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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供給渠道
最初我們主要從石油進口角度把外因造成的進口原油價格上漲看作一種貿易條件沖擊,通常這種貿易條件沖擊會通過影響生產決策來影響石油進口國經濟[1][2]。具體研究中往往把石油看作是國內生產的中間投入品進行建模,實證研究中也通常把進口石油作為國內增值生產函數中的變量加以使用。但是在解釋GDP下降時卻存在一些問題。在標準假設中,進口石油被作為國內總產出生產函數中的變量但不是國內增值生產函數中的變量[3]。由于總產出可以分為增加值和進口能源,所持資本和固定勞動,石油價格沖擊將不會影響增加值。因此,由此定義的油價沖擊不能看成是影響GDP的生產率沖擊[4]。鑒于此本文在后面的實證研究過程中選擇了工業生產總值作為總產出的替代變量。另外,如果石油價格影響國內產出,那么根據標準假設其影響將由于油價的上漲提高了生產成本而擴大,但目前看來,這種影響卻很小。以美國為例,進口原油和國內自產原油占GDP的比例一直在1~5%之間浮動[5]。也就是說,將油價沖擊看成是對石油進口經濟的生產成本沖擊,其影響對整個經濟來說并不大。Backus和Crucin(i2000)就指出通過標準生產一般均衡模型理論來解釋油價沖擊對GDP造成的巨大影響并不可行[2]。上述研究結果讓很多原本認為石油價格沖擊是影響經濟周期的主要因素的學者感到吃驚,也激發他們建立新的宏觀經濟模型來解釋石油價格沖擊對真實GDP的影響的興趣。第一種由Rotemberg和Woodford提出(1996),這種模型認為油價可因時提高形成石油價格沖擊從而影響GDP[3]。第二種是由Atkeson和Kehoe提出(1999)的油泥-陶土模型(putty-claymodel),這種模型認為在生產中資本和能源互為補充[6]。第三種模型是Finn(2000)提出的,他認為在完全競爭模型中,能源是獲得服務流程的必不可少資本,油價沖擊對GDP影響巨大[7]。在這三種模型中,石油價格沖擊傳播的供應渠道看起來十分重要,但尚無實證性支持。另外這些模型是否能夠解釋GDP中的周期性波動也值得商榷。最嚴重的是這三個模型都假設石油價格完全在一種自然狀態下而不受市場影響,這和石油市場的數據以及標準經濟模型相悖。因此,由于這些模型受特定假設的限制,用這些模型來解釋油價沖擊對經濟的影響也就顯得不具說服力而無法被普遍認可。
1.2需求渠道
由于缺乏必要的實證支持,我們還無法預料全球石油價格波動將對石油進口經濟體產生的重大影響。面對這些挑戰,另一部分人認為能源價格影響經濟的重點在于它造成了消費者消費需求和企業投資需求的下降,而非對石油進口國能源供給總量的沖擊(或對國內生產成本的沖擊)。能源價格的變化可能會直接影響消費支出體現在以下互補的四個方面[8]。首先,能源價格上漲造成可支配收入減少,消費者承擔能源費用后,購買力下降。其次,能源價格的波動會使未來能源價格存在不確定性,導致消費者推遲購買不可逆的耐用消費品[9~10]。第三,即使購買決策是可逆的,但因消費者增加預防性儲蓄,消費量也可能會受到能源價格波動的沖擊。第四,家庭延遲或放棄購買能源密集耐用消費品會直接造成與能源使用相關的耐用品的消費量的下降,影響最大的當屬汽車制造業[11]。同時,石油價格波動對企業投資支出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石油價格沖擊會通過三個渠道對企業非固定資產投資產生影響:首先,石油價格上漲導致企業邊際生產成本的增加,其影響程度取決于石油占生產成本的份額;其次,為應付石油價格沖擊,居民消費支出下降必然減少對企業產品的需求。最后,石油價格未來走勢的不確定會加大企業暫停不可逆投資的決定。當石油價格上漲時,生產成本的增加和消費需求的減少會抑制企業投資支出的增加。當石油價格下跌時,未來的不確定性又抵消了生產成本降低和消費需求增加所產生的正面影響。這些直接影響消費和投資支出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認為突如其來的能源價格上漲會導致總需求的減少。此外,也有可能間接影響到消費和投資支出模式的變化。受能源價格不確定性及使用成本的驅使,消費模式會發生轉變,進而導致資金分配的變化,以致整個經濟產業模式的隨之發生改變[12]。在標準的新古典主義模式下,由相對價格變化驅動的重新分配會順利及時進行。然而,由于資本和勞動力市場摩擦的存在,將導致部門間和部門內資源重新分配過程中的失業問題,從而致使消費量進一步削減以及能源價格上漲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加劇。因此,由于主要成品油價格上調,導致人力資源閑置,個人消費水平和稅收收入大幅降低,隨之產生的便是公眾消費力的下降。這種間接影響可能比前面所列的直接影響更大,也是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是能源價格波動影響經濟的主要渠道[13~14]。
1.3貨幣渠道
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石油價格波動與一國貨幣政策的關聯性問題。Hamilton(2003,2009)研究指出,縱觀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發生的歷次經濟衰退可以發現,每次危機到來以前都不同程度的出現了石油價格的急劇上升,2008年由美國次債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也不例外。而且每次經濟衰退之前都伴隨著聯邦基金利率的提高。因此,極有可能存在貨幣政策變動所導致的油價內生性變動[15~16]。按照Sega(l2007)的總結,石油價格波動通過貨幣渠道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石油價格上漲導致總體物價水平上升,真實貨幣余額減少,致使真實利率提高,進而對經濟造成負面沖擊。第二,為了遏制通貨膨脹而采取的緊縮貨幣政策又進一步放大了油價高企對宏觀經濟的沖擊[17]。1.4小結對現有文獻進行綜述后可以發現,石油價格主要通過供給、需求以及貨幣渠道對宏觀經濟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2國際石油價格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沖擊影響
