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結業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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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企業金融資本經營的概念及特征

企業的金融資本主要以有價證券為表現方式，如股票、債券等，也可以是指企業所持有的可以用于交易的一些商品或其他種類的合約，如期貨合約等。它是與企業資本相對應的資本形態。

企業金融資本經營就是指企業以金融資本為對象而進行的一系列資本經營活動。它一般不涉及企業的廠房、原材料、設備等具體實物運作。企業在從事金融資本經營活動時，自身并沒有直接參加生產經營活動，而只是通過買賣有價證券或者期貨合約等來進行資本的運作。所以，企業金融資本經營活動的收益主要來自于有價證券的價格波動以及其本身的固定報酬所形成的收獲。企業金融資本經營的主要目的是以金融資本的買賣活動為手段和途徑，通過一定的運作方法和技巧，使自身所持有的各種類型的金融資本升值，從而達到資本增值。

企業金融資本經營與實業資本運營相比較具有如下特征：

1.經營所需的資本額較少

實業資本運營，尤其是項目較大的固定資產投資經營活動，往往都要求企業投入巨大的人力、財力和物力，需要投入巨額的資金。而對于企業的金融資本經營，只需企業購買一定數量的有價證券或交納一定數量的保證金，即可從事金融資本的經營活動。所需資金量相對實業資本來說較少，大多數企業都能夠承受。所以，金融資本經營是一種適合于大多數企業進行的資本運作方式。

2.資本的流動性和變現能力較強

金融資本投資經營的結果主要體現在企業所持有的各類有價證券上，而這些證券又都是可以隨時變現、隨時充當支付手段的媒介。由于企業的金融資本在經營活動中，資產的流動性和變現能力較強，也就使企業在從事金融資本運作時有了較大的選擇余地和決策空間。換言之，一旦企業察覺到形勢有變或者有了新的經營意圖，它可以較方便地將資產變現或者轉移出來，以及時滿足企業的需要。

3.心理因素的影響巨大

社會心理因素對各種資本經營方式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從而造成經營行為和經營效果的偏差，而這些影響一般都具有間歇性和偶性發的特點。但在金融資本經營中，心理因素卻是每時每刻都在起作用。比如，當證券投資者預感到一種證券價格將要發生變動時，他就會依據自己的心理判斷搶先做出行動。當這種意識為多數人所共有時，則會形成集體的“搶先”意識。這種共有的意識構成了證券市場每時每刻的心理潮流，并常常會由此引發價格的劇烈波動，而這種現象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投資者的心理動蕩。

4.經營收益的不穩定性

金融資本經營是一項既涉及企業自身條件，又受外部宏觀環境因素干擾的活動。企業的自身條件有：企業的資金實力、決策人員的能力、企業所具有的金融資本經營的經驗和技巧等；而企業外部宏觀環境因素諸多，如國家的經濟形勢，政府所制定的相關法律、法規、行業政策，國民經濟增長水平，居民收入等。這樣就使企業金融資本的經營容易受到不確定因素的干擾，造成其收益的不穩定性。另外，金融資本經營的收益主要是通過有價證券價格的變動來獲取的，由于證券交易市場上價格的頻繁變化，企業收益發生波動也是必然的。

二、金融資本經營的技術操作原則

1.經營目標明確，制定投資計劃

要使企業的金融資本經營取得成效，應首先確定一個明確的目標，在確定目標的基礎上，制定相應的投資計劃，以避免投資經營的盲目性，保證預期投資效果的實現。企業在擬定投資經營計劃時，應充分考慮以下幾方面問題：（1）資金的來源與穩定性。（2）投資收益的獲取方式，是以股票投資經營為主，還是以債券投資經營為主。（3）處理好可獲得的信息，把握機會。

