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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驗分析上更是沒有形成一致答案。Frankl&Wei(1995,1996)對亞洲國家的考察,Ito(1996)與Rose(2000)對APEC國家的數據支持中期匯率的波動會對貿易產生負影響;Sauer&Bohara(2001)及其Fritz-Krockow&Jurzyk(2004)則選取拉美國家數據,發現匯率波動對出口有著很大程度的負影響。而Nilsson(2000)研究100個發展中國家對美、日與歐的出口,發現貿易量與浮動匯率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而Gatour(1985)與Monero(2000)的研究表明,兩者沒有顯著關系,或相關性非常微弱甚至是不確定的。
一、匯率對出口價格傳遞機制模型
理論與實證分析結果的不同可能源于研究過程中并沒有考慮不同國家的經濟結構與進出口結構特點。也就是說,匯率對進出口傳導機制對不同產業結構特點的產品的影響力是不一樣的。MauriceObstfeld就曾經提到,相關系數和數據都表明,對于貨幣貶值在產品相對價格上的影響,在工業產品分類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在現實中,發達國家的浮動匯率制度并不一定成為其貿易的阻礙,而實行出口導向戰略的亞洲國家卻更偏愛于匯率的穩定。這與其出口產品結構是極其相關的,不同的出口產品結構的匯率對出口價格傳導機制是不同的。這里選用Feenstra(1996)、Yang(1997)、Bodnar(1998)與Dekle(2001)的固定替代彈性出口價格傳導公式:
從此公式可知,出口國貨幣升值(de<0),會使以外幣衡量的價格上升,但是其上升并不是成比例的,即傳導是不完全的。這源于兩個原因:一是當本幣升值時,進口投入成本下降,對于固定的溢價來說,出口價格不需要充分升值;當由于進口投入成本γ變大時,這種效應會更為明顯;二是價格彈性與溢價會隨著價格改變。如果γ=0,溢價是一個常數,本幣的升值對出口價格傳導彈性為1。但在這種情況下,本幣升值引起溢價下降,匯率傳遞是部分的。當本幣升值時,出口商相對于外國競爭廠商來說成本上升,引起出口商減少市場份額,如(8)式,從而減少了出口商在外國的市場能力與出口者的溢價。
從公式(9)中,可以看到產品可替代性越高(ρ越大),匯率傳導給本幣價格機制越低。原因是更高的ρ與兩國產品更激烈的競爭有關。如果兩國產品高度替代,競爭性越強,這時本幣貶值,出口廠商更加容易失去外國市場的份額,為了保護市場份額,出口廠商會降低其溢價,對出口價格傳遞機制減弱。所以,在下列兩種情況下,匯率對出口價格傳遞會較低,一是進口的投入品比例高的情況,另一則是與外國產品相似、競爭激烈的產品。這意味著,面臨著更少競爭的產品對匯率傳導更為敏感:如競爭行業產品比壟斷行業產品的匯率傳導機制敏感程度不強,工業體所面臨的匯率傳導對出口產品反應更大,交通設備等工業品比紡織工業品的匯率傳導機制更小等。
二、新興市場體的出口結構與匯率制度選擇
80年代以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外向型經濟策略。整個東亞各國(地區)更是以低估匯率為基礎、保持匯率穩定來促進外向型經濟發展,從而帶來高速經濟增長的典范。
1.東亞國家匯率穩定的選擇
對于東亞匯率制度的經驗觀測一般選用外部貨幣法(Frankel-Wei,1994),以瑞士法郎作為計值貨幣,測算各國匯率對三種主要貨幣——美元、日元與歐元(或其前身歐洲貨幣單位ECU)的以天為單位的匯率運動。
Kawai(2002)與MicKinnon對亞洲外向型國家1990年1月到1997年1月的匯率回歸結果都表明,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與泰國明顯釘住美元,臺灣、泰國、中國大陸、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也是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釘住的一籃子。不過MicKinnon的94年后的回歸結果也大致提示了亞洲外向經濟體實際上保持著與美元釘住的穩定匯率制度。
97年貨幣危機沖跨了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度。但危機幾年之后,經濟學者通過實證檢驗觀測了東亞國家危機后的匯率變化趨勢。大部分學者發現危機后采取獨立浮動的國家實際上也沒有真正“浮動”起來。Calvo與Reinhart(2000)與MasahiroKawai(2004)等都采取外部貨幣法,認為這些國家危機之后已經回到了危機之間的美元本位的安排,RonaldI.McKinnon(2005)更是提出了“東亞重新回到了明顯地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至少在以每日為基礎的高頻率水平上是這樣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共同維持了本幣對美元的穩定。”
2.東亞國家匯率穩定的出口結構因素
以外向型經濟戰略為主的東亞各國有著對釘住匯率的偏愛本質,這主要由各國與地區的出口特點與結構所決定。最初,東亞經濟體很大程度上依賴對美國、日本與其他工業國的進出口,與這些國家的出口顯示為比較優勢,產品上競爭不明顯,而且出口貿易集中于初級與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中間品數量有限,即ρ、γ較小,這一時期的匯率穩定主要是出于遠期匯率市場缺失與穩定物價名義錨的考慮。但近二十年來,東亞出口發生了很大變化:
