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問題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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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按中國未來人口15億人計算，中國的人均水資源量每人每年僅為1875m3。2000年中國工農業及生活需水量達6500億～7000億m3，而可供水量僅有6000億m3。2005年中國工農業及生活需水量達7000億～7500億m3，而可供水量僅有5000億m3。水資源短缺已成定局，作為占用水量80%的農業用水必須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讓有限的農業水資源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因此，發展高效用水的現代化農業是長期的戰略任務。
1農業灌溉與高效用水
農業灌溉將水從水源輸送到農田的過程，可以劃分為3個環節，第1個環節是通過灌溉輸配水系統，將水自水源引至田間;第2個環節是在田間地表水入滲到土壤中，在土壤中再分配轉化為土壤水，而后被作物吸收;第3個環節是作物吸收水分后通過光合作用將輻射能轉化為化學能，最后形成有機物質。
高效用水的目標是極大地提高上述3個環節水的轉化和產出效率，既節水又高產。在第1個環節上，要提高輸水效率，通過工程的投入[1-2]，實行輸水渠道的配套、防滲，將來實行輸配水管道化，從而大大減少滲漏損失和蒸發損失。在第2個環節上，要合理調控農田水分狀況，使引進田間的水最大限度地為農作物所利用。在第3個環節上要調控土壤和地表面附近的大氣環境，使農作物的生長有一個良好的外在環境。對于第2、3環節要逐步推廣噴灌、滴灌等先進灌水技術、田間覆蓋保墑技術，并加強田間用水管理。
由于農業用水存在很大浪費，水資源出現零增長或負增長，所以發展高效用水的農業不僅是必須的，也是可行的，提高水的利用率，發展節水農業是解決未來農業水資源短缺的根本出路，也是現代農業的基本要求。另外，在采用技術措施的同時，還要重視非技術措施，如完善管理體制和技術服務體系，農業水資源立法，農業供水水價的合理調整等，從而提高農業用水的管理水平，提高田間作物水的生產率。
2現代農業的主要節水措施
2.1節水技術措施
節水技術措施主要包括輸水工程和灌溉技術。在輸水方面，以山東省為例，全省平均渠灌區輸水損失量在50%左右，而以色列小于10%，美國小于22%。因此，輸水工程中的節水潛力巨大，可以進行渠系配套、渠道防滲、低壓管道輸水等工程。節水灌溉技術如“小白龍”、滴灌、滲灌等，用水量僅為常規灌溉用水量的30%～50%，節水效果明顯。
2.2節水農業措施
通過田間節水，抑制土壤蒸發和作物蒸騰，提高農田水分利用效率，是發展節水農業的主要措施之一，主要包括適水生產、抗旱育種、節水高效灌溉制度、農田保墑技術、培肥地力等[3]。根據有關研究成果，通過上述措施，可提高水分利用率30%左右。
2.3節水管理措施
節水潛力的40%在于管理，只有科學的管理，才能使其他節水措施發揮應用作用，建立完善的管理機構，健全規章制度與法規，大力推廣現有的科技成果和先進技術，管好水、用好水，使水資源發揮其最大效益。
3農業高效用水技術
農田節水灌溉技術內容很廣泛，主要可分為工程節水和農藝節水。農藝節水包括制定各種農業節水灌溉制度及農田灌溉管理技術[4]。由于各種作物對水分的敏感期、需水耗水規律均不同，各自的灌溉制度及管理措施也不同。灌溉制度包括作物播種前以及全生育期內的灌水次數、每次灌水的日期與灌水定額、灌溉總定額3方面，這些方面的研究已趨于成熟。節水型農田灌溉技術主要有:小畦灌、長畦分段短灌、寬淺式畦溝結合灌等優化畦灌技術;節水型溝灌技術，如封閉式直形溝、方形溝、鎖鏈溝、八字溝、細流溝、溝壟灌水、溝畦灌等;地膜覆蓋灌水技術，如膜上灌等。此外，田間管理方面，可通過平整土地，秸稈覆蓋，地膜覆蓋，少耕免耕技術，灌溉水全面規劃、合理調蓄、綜合利用、定量調配，因地因水(狀況)制定適宜的水價及電費政策，對浪費實行罰款等措施，以實現農業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此外，還可利用各種化學制劑調控土壤表面及作物葉面蒸發，以達到節水的目的，如土面增溫保濕劑、抗旱劑、保水劑、種子包衣劑等;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手段培養高效節水品種，如農大146等小麥品種。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通過遙感(RS)、地理信息系統(GIS)、全球定位系統(GPS)及計算機網絡獲取、處理、傳送各類農業節水信息，實現高效節水的現代化技術已日趨成熟，今后將被廣泛推廣應用。
4參考文獻
[1]王樂財.農業水資源高效利用的探討[J].中國新技術新產品，2009(24):220.
