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教育投資理論研究及貢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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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15日,在國務院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談到職業教育今后一個時期的改革方向時強調,要理順管理體制,建立行業、企業、學校共同參與的機制,形成共同促進職業教育發展的合力。2010年5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并通過《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把促進公平作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資源。”[2]為了深入研究職業經費保障問題，本文研究分析西方教育經濟理論學者對“人力資本”等理論的研究及其貢獻，以期對中國職業教育經費保障研究與改革提供借鑒。

一、西方“人力資本”理論研究與貢獻

20世紀60～70年代，伴隨舒爾茨“人力資本”理論在世界范圍的傳播，國外教育經濟學理論得到確立和快速發展。一種教育新觀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教育不僅是消費，而是投資”，“教育事業不僅是消費性事業，而且是生產性事業”，“教育是能夠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事業”。為使教育創造最大的經濟效益，西方各國政府與經濟界加強了對教育的干預，促進了教育的快速發展。國際機構對發展中國家教育的援助，更多地投資于職業教育。國際教育經濟學理論界對教育經濟問題的研究，側重從教育投資問題入手，對教育投資是否合理、充足，用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和在政府預算中的份額來定義。世界銀行采用的衡量標準包括：有關年齡組就讀小學的比例；婦女受教育的比例；相關年齡組在中學注冊人員的比例；成人文盲率等。西方人力資本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有西奧多•舒爾茲（美）、亨利•萊文（美）、曾滿超（美）、布魯斯•約翰斯通（美）、馬克•貝磊（美）等，他們卓有成效系統理論和實證的研究，獲得了具有重要價值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主要在高等教育和義務教育領域。

（一）舒爾茨關于人力資本理論研究與貢獻美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舒爾茨通過對美國1929～1957年經濟增長翻一番中所增加的1520億美元進行分析發現，上述增長中物質資本貢獻率為25%，勞動力貢獻率為75%。在勞動者總收入從570億美元增加到1140億美元過程中，勞動人口數量增加所引起的勞動者總收入增加的數量是430億美元,勞動者總收入增加的另外710億美元，是人力投資的結果。美國1929～1957年雇傭勞動者教育程度的提高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為33%。從不同年限看，1929年,美國小學、中學、大學教育的收益率分別是34.9%、15.3%和9.0%,各級教育平均收益率是17.3%；1958年,美國小學、中學、大學教育的收益率分別是40.2%、11.8%和11.0%。從不同教育級別看,美國1929～1958年間，小學教育收益率在34.9%以上，中學教育收益率在10%～15%之間，大學教育收益率一般是10%以下,最高年份為11%。為了使各級教育收益率更近似實際經驗,使數值更符合雇傭勞動者的能力，舒爾茨把影響勞動者收入差別的所有因素，包括學校和家庭因素、個人動機、智商都考慮進去，對各級教育收益率加以調整即“能力調整”，得到的各級教育收益率是:小學35%，中學10%，大學11%。舒爾茨用各級教育經費所占教育總經費的平均比率(小學28%,中學45%，大學27%)分別乘各自教育的收益率,算出美國各級教育對美國經濟收益的貢獻率是:小學9.8%,中學4.5%，大學2.97%,三級教育合計為17.27%，近似值是17.3%。這個數字成為美國一段時期測算教育收益率的一般常數。舒爾茨因為首次對教育收益率進行宏觀定量分析,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3]

（二）丹尼森關于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貢獻率研究與貢獻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Denison)在《美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和我們面臨的選擇》(1962)、《1929～1969年美國經濟增長的核算》(1974)等論著中,通過自定義模型，對教育在美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進行了量化分析。計算出美國1929～1969年,個人通過勞動就業收入增長率為23%，個人通過提高受教育水平收入增長率為41%。1929～1957年，個人通過教育就業個人的收入增長率為42%，同時段工人增加物質投資收入增長率僅為29%和9%。又據丹尼森在對美國1929～1969年國民經濟實際增長中教育貢獻率量化分析，1929～1969年,美國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是3.33%，歸因于教育的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是0.14%,占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的12.3%,因此,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是12.3%。研究中，丹尼森把影響經濟增長率中其他可計量的因素減去，余下的“余數”,就是知識進展對國民收入增長所做的貢獻。根據丹尼森的計算，1929～1969年間，美國知識進展對國民收入增長所做的貢獻率是27.6%，如果把知識進展因素的一部分也看作教育因素，那么，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率要遠遠大于12.3%，很可能接近舒爾茨的計算結果。[4]

