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監管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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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生豬養殖的風險

​第一種是疫病。我國目前的養豬產業處在發展的階段，有規模化的趨勢。對于生產、養殖越來越集中的生豬來說，疫病就是一大威脅。近年來，由于豬病種類的增加，細菌和病毒的變異、出現非典型性疫病、耐藥性的增強、生物安全措施不力，多種疫病混合感染，生豬之間交流頻繁，疫病傳播迅速，加之豬肉流通渠道增多，疫病檢疫防疫和診斷治療滯后等原因，使養豬業遭遇動物疫病侵襲的風險加大。表1反映了近年來我國生豬（含能繁母豬)產量的變化趨勢。第二種是社會風險。有時也被稱之為行為風險，是指由于個人或團體的社會行為不當導致社會沖突、危及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的可能性。從生豬養殖的角度來說，社會風險包括買賣偽劣飼料等生產資料、不正確的行政干預、工業污染、農業政策等經濟環境變化和故意投毒等行為給農業生產和經營帶來的損失。第四種是市場風險。生豬養殖業的市場風險主要是指因為生豬在通過市場轉化為商品的過程中，由于市場行情變化、消費者需求轉移等不確定性因素引起市場價格波動導致養殖戶收入減少的風險。由于生豬市場調節的滯后性和市場信息的不對稱性等原因，生豬的價格易發生較大的變動。特別是近10年內，盡管生豬養殖業發展很快，但周期性波動特征依然非常明顯，并且波動幅度很大，生豬市場風險的影響日趨上升。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說來，生豬保險主要是豬流感、豬藍耳病等疫病以及泥石流、地震之類的自然風險和價格波動的市場風險。其中因為現在生豬養殖趨向于規模化，所以對疫病等自然災害的保險最為普遍和重要。

（二）生豬保險的特殊性生豬養殖產業屬于弱質產業，受自然災害和豬流感等疫病影響較大，同時，由于生豬保險屬于準公共物品，所以具有很強的政策性和非盈利性，這與商業性保險公司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經營目的相矛盾。另外一方面，生豬保險的保費收入低，風險大，對經營生豬保險的商業性保險公司來說會帶來虧損，這也與商業性保險公司的經營目標相背離。因此，在缺乏政府的費用補貼、稅收優惠等政策支持的情況下，商業性保險公司缺乏經營動力。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說，我國生豬保險監督管理主要由監管商業性保險的中國保監會來實施，但政策性保險的監管與商業性保險的監管除之前提到的經營目的和目標的不同外，在監管的性質、內容等方面均有很大差異，特別是政策性生豬保險業務管理較之商業保險業務管理要更加復雜，涉及到農林經濟的各個方面，需要各部門之間的相互配合。目前在我國，由于養殖戶對政策性生豬保險的作用和性質的不了解及政府關于生豬保險的宣傳不到位等原因，養殖戶的生豬保險意識還很淡薄。而養殖戶作為生豬保險的投保人和受益人，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豬保險市場的發展，導致我國目前的生豬保險市場仍然處于起步階段，市場發育不健全。這會在一定程度上使政策性生豬保險市場的交易費用上漲，甚至破壞市場的交易秩序。所以，必須對我國的生豬保險實施監管，在問題造成危害之前采取前瞻性的措施，消除或減輕損失。

二、生豬保險監管存在的問題

2007年國務院為有效降低能繁母豬養殖的風險，鼓勵和支持能繁母豬生產，了《國務院關于促進生豬生產發展穩定市場供應的意見》，根據該文件，能繁母豬的保險金額為1000元/頭，保險費為60元/頭。保險費由中央財政補貼50%，省財政補貼30%，養殖戶交納20%。現行生豬保險監管機構是1998年11月成立的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但目前生豬保險的監管還存在一些問題。

