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節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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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對于現代大眾傳播而言，受眾在本質上是由社會結構出來的。其中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是在不同社會團體成員和大眾傳播媒介產品之間，建立起來的各種詮釋關系在文化上的意義。傳播的文化研究認為，和社會分工與經濟差異一樣，地域文化和次文化等種種歷史過程都足以對受眾的媒介選擇產生決定性的影響（J.Fiske&J.Hartley,1978）?？疾祀娨暤氖找曅袨?，應該有兩個向度或者雙重視點：作為一種儀式，“看電視”這一活動賦予家庭內部生活某種和外部社會文化的結構性關聯；作為一種消費過程，“看電視”也是文化傳遞的方式（DavidMorley,1992）。與此同時，電視對于拓展公共論壇與社會事務的討論空間具有重要的貢獻，電視談話節目便是其中主要的部分。由于電視談話的話題涵蓋面十分廣泛，便越來越作為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現象對觀眾產生影響，而電視談話中出現的言行，也越來越作為新的文化形式，成為社會公眾普遍分享的一種重要文化經驗（RaymondWilliams1990）。通過對上海電視談話節目的分析，可以從中看到電視受眾的地域文化特征和電視產品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

中國大陸電視談話的興起

作為電視媒介中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節目形態之一，談話節目在中國大陸的興起不是偶然的——它包含了“公共空間”、“娛樂”、“社會意見和輿論”的多種成分。

從西方媒體發達國家的情況看，電視往往在一開始就承襲或部分承襲了廣播電臺節目的傳統，各種各樣的談話始終在電視屏幕上占有一席之地，象美國早期的娛樂雜耍談話節目“BroadwayOpenHouse”（NBC1950）和新聞與公共事務談話節目“MeetthePress”（NBC1947）、“FacetheNation”（CBS1954）等，多多少少都源自電臺廣播一樣（GSCOTT1996）。相比之下，中國大陸的情況則多有不同。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第一代電視從業者大都來自報業和電影業，使得電視節目從一開始就體現出以畫面的高度“唯美主義”和解說詞的高度文學性和修飾性為主要表現風格和審美取向；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前，中國大陸媒介所強調的宣傳意識至上的原則和前蘇聯將紀錄片視作“形象化政論”的觀念，使電視從業者和受眾雙方都非常習慣于屏幕表達“高于生活”的神圣性，生活化的聊天自然難于涉足其中。除了政府高級領導的講話外，在1980年代以前，電視節目中幾乎不使用同期聲（陸曄1997）。198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社會的改革開放引起了人們對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新問題的普遍關注，中央電視臺1995年2月開辦了《電視論壇》，邀請社會知名人士就某些重大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發表看法，當年12月11日主持人趙忠祥和上海寶山鋼鐵公司的總指揮和總工程師們就寶鋼建設問題進行的討論，便是較早的一例以主持人和嘉賓為中心的電視談話（陸曄1997）。然而，這種電視討論與其說是“談話”，到不如說是“采訪+演說/做報告”更貼切。或者說，這類節目，傳播方式仍然是“單向”和“自上而下”的，傳播內容仍然比較單一，節目中出現的，往往都是具有相當級別的各種高層人士，普通公眾較難介入。

中國大陸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電視談話節目（TALKSHOW）當數1993年1月開播的《東方直播室》。當時，新成立的上海東方電視臺在每晚7：00-7：30這個往往令地方電視臺望而卻步的晚間黃金時段，開辦了這檔演播室直播談話節目，與中央電視臺的王牌新聞欄目《新聞聯播》進行收視角逐，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該節目以社會熱門話題為依托，以演播室談話為主干，以主持人、嘉賓和現場觀眾的互動為支撐，既體現出中國大陸電視傳播觀念的變化，也是第一次把“演播室受眾（STUDIOAUDIENCE）”這個特殊的受眾群體放在了與主持人和嘉賓同等重要的地位，“構筑中國電視全新的傳-受關系”（李良榮，陸曄1995）。在一些文化學者眼里，節目的直播形式和“演播室受眾”對于熱點話題的參與，使得這個節目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作為普通市民“將他們原有的群體心理釋放出來，參與公共生活、表達社會情緒的民間思想空間”（王元化1995）。在這里，電視談話開始體現出“公共空間”的文化特征。也許正因為這個節目承載了太多的社會意義，而“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其形式意義是要大過談話內容的，談話和要旨是‘問題’的提出而不是‘問題’的深入，而‘問題’本身又是很有限度的”（徐醒民1995），在開播兩年多以后，該欄目因為社會性熱點話題的“枯竭”從每周五檔改為每周一檔、雙周一檔，最后無疾而終。緊隨在《東方直播室》之后開播的同類直播談話節目《今晚八點》（上海電視臺1993年2月）也幾乎是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偃旗息鼓。