第一,金融危機前東亞經濟快速增長得益于一個共識的因素-梯形貿易結構的雁形模式。85年的“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后,日本加快了對東亞區域內的直接投資,投資額外從1985年的10.32億平均增至1995年178.91億美元,這種以生產為導向的直接投資帶動了東亞區域內產業結構的相應升級,東亞其他國家或地區利用后發優勢繼起追趕,產業結構不斷趨近?!八男↓垺碑a業結構日益呈現知識與技術密集態勢,同時高層次服務業不斷完善;東盟各國則開始注重由勞動密集為主,向勞動密集、資本密集及技術密集并存的結構升級。不過在此過程中,出現了東亞各國產業結構的偏頗,造成了該地區產品結構的同化(如表),出口競爭的激烈及經濟發展戰略的單一化,加深了經濟增長的對外依附性。從表中可以看出,新加坡、韓國等在消費類電子產品、電子元件行業的比較優勢異常突出,而東盟國家與中國正加速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其比較優勢產業正逐漸從勞動密集行業轉為資本密集行業,在電子產品行業的比較優勢也十分明顯,同時部分行業已呈現出技術資本密集特征。比較上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的電子產業發展迅速,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電子產品出口在世界高科技產業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支撐該地區出口的最主要支柱產業。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東亞各國普遍在消費類電子產品和電子元件行業具有比較優勢,這必會導致競爭愈加激烈,產品出口替代彈性較大。
第二,90年代以來國際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變革,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制成品生產和貿易中開始轉向加工出口工業制成品;一些出口加工工業發展較早的新興國家和地區已開始與發達國家之間實行高新技術產業內的水平分工和貿易,產業結構迅速向高新技術方向升級。如新加坡利用電子信息產業配套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優勢,以加工貿易方式同發達國家在IT產業進行水平分工,在部分具有優勢的產品上,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進行研發、生產的合作,使新加坡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提高到了70%以上,其中80%是以加工貿易方式實現的。而東盟與中國等利用當地勞動力的價格和文化素質優勢,大規模從事技術產品生產的本地化加工。這種進口中間品,并通過加工貿易出口的形勢必定使得匯率的變化對出口價格傳導的機制因為對中間品進口價格反向傳導而減弱。
第三,出口結構的變化還體現在東亞經濟體產業內部貿易上。東亞內部貿易現在顯得更為重要:如2004年中國區內貿易占35%;而對于東亞大多數其它國家或地區,區內貿易所占份額更大。對于大多數國家或地區,與美、日、歐之間的區際貿易占10%以上。一方面,各國產業結構不斷趨近,另一方面,各經濟體通過國際貿易與直接投資參與區域內國際分工和產業結構調整,增加了中間產品的流動規模。
這些因素使得ρ、γ值不斷上升,從而導致匯率傳導η值趨于減小。
三、政策含義與借鑒
匯率波動對各國出口的作用表現是不相同的,與發達國家不同,匯率波動在新興市場體會抵制出口。
1.政策結論
若一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有著較多相似產品、競爭激烈或需進口大量中間品時,此種貿易結構下的出口具有一定剛性,對價格變動不敏感,這意味著匯率的貶值對貿易促進作用是有限的。故我們可以說,匯率不變的成本較??;但新興市場體由于遠期外匯市場的不完全性,為了抵消外匯市場缺失的影響,政府一般提供非正式的套期保值機制,即保持短期和中期匯率的穩定,可以有效地減少貿易商的交易成本,匯率穩定收益較為明顯。從成本收益角度考慮,該國政策會極大地傾向于以每日為基礎的高頻的匯率穩定。
所以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如果以促進出口為重要目標,可以實施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當經濟發展水平更高,產業結構更為優化,金融市場更為完善時,采取相對浮動匯率制度則更為合適。
2.對中國的借鑒
中國的外貿從總體上來講一直處于初級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工業制品出口競爭力持續上升的階段,高新技術產品也取得了長足發展,出口逐年增加,顯示了中國外貿結構的優化。從1999年起,中國電子產品的出口成為第一大類出口產品。據統計,近10年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生產增長迅速,平均每年遞增32.2%。中國的貿易結構日漸與東亞各國趨同。據有關統計,在2003年雙邊貿易中,中國的出口與東盟出口前十位產品中有六位是雷同,主要集中在機械與電子產品上。同時,我國的制成品出口很大部分來源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在2003年為55.2%。即使高新技術產業也僅從事一些產品的來料加工和裝配,以研究、開發和生產為特征的產業格局還初顯雛形,有著較大的進口依存度。