（一）監管成本高生豬保險自2007年出臺以來，在我國發展的年限并不長，在監管方面存在很多不足。我國目前采取的是較為嚴格的實體監管方式，重點監管條款以及費率的審批、手續費標準等理賠的流程，而對保險公司賠付能力、資產負債質量等方面的監管還很薄弱。導致成本過高，還不具備有效性。

（二）有效性差按業務性質不同實施不同監管是國際慣例，具有非常明顯的政策性，而我國對生豬保險一般按照商業保險來監管，致使一些生豬保險的政策難以落實。中央及地方政府對每頭生豬的補貼保險費是48元，養殖戶交12元。同時對國有農業保險經營組織、農業相互保險社、相互保險公司和保險合作社免除一切稅收，對商業保險公司經營政策性生豬保險，根據具體情況，或予以免稅，或予以減稅。被保險人獲得的賠償金，也不會被課稅。若按商業保險的規定來，這些補貼、稅收優惠養殖戶就享受不到了。表2反映了2012年生豬和能繁母豬的承保數據，從這些保費收入的情況可以看出，生豬保險的稅收優惠政策并沒有有效地實施。

三、生豬保險監管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生豬保險監管的特殊性1.較難統一費率標準和賠償標準。一方面，生豬養殖的風險主要是自然風險和疫病，如暴雨、冰災、干旱、豬流感、豬藍耳病等，其發生極不規則且一般都有伴發性，以往災情和疫情累積的統計資料，對預測未來災情和疫情的作用不大。另一方面，生豬品種繁多，各畜齡期生長差異較大，災害定損標準難以量化。以一頭能繁母豬為例，在生豬市場行情不同，品種不同時，每頭差價可達1000～2000元。而我國目前的監管手段很難應對這種狀況。生豬保險條款僅規定了生豬不同生長期的最高賠付比例，而沒有公認的、具體的、可操作的定損標準。表3反映不同行情、不同品種生豬的經濟價值。2.保險價值難以確定。生豬同所有的農產品一樣具有鮮活性的特點，這一特點使生豬保險的受損現場容易毀失，對生豬保險查勘時機和索賠時效產生約束。如果被保險人在出險以后不及時報案，則會失去查勘定損的機會。如能繁母豬出險后沒有佩戴耳標的就不予賠付，因病死亡的能繁母豬不做無害化處理的不予賠付，補欄的母豬未及時補辦保險的不予賠付。這也是農業保險更容易引發道德風險的重要原因。因此，生豬保險合同對理賠時效的約定比普通財產保險嚴格得多。3.生豬保險的政策性經營方式不夠明確。迄今為止，我國的生豬保險試點一直局限在“政策性保險+商業化經營”的經營模式當中，風險投資再加上政府補貼始終是其經營的一個主要做法。從而導致政策性保險業務和商業性保險業務的核算不能夠明確地劃分開來。政府在提供補貼時無法準確判斷經營政策性保險業務的商業保險公司的虧損究竟是來自政策性業務，還是商業性業務，難以確定合適的補貼額度，難以科學評價商業保險公司經營政策性保險的績效，最終可能會影響政策性生豬保險業務的開展。生豬保險具有準公共物品的性質。它作為一種保險商品，既不是完全的私人物品，也不是純粹的公共物品，而是準公共物品。生豬保險的利益是外在的，從長期利益來說，生豬保險最終真正的受益者是消費者而不是保險公司。生豬保險的外部屬性決定了生豬保險應該是一種政策性保險，應該由政府參與經營管理，生豬保險的經營費用和部分保費應該由全體消費者(或者政府)承擔。

（二）生豬保險的法制不健全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生豬保險監管仍然存在很多問題。農業保險法律制度處于真空狀態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政策性生豬保險作為國家支持農業、農村發展的一項措施，它的非營利性使它對相關的法律法規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它是準公共物品的一種，具有非常明顯的公益性。它是國家農業和農村發展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法律法規的制定與完善是政策性生豬保險發展的前提和保證。而我國對政策性保險業務至今尚無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規及相應政策予以扶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法》對農業保險的規定是，“農業保險必須自愿加入，任何人不得強制”。

