%、15.2%和16.6%，三者貿易額合計占到我國進出口總值的41.8%；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貿易額為7.37萬億元，同比增長17.8%，高于同期我國對外貿易整體增速3.6個百分點。其中，對東盟進出口增長19.2%，對印度進出口增長25.9%，對俄羅斯、中亞進出口分別增長27.7%和23.6%，可以看出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增速較快。對拉美、非洲國家進出口分別增長23.4%和19.7%，其中對巴西和南非進出口分別增長34%和21.3%，巴西已經成為我國第九大貿易伙伴。當前，我國對外貿易密切程度排在前10位的國家和地區為歐盟、美國、東盟、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澳大利亞、巴西和印度。ECI指數(E-CommerceConnectivityIndexbe-tweenChinaandMajorEconomies)即中國與主要經濟體跨境電商連接指數。ECI指數越高表示我國與一國的電商交易規模越大、市場滲透率越高、連接緊密度也越高。2017年我國跨境電商ECI指數排名前10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為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法國、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德國、韓國、俄羅斯。不難發現，我國跨境電商聯系密切的國家大多集中于發達國家。跨境電商可以彌補傳統貿易較為粗放的劣勢，轉而利用其線上平臺的便利優勢對線下出口供應鏈運營渠道進行優化升級，進而擴大出口供應鏈的深度和廣度，加強進出口貿易聯系。

三、“互聯網＋”視角下出口供應鏈存在的主要困境

（一）出口供應鏈物流困境

第一，物流成本較高。目前跨境物流主要有直郵進出口、保稅倉進出口和海外倉進出口三種模式。直郵進出口模式更加適合小規模、定制化商品，直接通過快遞發貨，然后清關、入境，速度相對較慢，且成本較高。此外，國際快遞一般按重量收取費用，會導致出口商品價格與銷售國國內商品價格基本一致，無法體現跨境電商的價格優勢，且會增加商品質量風險和等待時間。一旦發生商品質量問題，退貨成本高，手續繁瑣且等待時間長，增加退貨物流費用的同時，浪費過多的時間和精力。保稅進出口模式適合大規模、熱銷的商品，產品先運送至保稅區存放，一旦發生購買則清關發貨，這樣不僅能夠保證質量，還能提高時效。海外倉進出口模式是將熱銷商品先行運輸至銷售國倉庫內，消費者下單后直接從銷售國倉庫進行配送，這樣配送速度更快，但容易產生庫存積壓風險。保稅倉進出口模式和海外倉進出口模式往往會導致商品各運送環節產生費用，容易導致商品價格隨著物流成本增加而上漲。第二，物流速度較慢。雖然跨境電商的流通環節縮減了，但對于跨境電商而言，商品的訂單往往都比較小，因此在面對這些訂單重量較小的商品時，為了降低物流成本，大多數會選擇低價的國際小包裹，通常要20天～30天才能送達。因此小批量、高頻率的跨境出口物流速度非常慢，導致國外買家望而卻步，且容易出現包裹丟失情況，購買商品的風險性較大。第三，物流信息化水平不高。跨境電商出口訂單往往存在批次多、批量小、周期短等特點，物流流通頻繁、快速。為滿足消費者實時跟蹤監控需求，跨境電商必須提高物流信息化水平。當前，我國正在進一步完善信息化基礎設施，跨境物流運輸方式有了更多選擇，但跨境物流的信息化和創新化水平還不高，有些跨境零售出口商通過郵政包裹運輸商品，從而導致消費者無法適時跟蹤商品運送狀態，很多消費者對我國跨境出口物流滿意度下降。因此，必須盡快提升我國跨境電商物流信息化水平。

（二）通關效率困境

當前我國跨境通關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貨物方式，即全部納入海關貿易，待入關后在我國市場銷售。二是快件方式，由進出境快件運營人承攬、承運物品，除了免征稅的貨樣、廣告品外，貨物類的通關通常參照一般貿易方式通關和征稅。三是郵件方式，以自用合理數量為限，收取行郵稅。跨境零售出口訂單通常比較零散，且批次多、金額小，通常每批次交易以單件為基礎，不僅出貨頻次高，而且商品種類繁多，給海關監管帶來了困難。目前我國通關環節手續相對復雜，如通關申報項目較多、檢查產品需要雙方反復確認、放行環節手續較多、退稅流程不完善成本高等，這會導致通關效率下降，進而無法滿足國外消費者對時效性的要求。

（三）安全支付困境

基于“互聯網+”下的網絡虛擬性及其難以操控性，網絡支付安全問題日益突出，給跨境電商交易帶來了隱患。目前我國跨境交易支持的支付方式主要有信用卡支付、銀行轉賬、第三方支付和線下結算等，相比于傳統貿易中的貨款單據支付，跨境電商交易更多依賴于第三方支付，但第三方支付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安全隱患。如第三方支付平臺所依賴的電子傳輸系統及計算機數據處理系統，一旦這些系統受到攻擊，很容易導致用戶個人數據和賬戶資金被盜取。此外，鑒于跨境交易的特殊性，資金流通容易受到通關、地域等因素影響，進而引致備付金管理機制不完善問題，加之當前我國針對“第三方支付”的監管法律尚不健全，容易導致占用、挪用備付金等情況，給我國跨境電商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雖然我國已經建立了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但“第三方支付”與銀行合作力度不夠，人民幣兌換及支付效率仍然較低，尚未形成相對安全的支付環境。