[2]雷波，劉鈺，許迪，等.農業水資源利用效用評價研究進展[J].水科學進展，2009，20(5):732-738.
第2篇
安徽省是我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省。為了了解改革效果，在安徽省財政廳支持下，我們于2001年8月26日到9月3日，對農村稅費改革作了專題調查。調研期間，我們先后到淮北的穎上、五河、以及皖南的歙縣，召開了6次座談會，參加的有農稅、農財、農業、預算、鄉鎮干部、政策研究專家以及部分多年從事農村工作的老同志等，查閱了有關資料。基本結論為：一是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成效顯著，達到了中央預定的減負目標，也為“入世”后農業政策全面調整奠定了基礎；二是隨著稅費改革的實施，中國財政體制和農業稅收固有缺陷也逐漸暴露，這些問題急待解決。
一、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實施情況
安徽省面積有13.9萬平方公里，在全省6000多萬人口中，80％為農業人口，是典型的農業大省。該省很早就開始了稅費改革試點。1994年，安徽省阜陽市各縣（市）先后采取了“稅費合并、統一征收”，但它們將“三提五統”等費與農業稅合并后按人頭分攤，形成了事實上的“人頭稅”，這一做法農民反應強烈，抵觸很大。1998年，五河縣按照“農村公益事業建設稅”模式進行了試點。1999年，在財政部指導下，在4個縣開展了以“取消鄉統籌、改革村提留、調整農業稅”為主的改革試點。2000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國務院7號文件，在全省范圍內展開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
安徽省在制定方案時明確了稅費改革為“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取消、兩個調整、一項改革”，即取消按農民上年人均純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鄉統籌費；取消農村教育集資等向農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屠宰稅；逐步減少農民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辦法。
調整農業稅政策的內容：1.調整計稅面積，計稅面積按二輪承包合同面積為依據；2.調整計稅常年產量，計稅常年產量以1993年到1997年5年間各縣的平均單產為依據；3.實行地區差別稅率，全省最高不超過7％；4.改實物征收為統一折成代金，計稅糧價由省政府統一確定，分南、北兩片。北片6個市以小麥為結算標準，2000年每百斤61元，南片11個地市以水稻為結算標準，每百斤57元；5.改革結算方式，由村結算改為按戶結算，個人申報。
調整農特稅的主要內容有：1.調整農特稅率。農特稅稅率按照略高于農業稅的原則由省府重新確定。2.調整征收方式。除煙草外，將農特產品由生產和收購兩個環節征收的改由生產環節征收，以利于農產品流通。
將村提留改為農業稅、農特稅附加，與兩稅合并征收，分別入庫。農業稅附加為正稅的20％，農特稅附加原則上為正稅的10％。村提留只能用于村干部工資、五保戶供養、村行政辦公經費等三項開支。村集體公益性和建設性支出“一事一議”，不再固定向農民收取。
為合理確定農民負擔水平，安徽省還規定了三條硬性措施：1.嚴格以二輪承包合同面積為農業稅計稅依據；2.各縣的農民負擔水平以1997年實際數為上限，不得突破；3.到村、到戶的農業稅率最高不得超過7％，附加率不得超過20％；農特稅稅率應嚴格按省政府規定執行。從實際執行情況來看，全省農業稅稅率平均為6.96％，附加率平均為19.9％；農特稅率平均為12.64％。為了保證稅費改革的順利實施，安徽省還制定了十幾項配套改革措施。
經過各級政府努力，2000年這一改革已到位，并按新標準征稅。
二、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主要成效
安徽省農村稅費改革目標明確，省委和省政府重視，采取措施得當，因而稅費改革進展順利，效果明顯。
（一）減輕了農民負擔，保護了農業生產力
從總量上來看，改革后的全省農民總稅負為37.6億元，比改革前同口徑49.3億元，減少了11.7億元，減幅為23.6％；加上取消屠宰稅和農村教育集資，農民負擔減少31％，人均負擔由109.4元，減少到75.5元，減少了33.9元。同時，省政府一次性取消各種收費、集資、政府性基金和達標項目50種，初步堵住了農民稱之為“無底洞”的“三亂”，減負效果明顯。
在目前，我國農民增收渠道不多。農產品存在著結構性過剩，價格下跌，農民外出務工困難的情況下，減輕農民負擔起到了休養生息、保護農業生產力的作用。
（二）初步規范了政府與農民之間的分配關系
改革前，在分配上政府與農民的矛盾集中在鄉統籌、村提留等行政性收費上。
1.“三提五統”等是的內部分配形式。在撤消，實行家庭經營承包制后，義務教育、民兵訓練等家庭以外的事務屬于公共事務經費理應由政府負擔，而“三提五統”卻將負擔轉嫁給農民。比起城市居民來，這是額外負擔，而且負擔沉重。