（三）生豬保險的監管機制有待完善在我國，生豬保險監管由中國保監會監管，沒有設立獨立的監管機構，其他政府部門不得干預農業保險經營管理機構的經營與管理。但是由于農業生產本身所具有的同其他產業不同的風險，從而對農業保險的經營運行與監督管理有不同的要求，然而對傳統的農業保險來說，經營與監管技術只是簡單地套用財產保險技術與監管體系。這樣，就難以實現對農業風險的有效識別、計量以及損失控制，會使農業保險經營失去方向，增加經營的成本，從而無法吸引商業保險公司進入到農業保險市場，進而抑制了農業保險的發展。我國農業保險市場監管體制是中央保監會到各省保監局自上而下的模式。在我國2009年保監會的《關于規范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管理的通知》中，對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經營主體所要達到的條件做出了規定，還提到了加強監督管理、提高服務質量等內容。

四、實現生豬保險監管目標的途徑

（一）加強基層監管力量在建立專門監管農業保險的機構的同時，可考慮根據各地區生豬保險業發展的實際情況，合理鋪設監管分支機構，讓地方政府參與監管。加大監管的延伸觸角，同時又要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地方政府的監管職能、監管范圍以及監管權限等，發揮地方政府機構的監管職責和地區優勢，既不能越位又能及時補位，起到對于監管職能的良好補充與配合的作用，從而提高監管效果。

（二）引進外部監督力量可考慮適當引入外部力量對生豬保險進行監管。例如像國外一樣，引入審計師會計師事務所等社會審計力量對保險公司日常經營狀況及財務報告進行審計。明確規定獨立審計機構的審計范圍、頻率和質量要求，將審計機構出具的審計報告作為監管部門評價保險機構，采取監管措施的一項重要參考依據，使得對保險企業經營的定期審計成為防范和化解行業經營風險的一項重要措施。

（三）加強社會監督建立生豬保險參保農戶消費者監督機制。要按照維護一般消費者應有權利的要求，通過電視媒體、互聯網、報刊和社會調查等方式，加大生豬保險政策的宣傳力度，認真保障生豬保險參保農民的知情權，鼓勵引導參保養殖戶積極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并主動向相關監管部門反映生豬保險運行中的各類違法違規行為，使廣大養殖戶信息靈通，以切實發揮公眾監督作用。生豬保險從性質來說屬于準公共物品，對相關法律政策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從而決定了它只能走政策化道路。生豬保險作為國家支持農業發展的一項舉措，它是否能承擔政府交付的政治經濟責任？這一問題的答案與政策性農業保險的監管狀況息息相關。

第2篇

關鍵詞:監管模式償付能力破產概率監管效率

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國保險業曾出現過較大規模的償付能力危機,90年代后期,日本保險業也出現大規模的倒閉現象。雖然近20余年,我國保險業得到迅速發展,但是由于外部經營環境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保險業正面臨著巨大的潛在風險。尤其是巨額利差損的出現和保險業整體投資收益率的下降,嚴重地影響了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水平。加強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的監管,日益成為業內關注的焦點。保險償付能力是指,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履行賠償責任的能力。對這種履約能力的監管即構成償付能力監管。

我國保險監管模式的演進

我國保險監管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我國保險市場的起步階段。保險業經歷了獨家壟斷(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到三足鼎立(中保/平安/太保),到以完全壟斷為主、寡頭競爭為輔的多元市場結構。這一時期,保險市場得到充分發展,市場的主體日趨增加,但存在市場行為不規范的問題,尤其是在分支機構的設立方面,因此保險監管在審批方面花費較多精力。

第二階段,是我國保險市場初步發展階段。在1995年《保險法》頒布之后,一批股份制保險公司及中外合資保險公司相繼成立,保險市場連年保持兩位數增幅,但市場存在粗放經營問題,出現了大量違法違規行為,如:擅自開辦新業務、擅自降低費率、抬高手續費,因此這一時期的監管以市場行為監管為主。