在國內外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繼續采用SVAR模型對2005年1月至2011年12月國際石油價格波動對我國宏觀經濟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進行實證研究,并對其傳導途徑進行相應探討。經濟增長、物價穩定是事關宏觀經濟運行質量的重要監控目標,考察國際油價對一國宏觀經濟的沖擊理應考慮對這些目標變量的影響。同時根據前文的文獻回顧,國際石油價格往往通過供給渠道、需求渠道以及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因此我們選取工業生產總值、環比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以及貨幣供應量M2來分析國際石油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的可能影響。
3結論
通過實證研究和對比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幾個結論:
(1)代表經濟增長水平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并沒有因為石油價格的上漲而出現下滑,相反卻有小幅的短暫的上升。這可能是由于,第一,國際石油價格的上漲可能源于全球經濟增長的刺激,中國作為“世界加工廠”顯然會從中受益,伴隨國際石油價格的上漲工業總產值也顯著增加。第二,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雖然導致大量的能源消耗,但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可以抵消能源價格上升的影響,使得企業可以在能源價格上漲的情況下,生產更多的產品。第三,我國石油市場存在較強的壟斷行為,從原油的勘探開采到成品油的供給等環節都被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三家大型國企所壟斷,形成了較強的價格控制。政府對石油的價格指導和對壟斷企業的財政補貼更是阻斷了石油市場價格的形成機制,同時也阻礙了國際石油價格波動對我國經濟的傳導路徑。
(2)石油價格波動會對總消費需求具有負向沖擊效應。這可能通過兩個途徑實現,其一,石油價格水平上漲使得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減少直接導致購買力水平的下降。其二,石油價格水平上漲推動了物價水平的整體上漲,從而遏制了消費者的需求能力。但是消費需求波動對工業總產值具有負向沖擊作用,所以由于石油價格上漲所導致的消費需求下降,并不能最后影響到工業總產值的增加。這與我國長期以來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和對外出口的現狀有關。
(3)石油價格短期推動了物價水平的上漲,但其小于需求拉動對物價產生的作用,隨后會伴隨緊縮的貨幣政策以抑制物價水平的上漲。物價水平上漲對工業總產值產生了短期的負面沖擊。但是這種負面沖擊并不是通過影響國內消費總需求進而傳遞到工業總產值來實現的,因為實證研究顯示,消費需求的下降對工業總產值由正向沖擊。其有可能是通過這樣一條傳遞路徑實現的,石油價格上漲導致國內物價水平的短期上漲,國外需求下降使得國內出口訂單下降,從而導致工業總產值的短暫下降。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對全球石油和初級產品的需求,有相當一部分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向我國轉移高能耗、高污染生產環節的結果,其中相當部分產品并不在我國消費,而是出口到全球市場。
(4)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會導致物價的即期上漲進而導致國內消費需求的短期下降,并對工業生產總值產生短期的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很可能是由于價格上漲帶來的工業成本上升所導致。由于貨幣政策通常具有較強的外部時滯性,因此寬松的貨幣政策在更長期才會對工業生產總值的增長發揮促進作用。
綜上所述,由于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和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政府投資和對外出口,存在明顯的內需貢獻不足,使得國際石油價格對宏觀經濟增長的負面沖擊得到緩沖或者傳導機制受阻,因此石油價格波動對我國宏觀經濟的負面沖擊影響并未獲得直接的實證結論支持。但是石油價格上漲會導致物價水平上漲,說明存在輸入性的通貨膨脹,并且會通過財富效應和價格效應影響到居民消費水平。貨幣政策能夠迅速反應并發揮效應但卻存在兩難境地,為了應對石油價格上漲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需要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但這又會使得產出下降從而抑制經濟增長。由于石油價格波動頻繁,難于預測和控制,過渡關注石油價格會導致貨幣政策頻繁變動不利于本國經濟穩定。因此中國應該減少貨幣政策依賴,繼續完善石油市場定價體系和風險防范體系,調整能源結構降低石油消耗和依賴從而降低石油價格波動對我國宏觀經濟的沖擊和影響。
作者:陳學勝張建波單位:山東大學(威海)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