（三）舒爾茨、丹尼森研究貢獻小結根據舒爾茨的計算，1929～1957年，美國對勞動力教育和訓練投資增加了約8.5倍，物資資本投資增加了4.5倍，教育投資所獲得的經濟利潤增加了17.5倍，物資資本投資增加所獲得的經濟利潤只增加了3.5倍。根據丹尼森的計算，1948～1982年的35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中，由教育水平提高和技術革新提高而獲得的增長約占83%。“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里，等量的資本用于勞動力教育和訓練所獲得的經濟利潤，明顯高于物質資本投資所獲得的經濟利潤，主張投資的重點從物質轉向人力。“人力資本理論”這一研究結果及其政策主張，對20世紀60年代以后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投資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這一理論的推動下，世界范圍迅速出現教育投資增加并導致教育大發展高潮。美國中等和高等教育費用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1937年是3.5%，1968年達到6.3%。同年英國達到5.5%，德國達到5.7%。國外學者在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德國、日本經濟迅速增長的原因時普遍認為，“是過去幾十年教育成果的積累”，是“存在于人民中的技術能力和知識”所致。“人力資本理論”成為許多發達和發展中國家擴大教育投資、促進教育大發展政策的理論依據。

二、西方“篩選假設理論”研究與貢獻

20世紀70年代初，一部分“人力資本理論”追隨者從“人力資本理論”陣營分離出來，創立了“篩選假設理論”。1973年，邁克爾•史潘斯(M.Spence)發表《篩選假設—————就業市場信號》論文，系統闡述“篩選假設理論”，成為該理論標志性成果。1974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明瑟(J.Mineer)出版《學校教育、經驗和收入》一書，對學校教育的個人收益率進行研究。之后，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教授陶布曼(P.Taubman)出版了《作為投資和作為篩選工具的高等教育》(1974)一書“，篩選假設理論”成為教育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篩選假設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的求職者屬性分為兩種:一種是與生俱來不能改變的,如性別、種族、家庭背景；另一種是后天可以改變的，如教育、婚姻、經歷等。后天屬性中，教育是最重要的“信號”。人與人之間能力不同，同樣的教育投入，能力高的人可以獲得較高的教育水平，能力低的人只能獲得較低的教育水平。這就是說，能力低的人要想獲得較高的教育水平，需要支付多得多的成本費用，所以，能力低的人不要為獲得較高教育水平支付過多的費用,從而得不償失。該理論認為,教育信號與工資收入關系極為密切,教育水平反映求職者能力,教育水平高的人，教育和培訓所需成本較高，生產率也較高，雇主應支付他們較高的工資。教育主要的經濟價值是對求職者進行篩選，把不同的人安置在適當的崗位。該理論認為，較高工資收入的決定因素是雇員們固有的較高能力,教育只是反映個人的能力，但沒有提高個人的能力，強調教育文憑的重要性，因此又被稱作“文憑理論”。“篩選假設理論”對教育投資政策制定的價值是:1.教育文憑作為篩選依據,將具有不同文憑從而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崗位。2.教育可以使人在未來就業中獲得更有利的地位，人們普遍希望獲得較高文憑,那些能力差的人必將為追求高學歷付出更多的時間、精力和財力，推動了高等教育過快發展，導致了企業不斷提高雇傭標準，造成人力資源的“炫耀性消費”。受社會發展制約，高水平教育與高失業率往往并生，出現“教育膨脹”，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資助應當適度。3.就職后的在職培訓，能提高雇員的專業技術能力，這種培訓應克服“集團培訓”，針對雇員不同特點進行多層次、多樣化培訓。應當大力實施各種專業資格考試，以考查人的真才實學。主張無論上過什么學，都要參加相應的專業資格考試，考試合格者國家要承認其“學歷”，根據考查成績擇優錄用。4.教育與工資水平呈正相關，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工資水平也應當越高。“篩選假設理論”作為教育經濟學理論重要組成部分，一經創立就在許多國家獲得傳播。社會在人力資本配置上，更注重教育文憑為信號的能力；雇主對雇員工資的確定，除依據其教育水平，還要依據其實際生產率并不斷調整，使工資與生產率相吻合。政府對教育投資的重點，適度向職業教育與培訓傾斜。