第三階段,是我國保險市場規范化的階段。1998年保監會成立之后,監管部門提出了“市場行為監管和償付能力監管并重”的監管模式。這種模式的提出是與當時國內保險市場的背景相關的。由于連續降息,壽險公司普遍出現巨額“利差損”,嚴重影響了公司的償付能力,償付能力監管由此提上日程;但是考慮到保險市場還存在大量違規現象,市場行為監管還不能完全放棄。

第四階段,是我國保險市場走向開放的成熟的階段。為適應保險市場擴大開放和保險業加快發展的需要,我國從2003年開始在繼續堅持市場行為監管和償付能力監管并重的前提下,逐步向以償付能力監管為核心的過渡。市場行為和償付能力雙重監管具有較高的監管成本,并且,市場行為監管所可能引致的“尋租行為”都使以償付能力為核心的監管成為必然。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到,我國保險的監管經歷了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用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說,經歷了“審批還是監管”到實施“行為監管”,再到實施“以償付能力為核心的監管”的制度變遷。

監管模式的制度特征比較

目前,國際保險業的自由化與全球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伴隨這一趨勢許多國家都在放松對市場行為的監管,而轉為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和風險資本的監控。市場行為監管和償付能力監管是保險監管中最主要的兩種模式,一般而言,監管模式的選擇是與各國保險市場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對于市場成熟度較高的國家,償付能力監管能夠體現出優于市場行為監管的幾項制度特征:

從監管成本上說,償付能力監管的成本較低。在對保險監管的模式進行取舍的時候,監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權衡原則。與行為監管相比,償付能力監管顯然能夠節約監管成本,因為它需要的監管人員及機構較少。

從監管效率上說,償付能力監管對市場競爭的傷害較小。在行為監管中,保險公司的費率厘定、保單條款的設計等都受到監管部門的嚴格限定,不利于險種的多樣化和個性化發展,損害了市場競爭的效率。而償付能力監管一般是通過設立償付能力指標體系進行監控,對于償付能力指標符合監管規定范疇的公司,保監會并不干預其正常經營。

從對消費者利益的保護上說,償付能力監管的效果優于行為監管。眾所周知,與保險消費者的利益最為密切的是,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公司承擔賠償和給付責任的能力,因此,監管機構通過對償付能力的直接監管,抓住了保險經營的核心,對消費者利益的保護更為直接有效。

監管模式效率比較的模型分析

保險業有效監管的基點是:在保險公司的收益和風險之間進行平衡,維持保險業整體的穩定性和可持續經營性。由于任何監管都是有成本的,保險監管必然會對保險公司的經營產生影響。例如,限制保險公司對某些風險過大項目的承保,這使保險公司風險水平下降的同時也使相應的期望收益下降。

根據一般的保險公司破產概率模型

P=αδ(r)-βE(r)

P:表示保險公司的破產概率

α,β是相關參數,且α,β>0

E(r)是保險公司資產的期望收益

δ(r)是保險公司收益的標準差

當保險資產的期望收益E(r)上升,則破產概率P下降,另一方面,當保險資產的風險上升,保險公司的破產概率上升。保險監管結構可以對δ(r)的下限做出規定,即限定保險公司經營的最低風險額度。根據保險的一般破產概率公式,有效邊界曲線如圖1所示。