現行貿易結構下的“出口至上”戰略造就了大量貿易順差,對于匯率穩定無法起到正面效應。近年來隨著國際貿易的磨擦,成為“人民幣升值風波”的起始原由。當前的出口結構與匯率選擇出現了明顯矛盾:從出口狀況來看,由于出口結構還沒有根本性提升,出口越是增加,貿易條件越是惡化,反過來出口就得越多。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不具備大幅升值的客觀條件,但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是不可回避的趨勢。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需注意的是:(1)提升產業結構及至于貿易結構是匯率最終浮動的基礎;(2)外向型戰略不僅有收益,長期來看具有更大的成本。外向型戰略收益早已是收益遞減,傳統貿易部門并不是生產力的唯一來源,其它非貿易部門如技術、軟件發展、金融與服務同樣具有正的溢出效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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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實體經濟部門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問題是國內外學者關注的重點,少有學者關注金融部門的外國直接投資(FinancialSectorFor-eignDirectInvestment,簡稱FSFDI)。這主要是因為此前FSFDI的規模太小,因而一直未能引起重視。此后,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全球FSFDI的數量特別是流向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的FDI的數量迅速增長,一些外國學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如國際清算銀行下屬的“全球金融系統委員會”(CGFS)于2004年3月發表了一份題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融部門外國直接投資》的報告,該報告探討了此前10年新興市場經濟體FSFDI的有關問題。同年,該委員會在漢城、墨西哥城和華沙分別組織了三場專題研討會,以深化對該問題的研究。此后,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的FDI問題得到了國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導致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FDI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SFDI將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部門產生哪些影響?新興市場國家在吸收FSFDI時應注意哪些問題?鑒于中國三家國有商業銀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都已經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因此,認真研究這些問題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二、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FDI
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較低,并且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之間的對流,而流向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的FDI數量較少。此后,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全球FSFDI總額大幅增長,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吸收的FDI數量迅速增加。如中東歐轉軌國家在銀行體系改革過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流向中東歐國家金融部門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之后,以西班牙為代表的西歐國家和美國開始大幅增加對拉丁美洲國家金融部門的FDI;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一些東亞新興市場國家也開始在銀行市場逐步引入境外投資者。從數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這一時期,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吸引的FDI總額僅為60億美元左右;而在1997年至2001年這一時期,該數額增加到700億美元,其中僅2001年一年便達到200億美元。筆者認為,新興市場國家FSFDI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個:
