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支配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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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內容摘要：省際間和區域間的效率狀況存在較大差異。本文基于非參數DEA-Malmquist指數方法，從動態的視角考察了我國各省財政支出效率的變化狀況。實證結果表明，在考察期內的支出效率進步較小，并且主要貢獻源自技術進步。

Malmquist（1953）提出了“Malmquist生產率指數”的概念，使得我們可以在動態條件下，繼續在非參數框架內開展進一步研究。Malmquist指數可以分解為三個部分：技術效率變化、規模效率變化和技術進步。它們分別反映了按照既定的要素投入比例，產出水平的提升或下降程度；生產規模是處于哪個階段，即收益遞增、遞減還是不變階段；前沿面所代表的技術在兩個時期之間的進步或者退步。

目前，將DEA技術與Malmquist指數相結合，從動態角度分析財政支出效率跨期變化情況的成果尚屬空白。本文對此進行嘗試性研究，以期有利于提高我國的財政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實現財政資金的效能。

研究方法

Malmquist指數最早由曼奎斯特（Malmquist，1953）作為一種消費指數提出，它是距離函數的比值（Cavesetal.，1982），利用DEA效率測度可以很容易地表達生產率進步的Malmquist指數。

對具有跨期行為的DMU來說，t+1期的產出和投入與t期不同，至少有三個情況使得t+1期的產出改變：投入改變、技術改變、效率改變。假定規模收益不變（CRS）條件下，有單投入單產出生產函數y=f（k），那么產出增加的源泉分解如圖1所示。

在圖1中，技術改變意味著生產前沿面的改變，因而它代表著生產前沿面由CRS（t）向CRS（t+1）運動，如B點移至C點，D點移至E點；效率提高指在原有技術前提下，采取最優的生產實踐，降低技術無效率和配置無效率情況，它意味著技術向生產前沿面的垂直運動，比如，生產由A點向B點運動；投入改變意味著生產沿著生產前沿面運動，比如，投入增加意味著生產由B點向D點，或C點向E點運動。

假設，同一個DMU在兩個時期進行生產，第期的投入產出組合為（kt，y（kt））用P點表示，在t+1期的投入產出組合（kt+1，y（kt+1））用Q點表示。

CRS（t）與CRS（t+1）分別表示第t期和第t+1期的規模收益不變生產技術，即生產前沿面。通過CCR模型即可求得第t期和第t+1期的效率水平，分別記為θt和θt+1，那么第t期和第t+1期的潛在產出分別為yt（kt）=yt/θt和yt+1（kt+1）=yt+1/θt+1。于是有：

（1）

右邊同時乘除yt（kt+1），經變換有：

（2）

yt（kt+1）的含義是，利用第t期的生產技術，在投入為kt+1情況下的潛在平均產出。上式中，產出yt+1/yt的變動可分為三部分：θt+1/θt表示效率提高；yt+1（kt+1）/yt（kt）表示生產前沿面的變化，即技術進步；表示投入改變對產出的影響。

在（2）式中，技術進步的公式是以第t+1期為基期衡量的，而投入變化是在第t期衡量的。類似地，如果以第t期為基期衡量技術進步，而在第t+1期衡量投入變動，則可以得出一種新的產出增長分解方式。在（1）式右邊同時乘除yt+1（kt），于是有：

（3）

為避免基準的混淆，可取上述兩值的幾何平均數解決矛盾，即

（4）

描述了兩個時期內效率值的相對變化，也就是所謂的“追趕指數”。表示“前沿面生產率指數”，測度了兩個前沿面的相對距離。由于一個前沿面就代表一種生產技術，因此，描述的是兩個時期內技術進步情況。最后的表示投入規模變化對產出的影響。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測度效率變化的Malmquist指數就是e•t這一部分。如果估計值大于（小于）1，則表示生產率發生進步（惡化）。

實證結果

本文的研究對象覆蓋30個省級地方政府（除外）。本文選取的投入產出指標與劉振亞等人（2009）相同，數據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1～2009）、《中國檢察年鑒》（2002～2008）、《中國財政年鑒》（2001~2008）以及各省統計年鑒（2001~2008）。由于最新數據只能從相關年鑒2009版獲取，即某些變量值最多更新至2008年。本文寫作時，《中國財政年鑒（2009）》尚未出版，所以無法獲取2008年度個省預算外財政支出的相關數據。衛生產出統計指標中，嬰兒死亡率與人口預期壽命這兩項指標都只有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才公布，因此，本文只能選用2000年公布的新邁數據。