2.“三提五統”收費背離了受益原則，是按人分攤的“人頭稅”。人頭稅是一種按人分攤，具有累退性性質，窮人負擔高于富人的稅收，在中國歷史上自清朝雍正2年“攤丁人地”后已經絕跡。英國撒切爾夫人執政時為籌措地方資金，1990年議會曾通過人頭稅法案，結果以失敗告終并導致她1991年下臺。因此，“三提五統”收費是歷史倒退，它的分攤方式極不公平。
3.雖然國家規定“三提五統”等收費負擔不得超過農民上年總收入的5％，但“總收入”是一個統計數，人為提高總收入既可顯示鄉村干部“政績”，又可獲得更多收費，因而存在著高估農民收入的“道德風險”。正是由于這類收費是事后、被動的，不具有固定性，農民額外的、被動接受，負擔年年攀升，因而農民將矛頭集中在農村收費上是有道理的。
這次改革，在適當提高農業稅收的同時取消了一切行政性收費，簡便、清楚，且順應了歷史潮流。同時稅收附加還為村級行政籌措了適量資金，堵住了“無底洞”（各種攤派）。稅收的穩定性也使農民心中有了底，給了農民一個明白。稅費改革增強了農民的依法納稅意識，欠稅和惡性抗稅案件明顯減少。許多地方出現了多年未見的農民排隊繳稅的可喜現象。
（三）帶動了農村基層政權職能轉變，改善了干群關系
稅費改革推動了機構改革。鄉鎮機構臃腫、人員膨脹是造成農民負擔過重、財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稅費改革后事實上的收支缺口，而“向農民伸手”又行不通，這就迫使縣鄉政府走“減人、減事、減支”之路。為了適應這一要求，安徽省委、省政府決定在市縣機構改革之前，鄉鎮機構改革先行一步。一些縣為克服財政困難，結合鄉鎮機構改革，行政人員精減達到50％。目前，全省鄉鎮機構改革已經基本完成，精簡分流工作初見成效。
稅費改革也推動了基層政權職能轉變。市場經濟下，政府是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辦哪些企業、個人家庭想辦而無力辦、辦不了的公共事務管理機關。然而在過去，從農業稅收、“三提五統”，到教育費集資等，鄉鎮干部一年到頭忙于派款催糧，不合理攤派加上征收方式的強迫性，而攤派款項又沒有嚴格的手續憑證，農民極不信任。這就形成與農民尖銳對立。加上一些人，敗壞了黨風政風。改革中取消了形形收費做到了“一種稅，一口清”。稅款由個人申報，不再經干部代收，加上征收機關嚴格依法辦事，這些做法，既規范了征納關系，減少了擾民，又從源頭上制止不正之風的滋生蔓延，也將鄉村干部從催款催糧中解脫出來，給了鄉村干部一個“清白”。
三、安徽省改革試點中提出的深層問題
在肯定安徽稅費改革成績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深層問題。過去它們為“亂收費”所掩蓋，稅費改革后則充分暴露出來了。我們相信，從全國來說，這些問題也具有典型意義。
（一）縣、鄉財政平衡困難，存在著農民負擔“反彈”可能
就規范政府行為、減輕農民負擔的目的來說，安徽省這次改革目標已基本達到。但由于改革未涉及縣、鄉財政困難深化這一深層問題，存在著收費“反彈”可能。
1.縣級財政基礎薄弱，消化能力有限。無庸諱言，稅費改革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也加重了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負擔。因此，如何幫助縣級財政消化“缺口”是農民負擔是否“反彈”的決定因素。然而，安徽省大多屬于純農業縣，縣級經濟基礎薄弱，加上多年積累的財政問題，基本不具備消化這一財政“缺口”能力。
穎上縣是黃淮海平原的重要產糧縣，人口為140多萬人，土地平坦，水利條件較好，歷史上最高的1999年糧食產量達到97萬噸。在市場經濟沖擊下該縣工業幾乎全軍覆沒，目前只有化肥廠還在生產，卻是虧損企業。據有關資料統計，2000年該縣1.6億元財政收入中來自農業稅收的為8013萬元，大體占一半。在改革前，該縣將稅費“捆”起來，按人頭攤派。改革后的畝稅負擔由上年的112元降至65.4元。按人均負擔計算由1999年的136元降到2000年的75.3元，下降了44.6％，相應減少財政收入4479萬元，如果包括村提留，則減少了8400萬元。該縣目前的供給人數為2.12萬人（含下崗分流人員3000多人），人均支出不足1萬元。即使稅費改革前，財政也相當困難。稅費改革后省財政增加補貼1500萬元，但由于多年積累的矛盾并未解決，為保政府運轉，該縣將發工資前四項的范圍擴大到所有行政事業單位，但仍有缺口。據計算，在義務教育經費上有缺口為5000萬元。類似情況在安徽省不是少數。
2.農業稅收缺乏彈性，減支措施難以見效。由于農業稅收不能隨著農業收入增加而增長，而縣鄉支出卻呈逐年增長，因而對純農業縣來說，即使一時能維持運轉，隨著時間推移，收支矛盾終將突出起來。為了幫助安徽省消化財政缺口，中央財政加大了轉移支付，增加了財政補助。但該省財政一直偏緊，補助后仍有缺口。為了克服財政困難，省政府下決心大幅度精減縣、鄉行政人員。但按中央規定，精減人員的工資3年內仍由財政發放，因而減人并不減支。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縣級政府財政困難不斷深化，因而有“收費反彈”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們又擁有行政權力，即使不能增稅，也可向農民收費或變相收費。因此，只要時機適當就可能產生“收費反彈”。
