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機時代國際經濟的延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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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經濟權力結構的延續與變革：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與美歐主導權的延續

權力是秩序的基石，離開權力的秩序只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法維持和延續。在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下，各個國家處于互不隸屬的關系，秩序的建立、運轉更需要權力的支撐和維護。新世紀，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經濟秩序的權力結構基礎出現了重大調整，國際經濟格局漸趨均衡化。以金磚國家為核心的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其在增強自身經濟實力的同時，也改變了世界經濟發展的路徑。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興經濟體的引領作用和溢出效應不斷向外擴散，推動其他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從經濟市場化、貿易自由化、投資國際化中獲益，形成你追我趕的良性互動與競爭局面；而發達國家面臨技術紅利消退，產業外移，產品競爭力低下，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境，經濟實力相對下降。金融危機爆發前，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明顯快于發達國家。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歷年的《世界經濟展望》統計，新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呈現的雙速增長的格局，“2001年至2007年期間，發達國家GDP每年分別增長1.417%、1.732%、1.935%、3.15%、2.668%、3.033%、2.728，新興經濟體GDP每年分別增長3.712%、4.689%、6.245%、7.534%、7.275%、8.235%、8.804%，”⑥二者相差達到2-4倍，且差距逐年擴大。無怪乎，一些國際組織認為，世界經濟已進入由新興經濟體拉動的新一輪經濟發展黃金期，世界經濟格局也進入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發達國家逐步衰落的“南升北降”的狀態。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加速了國際經濟格局的調整，“南升北降”的格局日趨明顯。據IMF統計，“2006-2010年間，世界經濟增長的大約70%來源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其中中、印、俄、巴、南‘金磚五國’占了一半以上。2009年，世界經濟下降0.6%，發達國家整體下降3.7%，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仍達到2.8%；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更達到7.2%之多，成為支撐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⑦2010年，“中國、印度、巴西經濟達到10.4%、10.1%、7.5%的高速增長，引領世界經濟強勁反彈5.1%，‘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49.1%”，⑧“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由2000年的23.6%提升到2010年的37%，發達國家則由76.4%降到63%”。

⑨大國之間的經濟總量排序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印度、巴西、俄羅斯也進入世界10大經濟體之列。世界經濟格局進入轉變的快車道，發達國家已無力獨撐世界經濟的局面，不得不求助于新興大國，共同應對快速蔓延的金融危機，而新興經濟體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更加凸顯，開始從國際經濟治理平臺邊緣走向中央，國際經濟權力結構日趨均衡化。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這種國際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變化，只是反映了新興經濟體在現有格局中地位的提升，并未從根本上改變美歐日主導國際經濟的局面，更未顛覆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霸權地位。隨著危機的深化，國際經濟權力結構調整的進程漸趨復雜，新興經濟體增長趨緩，下行壓力加大；美國、日本經濟趨穩回升，強勁復蘇；歐洲經濟逐漸擺脫債務危機、經濟衰退的泥潭，回歸脆弱復蘇的軌道，世界經濟呈現出三速增長的格局。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危機中的強勁表現沒有延續多久，隨著國際貿易環境惡化、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和國際流動性緊縮，其面臨的困難日益顯現，出口不振，內需不足，經濟面臨調結構、轉方式、促轉型的壓力和陣痛，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呈現明顯下行的趨勢。據IMF統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從2010年的7.4%，下降到2011年的6.4%、2012年的5.1%，并預測2013年增長5.3%。”⑩以中國為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日益顯現，外需不振、內需不足、產能過剩，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應日益弱化，國民經濟從以往10%以上的增長幅度回落，2012年減速至7.8%。2013年面臨的調結構、轉方式的壓力更為嚴峻，經濟下行的風險進一步加大。巴西、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面臨的形勢更為嚴峻，強勁反彈的勢頭不在，經濟增長率大幅下滑，維持低速增長的水平。美國積極推進經濟刺激措施，多次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向市場注入資金，增強市場的活力，提高國內消費水平，并利用美元貶值的手段稀釋債務，避免了發生像歐元區那樣的主權債務危機，實現了經濟的堅實復蘇，國內經濟回歸健康發展的軌道，“2011年增長1.8%，2012年增長2.2%，預計2013年增長1.9%”。