第一,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步伐的加快是導致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FDI迅速增長的直接原因。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大大加快,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經濟依存度不斷提高,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數量大幅增長。發達國家的大銀行由此也紛紛加大了對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的直接投資,以便繼續為本國的跨國公司提供金融服務,即所謂的“跟隨客戶”(follow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這是早期的也是較有影響的對外資銀行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的理論解釋。從實踐上看,中東歐轉軌國家金融部門FDI的迅速增長得益于歐盟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如歐盟東擴)的不斷加快;而拉丁美洲國家金融部門FDI的迅速增長則得益于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組建和以美國為主導的構建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努力。
第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新興市場國家紛紛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進程,進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資本進入其金融部門的政策,使FSFDI的大規模增長成為可能。90年代初期,中東歐轉軌國家普遍進行大規模的銀行不良資產清理、注資以及面向國內的私有化,但這種由政府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卻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這些國家逐漸開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銀行改革過程中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并最終選擇了對外資銀行的全面開放。拉丁美洲國家的金融自由化進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現為放松金融管制和開放資本賬戶;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也逐漸開始向外資銀行開放本國銀行市場。這些舉措消除了國際金融資本以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的政策,提高了大型跨國銀行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的積極性。
第三,發達國家的大銀行對利潤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圍內拓展業務的需要是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FDI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和地區銀行市場的內部整合,使其國內金融市場日趨飽和,金融機構特別是商業銀行的利潤空間逐步縮減。為了尋求更大的資產規模(避免被其他金融機構并購)和開拓更廣闊的市場以增加盈利能力,發達國家的大銀行加大了對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的直接投資。GeorgeClarke等(2001)指出,(新興市場國家)非飽和的、欠發達的以及低效率的金融市場能夠為外資銀行帶來較高的收益和良好的發展前景。此外,這也是其獲取規模經濟收益和在全球范圍內分散經營風險的需要。雖然有學者(Amihud等,2002)認為,FSFDI并不一定能夠有效分散外資銀行的經營風險,其潛在的收益可能被新的經營風險抵消,以及FSFDI是否能夠提高外資銀行的效率也值得懷疑(Berger等,2000),但一般認為,FS-FDI能夠提高外資銀行的資產多樣性并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圍內分散經營風險,同時可以獲取規模經濟的收益并提高經營效率。
第四,通訊技術的進步、信息網絡的普及與跨國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從而更加有利于跨國金融機構的組織和管理。Farouk(2004)指出,信息成本是影響FS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地理距離和文化差異對信息成本的影響最大。Buch(2001)的研究也表明,地理距離一直是外資銀行在進行跨國投資決策時考慮的重要因素。90年代以來,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通訊技術的突飛猛進和跨國交通的便利大大降低了由地理距離帶來的信息成本,而且信息網絡在新興市場國家的日益普及,也有利于外資銀行在不同國家的分行(或子公司)之間的業務往來和信息分享,從而使其母行更容易提高組織和管理的效率并獲得規模經濟收益。