在測度了各省在兩個時期的相對支出效率的基礎上，可進一步得到在規模收益不變（CRS）條件下，各省的投入導向型Malmquist指數及技術效率變化、技術進步變化、純技術效率變化、規模效率變化情況。結果如表1所示。

從縱向的時間維度來看，各省的Malmquist指數平均僅增長了5.6%，說明財政支出效率總體進步較低。效率增長主要歸功于技術水平的變化，技術進步幾乎是前一時期的3倍，說明“十一五”時期表現最好的寧夏比“十五”時期表現最好的安徽更優。考察期內技術效率發生了嚴重退步，效率值僅為原來的38.9%。技術進步率的惡化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其中，規模效率下降了3%，而純技術效率的退步程度為59.9%，對技術效率下降起主要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財政支出效率的規模效率變化不大，而純技術效率大大退步，進而影響了整個財政支出效率水平的提高。純技術效率只與政府本身有關，因此，政府應當切實提高決策水平，優化資源配置，提升技術效率。

從橫向的區域角度來看，這個階段Malmquist指數由高到低依次是西部地區、東部地區、中部地區。東部和西部都有一定的效率進步，平均增長分別為121.02%和43.35%，而中部的平均增長為-12.86%，產生了效率惡化。從經濟地理上呈現“兩邊高，中間低，中部塌陷”的態勢。技術效率均有退步，從東至西依次下降了47.2%、67.91%和18.61%，而這三個地區的規模效率變化差異不大，分別為0.69%、-7.59%、1.6%。

因此，技術效率惡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純技術效率的退步，純技術效率變化的顯著差異造成技術進步率存在著較大差異。總體而言，東部和西部省份的純技術效率惡化情況稍好于中部地區。

參考文獻：

第2篇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農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也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嚴重。農民的收入與城鎮居民的收入也越來越大。從我國農民收入現狀，比較中國城市和農村的財政支出以及我國和發達國家的支農支出，最后提出了建議。

一、中國農村以及農民收入現狀

中國農民的數量大、底子薄。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農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也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嚴重。農民的收入與城鎮居民的收入也越來越大。

九億農民和其余五億城市居民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這無疑不僅僅是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按照邊際效用遞減的原則來看，就現在而言，相同數目的財政支出，政府投入到農村所獲得的福利，滿意度及社會效益很可能比投入到城市多很多。

二、中國的公共財政的支出狀況

中國目前處在中低收入的國家的階段，需求的無限性和財政收入的有限性之間存在矛盾，中國政府對財政這種經濟資源的使用的取舍十分艱難。目前的中國，財政支出總是偏好城市，并且一直以來未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國的財政收入的增長卻主要用于公務人員的新增工資分配和投資城市建設，包括用于消除城市貧困現象，使城市得到較大的發展。這時財政分配仍然嚴重的向城市傾斜。顯然，上述財政支出狀況不僅造成了城鄉居民嚴重的不公平，而且在一方面上促進了城鄉二元化結構，加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實現全面小康的宏偉目標。

三、與發達國家的比較以及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與美國農業自然資源相當，現在我國也是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絕大多數，怎樣能像美國一樣實現成功的轉變呢？以下不妨從從財政支農方面探討一下美國的發展以及對我國的啟示。

1.美國實行對農業農民的各種優惠政策和農業補貼制度。美國對農業實行關稅保護以及各種增值稅和所得稅的優惠政策。在生產、限產和各種農業設施上給予農民的補貼有的甚至超過了自身種植的收入。這些都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給農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

2.美國極其重視對農業科研的進行。目前美國政府已經建立起來了以農干部為主干的、融教科產三位一體的“農業科學、教育和推廣體系”。我國在農業的科技發展和推廣上有極大的欠缺。

3.美國的社會福利普遍比較高，在農村也不例外。而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顯然還沒有覆蓋到農村來，在這一方面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