日本在安倍經濟學思想指導下，采取的刺激經濟的措施初顯成效，“預計2013年日本經濟將增長2.0%以上”，12日本朝野重拾振興日本經濟的信心。歐洲在經歷漫長的主權債務危機后，逐漸擺脫經濟停滯、衰退的困境，2013年第二季度歐元區經濟實現0.3%的正增長，各項經濟指標漸趨好轉，初步的經濟復蘇勢頭將持續下去。從以上對新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形勢的回顧，可以發現：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經歷深刻調整，國際經濟權力結構漸趨均衡化。新興經濟體逐漸崛起，改變了發達國家一統天下的局面，開始作為平等的成員進入國際經濟舞臺的中央，與發達國家共同探討世界經濟治理問題。同時，也要看到，這種權力關系的變化并未改變美歐掌控世界經濟運行的主導地位，美國的經濟霸權地位在危機后期逐漸恢復，并有不斷鞏固、加強的趨勢。因此，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世界經濟運行的基本框架短期內不會發生改變。

二、經濟觀念結構的延續與變革：新自由主義的式微與凱恩斯主義的回歸

經濟觀念是人們在生產實踐中形成的各種認識的集合體，是生產力和生產活動在人們大腦中的抽象反映，具有指導人們進行各種生產活動的功能。因此，經濟觀念具有主觀性，實踐性，歷史性，發展性等特點，會隨著生產力和社會生產活動的發展而發展。一旦經濟觀念無法通過自身調整以適應新的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要求時，它將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和阻力，進而在生產力和市場力量的推動下實現調整或變革。另一方面，經濟觀念有其內在的缺陷和不足，其在指導經濟生產活動中，無法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市場力量與國家力量之間取得恰當的平衡，在國家力量、市場力量和新的經濟形勢的推動下，其存在的內在缺陷將愈發暴露，需要不斷調整和變革。而這種調整變革的節點往往出現在體系性經濟（金融）危機之后。在世界經濟領域，經濟觀念具體體現為人們對各種經濟思想的信仰，經濟觀念結構則是主流經濟思想在相互影響、相互競爭中形成的一種組織形態。二戰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為恢復戰后經濟，紛紛采取凱恩斯主義，在強調經濟自由發展的同時，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通過政府干預等手段，集中發展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項目，采取金融、財政、稅收等手段對企業生產、居民收入進行調控，加大對失業、貧困人口的幫扶力度，建立福利國家。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壓制了市場自身的調節作用，忽視了市場經濟規律，導致財政開支擴大、財政赤字增加、稅收負擔加重、貨幣超量發行、經濟增長乏力、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卻居高不下的不良后果。20世紀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進入戰后特有的“滯脹”階段。為應對經濟“滯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放棄凱恩斯主義，轉而求助于新自由主義，力圖化解經濟“滯漲”的困境，恢復經濟活力，實現經濟復蘇。“新自由主義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并走向極端，大力宣揚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和經濟發展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把國家的作用僅限于‘守夜人’的角色，強調一切產業都無須保護，提倡國際貿易的自由化。”

20世紀70-80年代，隨著撒切爾和里根的上臺，英美兩國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同時，推進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把反對國家干預上升到一個新的系統化和理論化高度；出口導向戰略相對于進口替代戰略的勝利，促進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在發展中國家的傳播；進入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東亞經濟的崛起和“華盛頓共識”的提出，使新自由主義經濟觀念受到極大鼓舞，逐步鞏固了其在西方經濟理論中的統治地位。“新自由主義開始由理論、學術而政治化、國家意識形態化、范式化，成為美英國際壟斷資本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在解決“滯脹”困境，實現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復蘇，推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給所在國家經濟發展留下了難以克服的隱患和難題。不負責任的政府支出政策帶來的巨額財政赤字和國債余額成倍增長；放松金融監管，導致金融創新過度，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低利率和信貸盲目擴張及全民負債超前消費導致國內儲蓄率低下，信貸風險增加等等。這種不負責任的經濟行為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中，相繼引發了“墨西哥金融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和“拉美金融危機”，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的內在弊端和歷史局限，充滿了矛盾和危險，有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發展。由于危機局限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對西方發達國家影響不大，新自由主義的內在弊端和本質缺陷未受到應有重視，依然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推行市場經濟理論、全球一體化理論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世界上大行其道。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充分表明，新自由主義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同樣具有巨大殺傷力。導致這場危機的一系列因素，諸如放松金融監管、金融創新過度、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等等，均與推崇新自由主義，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政策主張密切相關，甚至有些政策行為本身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結果。因此，新自由主義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中受到嚴重沖擊和質疑，逐漸式微。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歐美推出廣泛的救市方案，主張政府干預，擴大財政支出，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復蘇和增長。英法等歐洲國家向銀行入股注入資金，充實銀行實力，恢復信貸信心，強調加強金融監管，穩定金融市場。“美國則通過發行國債，購買主要金融機構手中的不良資產，將由次貸危機導致的流動性和信用度出現嚴重降低的公司債務，轉化為流動性和信用程度較高的國家信用債務。挽救金融企業日益惡化的資產負債表，加強資本的流動性和償付能力，穩定其信用等級，從而切斷金融企業債務危機的鏈條，達到穩定金融體系的目的。”政府直接參與重大金融機構的重組，甚至對某些金融機構實行暫時的國有化。所有這些政策都屬于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是凱恩斯式的救市方案，預示著凱恩斯主義實現了歷史回歸。凱恩斯主義再次成為國際社會遏制危機蔓延，恢復世界經濟活力的重要手段，和各國在自由市場制度基礎上干預市場，刺激經濟復蘇的理論工具。