三、西方“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研究與貢獻

“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認為，教育將人們分配到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包括主要的勞動力市場和次要的勞動力市場。主要的勞動力市場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業和大機構的工作崗位，這些崗位就業穩定，職業有保障，工資高，工作條件好，晉升機會平等；次要的勞動力市場提供的是小企業、小公司的工作崗位，這些崗位工作不穩定，工資低，制度嚴厲，晉升機會少。教育文憑、考試成績是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重要依據。一些國家政府對高層次教育過度的財政支持，助長了高等教育過度。政府應縮小高等教育投資份額，加大基礎教育投資比重。“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指出，在主要的勞動力市場，教育與工資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但在次要的勞動力市場，教育與工資間卻不存在著正相關關系或關系不明顯。其原因在于：由主要的勞動力市場獲得有滿意職業保障和工作條件的人，具有較高文化教育教養，具備根據一般經濟、技術、科學文化和管理原則進行運用的能力。擁有這種能力，必須具有高等教育水平、高認知能力，通曉特定技術、專業知識、公司資本價值、利潤和運營情況。這些職位占有者的行動，將影響公司全局的生產率和利潤，擁有較大的自主權，能獲得優厚的工資和良好的晉升機會。由次要的勞動力市場獲得工作條件的人，絕大多數是婦女，雖然有些婦女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但往往只能被充當勞動后備軍，成為廉價勞動力。次要的勞動力市場提供的工作，只需要較低教育水平或根本用不著接受教育，次要的勞動力市場就業者，只能獲得較低工資。“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的制度主義經濟學派(代表人物如:美國多林格、皮奧里等)認為，雇主往往根據雇員的種族、性別、舉止、口音、文化程度、考試成績等特征，做出就業分配和安置，從而將兩種勞動力市場分割固定化。主要的勞動力市場要求雇員的工作有規律，要準時、守紀律、周轉率低；次要的勞動力市場容忍雇員遲到、缺席和周轉率高，很多次要的勞動力市場本身就是短期和臨時的。許多工人被擋在主要的勞動力市場之外是必然的。“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的新馬克思主義學派(代表人物如:美國卡諾•愛得華茲•戈登、羅思等)認為，在資本主義由競爭向壟斷過渡過程中，大企業制度形成了工人同類化趨勢，壟斷資本為了追求長期牢固控制，有意識地把勞動力場分化，把勞動力分割成白領和藍領，白領加入到公司管理隊伍，以優惠方式提升，藍領工人由于不具備某些資格，不能進入白領隊伍，成為低收入群體。“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對教育投資政策制定具有的價值是:20世紀60～70年代，許多國家政府加大教育和培訓，力圖把窮人從次要勞動力市場轉移到勞動力主要市場，改善他們收入，緩解社會矛盾。然而受當時經濟制度制約，為窮人提供的技能培訓并不適用于主要勞動力市場需求，這些人不可能由教育和培訓改變就業與收入。[5]

四、國外教育投資理論研究貢獻小結

概括20世紀60～70年代世界教育經濟學對教育投資的研究，無論是對發達國家還是對發展中國家，教育投資都曾產生重要影響，一些國家積極調整各級教育投資結構，削減高等教育投資比重，增加基礎教育投資份額。有的調整高等教育專業投資結構，更加注重應用學科建設。許多發達國家大力加強職工培訓，希望改善社會就業和分配。上述政策對緩解過度教育壓力，穩定社會和發展經濟產生了重要作用。“人力資本理論”關于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以及學校質量對教育收益的影響，使人力資本理論在世界經濟發展中處于核心的地位，迅速地改善了各國教育投資行為，帶來教育的大發展。“篩選假設理論”主張將教育文憑作為依據，將具有不同文憑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崗位，使教育在人力資本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主張加強在職培訓，加大了各國政府對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投資。“勞動力市場劃分”理論對各國政府加大在職教育與培訓，重視次要勞動力市場公平問題，削減高等教育投資比重，增加基礎教育投資份額，起到了指導作用。上述理論盡管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從世界各國教育投資政策改革的實踐看，仍顯示了重要的經濟價值。20世紀80年代，國外經濟學、教育經濟學學者對政府向學校撥款的方式、撥款的比例，教育資源的利用效率，教育投資的個人收益率等問題展開了研究，研究方法更趨向于實證分析、個案分析和國際比較，并提出了一些相應的政策建議。20世紀90年代，國外學者對教育與經濟增長、教育與勞動力市場、教育與收入分配、教育收益、教育財政、教育投資總量和由誰來承擔教育投資等問題展開了研究。有多項研究證實，人們接受較多的學校教育與具有較高的收入相關聯。學者（Johnson1982）、(Castells1989)通過對日本與亞洲四小龍的比較研究認為：在其他情況相同時，一個較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方式，有可能促進經濟發展。在成功的經濟實體中，國家政策應重視發展教育，以鼓勵人員參與的機會均等，以刺激企業的革新創造。研究指出，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的成功，證實了高質量的公立教育在培養勞動力適應激烈競爭、變化多端的現代生產過程中的重要性，也證實了“發展主義政府”的關鍵作用。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列文（H.M.Levin1998）提出，歷代以來，受教育程度總是決定代際社會與職業流動的重要機制。提出，應尋求新的經費來源、降低單位產出成本和提高教育質量，以改進教育投資決策。著名美籍教育經濟學者曾滿超（M.C.Tsang1998）提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大量文獻證實：教育投資的收益率通常高于物質的收益率；初等教育具有在所有教育水平中最高的收益率；學術性中等教育具有高于職業或技術教育的收益率；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會收益率。認為，應鼓勵有關教育成本的研究。對生均成本和其他成本指標的研究，應當周期化進行，以用于監控和診斷教育資源的配置和利用。上述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為教育提供充足的資源，促進教育適時地發展。

五、西方教育投資理論對職業教育投資影響

20世紀50～70年代，戰后經濟迅速恢復，西方各國先后經歷了職業教育、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中等職業教育、高等職業教育適時、快速、空前規模的發展，不僅為戰后西方各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培養了大批有文化、懂技術、有專長的中、高等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充實的人力資源保障，也為美國等發達國家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立下了汗馬功勞。全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8.5%提高到13.5%，東亞地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8%提高到13.5%，職業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發達國家的職業教育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個從初級到高級、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高等職業教育與普通大學、資格證書與學歷證書相溝通的體系，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趨勢包含本科，乃至碩士、博士水平層次。當然，專科仍為主要層次。

作者：牛征張彤單位：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