四、一些建議和解決的方案

經過以上的分析和討論，對于中國財政對農村和農民的支出，筆者提出以下的建議：

1.提高對農村農業的重視，加大對農村農業的支出。

我國面對如此龐大的農業體系很農村人口，農業和農村問題是十分嚴重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三農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當前從總體倆說，財政對農村農業的投入有巨大的不足，尤其是財政在農村和城市的分配上存在巨大的不公平。

第3篇

內容摘要：我國現存的財政支出結構與完善公共財政制度需要之間還有不小的差距，本文梳理回顧了我國“十一五”期間財政支出結構發生的積極變化，并結合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提出了我國財政支出結構進一步調整的方向和路徑選擇。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圍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建設，完善公共財政體系”，這意味著我國公共財政體系的改革進程，由此前政府自身的制度建設開始向滿足公眾對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延伸。

順應時展的需要，黨的十七大又提出了要完善公共財政框架體系的任務，更加體現了財政的目的開始向公共性轉移，體現了面向平民納稅人的一種民主化財政的新起點。而要圍繞這一任務深化公共財政體制改革，財政支出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和優化就成為其關鍵環節。公共財政是指市場經濟條件下，由國家來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一種活動。它的核心是政府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但與原來的財政制度相比，它更注重分配過程中的公共性、市場性和法制化。我國1998年開始進行公共財政建設和公共財政體制創新，經過十余年的發展，已基本形成了公共財政體制的雛形。

我國財政支出結構的積極變化

財政支出政策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十一五”期間，按照建設公共財政體制的要求，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以人為本，我國財政支出結構不斷調整，出現了以下幾方面的積極變化：

（一）財政保障范圍有進有退

一方面逐步減少非公共服務支出項，壓縮經濟建設費支出，嚴格控制并努力節約行政管理費等一般性開支；另一方面，著重保障政府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職能，重點加大“三農”、教育、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環境保護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我國財政支出結構正在逐步突破傳統的、偏重于經濟建設的供給模式，向以公共服務和宏觀調控為主要內容的新模式轉換。

（二）財政支出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日益明顯

2008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合計為5955.5億元，比上年實際增長37.9％；2009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方面的支出達到7253億元，比2008年增長21.8%，主要用于增加對農民的補貼，大力支持農業生產，加快發展農村社會事業；2010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方面的支出擬安排8183.4億元，比上年增加930.4億元，增長12.8%。同時，2009年中央財政教育支出1981.39億元，增長23.6%，保障教育優先發展；安排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3296.66億元，增長20.2%，重點支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就業等；安排醫療衛生支出1277.14億元，增長49.5%，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增強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等民生支出增幅明顯高于財政支出平均增幅，表明國家收入分配重點逐漸向城鄉居民傾斜，財政在支持改善民生方面投入力度不斷加大，取得實質性進展。

（三）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加大

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連年大幅超收，為逐步解決中央與地方財權和事權不相匹配的問題，中央政府開始有意識的加大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2008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22990.76億元，增長26.8%，占地方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為38%，其中中西部地區財政支出平均54.4%的資金來源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2009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28621.3億元，較2008年增長了24.5%，地方財政支出的39.1%來源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2010年，中央政府進一步將中央財政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提高至30611億元，增長7%，為更好地實現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了有力的資金保障。

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存在的問題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公共財政體制建設穩步推進、成效顯著，但也應該清醒的認識到，目前的財政支出結構與公共財政的要求還有諸多不適應之處。

中央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但公益性支出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2008年中央財政支出36319.92億元，增長22.8%；2009年，中央財政支出43901.14億元，增長24.1%。但在中央財政支出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2009年中央財政用在與人民群眾生活直接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性住房、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計7426.48億元，占16.9%；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合計7253.1億元，占16.5%。相比內地，人口不足800萬的香港，2008至2009財政年度預算中，教育、社保分別占特區政府開支的23.8%和17.6%。顯然，中央財政支出中公益性支出積累還很薄弱，總量依然不足，而且公益性支出在地區間、各項目間的分配也缺少科學合理的執行標準，重點項目不突出，財政支出分配的隨意性加大。

中央財政支出的透明度和公開性較差，缺少公眾監督。政府浪費是影響民生投入的一大因素，政府浪費的根源在于從預算的編制到執行基本由政府部門主導，它優先考慮部門需求和利益在所難免。審計部門的審計力度雖然逐年加大，但由于審計缺少嚴厲的問責制度相配合，相關違規乃至違法行為仍在不斷重復出現。加之現行制度下公眾無法介入監督，使得各級政府部門更加無所顧忌，公眾的利益就無法得到完整體現。