但凱恩斯主義也非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在醫治世界經濟危機的同時，又帶來新的隱憂。這種強調政府干預，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潛藏著結構失衡、生產過剩的風險，無法維持經濟可持續增長。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退出，這種風險日益顯現，成為危及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的又一關鍵因素。危機初期，各國加大財政、貨幣刺激力度，宣布將向救市及經濟刺激計劃投入的資金累計達近10萬億美元，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則將投資重點放在能源、環境、教育、保健等新一代增長動力產業；中國、巴西、印度等國主要投資于鐵路、公路、橋梁等基礎設施建設及住宅建設。這種政府大手筆救市行為，一方面恢復了對世界經濟的信心，實現了經濟快速復蘇，但也造成了經濟結構失衡、生產過剩的弊病。政府推進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使國際流動性增加，資本為追求高回報率大量流入新興經濟體，導致通貨膨脹、本幣升值、商品出口受挫、產業結構失衡、生產過剩、經濟增速放緩，下行壓力加大。為解決結構性矛盾，新興經濟體不得不求助于市場，以市場的力量消化落后產能，平衡產業結構，保持經濟健康增長。中國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世界經濟要么在市場作用下放縱，要么在國家干預下失衡，經濟觀念又一次面臨調整和變革的風險。如何在國家干預與市場調節、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博弈和取舍中，找出科學合理的尺度；在自由市場基礎上，合理發揮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調節作用，將是各經濟流派需要重點關注問題，也是新的經濟觀念、經濟思想、經濟學說的突破點和增長點。

三、國際經濟制度的調整和完善：金融監管加強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國際經濟制度是國際經濟秩序的外在表現，其調整、完善和變革，以及維持或廢棄，都反映了國際經濟秩序的延續與變革。國際經濟制度建立在國際經濟權力結構的基礎之上，是國際經濟觀念在現實中的具體化、制度化，其建立、維持、調整和變革，是國際經濟權力結構和國際經濟觀念結構變遷的結果。當前，國際社會嚴重滯后的上層建筑(全球經濟治理架構)與加速變化中的經濟基礎(國際經濟權力結構和國際經濟觀念結構)脫節的現象被逐漸修正，一個相對公平、公正的東西方共治架構正在構建之中。金融危機成為國際經濟秩序變遷的助推器，促進各國對經濟發展模式的探索。危機打破了人們對西方經濟發展理念的迷信，自由放任式的經濟發展模式受到諸多詬病；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引發國際社會的興趣，“北京共識”作為一種與“華盛頓共識”相對的發展模式被提出和熱議，并被一些發展中國家吸收和借鑒；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不斷調整完善本國的經濟發展方式，探索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在國家與市場的博弈中，國家調控干預經濟的作用明顯增強，各國政府加強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力度，通過財政、稅收、金融等手段釋放經濟活力，推進經濟復蘇和增長。

面對由債務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國際社會一致同意加強金融監管。強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和其他監管部門對金融市場運行的審查建議功能，確保能夠對市場風險迅速作出反應，推動國際金融市場健康發展。致力于打造一個在危機中能有權力、有辦法對各類金融機構進行重組或處置，而無需讓納稅人最終承受負擔的體系。在倫敦G20峰會上，各國同意在本國推行強有力的監管系統，創立全球金融系統所需的、通過國際社會一致認可的高標準監管框架。在金融穩定論壇的基礎上創立了金融穩定委員會，以對宏觀經濟和金融危機風險發出預警，對監管體系進行改造，擴大監管措施的適用范圍，采取行動反對“避稅港”等不合作的行為，加強對國際行為準則的執行力度。2010年11月，首爾G20峰會正式批準實施了《巴塞爾協議III》，該協議規定，“截至2015年1月，全球各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充足率下限將從現行的4%上調至6%，由普通股構成的“核心”一級資本占銀行風險資產的下限將從現行的2%提高至4.5%。另外，各家銀行應設立“資本防護緩沖資金”，總額不得低于銀行風險資產的2.5%。”