2.組合投資經營，分散投資風險

在金融資本經營過程中，收益和風險是緊密相連的。在風險已定的情況下，應盡可能使投資報酬最高，或在報酬已定的情況下，盡可能使風險最小，這是金融資本經營的基本原則。在這一原則下，企業在金融資本經營進程中，要實行組合投資經營，即將各種不同類型的金融資本運作方式合理搭配起來，以分散企業的投資經營風險。一般是將企業的金融資本分為三部分：一部分資金用于購買安全性高的債券或優先股；一部分資金用于購買具有成長性的普通股；另一部分應作為準備金，以待更好的投資機會或用來彌補意外損失。

3.堅持以人為本的經營原則

企業的一切經營活動都是靠人來進行的，人的潛能最大，同時也是最容易被忽視的資本要素。金融資本運作是一項需要高度智慧性勞動的復雜工作。因而，投資決策者必須具有扎實的相關理論知識以及一定的經營能力，能夠把握住金融資本經營的有利時機，做出成熟的決策。

4.機會成本最小原則

在金融資本經營交易市場上，資本的經營方向是可變的。資本要不斷地從那些盈利性低的部門退出，進入盈利性較高的領域，以使金融資本運營的機會成本最小。要做到這一點，投資者應該理智、慎重，控制自己的情緒，在對各種類型的經營方式做認真比較的基礎上，選擇最適合的動作對象和方式。

三、如何選擇金融資本經營對象

企業金融資本經營最常見的方式有三種，即股票交易、債券交易、期貨和期權交易。金融資本經營對象的選擇，主要是指企業選擇何種金融資本經營方式的過程，一般需要考慮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1.風險因素

在金融資本經營市場上，不同的投資者由于其財力、物力和人力的不同，風險承受能力也不一樣，這就要求企業在金融資本經營中，在充分了解自身情況的基礎上選擇風險適度的投資經營對象。風險與收益一般成正比例關系，即高風險高收益，低風險低收益。但也不排除會有低風險高收益和高風險低收益的情況。企業在選擇投資經營對象時，應注意各種不同經營對象的風險與收益的對應關系，保證在一定的風險水平下有相應的收益相匹配。超級秘書網

2.變現因素

由于證券構成企業金融資本的主體，所以金融資本的流動性主要表現在證券的變現能力上。在沒有二級市場的情況下，證券的流動性取決于證券的償還期限，期限越短，流動性越強；如果存在二級市場，證券的流動性則主要取決于二級市場的發達程度和某種證券的熱度。

3.收益因素

追求高收益是大多數投資者的最終目的，但在選擇投資對象時，必須要充分考慮價格、手續費、現金等因素，以期在成本——收益原則下，選擇出以較低成本獲得較高收益的投資對象。

4.便利因素

第2篇

1.金融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1）需求角度。CostasLapavitsas（2011）認為金融危機之后，政治經濟學將金融化與一蹶不振的經濟生產強制聯系在一起，但這并不代表金融化是致使經濟衰退的主導因素。金融化現象的產生標志著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正在進行系統的轉變，這是以企業、銀行、居民活動的轉變為特征的。楊琳、李建偉（2002）對中國金融結構升級與實體經濟結構升級的關聯機制進行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指出中國正處在金融結構轉型的攻堅階段，實體經濟結構升級需要良好的金融結構相配套。

（2）資源配置角度。Panitch和Gindin（2005）認為資本在金融領域的過度集中是資本主義本質屬性的體現。他們反對金融化擠出實業投資的觀點，認為雖然金融利潤的份額增長了，但總利潤的增加為企業再投資提供了更多資金。金融化實際上增加了風險資金的流動性，促進高新技術在不同部門間擴散，資金配置由低盈利部門流向高盈利部門。避免產業空心化的關鍵不在于去金融化，而是合理安排生產投資計劃，較好地利用金融利潤。王芳（2004），陳峰（1996），范方志、張立軍（2003），惠曉峰、沈靜（2006）通過實證分析證明了這一結論。

