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中的法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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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婚姻締結；形式要件；實質要件；傳統與現代
一、傳統文化的婚姻家庭觀念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文化遺產。特指在歷史上積淀并傳承至今，具有穩定性中國文化，包括思想，行為，禮儀等不同層面的內容。
家庭倫理是傳統文化的核心，由家到族，再到國，體現的便是家國一體的宗法關系。因此，家本思想才會有其存在的基礎和價值，也明確了家國的精神向往。
婚姻產生家庭，通過自然的倫理關系得以維系。中華民族歷來注重家庭的價值，形成了以和諧為中心的規范的婚姻家庭倫理體系。當代法治社會，婚姻締結具備了法律色彩，男女兩性結成婚姻，其締結條件需要符合倫理理性。
二、婚姻締結制度的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
（一）形式要件
在人類社會出現了私有制以后，一夫一妻家庭結構出現。婚姻與傳宗接代，繁榮家業密切相關，是一項終身大事。婚禮作為一種典禮形式，是對婚姻的一種確認和宣告，歷來十分鄭重而又繁瑣。
中國傳統的婚禮儀式起源于西周，要經過“六禮”，此后相傳一千多年，到宋代，朱熹改為“三禮”。在古代社會，不僅要有禮數，還要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嚴禁男女自由的相親婚嫁。《詩經》中記載：“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果未經父母同意自行許配婚姻，被稱為“奔”，為禮法教化所不容。同樣，如《禮記?坊記》所云：“男女無媒不交”。如果沒有媒妁作為中介和橋梁，婚姻是不能成立的。到清末法律館制訂法律時，又明確“婚姻須呈報于戶籍吏”這種類似登記的制度。
我國《婚姻法》實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干涉婚姻自由。由此可見，在中國當代社會，男女能否締結婚姻，完全是兩個當事人的私事，社會或他人都無權干涉，婚姻自由受到法律的保護。“男女雙方完全自愿”意味著婚姻關系締結的基礎就是道德承諾，這種發自內心的良心承諾構成了婚姻最深處的倫理基礎。《婚姻法》也規定了婚姻登記制度，說明婚姻締結得形式要件為登記，未登記的事實婚姻應及時補辦。這也體現了法律對婚姻的認可與保護。
“父母之命”的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促進家庭和睦，原因是子女成婚后一般不分家，與父母同住，如果事先得到父母的認可和允許，有利于將來全家上下的共同生活，家庭和睦被認為是祖上積下的蔭德，體現了“家本”思想。
（二）實質要件
以清末法律館《大清民律草案》為例。
1、不得同宗室。“娶妻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佚，恥與禽獸同也”。在此可窺見古代社會的森嚴的家族輩分。《唐律?戶婚》規定：“諸同姓為婚者，各徒二年，緦麻以上各以奸論。買妾而不知姓者，則卜之。”清末法律館在“同宗”問題上做出了變通，以同宗為主，以同姓為輔，若同為一祖，無論支派遠近，籍貫近同，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若同姓而郡望不同，則可以通婚。
2、法定婚齡。男子十八歲，女子十六歲。法律館的該條規定也是有歷史淵源的。朱熹觀點：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乃可成婚。關于成婚年齡在法令中也有闡述。《通典》唐太宗貞觀詔曰：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須申以婚媾。明太祖洪武元年制曰男年滿十六女年滿十四以上并聽婚娶。
3、不得重婚。該條規定的目的在于防止停妻再娶。而且一夫多妾，與一妻多夫，都是法律所不允許的。傳統的一夫一妻源于儒家觀念，一夫一妻制是對于名分來講的，并非婚配人數。明清法律規定：“凡以妻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為妻者，杖九十并更正”，妻妾名分與尊卑有序是法律的重點保護對象。對重婚的禁止和約束，是法律的進步，亦是社會和文明的進步。
4、區分近親界限。該條的主要規定了近親的界限。在法定親屬范圍內，外親或妻親中的旁系親輩分相同者不屬于禁止結合的范圍。實際上對于禁止血緣近親結婚，已經有同宗不得結婚的規定，而且不論支派遠近，凡屬同宗都屬于嚴禁結婚的范圍。本條具體而言是指在本法所規定的親屬之外，與因離婚而解除親屬關系的人，仍不許其結為婚姻。“親屬妻妾，即使被出及已改嫁也不得為婚”，說的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5、排除者婚姻。法律館對于該項規定的說法是：女子通奸后又離婚的，不得再次結婚，是為了警戒女子應當重貞潔，知廉恥，并要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防止邪之風的滋生。但該條規定并未逃出男女不同的窠臼，仍是對于男性寬宥，對于女性嚴苛，體現的是對男女同一行為的不同結果和不同的法律責任。
我國《婚姻法》規定了結婚年齡，鼓勵晚婚晚育，禁止結婚以及婚姻無效的情形。這些規定是表述了我國當今法律的婚姻締結實質條件，凸顯了更多的理性和人道主義色彩，更加注重人性和自由的解放。
我國人道主義的主要思想是以社會為本，強調整個社會的利益、秩序、尊嚴和全體社會成員的幸福，注重人作為人的特點，強調人道與禽獸之道的區別，因此自我約束重于個人的放縱。人道主義是源遠流長而又永遠常新的道德原則，在當今社會，乃至整個世界范圍依然有其存在的重要意義，婚姻制度作為人類社會生活的一項制度，當然要遵守人道主義的思想，追求自由和平等。
三、正確看待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
為了保證社會的和諧和統一，儒家的思想家們不斷豐富著我們的傳統文化，孔孟之道，在漢展成為“三綱五常”，用倫理綱常原則教化百姓，來達到整個社會的和諧和統一。