安徽省的財政困難是中部地區的一個縮影。其實質上是“一切刀”的分稅制體制下農業地區與工業地區的矛盾。中國中部地區的優勢在農業，解決中國未來吃飯問題的希望在中部。而農業地區財政收入增長必然是緩慢的，因而財政困難深化有必然性。為此，區分東、中、西部優勢，建設有利于發揮各自優勢的財政體制和轉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二）稅收負擔仍然偏重
農業稅收負擔有兩個概念，一是指農業稅收占農業總收入的比重；二是指農業稅收占農業凈收入的比重（即按GDP口徑計算）。1980年代以來，隨著化肥、農藥、農機、農膜等廣泛使用，農本大大提高。因而我們認為，農業稅收負擔應按GDP口徑來計算。
在這方面目前有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一種觀點是按農業總收入計算的農業稅收負擔為3.55％，屬于偏輕。另一種觀點是安徽省縣、鄉干部反映農民負擔偏重。為此，我們對該省統計資料作了分析。該省2000年的農業總收入為1023.4億元。農業稅費總額為37.9億元，負擔率為3.74％，但分母中含養殖業收入，而養殖業是不征農業稅的，扣除養殖業后的農業收入為620.7億元，實際負擔率為6.10％。按GDP口徑計算，稅費負擔率為8.98％（見表1）。這與我們在五河縣調查的稅收負擔率10.2％基本一致。當然，其他沒有稅改的省的農民負擔可能還要重些。從歷史上看，即使明朝稅負最高的杭州和松江府的負擔率為10.5％。因而無論從那方面說，目前農民的負擔都是重的。
農民負擔偏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次改革，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盡了最大努力，因而責怪稅收是沒有道理的。我們認為，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是農業生產力偏低。其次是分攤方式不合理，即稅負全部集中在種植業上，而占總收入近40％的養殖業卻不納稅。因而，如何公平地負擔農業稅收，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總之，減負固然重要，但根本出路是增收。無論從農民減負，還是加入WTO后農業嚴峻形勢看，我們都要把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問題提高到基本農業政策的高度來認識。然而，中國農業社會3000年歷史證明，小生產農業至多解決農民溫飽問題，致富是不可能的。
2.種植業凈收入是指按GDP口徑計算的農業收入，公式為：農業收入=種植業總收入*系數（0.68），這一系數是來自五河縣典型調查。
3.根據安徽省統計年鑒，種植業收入占農業收入（種植業收入+養殖業收入）的比重，1999年為62.18％，2000年為60.60％。
（三）稅費改革也暴露出農業稅收的制度性缺陷
稅費改革解決了農村亂收費問題，也使農業稅制與農業經濟要求不適應矛盾“浮出水面”。這主要表現為：
1.“農業兩稅”并存對農業經濟結構調整起阻礙作用
農業稅制是按照“種什么，繳什么稅”的計劃經濟思路設計的，由“農業兩稅”，即農業稅和農特稅構成。在市場經濟下，這一稅制結構與調整農業結構要求存在著沖突。歙縣財政局反映，面對茶葉供過于求，有些農民想毀去茶園改種其他作物，但對茶園征收農特稅，而對耕地征農業稅，且后者的負擔輕于前者，由于農特稅已納入鄉財政基數，這就勢必因影響鄉鎮利益而成為障礙。
隨著農業市場化的深化，調整種植結構是經常的事。農業稅制的缺陷為：（1）價格競爭已經使特產作物、糧棉作物的收益平均化，而農業稅的特產作物稅負重于糧棉政策起“逆向調節”作用；（2）在整個農業中，種植業處于基礎地位。養殖業不納稅，稅收全部集中于種植業的政策，顯然不利于鞏固種植業的基礎地位；（3）農業結構調整會帶來“農業兩稅”在征管上頻繁調整，不利于鄉鎮財政穩定。（4）即使從征管上看，農業稅按戶征收必須有征收底冊一個鄉有上萬農戶，建立征收底冊工作量本來就大，如果頻繁變更，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極易產生漏洞。看來，“種什么，繳什么稅”的思路已經行不通。
2.農業稅制無法解決負擔不公平問題
公平負擔是指高收入者多負擔，低收入者少負擔。比起改革前的不了的公共事務管理機關。然而在過去，從農業稅收、“三提五統”，到教育費集資等，鄉鎮干部一年到頭忙于派款催糧，不合理攤派加上征收方式的強迫性，而攤派款項又沒有嚴格的手續憑證，農民極不信任。這就形成與農民尖銳對立。加上一些人，敗壞了黨風政風。改革中取消了形形收費做到了“一種稅，一口清”。稅款由個人申報，不再經干部代收，加上征收機關嚴格依法辦事，這些做法，既規范了征納關系，減少了擾民，又從源頭上制止不正之風的滋生蔓延，也將鄉村干部從催款催糧中解脫出來，給了鄉村干部一個“清白”。
三、安徽省改革試點中提出的深層問題
在肯定安徽稅費改革成績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一些深層問題。過去它們為“亂收費”所掩蓋，稅費改革后則充分暴露出來了。我們相信，從全國來說，這些問題也具有典型意義。