2.金融化阻礙產業結構升級

國外大多數學者認為經濟金融化雖然短期內實現了利潤快速積累，形成了經濟繁榮發展的表象，最終卻從負面影響了產業結構升級。

（1）投資角度。Lazonick（2010）對美國非金融企業的研究表明，金融化現象在美國的實體經濟部門已經比較普遍，造成了實體經濟的投資被擠出，這會壓縮實體經濟的創新空間，減緩產業結構升級。HeeYoungShin（2012）從亞洲金融危機的起因和后果出發，以韓國為例，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金融化確實降低了非金融企業和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量。趙玉敏（2008）認為世界經濟金融化的趨勢增加了我國制造業對外部市場的依賴程度，同時增加了全球經濟的系統性風險。

（2）資本積累角度。OzgurOrhangazi（2006）深入研究了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及其對資本積累的影響，指出經濟金融化對資本積累產生負面影響，非金融企業金融投資和金融利潤的增加提高了這些企業潛在的脆弱性。管理層和員工的收入差異進一步拉大，這一現象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值得研究。大多數研究關注美國的金融化現象，而CaglaOzgur則將研究的對象轉向土耳其，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市場化行為導致了金融化現象，結果是導致了較高的財政赤字，高通貨膨脹和高利率，繼而改變了股東結構、市場結構和社會結構。

（3）價值鏈角度。從價值鏈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學者多從金融化的微觀定義出發，從兩個層面解釋了金融化的含義：一是非金融部門以金融而非產品作為利潤主要來源以及主要用途，表現為公司金融資產占總資產的份額不斷增長；二是公司采取分紅、股份回購甚至并購的方式將盈利用于增加股東回報，表現為股東財富中金融資產的份額增長。Milberg（2013）認為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股東價值導向”促成了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企業為了維持核心競爭力，將附加值低的生產工序外包給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全球價值鏈。產品的國際化生產與為實現股東短期價值的金融化相互促進，而通過離岸外包帶來的利潤更多地被用于金融投資領域，產品部門投資占比不斷下降。張慕瀕（2010）進一步研究了這種現象對產業結構的危害。他認為產業資本轉化為金融資本，擠占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加大產業調整的難度。

3.文獻評述

從現有研究觀點來看，關于金融化與產業結構關系的不同論述，歸根結底是所研究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國外文獻大多關注金融化對產業發展的危害，雖然研究視角多樣，但論述的核心都是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行為擠占了實體經濟領域投資，從而造成實業空心化，危害國家產業發展；國內只有少量學者持此觀點，部分學者雖然認為金融化惡化了國際市場環境，也承認金融化導致的金融危機使中國制造業損失慘重，但是他們更加強調金融化對我國產業升級的正面影響，即迫使產業結構升級，通過提高產品附加值，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根據現有研究成果，金融化這一全球性的趨勢，在我國表現出了不同的影響，這是由我國金融業、制造業發展的特殊階段決定的。從國內外文獻對比來看，國外的文獻關于金融化的理論探討更加深入和全面，歸納并探索出了金融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路徑，但是國外的研究幾乎都是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即使有少量研究發展中國家金融化現象的文章，也只關注金融自由化國家，如ElianeAraujo（2012）深入研究了巴西金融化現象。國內文獻關于金融化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機制剖析極為簡單，許多重要環節都是一筆掠過，研究深度不足。同時，已有文獻基本是從金融化與經濟發展的角度入手，折射出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經濟發展的論題固然重要，但是產業結構升級是經濟發展中最核心的要素，有必要進行針對性的研究。當前我國十分強調金融體制改革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具有極強的現實性和指導性。本文立足中國的現實情況，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深入分析了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二、經濟金融化影響產業結構優化的機制分析