但傳統的婚姻締結制度也存在其弊端，父母之命的約束，成就了梁祝的凄美故事。類似的，《紅樓夢》中前世的“木石前盟”終究抵不過約束下的“金玉良緣”，一個在對方的洞房花燭夜時含淚而逝；一個最終選擇了青燈古寺，不再糾纏人世的紅塵紛擾。任何原則一旦被絕對化，勢必違背他的初衷。在當代法治社會，婚姻自由是我國《憲法》和《婚姻法》確認公民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最大限度地擴大人們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環境制約自由是公正的法律賦予人類真正偉大的善事。馬克思說，法律不是與自由相背離的東西，更不是壓制自由的手段。《詩經》中“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唯美畫面，才應該是婚姻結合最適合最完美的意境。
《后漢書》記：“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形容夫妻互相尊敬，象對待賓客一樣。這便是平等在生活中的體現。只有婚姻締結是存在平等，婚后的生活中夫妻兩人更有可能平等相待，家庭才會和睦，家和萬事興。平等的權利是個人權利中最重要的權利。我國《婚姻法》中的各項具體制度都是以平等原則為立法宗旨的。男方女方在結婚離婚問題上平等，姓名權，社會權，財產權，繼承權，扶養義務，教育義務，計劃生育義務等，都是平等的。法條中的平等是形式上的，要實現真正的平等是一項長期的工程，離不開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
從民族利益出發，在21世紀重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性工作。“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一直都是我們傳承文化所秉承的理念。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精神力量，現代法治是我們民族的重大飛躍，傳統文化為現代法治提供了源源不盡的動力和支持，現代法治的實現將會更廣的傳播我們的優秀傳統文化，讓每一個國人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能感受到傳統文化和現代法治的存在。（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
參考文獻：
[1] 曹賢信著，《親屬法的倫理性及其限度研究》[M].群眾出版社，2012年版；
第2篇
論文關鍵詞 法治 人本主義 恤刑 慎罰 道德
“法治”這一詞匯在中國傳世文獻中早已出現，管子曾說：“威不兩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管子·明法》）但是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來說是一個新的詞匯，它是隨著晚清西學的東漸而傳入中國的舶來品。從其進入中國至今，它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銘刻著中國傳統文化烙印的當代中國文化一直存在著沖突，以至于今日“建設法治國家”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仍然只是一個遙遠的夢想。但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并不是完全地與法治相沖突，其中也有某些穿越時空的合理因素，在建設法治國家的今天，可資借鑒。
一、以人為本，恤刑慎罰
如果說，人本主義是對人的存在的思考，對人的價值的關注以及對人類命運的把握與探索的話，那么法治就是對人的存在、價值、命運的思考和探索過程中的產物。綜觀近代以來，西方國家逐漸確立法律至上，并以法制約政黨、政府權力而保障個人自由權利的法治過程，就不難發現這一傳統的形成與西方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思想具有一種內在的、必然的聯系，西方文明，無論是精神還是制度，都是伴隨著人的價值的不斷發現逐步向前演進的，也即在人的價值發現過程中形成了西方的人本主義精神和法治。
中國傳統文化也具有人本主義的因素，它是中國古代法制與法文化的哲學基礎，它也有其自身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夏人尊奉天命、尊事鬼神，以天命為政權的來源，以祭祀鬼神求得天命的眷顧，而對于人的價值和尊嚴較少關注，不注重民心向背，最終導致了滅亡。繼之而起的周汲取歷史的教訓，認識到“天命靡常”、“皇天無親”，天命是難以控制的，而民心的向背卻是可以把握的，因此“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得以產生。周人認為天命與民心是一致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要想獲得天命的支持，就必須要從民之所欲，人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提升。春秋戰國的亂世更是彰顯了民心向背與國運興衰之間的關聯。隨后通過儒家“仁學”思想的總結和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由“神本位”向“人本位”轉化。這一過程雖然沒有如西方人本主義產生過程中那樣附帶產生了“法治”傳統，相反產生了“人治”的傳統，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因為文化對“人”的認同和重視，產生了一些可以為今天法治建設借鑒的愛惜生命、寬仁慎刑的思想。
（一）衿恤老幼婦殘