（四）出口供應鏈信用體系困境

當前我國出口供應鏈信用體系并不完善。一是缺乏立法保障和規范，監管難度大、效率低。跨境電商主要是通過虛擬網絡進行交易的，買賣雙方只能通過線上平臺展開相關操作，無法涉及具體商品和資金流通，這會導致商品及商品售后服務等信息不對稱，一旦出現假冒偽劣商品或售后服務不到位等問題，必將引發信用風險。二是跨境電商面臨的買家風險。當前我國只對國別風險進行了評級分類，尚未建立完善的、系統的用戶數據庫來對買家進行跟蹤調整和評定。一般跨境電商平臺上往往更加傾向于保護買家權益，所以一旦出現不良買家惡意退款退貨或進口商拒付貨款，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賣家即跨境電商的合法權益。三是“互聯網+”背景下的信用體系不健全，導致交易糾紛時常發生。由于跨境電商交易主體之間存在語言和文化差異，在交易過程中容易出現溝通交流障礙進而導致交易糾紛。四是售后維權難以執行。基于出口供應鏈交易雙方具有的地域及文化差異，信用體系和標準存在諸多不一致性，交易雙方處在不同監管下，售后維權存在多重壁壘。

四、我國出口供應鏈優化升級的具體路徑

（一）優化物流系統

要充分發揮“互聯網+”的技術優勢，改善物流發展模式，提升跨境電商物流流通效率。一是政府要加大對跨境電商新興業態發展的政策支持，及時修訂跨境電商物流相關法律法規，加大物流基礎設施投資力度，為跨境電商發展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二是優化改革傳統物流運營模式，積極構建對外貿易、電子商務物流渠道。一方面，充分利用保稅物流優勢，設立跨境電子商務保稅倉庫，建立倉儲中心，集中采購、集中運送，緩解物流壓力，進一步降低商品價格。另一方面，加快跨境電商物流園區建設，加強通關監管，加大金融服務政策扶持力度。吸引阿里巴巴、遞四方等跨境電商及物流企業入駐物流園區，提升物流園區集聚效應，壯大跨境物流企業發展規模，推動物流產業鏈形成，提升物流流通效率。三是提升物流信息化建設水平，優化升級物流服務。加大基礎設施信息化及現代化投資力度，建立多層次物流網絡，滿足不同配送要求，提升儲存、分揀、運輸及配送水平，適應跨境物流市場發展環境，進一步提升消費者滿意度。

（二）提升出口供應鏈的監管效率不斷完善

跨境電商相關法律法規，充分利用“互聯網+”優勢，改革通關運作模式，提高貨物通關速度。一方面，不斷完善跨境電商相關法律法規，促使跨境電商運營規范化，采用創新型監管模式，提升監管效率。另一方面，要創建新型通關模式，促進跨境電商通關程序標準化、統一化，構建健全的跨國貿易零售企業認證、監管體系，推動跨國貿易健康發展。簡化出口申報、查驗及放行等程序，開發跨境通關電子管理系統，打通海關、質檢、物流和支付障礙，實現跨境電商交易、倉儲、物流和通關監管執法自動化，同時加強清關專業化及設備信息化建設，實現“電子報關，無紙化通關”全覆蓋，節省報關時間，提升通關效率。

（三）創造良好的出口供應鏈資金流通環境

支付是出口供應鏈中的關鍵環節，必須加強支付環境的安全性。一是第三方支付平臺的監管和注冊認證必須符合相關法律法規，構建具有針對性的支付平臺檢驗審核、認證體系，為企業、個人資金信息安全提供保障；切實維護第三方支付機構系統的安全性及穩定性，提升第三方支付的可信度；第三方支付機構要不斷完善會員實名認證體系，確保會員信息真實、可靠，提高網絡信息傳輸、信息處理安全級別，定期升級安全系統，確保第三方支付平臺信息安全。二是完善備付金管理機制，保障第三方支付平臺用戶利益。如金融部門允許第三方支付機構開設備用金專戶，并對備付金進行區分管理。與此同時，第三方支付機構要加快建立相應的備付金風險基金體系，積極應對支付不力、風險支付等狀況，避免出現資金、信息安全風險。三是提高各主體協作力度，提高支付平臺的安全性。政府層面，通過出臺或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及政策制度，強化對支付平臺的監管，同時嚴厲打擊違法犯罪行為。金融層面，金融部門要努力健全管理機制，提升第三方支付平臺的安全度，利用數據庫加密、身份識別、殺毒系統、防火墻等，構建安全的第三方支付系統。

（四）健全出口供應鏈信用體系

積極借助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不斷完善跨境企業信用體系。一方面，要利用大數據技術完善現有信用系統，建立統一信用系統，提升信用評級效果。如通過第三方征信機構，收集匯總跨境電商平臺上的商家及消費者交易信息，如經營信譽、發貨速度、交易評價、退貨比率等，建立商家及消費者信用數據庫，確立相應信用等級，保障買賣雙方合法權益。另一方面，要加快構建跨境電商質量認證體系，通過第三方質量評估機構，對入駐跨境平臺的商家進行全方位評估、評級，加強對入駐企業的監管，促使入駐商家不斷規范經營行為，切實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五、結論

“互聯網+”背景下，跨境電子商務打破了時空限制，取得了迅猛發展。但受物流模式落后、信息化水平低及物流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等因素制約，當前我國出口供應鏈尤其是跨境電商供應鏈的整體運作效率仍然不高，傳統出口供應鏈模式已經不能滿足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需求。對外貿易結構優化升級，需要企業與政府在制度、政策、服務等多個方面作出共同努力才能實現。應結合“互聯網+”新技術、新模式，加快完善跨境電商相關法律法規，同時加大監管力度，提高通關效率，規范物流管理和通關程序，為我國對外貿易營造良好的環境。有效利用電商平臺大數據、海外倉等功能，不斷完善在線直接出口模式，提高物流供應鏈管理效率，優化線下出口供應鏈生產、出運、結算等關鍵環節，進一步降低企業經營成本，促進跨境電商持續健康發展。

作者：肖荊 單位：廣東海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