假定保險監管機構采用嚴厲的監管方式,這有利于使保險的經營風險降到盡可能低的水平。例如,與償付能力監管方式相比較,市場行為監管方式是更為嚴格的監管,因為它對保險公司的各個方面從經營管理到費率厘定都進行一定程度的監管。假定它由此導致更低的方差δ(r),市場行為監管的均衡點如圖點L所示。考慮一種極限情況,如果監管設定的δ(r)接近極限值,則對應的保險公司的期望收益也急劇下降。這是因為過度的市場行為監管嚴重影響保險公司正常經營,導致保險公司利潤的下降,從無限區界來看,沒有利潤的保險經營最終將破產,即償付能力危機。而償付能力監管則較為靈活,放松對保險公司具體環節的管制,因此對應更高的δ(r),均衡點為M。可以看出,償付能力監管的均衡點M比市場行為監管的均衡點L具有更高期望收益E(r)水平。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市場行為監管和償付能力監管是保險監管中各有優劣的兩種模式。對于市場成熟度較高,保險公司有自身風險管理約束機制的情況下,償付能力監管優于市場行為監管:從監管成本上說,償付能力監管的成本較低;從監管效率上說,償付能力監管對市場競爭的傷害較小。

監管模式的選擇是與各國保險市場的成熟程度相匹配的。在對保險監管的模式進行取舍的時候,監管的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權衡原則。有效的保險監管是在控制保險償付能力風險與提高保險公司競爭能力之間的平衡。具體地說,是在控制保險公司經營風險額度的基礎上,提高保險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續經營性。

參考文獻:

1.《現代運用數學手冊》編委會.概率統計與隨機過程[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2.成世學.破產論研究綜述[J].數學進展,2002

3.(挪威)博爾奇.保險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4.(美)N.L.Bewere.風險理論[M].鄭韞瑜,余躍年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

作者簡介:

第3篇

關鍵詞：再保險監管框架直接監管間接監管再保險安全性

再保險業務通常涉及到兩方主要當事人：再保險人和原保險人，監管者針對再保險進行監管時，可以選擇任何一方當事人作為切入點。按照監管切入點的不同，再保險監管可以分為直接監管和間接監管兩種基本方法。直接監管是指直接針對再保險人實施的監管，即承接再保險業務的再保險人必須申領營業執照并遵守各項相關規定，其目的是維護公眾對一國再保險市場的信心；而間接監管是指針對原保險人實施的監管，即對原保險人的再保險安排及財務狀況進行監控和管理，從而間接地對再保險人施加影響，間接監管旨在確保原保險人不因再保險人經營失敗而受害，進而保護保單持有人的利益。

我國再保險監管框架的選擇

由于直接監管和間接監管兩種方法能達到的目的各有側重，兩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關系或完全絕對的替代關系，而是可以相輔相成的，這就使得一個國家采用其中一種或兩種方法都成為可能。但具體到我國現階段來講，由于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再保險供給不足，筆者認為美國不注重直接監管而注重間接監管的再保險監管模式是可取的，原因如下。

直接監管模式的實質，是施加了市場進入限制，對外國再保險人來講會增加交易成本，從而使一部分再保險人望而卻步，進而抑制和減少國際再保險市場對東道國的再保險有效供給，造成東道國承保能力下降、風險聚積等后果。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再保險市場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需求膨脹而供給不足，缺乏再保險的承保能力和專門技術，今后相當長時期內我們都必須依賴國際再保險市場擴大承保能力，為國內經濟的穩定發展保駕護航。如果我們強調直接監管，雖然這樣做會較好地保護本國原保險人，并使得保險人和再保險人在同一司法體系下解決法律爭端變得相對容易，但這樣做會對保險風險的分散產生顯著傷害，并大大增加監管成本。隨著增加的成本最終被轉嫁到保單持有人身上，還會引起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因此，強調直接監管很可能會阻礙外國再保險人向我國原保險人提供服務的積極性，從而妨礙原保險人的再保險可獲得性，引起原保險人承保更多更大風險的能力短缺，最終會對我國保險業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不利影響。鑒于此，直接監管為主、間接監管為輔的英國模式對我國現階段來講是不可取的。