基于“惟人萬物之靈”的認識，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弱勢人群的關注和衿恤很早就已出現并成熟。《禮記》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衿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禮運》）是中國知識分子耳熟能詳的經典。反映先秦時期理想政治的《周禮》中也主張以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以及安富六大舉措來養民豍。《管子·入國》篇更是強調要“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這些思想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到了立法中。就刑罰方面來講，對于老、幼、婦女以及殘疾人犯罪法律予以優待。《唐律疏議·名例律·老小及疾有犯》：“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余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婦女在刑罰上一般都會比照男子減輕用刑，如歷代對女性犯罪都適用贖刑。所謂贖刑是用金錢代替勞役的一種替代處罰，由于可以免除犯人本身的勞役而使其獲得自由，被看作是法律賦予特殊主體的一種特權。婦人贖刑比較早的在漢代就有所使用。“漢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師古注曰：謂女徒論罪已定，并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雇人也。”豎俗稱“女徒顧山”。自此以后，女性犯罪常用贖刑。《晉律》還規定女刑之贖減男贖之半。“諸應收贖者皆月入中絹一匹，老小女人半之。”豏唐宋律五刑普遍適用贖刑，但對女性的優待只體現在特殊的流刑和牽連犯罪的情況下。但是到了明代對婦女犯罪又開始廣泛適用贖刑了。
（二）死刑復奏
儒家認為“人者萬物之靈”、“天地之性人為貴”，因此理政司法務在減少死刑，統治者以死刑實際執行人數之少來判定社會的安定與皇帝的仁德。至少在漢代，法律上要求死刑案犯在執行前必須經復核程序，且要由皇帝親自勾決才能執行死刑，違者治罪。《唐律疏議·斷獄律》規定：“諸死罪囚，不待覆奏報下而決者，流二千里。即奏報應決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即過限，違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后又改三復奏為五復奏。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基本沿襲唐制，清朝死刑執行前實行秋審會審制，對于保護人命糾正錯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明德修身，注重教化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法治的一個基本內涵是“法律至上”。但是法律并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唯一手段，如果該社會僅以法律作為控制和調節的唯一手段，就會喪失自我組織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社會生活本身也就會失去活力和情趣。這正是西方的法治在后現代社會中顯露出來的重要缺陷之一。這一缺陷的彌補，有賴于道德等社會規范在社會生活中的重新定位。只有道德與法律的結合，才能創造出一個既合理合情又合法的有機社會。
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為了達到理想的社會治理效果，特別強調統治者的道德修養，有德無德是判斷一個君主賢與不賢的主要標準，也是國家法令能否得到貫徹實施的關鍵，甚至是國家治亂興衰之所系。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為政》）又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甚至認為“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論語·子路》）強調統治者的德行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對于法令的執行也是同樣，執行者的品行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即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這些思想無疑對道德敗壞、腐敗滋生的當今社會的法治建設具有借鑒作用。
在德治思想的指導之下，傳統法律文化特別注重對民眾的道德教化，認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主張用道德來引導民眾的言行，培養人們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使之以犯罪為恥并能夠自覺為善從而實現對犯罪的預防達到社會治理的目的。
當前的社會，民眾的是非之心、廉恥之心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任何損人利己、傷天害理的行為只要有利益的驅使都會出現，食品領域的毒奶粉、毒膠囊、毒豆芽等等都是社會道德淪喪的表現。面對這些問題，傳統文化中對道德教化的重視在今天的社會尤其值得提倡。通過政府推動的方式加強道德建設，轉而致力于社會文化底蘊的塑造，以及更深層的社會心理、觀念的變革，是一條中國特色的法治現代化道路。“中國實現法治的過程，在本質上也是一個以法治文化精神重構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過程”。
三、追求和諧，調處息訟