（一）縣、鄉財政平衡困難，存在著農民負擔“反彈”可能
就規范政府行為、減輕農民負擔的目的來說，安徽省這次改革目標已基本達到。但由于改革未涉及縣、鄉財政困難深化這一深層問題，存在著收費“反彈”可能。
1.縣級財政基礎薄弱，消化能力有限。無庸諱言，稅費改革在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也加重了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負擔。因此，如何幫助縣級財政消化“缺口”是農民負擔是否“反彈”的決定因素。然而，安徽省大多屬于純農業縣，縣級經濟基礎薄弱，加上多年積累的財政問題，基本不具備消化這一財政“缺口”能力。
穎上縣是黃淮海平原的重要產糧縣，人口為140多萬人，土地平坦，水利條件較好，歷史上最高的1999年糧食產量達到97萬噸。在市場經濟沖擊下該縣工業幾乎全軍覆沒，目前只有化肥廠還在生產，卻是虧損企業。據有關資料統計，2000年該縣1.6億元財政收入中來自農業稅收的為8013萬元，大體占一半。在改革前，該縣將稅費“捆”起來，按人頭攤派。改革后的畝稅負擔由上年的112元降至65.4元。按人均負擔計算由1999年的136元降到2000年的75.3元，下降了44.6％，相應減少財政收入4479萬元，如果包括村提留，則減少了8400萬元。該縣目前的供給人數為2.12萬人（含下崗分流人員3000多人），人均支出不足1萬元。即使稅費改革前，財政也相當困難。稅費改革后省財政增加補貼1500萬元，但由于多年積累的矛盾并未解決，為保政府運轉，該縣將發工資前四項的范圍擴大到所有行政事業單位，但仍有缺口。據計算，在義務教育經費上有缺口為5000萬元。類似情況在安徽省不是少數。
2.農業稅收缺乏彈性，減支措施難以見效。由于農業稅收不能隨著農業收入增加而增長，而縣鄉支出卻呈逐年增長，因而對純農業縣來說，即使一時能維持運轉，隨著時間推移，收支矛盾終將突出起來。為了幫助安徽省消化財政缺口，中央財政加大了轉移支付，增加了財政補助。但該省財政一直偏緊，補助后仍有缺口。為了克服財政困難，省政府下決心大幅度精減縣、鄉行政人員。但按中央規定，精減人員的工資3年內仍由財政發放，因而減人并不減支。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縣級政府財政困難不斷深化，因而有“收費反彈”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們又擁有行政權力，即使不能增稅，也可向農民收費或變相收費。因此，只要時機適當就可能產生“收費反彈”。
安徽省的財政困難是中部地區的一個縮影。其實質上是“一切刀”的分稅制體制下農業地區與工業地區的矛盾。中國中部地區的優勢在農業，解決中國未來吃飯問題的希望在中部。而農業地區財政收入增長必然是緩慢的，因而財政困難深化有必然性。為此，區分東、中、西部優勢，建設有利于發揮各自優勢的財政體制和轉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二）稅收負擔仍然偏重
農業稅收負擔有兩個概念，一是指農業稅收占農業總收入的比重；二是指農業稅收占農業凈收入的比重（即按GDP口徑計算）。1980年代以來，隨著化肥、農藥、農機、農膜等廣泛使用，農本大大提高。因而我們認為，農業稅收負擔應按GDP口徑來計算。
在這方面目前有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一種觀點是按農業總收入計算的農業稅收負擔為3.55％，屬于偏輕。另一種觀點是安徽省縣、鄉干部反映農民負擔偏重。為此，我們對該省統計資料作了分析。該省2000年的農業總收入為1023.4億元。農業稅費總額為37.9億元，負擔率為3.74％，但分母中含養殖業收入，而養殖業是不征農業稅的，扣除養殖業后的農業收入為620.7億元，實際負擔率為6.10％。按GDP口徑計算，稅費負擔率為8.98％（見表1）。這與我們在五河縣調查的稅收負擔率10.2％基本一致。當然，其他沒有稅改的省的農民負擔可能還要重些。從歷史上看，即使明朝稅負最高的杭州和松江府的負擔率為10.5％。因而無論從那方面說，目前農民的負擔都是重的。
農民負擔偏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次改革，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盡了最大努力，因而責怪稅收是沒有道理的。我們認為，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是農業生產力偏低。其次是分攤方式不合理，即稅負全部集中在種植業上，而占總收入近40％的養殖業卻不納稅。因而，如何公平地負擔農業稅收，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總之，減負固然重要，但根本出路是增收。無論從農民減負，還是加入WTO后農業嚴峻形勢看，我們都要把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問題提高到基本農業政策的高度來認識。然而，中國農業社會3000年歷史證明，小生產農業至多解決農民溫飽問題，致富是不可能的。
2.種植業凈收入是指按GDP口徑計算的農業收入，公式為：農業收入=種植業總收入*系數（0.68），這一系數是來自五河縣典型調查。