相比而言，間接監管模式比較符合我國國情和世界發展趨勢，它既可以有效解決我國再保險供給能力不足的問題，又可以順應再保險業務自由化的國際發展潮流。以美國為代表的間接監管模式下，監管者只須監控本國的原保險人，不須直接監管外國的再保險人，從而可以有效地降低監管的難度，縮小監管的規模，減輕監管的工作量，減少監管的成本。此外，這種監管模式只是間接地對外國再保險人施加影響，與直接監管相比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不容易引發別國的反感和外國再保險人的抵觸情緒。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監管方式能夠有效地保護本國原保險人的財務償付能力，對于再保險市場尚不發達，需要借助于國際再保險市場分出風險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保護本國原保險人的償付能力理應成為再保險監管要達到的首要目標。雖然間接監管方法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再保險自由化，但這是為了保障本國再保險安全性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單純為了絕對的自由化而犧牲必要的安全性，這樣的做法是非理性的），而且影響的程度要比直接監管輕得多。因此，側重于間接監管的再保險監管基礎框架是我國現階段的理性選擇。

另外，可以斷言再保險監管協調化已經成為國際上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因此我國在構建再保險監管基礎框架時，也要充分考慮到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IAIS）等國際組織頒布的各項國際監管準則。

鑒于以上原因，我國可以在美國間接監管模式的基礎上，結合IAIS的指導性文件，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發展一個相近或類似的以間接監管為主、以直接監管為輔的再保險監管基礎框架。

我國再保險監管框架下的直接監管措施

在以間接監管為主的監管框架中，直接監管措施原則上只針對本國再保險人，外國再保險人可以不接受我國監管機關的直接監管，也即不用申領執照就可承接業務。

具體而言，在我國承接再保險業務的再保險人，應該分為本國再保險人和外國再保險人兩類。對于本國再保險人，我國應該參考借鑒IAIS的第6號監管原則和第8號監管標準，實施對專業再保險人的有效監管，要求他們遵守與原保險人相同或相近的執照核發要求和償付能力要求。但由于再保險市場的動態特色，以及合同雙方的專業性，對再保險人的監管在有些方面要有別于對保險人的監管，IAIS公布的監管準則里對這些區別做出了進一步的規定。

對于外國再保險人，盡管我國不對其實施直接監管，但是按照“母國監管原則”，他們應該、也必須在母國監管體系中受到有效監管。我們可以考慮針對外國再保險人建立一個登記備案制度，該制度不像執照核發制度那樣嚴格，原則上，凡在知名評級機構取得一定評級以上的再保險人都可以申請登記，登記后就有權承接再保險業務。同時，由于一國監管者很難得到那些與本國保險人進行交易的所有外國再保險人的準確、及時、充分的信息，也沒有足夠的智慧和財力通過實施相應的財務要求確保所有外國再保險人的財務償付能力，因此很有必要提高各國監管者之間的合作水平，以便獲得充足的財務信息。

我國再保險監管框架下的間接監管措施

結合我國再保險間接監管的實際情況，為切實保障原保險人的再保險安全性，筆者有如下建議：

（一）再保險安全性應該納入償付能力監管框架中

再保險的安全性應該納入償付能力監管框架中，成為影響原保險人償付能力狀況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這樣的償付能力監管框架下，再保險安全性要能夠影響原保險人的責任準備金提取數額，進而對原保險人的償付能力產生影響。也即原保險人的再保險安排只有滿足了關于再保險安全性的標準時，原保險人才能用再保險來抵減所要求的責任準備金數額，或增加認可資產的數額。如果再保險安排未能滿足這些標準，責任準備金就不能被抵減，原保險人的負債與購買再保險之前是一樣的。這樣做的結果就會影響到其實際償付能力額度狀況，如果實際償付能力額度低于法律規定的水平，就會觸發政府介入，干涉修正相關的再保險安排，或增加已繳資本以保持所要求的資本充足水平。

（二）建立確保原保險人再保險安全性的制度和評價標準

現階段我國應該建立一套制度或評價標準，對再保險的安全性和再保險款項的可收回性進行評估和反映。這方面美國的做法是很有借鑒意義的，我們不妨采用美國的控制再保險信用抵免責任準備金的監管理念，但監管的具體內容應有所區別。