《禮記·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者。”這個“和”就是和諧，圣人之所以制禮作樂，其目的就在于實現社會的和諧。“和”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表達了儒者對和的認同和追求。儒家認為和諧包括天道自然和諧、天人和諧以及人人和諧。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對于國家的安定和個人的幸福尤為重要。要達到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就必須互諒互讓，“克己復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盡量避免糾紛的發生，也即孔子所說的：“聽訟，吾尤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即使發生了糾紛也力圖避開司法程序，通過調解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調解作為一種糾紛解決機制早在西周的青銅銘文中就已經有了記載。秦漢時期，縣以下設鄉，鄉設有秩、嗇夫和三老，掌管道德教化和調解事務。唐代，基層分設鄉正、里正和村正，有權處理地方上的輕微刑事案件，并對民事糾紛進行調解，不能解決，方交府縣處理。兩宋時期，隨著經濟的發展，民事糾紛增多，調解呈現出制度化的發展趨勢。至明清時期，中國的調解制度已經極為成熟和完善了，包括調解適用的范圍、調解的分類、調解的程序和效力等等國家制定法已作了專門的規定。相對于通過司法途徑解決民事糾紛，源于和諧思想的傳統調解制度可以使當事人從繁重的訟費中解脫出來，是對當事人最為有利的一種解決糾紛的途徑。此外，在中國這樣一個以血緣、地緣等不同關系網絡維系的社會，人們相互之間的和平共處是至關重要的，而適用調解解決糾紛對修復這種和諧關系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有助于特定領域內人們關系的和諧。
第3篇
“法治”這一詞匯在中國傳世文獻中早已出現，管子曾說：“威不兩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管子·明法》）但是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來說是一個新的詞匯，它是隨著晚清西學的東漸而傳入中國的舶來品。從其進入中國至今，它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銘刻著中國傳統文化烙印的當代中國文化一直存在著沖突，以至于今日“建設法治國家”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仍然只是一個遙遠的夢想。但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并不是完全地與法治相沖突，其中也有某些穿越時空的合理因素，在建設法治國家的今天，可資借鑒。
一、以人為本，恤刑慎罰
如果說，人本主義是對人的存在的思考，對人的價值的關注以及對人類命運的把握與探索的話，那么法治就是對人的存在、價值、命運的思考和探索過程中的產物。綜觀近代以來，西方國家逐漸確立法律至上，并以法制約政黨、政府權力而保障個人自由權利的法治過程，就不難發現這一傳統的形成與西方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思想具有一種內在的、必然的聯系，西方文明，無論是精神還是制度，都是伴隨著人的價值的不斷發現逐步向前演進的，也即在人的價值發現過程中形成了西方的人本主義精神和法治。
中國傳統文化也具有人本主義的因素，它是中國古代法制與法文化的哲學基礎，它也有其自身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夏人尊奉天命、尊事鬼神，以天命為政權的來源，以祭祀鬼神求得天命的眷顧，而對于人的價值和尊嚴較少關注，不注重民心向背，最終導致了滅亡。繼之而起的周汲取歷史的教訓，認識到“天命靡常”、“皇天無親”，天命是難以控制的，而民心的向背卻是可以把握的，因此“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得以產生。周人認為天命與民心是一致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要想獲得天命的支持，就必須要從民之所欲，人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提升。春秋戰國的亂世更是彰顯了民心向背與國運興衰之間的關聯。隨后通過儒家“仁學”思想的總結和發揮，中國傳統文化由“神本位”向“人本位”轉化。這一過程雖然沒有如西方人本主義產生過程中那樣附帶產生了“法治”傳統，相反產生了“人治”的傳統，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因為文化對“人”的認同和重視，產生了一些可以為今天法治建設借鑒的愛惜生命、寬仁慎刑的思想。
（一）衿恤老幼婦殘
基于“惟人萬物之靈”的認識，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弱勢人群的關注和衿恤很早就已出現并成熟。《禮記》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衿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禮運》）是中國知識分子耳熟能詳的經典。反映先秦時期理想政治的《周禮》中也主張以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以及安富六大舉措來養民豍。《管子·入國》篇更是強調要“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這些思想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到了立法中。就刑罰方面來講，對于老、幼、婦女以及殘疾人犯罪法律予以優待。《唐律疏議·名例律·老小及疾有犯》：“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余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婦女在刑罰上一般都會比照男子減輕用刑，如歷代對女性犯罪都適用贖刑。所謂贖刑是用金錢代替勞役的一種替代處罰，由于可以免除犯人本身的勞役而使其獲得自由，被看作是法律賦予特殊主體的一種特權。婦人贖刑比較早的在漢代就有所使用。“漢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師古注曰：謂女徒論罪已定，并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雇人也。”豎俗稱“女徒顧山”。自此以后，女性犯罪常用贖刑。《晉律》還規定女刑之贖減男贖之半。“諸應收贖者皆月入中絹一匹，老小女人半之。”豏唐宋律五刑普遍適用贖刑，但對女性的優待只體現在特殊的流刑和牽連犯罪的情況下。但是到了明代對婦女犯罪又開始廣泛適用贖刑了。