轉移支付制度不夠規范。目前我國轉移支付制度主要包括：稅收返還、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這其中稅收返還所占比重較大，但稅收返還額度取決于地方經濟發展程度，因此更利于發達地區而不利于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不僅不利于均等化的實現，反而使兩者之間公共服務能力的差距更加擴大。我國的一般性轉移支付盡管有均等化的功能，但所占比重過低；專項轉移支付的比重雖然較高但透明度較差。

公共財政框架下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優化的原則

在推動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建設的過程中，財政支出結構進一步調整和優化應掌握以下原則：

有法可依原則。公共財政框架下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必須以法律制度為基礎，以程序合法為要求，以規范運作為準則，即要完善各項規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一是要依法編制年度預算，并強化預算執行和監督；二是要明確中央與地方的責權利關系，推進中央政府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建設，同時對地方在轉移支付的投向問題上進行合理的監督和規范。

統籌兼顧原則。統籌兼顧原則是指政府公共支出結構的安排，必須從全局出發，分清主次，適當照顧各個方面的需要，妥善安排和分配財力，以保證政府各項職能的實現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同時安排公共支出時要做到統籌兼顧與突出重點相結合，應將資金力量集中于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實現和社會發展關鍵領域建設，避免出現資金平均分配的現象。

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要妥善處理好當前與長遠、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關系，科學有效地配置政府財力資源，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公平性、均等化的原則。我國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后，基礎比較薄弱，社會保障總體上覆蓋范圍較窄、標準較低，且農村人口所占比例高，地區間、城鄉間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要運用財政政策和財政分配手段，調節居民收入差距，調節城鄉之間、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受益水平，促進社會公平和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公共財政框架下我國財政支出結構調整與優化建議

為適應公共財政框架完善的要求，強化和提高政府社會公共服務職能，要積極發揮財政政策的調節和分配功能，對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做進一步調整和優化。

（一）存量調整與增量調整相結合以實現結構優化

通過存量調整改變現有項目支出規模，對各項支出有保有壓，減少直至退出對一般性、競爭性領域的直接投入，嚴格控制并努力節約行政管理費等一般性開支，同時保證行政性工資、福利等個人收入增長；通過增量調整，利用未來財政收入的增量部分擴大財政保障范圍，以完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為目標，繼續加大對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向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傾斜，向社會事業發展的薄弱環節傾斜，向中西部困難地區傾斜。

（二）調整目標上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要求

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已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階段維護社會公平、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內容。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中，應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力量，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建立健全公共服務體系，合理配置公共服務資源，公平分配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使城鄉及不同地區、不同群體的人們享有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務水平，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目標。

（三）探索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長效機制

一方面，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積極發揮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并與貨幣、產業等政策協調配合，促進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努力增加財政收入，不斷加大對民生領域的投入。另一方面，社會事業的發展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沒有相應的制度保障，增加的投入也難以有效發揮作用。要在加大財政投入力度、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的同時，針對體制機制中存在的不適應、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問題，著力支持改革創新，完善體制機制，建立健全民生保障的長效機制。

（四）繼續優化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結構

從我國目前政府間財政收支責任安排的情況來看，縣級基層政府承擔了主要的基本公共服務提供責任，但其掌握的財力資源卻十分有限，財權與事權嚴重不匹配。通過一系列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調整，中央政府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有所加強，基層財政困難局面有所改善，但有些措施的規范性仍然不夠，專項轉移支付的比重依然偏高且透明度較差，一般性轉移支付又無法真正做到完全依據各地區社會、經濟和基本公共服務發展的歷史差距和客觀需求進行資金分配，再加上政府間財政關系制度安排缺乏總體布局，導致很多措施并沒有取得良好的預期成果。因此，中央政府應在明確中央與地方責權利的基礎上，明確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目標，科學系統地制定方案。

參考文獻：

1.宋立根.強化公共財政政策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J].中國發展觀察，2008（10）

2.謝旭人.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長效機制[N].經濟日報，2008.11

3.郭慶旺，賈俊雪.從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視角看2009年預算報告[J].中國財政，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