三、FSFDI對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的影響
1.FSFDI對資本分配效率和金融市場發展的影響一般認為,FSFDI會強化新興市場國家銀行體系的競爭,從而提高金融機構的效率。大量的經驗研究證明,外資銀行的進入能夠有效地降低東道國(HostCoun-try,在本文中指吸收FSFDI的新興市場國家)銀行業的運營成本并提高其效率(Claessens等,2001;ClaessensandLaeven,2003;MartinezandMody,2003)。雖然如此,但外資銀行的進入并不一定帶來利潤的增長。一種解釋是外資銀行較國內銀行更為保守,提取更高的不良貸款準備并執行嚴格的貸款風險評估方案;另一種解釋是,競爭的加劇使貸款的價格(利率)更為低廉,向銀行申請貸款變得更加容易,銀行成本降低和運營效率提升所帶來的利益更多地被轉移至客戶身上。東道國金融體系效率的提升使信貸分配狀況得以改善,關系型融資得以控制。這主要是由于外資銀行在作貸款決策時,會依據其標準化的貸款條件和風險加權價格,排除那些不符合貸款標準、道德風險較高的申請者,進而降低產生不良貸款的可能性。在新興市場國家,一個普遍的擔心是外資銀行采用較為嚴格的貸款條件會增加一些企業獲得貸款的難度,如中小企業將難以獲得外資銀行的貸款支持。如Berger等(2001)指出,由外資控股的大銀行在向信息透明度不高的中小企業融資方面存在缺陷。但也有相反的觀點,如PeekandRosengren(1998)以及DeYoung等(1999)的研究證明,外資銀行傾向于將貸款份額的一小部分分配給中小企業,但中小企業向外資銀行申請貸款的積極性并不高;MarcFarnoux等(2004)的研究也證明,外資銀行在信貸分配上并不歧視東道國的中小企業。
外資銀行的進入能夠促進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市場如基金市場、證券市場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場的發展。這是因為,在金融市場尚不發達的新興市場國家,外資銀行拓展業務的一個重要手段是通過金融創新來占領市場份額(如為客戶提供新的金融產品和服務),而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現必然要求在這些國家發展相應的金融市場。此外,外資銀行出于避險和對沖風險的需要,會通過提供相應的技術支持和構建法律框架的建議等方式協助東道國的金融當局發展相關的金融市場。
2.FSFDI對宏觀經濟金融穩定性的影響研究表明,外資銀行的金融創新活動會成為新興市場國家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催化劑。其金融創新會促使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監管當局不斷更新監管理念與監管方法,提高監管從業人員的素質,從而加強金融體系的安全性與穩定性。此外,為了規避風險(特別是系統性風險),外資銀行本身具有很強的維護和保持東道國金融體系穩定的內在驅動力。因此,從中長期來看,FSFDI能夠增強東道國的金融體系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進而使東道國的宏觀經濟金融更加穩定。如Demirguc等(1998)的研究發現,外資銀行的數量與東道國爆發銀行危機的可能性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因此外資銀行具有穩定東道國金融體系的作用。Bonin等(2003)認為,在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和中東歐轉軌國家,與私有化改革之初的混亂情況相比,外資銀行起到了增加東道國銀行體系穩定性的作用。具體而言,外資銀行作為跨國銀行,其資本實力雄厚,資產多樣化程度較高,信貸風險管理能力較強,因而對東道國商業周期波動的敏感度較低,能夠為東道國的客戶提供相對穩定的貸款。而對東道國商業周期敏感度較高的跨境貸款以及本地銀行貸款則難以做到這一點。此外,在金融危機時期,外資銀行可能會起到“穩定錨”的作用。因為外資銀行資本實力雄厚,而且在必要時會得到母銀行的資金支持,這使其在東道國金融危機期間能夠保持經營的連續性與穩定性,破產概率相對較低,因而有利于東道國的金融穩定。此外,新興市場國家在金融危機期間往往伴隨著大規模的資本外逃,這主要由于投資者對其金融機構失去信心,而外資銀行可以在危機時期充當東道國國內資金的“避風港”,從而使資本外逃變成東道國金融體系內部的資金轉移(即資金由內資銀行轉向外資銀行),減少由于資本外逃對匯率和利率形成的壓力以及對實體經濟產生的消極影響。
3.FSFDI產生的問題與東道國金融監管當局面臨的挑戰首先,外資銀行的重大決策,如風險管理和信貸評估策略,往往由其所屬國的總部決定,而東道國境內的外資銀行僅負責日常的管理和運營。因此FSFDI使東道國境內的外資銀行融入其總部的全球經營戰略而喪失了獨立性。這一方面使東道國境內的外資銀行會更加專注于境內業務,進而導致其國際化程度下降并難以在全球范圍內分散風險;另一方面,使東道國更容易遭受來自外資銀行總部所在國的外部沖擊。如在特殊情況下,當外資銀行的總部陷入困境時,由此帶來的全面收縮可能對東道國產生負面影響。這可以看作是傳染效應。此外,外資銀行總部的經營戰略和風險偏好的變化也可能對東道國產生影響。如出于調整經營戰略的考慮,外資銀行總部可能縮減其在東道國的金融產品種類,而這可能與東道國金融監管當局的目標函數相左。其次,FSFDI可能導致信息缺失進而加劇信息不對稱。當外資銀行的總部決定將其在東道國境內的子銀行摘牌停止上市時,會造成市場信息的缺失。一方面,股票市場所具有的價格信號功能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子公司不再需要公司的財務狀況、營業狀況等信息,市場透明度將會因此下降,市場分析人員也無法評估和分析銀行的經營狀況,從而加重了信息不對稱,并削弱了市場的有效性。在這種情況下,審慎有效的金融監管也將變得困難。因為監管部門難以準確衡量外資銀行的經營狀況和風險情況,這要求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監管部門采取相應的措施以彌補由于信息缺失帶來的信息不對稱。