經濟金融化定義為金融市場、金融交易和金融結構在規模和地位上的提高。具體來說，金融化描述了非金融部門與金融市場之間關系的轉變。這種變化首先表現在非金融部門在金融領域投資的增多，其次表現在總收入中金融收入所占比重的提升。這種金融投資和收入的增加表現為金融總資產占經濟總產出比例的增加，也就是經濟金融化的量化衡量指標———金融相關率。產業結構指國民經濟中各產業的組成及其相互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主要指第一、第二、第三產業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第一產業包括農業和畜牧業，第二產業主要指制造業，第三產業主要指服務業。產業結構的變化規律表現為第一產業產值在三次產業總產值中所占比例下降，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例逐漸上升。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指通過產業調整，使各產業協調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級化，并最終達到產業結構均衡化的過程。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機制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1.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合理化主要是指產業類型結構與產業比例結構配置的科學化。即要求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上，根據消費需求和資源條件，對初始不理想的產業結構進行有關變量的調整，理順結構，使資源在產業間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金融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調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至少兩次優化的過程。一方面，現存產業中存在部分劣質產業，需要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使劣質資源因無法獲得資金而被淘汰，或者將其轉化為優質資源；另一方面，某些優質資源發展過慢而導致產業配置比例的失衡，必須通過金融資源的二次優化配置，來扶持這些發展較慢的優質產業。經濟金融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產業類型結構和產業比例結構的合理化。

2.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產業結構由低水平產業狀態向高水平產值狀態的動態發展過程。通過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過程，實現產業結構的整體產值狀態由低水平逐步向高水平的動態演進，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根本動力是科技創新。金融發展支持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過程主要包括了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間接金融支持和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直接金融支持，其核心目的是為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充足資金。間接金融支持主要是由政策性與補貼性信貸機制和市場性間接金融中的商業性信貸機制組成。

3.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均衡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優化的最終目的是達到產業結構系統中各個產業之間，以及產業發展與地區資源稟賦達到相互協調的和諧狀態。產業結構均衡化的核心是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避免資源浪費，使產業發展達到穩定狀態。一方面，市場競爭機制有利于資金的有效配給，使資金向優質產業流動和集中。另一方面，政府對市場性金融活動的干預有利于調節資金在不同產業間的配置，使資金使用達到帕累托最優。

三、指標選取及分析方法

1.衡量指標

（1）經濟金融化的衡量指標。英國經濟學家戈爾史密斯在其專著《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1961）中提出了衡量一國金融發展水平的數量指標———金融相關率（FIR），并給出了金融相關率的計算公式：金融相關率=金融活動總量/經濟活動總量。戈爾史密斯歸納出了構成金融相關率的七個因素，即貨幣比率、非金融相關比率、資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資比率、金融機構、新發行比率、金融資產價格波動和乘數等。按照他所考慮的諸因素計算金融相關率非常復雜，因此大部分學者采用一國全社會金融資產總值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表示金融相關率（FIR）。許多學者贊同采用金融相關率定量測度經濟金融化。如張慕瀕（2013）、豐雷（2010）、王芳（2004）等，蔡則祥（2004）在構建經濟金融化的指標體系時，指出金融相關率能夠反映經濟金融化程度和金融發展水平，可以在不同金融發展階段使用。參照前人的研究經驗，本文將采用金融相關率（FIR）作為經濟金融化的量化指標。金融相關率越高，可以認為金融化的程度越深。

（2）產業結構優化的衡量指標。產業結構優化具體可以分為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均衡化，因此本文將從這三個方面構造產業結構優化的衡量指標。

2.實證分析方法

為了避免模型出現偽回歸的現象，在本研究中首先將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慮殘差項序列相關的ADF單位根檢驗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對于非平穩性的變量進行處理使之成為平穩時間序列。如果變量是單整的，那么我們將對相關變量進行協整檢驗（Cointe-grationTest）分別確定經濟金融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均衡化之間的長期關系。

四、結論及政策含義

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機制主要是通過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均衡化三個方面進行的。實證分析的主要結論有：

①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確實受到經濟金融化水平的影響；

②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級化表現出正向關系。說明在我國，金融發展拉動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金融證券化和虛擬化為產業發展提供資金，市場機制下，資金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從而扶持了高盈利產業，淘汰落后產能，構成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形成機制；