再保險信用是原保險人由于分出業務給再保險人，而擁有的要求再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的權利。如果監管者認可這種信用，原保險人就能利用再保險信用減免責任準備金的提取金額，即進行“再保險抵免”，從而改善資產負債狀況，增強其償付能力。反之，則會對其財務狀況產生相反影響。因此，再保險信用能否抵免責任準備金是原保險人關注的焦點，也進而成為再保險監管的契機。

美國專門頒布有“再保險信用示范法”，將能獲得再保險抵免的情況分為幾種。其中對于外國再保險人要求提交擔保，以切實保證再保險安全性。美國的擔保要求，雖然能有效減輕監管者的壓力，確保再保險款項的收回，但是與擔保安排相關的費用成本會阻礙保險風險的合理分散，并招致許多非議。由于自身市場特色決定，我國再保險市場尚不成形，缺乏再保險承保的資本實力，外國再保險人對促進我國保險市場發展，促進保險業務的穩定增長至關緊要。因此，我國應盡量避免那些帶有濃重地方保護主義色彩的規定，而應將監管重心放在單純的再保險安全性上面。

因此，我們可以在借鑒美國做法的基礎上作一些改進，對那些意欲在我國開展再保險業務的外國再保險人，可以實施與國際知名評級機構的評級證書掛鉤的登記備案制度。我國保險公司將業務分給這些經登記備案的再保險人時，可以不要求其他擔保就獲得再保險抵免。

對于未備案的外國再保險人，可以考慮像美國那樣提出適當的擔保要求。擔保要求的運用可以使得本國保險人免于陷入再保險款項不能收回的困境，也減少了再保險支付的不確定性。這也等于是對原保險人選擇那些資信不太過關的再保險人進行了適當的限制，但該限制并不苛刻。

綜上所述，我國應該出臺相關法規，規定原保險人將業務分給以下三類再保險人時可以獲得再保險抵免：本國再保險人（在我國獲取營業執照的再保險人），在我國登記備案的外國再保險人，提供相應擔保的外國再保險人。具體來說，對于在我國獲取營業執照的再保險人，由于我國已對其實施了直接監管，原保險人分給此類再保險人的業務可以獲得再保險抵免；對于按照一定的信用評級標準在我國進行了登記備案的外國再保險人，由于資信達到了一定標準，也可以獲得再保險抵免；對于既未獲取執照也未登記備案的外國再保險人，必須在落實擔保后才允許原保險人進行再保險抵免。原保險人為了順利獲得再保險抵免，將不得不按照監管規定的安全性標準選擇各類再保險人，從而有效地確保其再保險交易的安全性。

（三）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要求應包括再保險安排問題

由于保險人經營失敗往往是由管理不當引起的，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對于提高原保險人的風險管理水平，減少財務風險是相當重要的。尤其是關于再保險安排的一些標準，如再保險的充足性、再保險的可回收性等，應該在企業內部控制的框架中充分予以考慮。盡管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的重要性在中國最近的監管改革中已經慮及，但是并沒有涉及有關再保險安排的任何細節問題。因此，筆者建議關于內部控制的要求應該加進去再保險方面的規定，即建立一套評估程序，評價再保險人的信用可靠度，并發展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專事測度和監控再保險合同和再保險保障的充足性。此外，在內部控制的框架中還要考慮到再保險賠款的回收問題，比如美國采用的“90天原則”。這樣的制度能夠提供再保險索賠的進程，能夠發現并識別再保險款項回收中存在的問題，并能夠總結成功回收再保險賠款的經驗和方法。

總之，鑒于我國具體的市場特色和再保險的發展現狀，我國宜采用以間接監管為重心，輔以直接監管的再保險監管基礎框架，監管者應將再保險監管的重點放在原保險人身上，通過控制原保險人的再保險安全性，達到監管再保險活動的目的。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