總之,外資銀行的經營戰略和金融創新可能會產生新的金融脆弱性,如何應對這些問題成為新興市場國家金融監管當局面臨的重大挑戰。1998年,在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國際證券委員會和國際保險業監管委員會舉辦的聯合論壇上,與會各方深入研究和探討了如何加強對大型跨國金融集團的監管,并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其中著重強調了應當加強外資銀行所屬國與東道國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信息分享與合作,構建一個信息交流的平臺,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機,確保雙方金融監管的審慎有效。
四、新興市場國家吸收FSFDI應注意的問題
1.加強審慎有效的金融監管,努力消除監管信息的不對稱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資銀行對新興市場國家金融部門直接投資的形式發生了變化,即由原來單獨開設分行逐漸變為通過并購本土銀行建立控股子公司。例如在中東歐國家,到2003年末,有超過85%的外資銀行以控股子公司的形式開展業務;在1994至1998年間,外資銀行在拉丁美洲設立的控股子公司數量也由6家增加到56家。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是設立分支機構需要大量投資,會影響金融機構的流動性,而控股子公司則可以利用杠桿效應,以等量資金在更大范圍內發揮作用。但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分支行不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只能以總行的名義開展各種業務,因而發揮的作用較為有限;而子公司則是獨立于總行的法人實體,既有利于其總行實現多元化發展,也能有效應對新興市場國家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權,規避各種針對外資銀行分支機構的監管條例。FSFDI形式的變化增加了新興市場國家金融監管的難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監管信息的不對稱。為此,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監管部門應當繼續加強審慎有效的金融監管,改革陳舊的金融監管框架,提高金融監管從業人員的素質,并與其外資銀行所屬國的金融監管當局加強溝通,分享監管信息,以此努力消除監管信息不對稱可能造成的監管無效。
2.合理控制FSFDI的數量,鼓勵本國金融機構提高國際化程度雖然FSFDI能夠為新興市場國家帶來一系列的正面效應,但FSFDI并不是越多越好,合理控制FSFDI的數量至關重要。一方面,過高的FSFDI比率可能會使新興市場國家更容易遭受來自外資銀行所在國的外部沖擊;另一方面,FSFDI對東道國的金融機構存在較強的正向激勵,因此在理論上,一國存在一個FSFDI的合理比率。一般而言,小型開放型經濟體更容易獲得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因而可以保持相對較高的FSFDI比率,而規模較大的國家在吸收FSFDI問題上則須謹慎。此外,新興市場國家在合理吸收FSFDI的同時,應當鼓勵本國金融機構提高國際化程度。如前文所述,FSFDI使東道國境內的外資銀行融入大型跨國銀行的全球經營戰略中而喪失了獨立性,其國際化程度下降并難以在全球范圍內分散風險。因此,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當局應當鼓勵本國金融機構提高國際化程度,積極融入金融全球化的進程,面對和接受外資銀行的競爭與挑戰。同時,提高國際化程度也是實現多元化發展,分散經營風險的客觀要求。
3.統籌規劃FSFDI的格局,避免來源國過于集中東道國的金融資產過于集中在某個國家,無疑會對東道國的經濟產生較為復雜的影響。如果東道國與該國經濟一體化的程度較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一致性較強,社會、歷史以及文化之間的差異較低,那么東道國可能會從這種集中的FSFDI格局中獲益。但現實中,新興市場國家很難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條件的FSFDI來源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其FSFDI過于集中在某個國家,不僅會削弱其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并加深對該國經濟的依賴,而且還會增加遭受來自該國外部沖擊的風險。此外,新興市場國家往往只是被動地接受來自發達國家的FSFDI,很難與發達國家形成互動,即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機構很難向發達國家進行金融部門的直接投資。為此,統籌規劃FSFDI來源國的格局,避免本國的FSFDI過于集中在某個國家就顯得十分必要。從目前來看,拉丁美洲國家FSFDI的來源國集中程度較高,如在智利、阿根廷和巴西,每年分別有約91%、65%和58%的FSFDI來自西班牙;墨西哥每年約有66%的FS-FDI來自美國;中東歐轉軌國家FSFDI來源國的格局則較為合理,如波蘭每年吸收的FSFDI分別來自德國(22%)、美國(21%)、意大利(18%)、愛爾蘭(14%)與荷蘭(8%);捷克FSFDI的主要來源國則為奧地利(39%)、比利時(24%)、法國(22%)和美國(12%);東亞新興市場國家由于FSFDI數量較低,尚未表現出明顯的集中趨勢。