③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均衡化表現出負向關系，產業結構均衡化表現出“去金融化”發展。產業結構均衡化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二是產業發展穩定化。金融化標志著大量金融衍生品出現，資金更容易進入高盈利部門，投機性增強，不可避免地造成產業波動，導致產業結構的均衡性降低；

④近年來，西方國家的金融化趨勢并沒有侵蝕我國的金融發展，而是帶動了我國的金融化。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重要的命題，它是政府制定產業結構政策的目標導向。本文從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優化的視角出發，分析了在當今全球經濟金融化的大背景下，我國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機制及效果。基于實證分析結果，本文針對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協調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協整檢驗的結果證明經濟金融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是正向關系，而我國1978～2012年經濟金融化上升的同時，產業結構合理化卻表現出相反的趨勢。這說明雖然金融因素支持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其它影響因素卻阻礙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國民經濟各部門協調發展是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重要基準。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社會勞動總量按社會必要的比例分配在各個生產部門，保證全部產品價值的充分實現，達到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協調發展。

第二，擴大完善資本市場功能，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瓶頸在于資金的投入與產出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太少，根本問題在于高科技產業資金來源渠道不廣，融資方式單一，融資政策環境不寬松。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關鍵要開拓資金來源的渠道，國家財政需予以支持。一是對于一般的高科技產業，制定優惠的融資政策；二是實行超前融資政策，如允許高科技企業直接金融資本市場融資。

第3篇

【關鍵詞】金融結構產業結構區域金融

一、引言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發展構成現代市場經濟最主要的方面。隨著麥金農的著作《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金融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被提上日程。在國內，學者如王廣謙（2002）、胡鞍鋼（1999）等對于整體金融發展狀況也做了大量研究，在關于區域金融發展的問題上，談儒勇（2002）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分析做了實證研究。張軍洲（1995）以“中國區域金融分析”為題探討了地區金融發展狀況和發展戰略。周力、王子明（2002）對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做了實證分析。

但現有文獻對金融結構轉變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分析較為罕見，大多只集中考查一個地區，缺乏對多個地區的橫向比較，因此就無法看出在不同產業結構水平、金融結構程度下，金融支持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作用。中國是一個區際、省際、甚至省內發展差距都極不平衡的大國，因此必須注重國內的金融發展的地區差距，而不能將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調整的支持在各地區的作用統一而論。

二、原理分析

金融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可分為兩方面：一是通過金融市場運作影響產業的資金供給和需求，從而作用于產業結構升級；二是通過金融政策與產業政策同時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起作用。金融作用于產業結構的總體機理可以表述為：金融—影響儲蓄、投資—影響資金的流量結構—影響生產要素分配結構—影響資金存量結構——影響產業結構。

在我國目前的金融經營體制下，利用金融市場運作來影響產業的資金供給與需求主要是通過兩個不同性質的市場，從兩種作用層次不同的渠道對產業結構的調整產生影響。一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信貸市場通過商業銀行發放貸款的行為將其所集聚的資金向不同的行業進行分配。二是以直接融資為主的證券市場通過一級市場的發行和二級市場的證券交易為企業籌集所需資金，并通過市場機制調節資金流向。

而金融政策配合產業政策共同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起作用是通過政府制定實施政策性優惠貸款，對商業性貸款的政策擔保等金融措施，將資金引向素質好、技術可行和有市場前景的企業和項目上，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與調整。

三、實證分析

下面選擇了北京、上海、廣東三個地區的相關數據對當地產業結構調整中金融支持的實證進行分析。既從時間的縱向跨度上說明單個地區的發展情況，也從橫向的截面比較三個地區在產業結構、金融結構以及二者的關系。以下數據均來自于北京、上海及廣東省各年的統計年鑒。