3.根據安徽省統計年鑒，種植業收入占農業收入（種植業收入+養殖業收入）的比重，1999年為62.18％，2000年為60.60％。
（三）稅費改革也暴露出農業稅收的制度性缺陷
稅費改革解決了農村亂收費問題，也使農業稅制與農業經濟要求不適應矛盾“浮出水面”。這主要表現為：
1.“農業兩稅”并存對農業經濟結構調整起阻礙作用
農業稅制是按照“種什么，繳什么稅”的計劃經濟思路設計的，由“農業兩稅”，即農業稅和農特稅構成。在市場經濟下，這一稅制結構與調整農業結構要求存在著沖突。歙縣財政局反映，面對茶葉供過于求，有些農民想毀去茶園改種其他作物，但對茶園征收農特稅，而對耕地征農業稅，且后者的負擔輕于前者，由于農特稅已納入鄉財政基數，這就勢必因影響鄉鎮利益而成為障礙。
隨著農業市場化的深化，調整種植結構是經常的事。農業稅制的缺陷為：（1）價格競爭已經使特產作物、糧棉作物的收益平均化，而農業稅的特產作物稅負重于糧棉政策起“逆向調節”作用；（2）在整個農業中，種植業處于基礎地位。養殖業不納稅，稅收全部集中于種植業的政策，顯然不利于鞏固種植業的基礎地位；（3）農業結構調整會帶來“農業兩稅”在征管上頻繁調整，不利于鄉鎮財政穩定。（4）即使從征管上看，農業稅按戶征收必須有征收底冊一個鄉有上萬農戶，建立征收底冊工作量本來就大，如果頻繁變更，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極易產生漏洞。看來，“種什么，繳什么稅”的思路已經行不通。
第3篇
關鍵詞湖北農業現狀問題
1湖北農業發展的現狀
1.1農產品產量，有增有減
表1反映了湖北主要農產品中的棉花、肉類、水產品產量呈增長趨勢，特別是肉類與水產品增幅明顯；糧油產量則呈下滑趨勢。由此可見，隨著城鄉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傳統初級農產品的需求趨于平穩，而水產品和肉類需求增長較快，在價格杠桿的作用下，農業資源的投入出現了轉移，表明市場經濟對農業的影響在逐漸加強。
1.2農業總產值，全面增長
2002年湖北農業總產值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下同）為752.01億元，比2000年增加36.36億元，增長5.08%，平均每年遞增2.93%。其中，種植業產值為383.69億元，同比增加11.15億元，增長3.00%，平均每年遞增1.49%；畜牧業產值為220.74億元，同比增加15.59億元，增長7.59%，平均每年遞增3.75%；漁業產值為126.11億元，同比增加16.62億元，增長15.18%，平均每年遞增7.32%，增長速度遠遠高于種植業和畜牧業。具體比較見圖1。
1.3農業結構調整，穩步推進
2002年湖北農牧漁業總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為97.16%，比2000年提高了1.14％；圖2表明，農牧漁林的產值比重由2000年的52.06∶28.66∶15.30∶4.00調整到2002年的51.03∶29.36∶16.77∶2.86。具體趨向變化如下：一是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的產值之比由2000年的38∶62調整到2002年的33.2∶66.8，表現為糧食作物產值下降，經濟作物產值上升；二是水稻、油菜、茶葉、水果、牲豬的優質品率分別為40%、90%、58%、52%和55%，所占比重分別比2000年提高了32、10、8、7和7個百分點，表現為主要農產品的優質品率逐年提高。
1.4農民年人均純收入，逐年增加
圖3顯示，近幾年湖北農民年人均純收入逐年增加，2002年全省農民年人均純收入2444元，比2000年增加175元，增長7.72%，平均每年遞增3.79%。雖然農民的年人均純收入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依然偏低，但年人均純收入的提高，對于湖北農業與農村的經濟發展將具有深遠的影響。
1.5農業機械化水平，逐年提高
2002年湖北農機裝備總動力為1557萬KW，比2000年增加143萬KW，增長10.12%，平均每年遞增4.94%；農業生產綜合機械化水平達56.5%，比2000年提高7.7％；農機經營服務總收入為78.40億元，比2000年增加6.11億元，增長8.5%，平均每年遞增4.2%。這是農業生產綜合機械化發展過程的真實反映，也是大量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的必然結果。
1.6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快速發展
湖北2002年底具有一定規模、不同所有制形式、不同特色、特點、不同經營方式的產業化龍頭企業有2400多家，比2000年增長60%，其中：國家級龍頭企業14家，上市企業2家，省級重點龍頭企業82家；全省龍頭企業2002年實現銷售收入710億元，比上年增長9%，上繳稅金40億元，增長10%，利潤增長8.5%。說明龍頭企業在推動農業產業化、拓展農業優勢產業和帶動千百萬農民致富奔小康方面，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領跑作用。