五、結論
隨著素質教育的不斷深入發展,市場營銷作為一種重要的文科性質課程,在教育過程中占據的地位越來越高,加強市場營銷教育,可以提高學生的營銷管理能力。當前我國市場營銷教學過程中的內容還比較陳舊,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使得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水平得不到提升。
二、市場營銷教學策略探討
1.更新傳統市場營銷教育教學管理觀念
對傳統的市場營銷教育管理觀念進行改革和創新,以保證和現代化的發展理念相符合,是素質教育背景下中職教育進行改革的重要途徑。當前的市場營銷教育過程中忽視了激勵和引導機制的影響,使得課堂上缺乏積極性和生動性。在市場營銷教育教學改革過程中,應該要積極對教師的教育行為以及市場營銷教育管理者的管理行為進行規范。在整體的教育觀方面,需要把握市場營銷教育的意義在于提高學生的市場營銷管理能力,從而可以使得學生在日常的學習過程中進行自我提升,加強市場營銷處理能力的提升。在未來的教育過程中,應該要對學校領導以及具體工作人員的市場營銷教育意識進行改觀,
2.構建創新型市場營銷教學模式
在教學過程中,對教學過程中的教學方法和模式進行改進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對于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的提升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教學過程中進行高效教學,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要設定一個合理的學習目標,而且是讓學生自己根據自己的情況設置相應的目標。為了不斷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讓學生意識到新型市場營銷學習的重要性,從而加深對學習的熱愛,首先就需要讓學生了解學習的目標是什么,應該學什么,怎么進行學習,才能為后面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第二,要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傳統的教學是讓學生等著接受,接受知識的傳授,因此少了很多自我思考能力的訓練。在新的教學模式中,教師要多多設置一些問題,讓學生積極思考。第三,教師應該把教學的設計與學生在課堂上進行知識探索的這一過程進行一個有機的結合,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要積極加強對各種知識的掌握和分析,將學生學習過程中的各種問題進行發現,并且要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認知結構的改進進行探索,從而使得學生的認知結構內化程度。最后,要進行多元化的評價,使得學生能真正地認識到自己。教學課堂上的評價不是為了給學生一個判斷和鑒定,主要是為了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學習動機,在評價的過程中應該要對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進行分析,而不是僅僅對學生的知識學習和掌握能力進行評價,以做到對學生的全面考核。
3.加強課堂教學模式的改革
傳統教育過程中對新型市場營銷教育的重視程度不高,在教學過程中仍然采用比較傳統的理論性的方法進行教學,對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的提升有一定的限制,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應該要積極加強對新時期中職院校人才培養的要求的分析,加強對各種先進的媒體技術的運用,在課堂教學中以學生為主體,尤其是在市場營銷教育過程中應該要對學生實施更多的人文關懷,對傳統的市場營銷教育模式和方法進行改革,比如在市場營銷中可以加強各種新聞信息的插入;在教學過程中加強學生之間的交流與溝通,這樣的討論和交流對于學生的綜合實踐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長期的討論學習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思維的拓展,可以激發學生的主動性,使得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斷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同時還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