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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制度始于60年代的美國,是“缺陷產品管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缺陷產品管理制度”是政府有關主管部門依照法律和法規,對缺陷產品的生產者進行監督,使之對其生產和銷售的缺陷產品進行收回、改造等處理,并采取措施消除產品設計、制造、銷售等環節上的缺陷,以維護消費者權益的一種行政管理制度。缺陷產品是指那些已經投放市場,但由于廠家在設計、生產環節的失誤,不符合有關標準。法規,有可能給消費者人身、財產造成損害,或者有可能導致其它方面一些重大問題的產品。當前,實行召回制度的國家主要有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及一些歐洲國家。
一、召回成本傳統管理辦法的局限性
召回制度對企業的實質影響是給企業增加偶然性的巨額成本。一旦發生產品召回事件,生產廠商在一次召回事件中所發生的費用從數億到數十億美元不等。如以美國為例,克萊斯勒公司在1984年至1994年間生產的400萬輛廂式車因門鎖常無故打開問題進行的召回事件中,僅更換門鎖零件的成本價值就達2億美元。召回成本的核算和管理成為召回制度下企業成本管理的重要內容。它不但涉及到財務會計對召回事項發生后的確認、計量、報告,以及對以前損益的調整;而且對企業的成本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是管理會計應該認真研究的一個新問題。
1.召回發生的小概率和召回成本的大金額之間的矛盾召回制度不同于一般的產品質量保證。由于召回發生的概率很小,在發生前很難對它可能影響的范圍、金額作出合理估計。一旦發生產品召回,制造廠商的損益將受到重大影響。
2.召回成本的發生時間和核算時間的不一致性非常明顯統計資料顯示,從1969年建立召回制度以來,到1997年,日本運輸省共收到召回申請1186件,召回汽車總數累計2613萬輛,其中94%為國產車。對日本國產車進行的分析表明,由設計造成的缺陷占55%,由制造造成的缺陷占45%。可見,召回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產品在設計和生產階段的失誤所造成的缺陷,與銷售階段幾乎沒有關系。因此,按照傳統的完全成本法把召回的成本歸結于銷售階段是不對的,因為它不利于成本的有效管理和成本責任的明晰。
3.定價基礎的矛盾
傳統的產品定價成本基礎是產品制造成本。實行召回制度的產品一旦發生召回,召回成本巨大,而且是在價格已經制定并執行了相當長的時間之后發生的。從召回角度來看,傳統的產品定價成本基礎不能產生足以補償召回成本的適當價格。
其根本原因就是傳統成本管理以制造成本為對象,只是整個產品生命周期或價值增值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制造成本當然也就不可能覆蓋整個產品生命周期或整個產品價值鍵的全部成本,也就不能成為整個產品生命周期成本或整個產品價值鏈的全部成本的代表。正確認識和理解召回成本,必須了解和利用產品生命周期成本和產品價值鏈等新概念。
二、召回成本管理的新方法——價值鍵
1.價值鏈與成本管理
價值鍵是指一系列企業職能按照產品或服務的價值增值的順序所形成的一個鏈條。價值鏈上的企業職能劃分為六種,即:研究與開發、設計、生產、營銷、配送和售后服務。價值鏈成本分析方法從戰略的高度,把企業活動按職能劃分為若干個階段。根據成本動因把企業發生的成本歸集到每一個職能活動中,從而能夠從宏觀角度有效實現成本管理的目標。產品的價值是企業多項職能發揮作用而產生的,每個職能發揮作用時必然會發生成本,各個階段發生的成本對產品價值有貢獻。因此,真正有意義的是與產品有關的整個價值鏈中發生的所有成本,包括研究與開發成本、設計成本、生產成本、營銷成本、配送成本和售后服務成本。在價值鏈成本核算中,企業產品總成本由發生在各個職能上的成本組成。因此,對每一職能成本的控制都將影響到產品的最終成本。面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在成本管理中,已經不能只是著眼于產品生產階段,而應該從整個經濟過程中出發,從戰略的角度做好成本管理。只有這樣,才能對產品每個環節發生的成本做到心中有數,從而可以更好地挖掘降低成本的潛力。同時,采用價值鍵分析法可以通過對不同企業之間成本的比較,找出企業之間存在成本差異的原因,可以很清晰地發現自己企業在成本管理上存在優勢和不足的環節,對于企業提高成本管理效率,針對性地挖掘潛力,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價值鏈分析方法作為一種戰略管理手段,其作用不僅體現在成本管理上,而且對企業的決策、績效考核等其他方面的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2.價值鏈核算方法在召回制度背景下的應用分析