新標準的執行將大大提高資本數量，改善資本質量，提升銀行承受金融沖擊的能力。危機暴露了國際金融機構的內在缺陷，需進一步鞏固和完善。其貨幣資源有限，調節國際收支失衡的能力不足，無法有效援助陷入嚴重經濟困境的國家。危機后，國際社會一致同意，鞏固全球金融機構，使其承擔起監管世界經濟運行，援助陷入困境的國家的責任。G20倫敦峰會上，各國一致同意，“為全球金融機構追加8500億美元可用資金，提升其應對危機的能力。并在2009年G20匹茲堡峰會前兌現了上述承諾，提高了全球流動性。另一方面，提高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機構的代表性和發言權進一步提高。“2010年4月25日世界銀行通過了新一階段投票權改革方案，發達國家共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了3.13個百分點的投票權，發展中國家投票權提高到47.19%，其中中國的投票權提高到4.42%，躍居第三位，印度上升至2.91%，位列第七位；美國維持15.85%的投票權，依然把持頭把交椅，日本、德國、法國、英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172010年11月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通過了份額改革方案，按照該方案，“IMF將向新興經濟體轉移超過6%的份額，中國的份額將升至6.39%，投票權也升至6.07%，”

位列美日之后，方案給予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更大的發言權，從而使“金磚四國”進入IMF份額前十位之列。根據改革方案，24個席位的執行董事會構成也將調整，其中由歐洲國家占據的兩個席位將分配給新興經濟體，以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執行董事會的代表性。國際經濟治理機制實現新舊更替，體制機制更加公正、合理，全球經濟治理架構日趨多元化。新世紀以來，西方世界已經無力解決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諸多問題，如全球發展失衡、國際能源安全、全球糧食安全、氣候變化、環境問題、發展援助等，不得不求助于主要新興經濟體。2008年，二十國集團在華盛頓召開領導人會議，正式從部長級會議升格為領導人峰會；2009年，G20匹茲堡峰會宣布，二十國集團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定期召開領導人會議，從此二十國集團形成了“領導人峰會-協調人會議-部長級會議-工作組會議”的機制架構，成為有效應對世界經濟、國際金融等問題，推進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主要平臺。標志著新興大國將在世界金融事務中發揮了更大作用與影響力。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金融危機以來，一系列經濟制度、機制的調整和變遷，是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進行的，是對現有制度的完善和發展，現行的國際經濟制度體系并未改變，仍然維系著世界經濟的運行和發展。隨著國內經濟的走強，美國世界經濟霸權的地位得以鞏固，主導國際經濟制度的能力得以恢復；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難以撼動，在新興經濟體增長下行的壓力下，國際資本紛紛回流，美元成為有效的避風港灣；以國際貨幣經濟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為支柱的國際經濟體系，在危機中得以鞏固和完善，進一步提升了應對金融、經濟風險的能力和資本。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國際經濟制度將延續現有的框架體系，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革。

四、小結

新世紀以來，美歐等西方發達國家享受的“新經濟”紅利逐漸消失，經濟進入低速增長階段；以中國、印度、巴西等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經濟快速增長，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迅速提升，國際經濟格局朝著均衡化的方向發展。金融危機及其后歐債危機的爆發加速了國際經濟權力結構調整和變革的進程，凸顯了新興國家的影響和作用，新興大國以平等的成員身份邁入國際經濟治理舞臺的中心，與發達國家一起應對危機的挑戰，推動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危機后，世界經濟觀念的變遷更具包容性，新自由主義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受到諸多詬病，主流經濟思想的地位受到挑戰；凱恩斯主義在全球救市的行動中，得以順利回歸，與新自由主義實現融合，共享世界主流經濟思想的地位，二者共同成為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的理論基礎。在國際經濟權力結構和經濟觀念結構變遷的基礎上，國際經濟制度也發生了一些積極的調整和變化。國際經濟制度的調整和變革，一方面更好地體現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訴求，適應了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對現有制度框架的調整和完善，是國際經濟制度體系的內在延續和發展。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對現有的國際經濟格局、經濟觀念結構和國際經濟制度形成了重大沖擊，促進了三者的調整和變革，開啟了國際經濟秩序調整演變的序幕。但這種沖擊還不足以摧毀國際經濟秩序賴以存在的權力結構和觀念結構基礎，不足以導致國際經濟制度根本性的變革。雖然國際經濟秩序在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出現了重大調整和演進，但這種調整和演進是在現有秩序框架內完成的，只是對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的細枝末節進行了修剪和完善，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其性質和內涵。因此，現行國際經濟秩序依然在維護世界經濟運行中不斷延續和發展。

作者：曹廣偉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