1.7農業發展質量，穩步提高
湖北農業生態環境近年逐步得到改善，抗風險能力明顯增強，具體表現為：工業“三廢”污染和農業生產的二次污染逐步得到有效控制；種植業、養殖業等重大的病蟲鼠害得到有效預防和遏制；洪澇干旱等自然災害造成的農業生產損失基本控制在最低限度；農業科技創新和農技推廣體系、農產品技術質量安全標準和檢驗檢測體系、農政執法體系、農業信息體系、農產品市場等五大體系的基礎設施建設有所加強，其服務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2湖北農業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2.1農業投入不足，基礎建設滯后
一是政府對農業投入長期一貫制，國家投入的農業基本建設項目中的地方配套資金一般難以到位，農村經濟發展資金短缺和組織引導不力，農業生態環境整治、農業科技創新和農技推廣體系、農產品技術質量安全標準和檢驗檢測體系、農政執法體系、農業信息體系、農產品市場等基礎性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導致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不強，農業產業化水平低，勞動生產率落后，一遇上大的自然災害就減產減收，因此湖北農業抗風險能力仍然不是很高；二是農產品的利潤率缺乏應有的吸引力，農業和農村投資環境不容樂觀，農業內部積累資金包括外來資金流向農業生產的資金轉化率偏低，農民多年的農業生產積累起來的微薄積蓄與勞務經濟流向農村的資金多數形成了新房、摩托車和婚嫁費用等消費型資金，而用于農業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則極為有限，由此形成了低收入超前消費低水平生產低收入的惡性循環；三是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中的改革開放步伐緩慢，農村投資融資渠道不多，農業引進民間資本、省外資本、國際資本和吸納地方財力投資服務“三農”的公益性、社會性和示范性的農業基礎性設施建設有限，農業投資項目的影響小，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等力度弱、數量少，農產品出口創匯生產基地的規劃建設與引導不夠，湖北農產品的出口優勢基本沒有發揮出來，從而與農業生產產業化和農村經濟市場化發展需要的差距仍然較大。
2.2農民素質不高，思想認識保守
改革開放以來，湖北農村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業生產力水平穩步提高，但仍然只是一個農業大省而不是農業強省。由于湖北農業和農村非農產業的生產組織形式未有重大突破，特別是農民素質不高、思想認識保守、科技水平低、生產規模小和分散經營，導致農民收入增長一直在低位徘徊。通過表2、表3的分析表明，農民收入高低與農民文化素質、農業人口結構比例有著直接的關系。農民素質狀況、戶主文化程度與其家庭人均純收入密切相關，計算其相互關系數為0.7827，戶主文化程度為高中的，其人平純收入為2342元；初中、小學及文盲的，其人平純收入分別為2110元、2035元和1890元。隨著湖北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村經濟市場化進程的推進，農民收入的增長則主要依靠其知識、技術、信息和資本集約的結合，依靠農業和農村經濟體制的創新，尤其要依靠一批思想開放的高素質農民與能夠發揮其特長及知識技術價值的市場經濟環境。
2.3市場信息不靈，銷售渠道不暢
信息和銷售渠道是農產品走向市場、獲得經濟效益的橋梁與紐帶，市場信息不靈、銷售渠道不暢是湖北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農民要想提高收入，就要按照市場動態選擇產品品種生產來滿足市場需求，就務必有新的知識來源和靈敏的市場信息，具體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通過市場調查，因地制宜地選擇有經濟效益的農產品新項目，減少盲目生產引起的農產品滯銷等；二是為現有農產品尋找市場銷售渠道。由于農村公益性、社會性的農業基礎性設施建設普遍滯后，農村平均經濟水平僅為城鎮平均經濟水平的1/3，網絡用戶的普及和應用也主要在城市，城市普及率為農村普及率的740倍，農民用戶僅只有0.3％，因此農村經濟市場信息化的裝備水平普遍不能滿足要求。即使是最低水平的農村經濟市場信息化也至少要求在鄉鎮一級設置相關機構專門從事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這對人才素質的要求較高，而在湖北農村很多地方則大多缺乏符合要求的當地信息化人才。所有這些因素，均加大了農村經濟市場信息和農產品銷售渠道的溝通難度。
2.4農產品質量不高，加工增值率偏低