(1)召回成本的形式和實質
在形式上,召回成本屬于售后服務成本。但是,實質上,召回成本是研究與開發、設計和制造階段的失誤所產生的代價,從根本上講是研究與開發成本、設計成本或制造成本。
(2)實質重于形式
根據召回制度的法律背景和實際發生召回事件的原因分析,企業召回產品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設計階段或制造階段的失誤,因此,召回產品發生的成本按照價值鏈分析方法應該計提和歸集于設計階段或生產階段,而不是銷售階段。所以,企業在成本管理中,應該重新考慮設計和生產兩種職能上發生的成本問題,對這兩種職能應承擔的召回成本要做出合理的估計與分配。只有這樣,才能責任清晰,對以后的決策產生積極的影響。一項產品一旦設計定型,其鎖入成本就已確立,如果設計中存在缺陷而又沒有及時發現,企業的損失會更嚴重。當然,對于零配件供應階段和制造階段的管理也同樣重要。
三、產品生命周期預期成本
與價值鏈成本密切相連的一個概念是產品生命周期預期成本,產品生命周期預期成本是從產品最初的研制開發到市場上撤消客戶服務期間發生的全部預期成本,召回成本自然是其中之一。在核定產品生命周期預算成本時,一定要考慮召回的可能性及其預測成本。
在采用價值鏈進行成本分析時,從產品生命周期預算成本的角度進行產品定價時的成本計算更為合理。雖然大多數的產品成本可能會發生在產品制造階段,但是大多數限制成本的決策應該在更新產品的計劃和設計階段作出。在召回事件發生之前,由召回導致的成本并沒有發生。召回的主要原因是產品在設計和生產階段的失誤。因此,一旦存在重大的產品設計或制造缺陷,相關成本便已存在。在產品的計劃和設計階段考慮召回成本便顯得更為重要。
論文:摘要本文從消費者、經營者和法律制度三個方面進行消費者維權障礙分析,并提出對策和建議,以切實保護消費者的權益,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消費者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動力,然而其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濟,將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因而對消費者維權的障礙進行分析并提出對策和建議顯得十分必要。
一、消費者維權的障礙分析
(一)從消費者來說
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其維權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維權意識不足。我國現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質量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為保護消費者權益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然而廣大的消費者對這些法律知之不多,積極主動利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權益的意識還很薄弱,加之消費者長期受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抱著 “遇事忍為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態,通常會選擇放棄維權。第二,維權成本過高。一是維權所支出的費用、時間、人力、精神損耗等成本過高;二是消費者得到的賠償十分低,我國法律未健全懲罰性賠償制度,使得消費者獲得的賠償十分低,且間接和無形損失得不到賠償,即便是在勝訴的情況下,其賠償金還不足以支付維權費用,消費者往往是“得不償失” 。尤其是在面對小額的爭議時,大部分人會因維權成本過高而放棄維權。
(二)從經營者來說
從經營者的角度來說,消費者維權的障礙主要有:第一,極低的違約成本。我國消費者的維權概率低,不健全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和信用記錄制度等的缺失致使經營者的違約成本十分低,面對此種利益的驅使,經營者毫不猶豫的選擇違約而放棄守法。第二,經營者的強勢地位。經營者利用自身的強勢地位制定逃避法定義務、減免自身責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和霸王條款束縛、妨礙消費者依法進行維權,同時經營者故意隱瞞有關商品的信息,使消費者獲得的信息不對稱而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