1、產業結構現狀比較

從表1可以得知，橫向比較而言，上海第一產業所占比重最低，而北京的第三產業最為發達，而廣東仍以第二產業為重，且第一產業所占比重在三者中最高，第三產業的比重最低。其中部分原因是因為以省為計算單位，廣東省內還包括許多第三產業較為落后的城鎮，因此在結構上第一產業的比重還很高。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廣東以工業為主，服務業水平還有待提高。

從絕對值的增長速度的橫向比較來看，北京第三產業在三地中增長最為迅速，上海與廣東在工業上增長平均速度相當，但廣東近幾年在第一、二產業中增長都是最快的，第三產業反而保持較小增長。

與它們各自的GDP比較而言，各地的第一產業與GDP增長速度有明顯差距，GDP的增長對于上海、廣東來說主要由第二產業帶動，而北京是由第三產業帶動（見表2）。

綜合上述兩表可知，北京的第三產業最為發達，在產業結構中比重最大，是按“三二一”發展，而上海與廣東依舊還是“二一三”的傳統工業發展模式，同時廣東的第一產業比重仍較大，未來產業調整的壓力較重。

2、金融結構的現狀比較

從表3可以看出，在結構方面，除上海有少數的固定投資資金來源于債券以外，北京、廣東在這方面的數量均為零。這表明三者在利用債券進行融資方面的改革做得還不夠，以后應注重擴充這方面的資金來源。而廣東的自籌資金比重最高，都占到70%以上，其次是上海，最后是北京。同樣現象也出現在利用外資方面。北京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國家預算內資金所占比例較其余二者大得多，上海、廣東只有一兩個百分點，而北京的國家預算資金雖然有逐年下降的趨勢，但仍保持在總比例的10%以上。在國內貸款方面，北京無論在絕對值還是結構上均呈明顯的快速上升趨勢，到2005年比例幾乎占到30%。上海在這方面比較穩定，在2005年甚至有輕微的下降，下降的資金部分由自籌資金所代替，廣東在貸款的比例上最低，一直不到20%，與它在自籌資金及利用外資的優勢上差別明顯。廣東的民間資本為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供了強有利的支撐，但產業結構升級主要是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進行支持，而單一的依靠自籌資金的融資結構必然會顯示出它的缺點。因此，必須逐步大力發展其他融資渠道，如國內貸款及債券、證券市場。金融支持體系必須為高新技術的不斷升級提供有效的融資渠道，才能保證在不同的發展時期都能獲得充足的資本投入。

3、金融對產業結構的支持比較

（1）存款增速。存款表示各地區可動員的儲蓄額，也是各地區重要的金融資產。存款余額實際上是一個地區經濟實力的體現，經濟越發達則資金來源越多。從表4可以看出，上海、廣東的存款增長速度在2001—2003年持續增長后在2004年開始回落，而北京在經過2003、2004較低后，2005年又重新到達增長的高峰期。橫向比較來看，2001—2003年，廣東的存款增長速度比起上海、北京有較大的差距，但2005年有明顯改善。

結合GDP的增長速度，我們可以看出，在2002、2003中，上海的存款增長速度都遠高于GDP的增長率，說明在上海地區資金非常充裕，完全能支持GDP的發展，甚至GDP的發展、投資的需求比不上資金的供給速度。但在2004、2005年存款增長速度已經低于GDP的增速，資金的短缺開始有所顯示。在廣東除了2004年外，其他年份兩者數據相差不是很大，說明資金利用率較好。北京在2002、2003年也同樣出現了上海的情況，但在2004年的調整后，2005年存款又有了快速的增長，保證了產業結構升級所需的資金來源（見表4）。

（2）各地貸款比重。如果將存款資金存量及其變化看作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階段的結果，那么貸款資金的配置就是推動該地區經濟發展的一種動力。貸款存量也是各地區的一種重要的金融資產。貸款水平的差異也是各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程度不一致的原因，從而導致各地經濟增長水平的差距（見表5）。