湖北農產品質量不高和加工增值率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農業生態環境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目前農村千家萬戶搞農業生產，為了提高產量和防止病蟲鼠害，農藥和化肥的施用量與日俱增，而施用的數量、結構、時間卻很難把握，加之城鎮生活垃圾、污水與工業“三廢”亂倒亂排等，均對農產品質量安全造成了重大的負面影響。二是種子、種苗、種畜禽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農產品種子、種苗、種畜禽多、亂、雜的現象仍然未有大的改觀；水果、茶葉、畜產品生長周期長、良種繁育滯后，品種質量不高，農業生產經營分散等，增加了優良品種的更新難度；水產品生產依然以四大家魚為主，名、優、特、稀水產品生產、良種繁育與推廣等嚴重滯后。三是質量安全技術標準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入世”后，我國必須覆行《實施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的協議》（簡稱SPS協議），國際上對農產品的無害化和安全的要求十分嚴格，而目前各地農產品質量和安全標準仍以國標為主，與國際接軌的國際標準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四是加工轉化增值能力弱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當前湖北農業初級原材料生產比重大，依靠農產品精深加工轉化增值帶來的經濟、社會效益低，農產品附加值少，農業結構不合理，農產品加工嚴重滯后等，既影響了農業和農村經濟效益的提高，又制約了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產業帶的形成和農民收入的增長。
2.5農業組織化程度低，生產經營規模小
一是農業合作組織法律地位不明確，內部管理不規范。當前湖北乃至全國均未出臺與農業合作組織相關的法律、法規，導致農村專業合作組織成立、登記注冊、解散和組織的性質、宗旨、服務均無法無規可依，合作組織內部缺乏具體的議事、監事、財務管理等制度，造成法人主體地位不明確，組織機構不健全，決策不民主，會（社）員的合作意識不強，只愿利益共享，不愿風險共擔，從而影響了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穩定發展。二是農業合作組織的生產經營規模小，帶動能力不強。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絕大多數自身經濟實力不強，10人以內的生產經營規模占了相當大的比例，組織合作的服務功能偏弱，多數只是起到單一的生產合作作用，很難實現“產供銷、農工貿、產學研”一體化的目的，更談不上按照國家、國際產品質量標準進行生產經營和運用WTO規則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具有較強的龍頭帶動能力。三是農業合作組織會（社）員的綜合素質不高，專業人才缺乏。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農民帶頭人中懂技術會管理、市場開拓能力強的復合型人才不多，大多數適應市場經濟的意識不強，綜合素質不高，對現代農業生產新品種的種、養、加模式技術掌握有限，缺乏按市場經濟規則組織生產經營和應用現代管理技術從事策劃管理的能力。
2.6農業土地細碎化，生產經營分散化
當前湖北農村基本與全國一樣，除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外，單個的農戶特別是邊遠地區農戶仍處于農業生產的主體地位，普遍實行的是。農村土地資源一般按家庭人口、土地肥力、居地遠近分配給農戶。農戶在履行協議即交足契約中暗示的租金后，可以賣掉剩余產品或留作家用。雖然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刺激了每片農地的利用，但耕地的分塊也降低了農業生產效率，一家一戶的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商品量少、效益低下，促成了小而全自然經濟的自發維持，其基本農業生產方式是目前農村小農經濟存在的主要原因和現實基礎。即使某個農戶家庭規劃實施專業化、規模化的農業生產,在土地面積足夠的情況下,也會因為土地分散,其基礎設施配置和生產經營管理上的困難而不能實現其專業化和規模化。所以要解決湖北的“三農”問題，就必須從解決農村家庭仍然是現時期農業生產主體———數量最大群體的生產經營方式問題入手，改變目前農業土地細碎化和生產經營分散化的不利局面，加大土地合理有效的流轉速度，加快擴大適度規模的經營步伐。而且在政府的農政執法體系框架內將農戶現有的責任田重組,屬于農業資源內部的合理調整和配置,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和見效期短,投入小的特點，不象資本投入那樣具有長期性和較大的風險性。
參考文獻
1湖北省統計局．湖北統計年鑒（2000-2003）［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2003
2劉惠宇．經濟全球化與中國農業發展［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