(三)從法律制度來說
從法律制度的角度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障礙:第一,小額訴訟制度的缺失,致使消費者只能適用繁瑣的普通訴訟程序,使得救濟總是姍姍來遲而得不到真正的救濟。第二,擇一賠償范圍的限制。我國在“違約—侵權”兩分法民事責任的體系下,發生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時采取的是擇一的方式,這種擇一的方式因賠償范圍的限制會導致消費者的損失無法得到周全的法律救濟。第三,公益訴訟制度的缺失。近年來在食品、汽車、電子產品等領域常發生大規模的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而公益訴訟制度的缺失,使相關受害的消費者權益得不到有效救濟。
二、消費者維權的的對策
(一)凈化消費維權環境
消費者維權的發展,建立一個良好的消費維權環境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加強消費維權意識教育,消費者在權益遭到侵害時,敢于利用法律武器進行維權,同時樹立正確的消費觀,理性選擇;其次,要求經營者樹立 “消費者是上帝”的理念,尊重消費者的權益,經營者也要杜絕格式合同和霸王條款的制定,不濫用其強勢地位侵犯消費者的權益。最后,加大消費維權執法力度。執法者要堅持“執法為民”的理念,對消費者的投訴和訴訟采取及時有效的措施,并最終落實到最后的執行環節,從程序上和最終結果上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二)降低訴訟成本、提高違法成本
小額訴訟程序是與簡易程序相分離的單獨的一種審理程序。它具有比簡易程序更加簡便、訴訟標的額更小、案情更簡單的特點。當今美國、英國、日本等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建立了獨立小額訴訟程序,大幅度地降低了消費者的訴訟成本,為消費者提供及時和有效的司法救濟。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獨立的小額訴訟程序,降低消費者訴訟維權的成本,消除維權成本障礙,激勵消費者積極主動維權。目前我國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只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食品安全法》有規定,但其制度還不健全,不能充分發揮其補償、制裁、威懾和鼓勵的功能。通過擴大懲罰性賠償范圍,增加懲罰力度等措施來完善我國懲罰性賠償制度,增加經營者違約成本,迫使其最大限度地履行義務。
(三)重構侵權和違約責任的賠償范圍
我國采取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競合的擇一方式,無論是選擇違約之訴還是侵權之訴都無法完全彌補消費者的損害,不能有效保障消費者的權益,不符合公平的精神。面對此種維權困境,我們需要重新構建侵權責任和違約責任的賠償范圍。消費者在選擇違約之訴時,將其賠償范圍擴大到因違約造成的人身損害和精神損害,同時增加消費者因維權而支出合理費用的賠償;消費者在選擇侵權之訴時,賠償范圍增加毀損標的物本身,這樣消費者的損失才能夠得到全面的賠償,從而切實有效的保護消費者的利益。
(四)建立公益訴訟制度
公益訴訟是指特定國家機關、團體、社會組織或公民個人,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對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人民法院追究違法者法律責任的訴訟活動。面對越來越多的大規模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傳統的一對一式的訴訟模式已經不足以保護眾多的受害者,懲罰致害者。面對此情形,世界各國都逐步建立和完善對消費者群體受害的保護,發展了公益訴訟,在保護消費者權益方面起著重大作用。在我國的實踐中,應盡快建立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公益訴訟制度,在公共利益受到侵犯時,允許特定的機關、組織甚至任何人提起公益訴訟,充分發揮其保護消費者權益的作用,并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的和諧進步。
參考文獻
[1]范大平.陳蓉淺談提高違約成本降低維權成本的必要性及措施.民商法,2007(1).
[2]邱雪梅.民事責任體系重構.法律出版社,74-75.