利用貸款增長速度與GDP增長速度的比較可以衡量貸款投放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的均衡及貸款的投入產出效益。從表5可以看到，三個地區在2004、2005年的貸款增長速度都有了明顯的放慢，這與融資渠道的擴展分流了部分銀行客戶是分不開的。

同樣地，原在2002、2003年貸款速度遠高于同期的GDP增長速度，但在后兩年就有所回落，貸款投放速度不及GDP增長速度，這說明支持經濟發展的資金不再大部分來源于銀行貸款，而有了其他的途徑。從貸款的投入產出效益來看，廣東在這方面增量百元的貸款產值最高，而北京最低，上海居中。說明廣東貸款的質量較好，對于經濟發展的貢獻率最大。

（3）非金融企業融資的結構。除了銀行貸款外，非金融企業的債券、股票等融資渠道對于產業結構的升級發展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從表6來看，廣東非金融企業的貸款比重很高，而債券融資幾乎為零，股票所占比例也很低，仍以間接融資為主。北京的債券融資比重在三地中最高。根據北京產業結構調整的思路，第三產業是發展方向，第二產業向高端化發展，第三產業吸納貸款的能力弱于第二產業，第二產業高端化使其對貸款的需求集約化，對北京貸款的整體規模增長產生深遠影響。2005年，北京直接融資加速發展的圖景變得越來越清晰，短期融資券井噴式發展、企業債發行提速、更多資產證券化產品的涌現、幾乎沒有懸念的IPO和再融資功能的恢復、境外股權融資都將推動直接融資的發展，產業結構升級所需資金逐漸轉變成由直接融資提供，對銀行信貸的依賴度有所下降。單就短期融資券而言，2005年在京企業分到接近60%的份額，達到834億元。短期融資券發行對北京的銀行貸款替代總量在400億元以上。因此，應在此基礎上，更大力地發展股票、債券融資。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根據2005年的人均GDP，北京、上海、廣東這三地已經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國際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實踐說明，這一階段經濟發展上有經濟快速發展、產業結構向高級化邁進、服務業占很高比重、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特點。金融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起著關鍵性的作用。根據以上數據，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及政策建議。

1、提高金融資源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配置作用

產業結構中的金融支持使有限的資源通過金融市場流入某一行業，從而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產業范圍選擇必須使有限的金融資源流向一些關鍵性的產業，使有限的資本與經濟效果好、發揮潛力大的產業結構在一起。因此，金融資源必須更多地配置到第二產業的結構升級，如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入，發展具有潛力的電子信息、新醫藥、新材料等行業；同時還要著力提高第三產業比重，持續不斷地增加對第三產業的投資。

2、擴大直接融資比重，擴充融資渠道

在工業化初期要用盡可能短的時間建立較為完備的產業體系，客觀上需要巨大而旺盛的投入資本，就必須要依賴于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體系來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加上政府部門能夠比較容易地通過控制銀行等間接金融的利率水平，此時間接融資比證券市場的直接融資有明顯優勢。但現在，產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正面臨產業退出、轉型。同時，以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代表的新興產業進入形成期和擴張期，以銀行為主的間接融資體系盡管還可在信貸資金支持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存在流動性差、缺乏持續性、不易變現等固有缺陷。因此應該充分發揮以證券市場為主的直接融資體系整合產業資源的積極作用，克服間接融資方式的上述不足。

3、充分利用金融資源的產業范圍選擇作用

金融資源相對于其他生產因素具有易于分割、流動性較強的特點，便于配置到優勢企業中，不僅優化產業內部的資金循環（存量資本），而且能夠吸引社會其它資金（流量資本）流人這一產業，對特定產業的發展起到加速作用，因此利用金融市場，通過對金融資源的配置，還有利于培育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另外，企業發展的約束、創新機制的培育也需要金融資源的參與和支持，由資本意志對企業的各項行為進行表決，有利于企業各項機制的健全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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