（二）死刑復奏
儒家認為“人者萬物之靈”、“天地之性人為貴”，因此理政司法務在減少死刑，統治者以死刑實際執行人數之少來判定社會的安定與皇帝的仁德。至少在漢代，法律上要求死刑案犯在執行前必須經復核程序，且要由皇帝親自勾決才能執行死刑，違者治罪。《唐律疏議·斷獄律》規定：“諸死罪囚，不待覆奏報下而決者，流二千里。即奏報應決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即過限，違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后又改三復奏為五復奏。唐以后，宋元明清各朝基本沿襲唐制，清朝死刑執行前實行秋審會審制，對于保護人命糾正錯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明德修身，注重教化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法治的一個基本內涵是“法律至上”。但是法律并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唯一手段，如果該社會僅以法律作為控制和調節的唯一手段，就會喪失自我組織和自我完善的能力。社會生活本身也就會失去活力和情趣。這正是西方的法治在后現代社會中顯露出來的重要缺陷之一。這一缺陷的彌補，有賴于道德等社會規范在社會生活中的重新定位。只有道德與法律的結合，才能創造出一個既合理合情又合法的有機社會。
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為了達到理想的社會治理效果，特別強調統治者的道德修養，有德無德是判斷一個君主賢與不賢的主要標準，也是國家法令能否得到貫徹實施的關鍵，甚至是國家治亂興衰之所系。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論語·為政》）又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甚至認為“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論語·子路》）強調統治者的德行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對于法令的執行也是同樣，執行者的品行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即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這些思想無疑對道德敗壞、腐敗滋生的當今社會的法治建設具有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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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治思想的指導之下，傳統法律文化特別注重對民眾的道德教化，認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主張用道德來引導民眾的言行，培養人們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使之以犯罪為恥并能夠自覺為善從而實現對犯罪的預防達到社會治理的目的。
當前的社會，民眾的是非之心、廉恥之心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任何損人利己、傷天害理的行為只要有利益的驅使都會出現，食品領域的毒奶粉、毒膠囊、毒豆芽等等都是社會道德淪喪的表現。面對這些問題，傳統文化中對道德教化的重視在今天的社會尤其值得提倡。通過政府推動的方式加強道德建設，轉而致力于社會文化底蘊的塑造，以及更深層的社會心理、觀念的變革，是一條中國特色的法治現代化道路。“中國實現法治的過程，在本質上也是一個以法治文化精神重構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過程”。豐
三、追求和諧，調處息訟
《禮記·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者。”這個“和”就是和諧，圣人之所以制禮作樂，其目的就在于實現社會的和諧。“和”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論語·學而》）表達了儒者對和的認同和追求。儒家認為和諧包括天道自然和諧、天人和諧以及人人和諧。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對于國家的安定和個人的幸福尤為重要。要達到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就必須互諒互讓，“克己復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盡量避免糾紛的發生，也即孔子所說的：“聽訟，吾尤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即使發生了糾紛也力圖避開司法程序，通過調解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調解作為一種糾紛解決機制早在西周的青銅銘文中就已經有了記載。秦漢時期，縣以下設鄉，鄉設有秩、嗇夫和三老，掌管道德教化和調解事務。唐代，基層分設鄉正、里正和村正，有權處理地方上的輕微刑事案件，并對民事糾紛進行調解，不能解決，方交府縣處理。兩宋時期，隨著經濟的發展，民事糾紛增多，調解呈現出制度化的發展趨勢。至明清時期，中國的調解制度已經極為成熟和完善了，包括調解適用的范圍、調解的分類、調解的程序和效力等等國家制定法已作了專門的規定。相對于通過司法途徑解決民事糾紛，源于和諧思想的傳統調解制度可以使當事人從繁重的訟費中解脫出來，是對當事人最為有利的一種解決糾紛的途徑。此外，在中國這樣一個以血緣、地緣等不同關系網絡維系的社會，人們相互之間的和平共處是至關重要的，而適用調解解決糾紛對修復這種和諧關系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有助于特定領域內人們關系的和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