論文:摘要本文從消費者、經營者和法律制度三個方面進行消費者維權障礙分析,并提出對策和建議,以切實保護消費者的權益,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消費者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動力,然而其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得到有效的救濟,將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因而對消費者維權的障礙進行分析并提出對策和建議顯得十分必要。
一、消費者維權的障礙分析
(一)從消費者來說
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其維權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維權意識不足。我國現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質量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為保護消費者權益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然而廣大的消費者對這些法律知之不多,積極主動利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權益的意識還很薄弱,加之消費者長期受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抱著 “遇事忍為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態,通常會選擇放棄維權。第二,維權成本過高。一是維權所支出的費用、時間、人力、精神損耗等成本過高;二是消費者得到的賠償十分低,我國法律未健全懲罰性賠償制度,使得消費者獲得的賠償十分低,且間接和無形損失得不到賠償,即便是在勝訴的情況下,其賠償金還不足以支付維權費用,消費者往往是“得不償失” 。尤其是在面對小額的爭議時,大部分人會因維權成本過高而放棄維權。
(二)從經營者來說
從經營者的角度來說,消費者維權的障礙主要有:第一,極低的違約成本。我國消費者的維權概率低,不健全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和信用記錄制度等的缺失致使經營者的違約成本十分低,面對此種利益的驅使,經營者毫不猶豫的選擇違約而放棄守法。第二,經營者的強勢地位。經營者利用自身的強勢地位制定逃避法定義務、減免自身責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和霸王條款束縛、妨礙消費者依法進行維權,同時經營者故意隱瞞有關商品的信息,使消費者獲得的信息不對稱而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
(三)從法律制度來說
從法律制度的角度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障礙:第一,小額訴訟制度的缺失,致使消費者只能適用繁瑣的普通訴訟程序,使得救濟總是姍姍來遲而得不到真正的救濟。第二,擇一賠償范圍的限制。我國在“違約—侵權”兩分法民事責任的體系下,發生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競合時采取的是擇一的方式,這種擇一的方式因賠償范圍的限制會導致消費者的損失無法得到周全的法律救濟。第三,公益訴訟制度的缺失。近年來在食品、汽車、電子產品等領域常發生大規模的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而公益訴訟制度的缺失,使相關受害的消費者權益得不到有效救濟。
二、消費者維權的的對策
(一)凈化消費維權環境
消費者維權的發展,建立一個良好的消費維權環境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加強消費維權意識教育,消費者在權益遭到侵害時,敢于利用法律武器進行維權,同時樹立正確的消費觀,理性選擇;其次,要求經營者樹立 “消費者是上帝”的理念,尊重消費者的權益,經營者也要杜絕格式合同和霸王條款的制定,不濫用其強勢地位侵犯消費者的權益。最后,加大消費維權執法力度。執法者要堅持“執法為民”的理念,對消費者的投訴和訴訟采取及時有效的措施,并最終落實到最后的執行環節,從程序上和最終結果上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二)降低訴訟成本、提高違法成本
小額訴訟程序是與簡易程序相分離的單獨的一種審理程序。它具有比簡易程序更加簡便、訴訟標的額更小、案情更簡單的特點。當今美國、英國、日本等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建立了獨立小額訴訟程序,大幅度地降低了消費者的訴訟成本,為消費者提供及時和有效的司法救濟。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獨立的小額訴訟程序,降低消費者訴訟維權的成本,消除維權成本障礙,激勵消費者積極主動維權。目前我國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只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食品安全法》有規定,但其制度還不健全,不能充分發揮其補償、制裁、威懾和鼓勵的功能。通過擴大懲罰性賠償范圍,增加懲罰力度等措施來完善我國懲罰性賠償制度,增加經營者違約成本,迫使其最大限度地履行義務。
(三)重構侵權和違約責任的賠償范圍
我國采取侵權責任與違約責任競合的擇一方式,無論是選擇違約之訴還是侵權之訴都無法完全彌補消費者的損害,不能有效保障消費者的權益,不符合公平的精神。面對此種維權困境,我們需要重新構建侵權責任和違約責任的賠償范圍。消費者在選擇違約之訴時,將其賠償范圍擴大到因違約造成的人身損害和精神損害,同時增加消費者因維權而支出合理費用的賠償;消費者在選擇侵權之訴時,賠償范圍增加毀損標的物本身,這樣消費者的損失才能夠得到全面的賠償,從而切實有效的保護消費者的利益。
(四)建立公益訴訟制度
公益訴訟是指特定國家機關、團體、社會組織或公民個人,根據法律法規的規定,對侵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的違法行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人民法院追究違法者法律責任的訴訟活動。面對越來越多的大規模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傳統的一對一式的訴訟模式已經不足以保護眾多的受害者,懲罰致害者。面對此情形,世界各國都逐步建立和完善對消費者群體受害的保護,發展了公益訴訟,在保護消費者權益方面起著重大作用。在我國的實踐中,應盡快建立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公益訴訟制度,在公共利益受到侵犯時,允許特定的機關、組織甚至任何人提起公益訴訟,充分發揮其保護消費者權益的作用,并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的和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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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大平.陳蓉淺談提高違約成本降低維權成本的必要性及措施.民商法,2007(1).
邱雪梅.民事責任體系重構.法律出版社,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