1996年4月，中央電視臺的談話節目《實話實說》開播。較之于《東方直播室》“主要強調一種談話的氛圍和儀式”（沈莉1999）——“談話”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實話實說》更具有市場化背景下現代電視節目生產的自覺意識：從話題甄選、談話層次設計、有關資料的準備、記者前期調查、嘉賓的選擇與搭配、主持人的風格定位與現場組織策略、大屏幕使用、燈光設計、現場樂隊功能、現場多機攝錄和后期編輯等，各環節的實施和有機協調多體現出對海外同類節目的模仿和借鑒，而且借鑒得十分到位，專業化程度很高——在這里，起主導作用的已不僅是作為一種儀式和氛圍的“談話”本身的象征意義，而是“談什么”和“怎么談”——話題的市場“賣點”和談話的技巧被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主持人的自然、松弛、冷面幽默和平民化——被業界人士稱作“猶如鄰居大媽家的兒子”，使得節目在“生活化”的同時憑添了許多“娛樂”成分：即使是社會意見和民間輿論的表達，在這個節目中也因為語言的機智幽默和生動活潑而增添了單純的娛樂色彩?！秾嵲拰嵳f》開始作為一種“類型”（FORMAT）節目的市場化運作，影響中國電視界，進而影響受眾。

于是，在1990年代后期，電視談話大行其道，和其他大眾媒介產品一起，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重要因素，也同時體現出市場化大環境當中受眾的文化選擇以及背后的社會文化特征。

海派電視談話節目的地域文化特點

上海是一個都市化程度高、地域文化特點突出的城市。盡管作為中國大陸最現代化的國際性大都市，上海對于西方文化具有天然的吸收能力，但從中國大陸的媒介市場化的角度看，由于其自身文化上的緊密性，大陸其他城市的文化產品在上海并不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更顯示出上海的媒介產品和受眾之間，在文化上具有十分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

1998年到1999年，上海的各家電視臺在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走紅的情形下，重新相繼推出談話節目《有話大家說》（上海電視臺1998年10月）、《城市心情》（東方電視臺1999年4月）和《走進心世界》（上海教育電視臺），同時，有線電視臺的各個專門頻道，也依托自身的資源優勢,先后推出《評頭論足》、《看球評球》等影視類、體育類的談話節目。此外還有東方電視臺每周末的滬版《非常男女》——娛樂性談話節目《相約星期六》，和幼兒游戲類談話節目《歡樂蹦蹦跳》。這些節目以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較短時間內培養起相對穩定的本地觀眾，《有話大家說》的收視率目前已遠在《實話實說》的本地收視率之上。（參見[表1]）

文化學者認為，海派文化，或者更進一步，可稱作“上海文明”，其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品性在于“建筑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并存”和“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雅俗文化之間的巧妙平衡——融合了發端于國際交往歷史的開放型文化追求和顧及現實可能性的世俗智慧（余秋雨1995）。

上海的電視談話節目充分地體現出在受眾和電視產品密切的相互依賴關系之間的城市文化特征?！队性挻蠹艺f》的節目定位是“大眾話題評說”，雖然從話題處理和主持人的表達技巧上被一些業內人士認為是《實話實說》的“地方版”，但和《實話實說》的文化取向和風格非常不同。從《有話大家說》的編導闡述中，便可以看到一些海派文化特征：

全中國，北京人被公認是最能侃的，上海人的嘴皮子真不如我們的頭腦有名。但是，做了幾期《有話大家說》節目之后，我們驚異于發現了上海人潛能的另一面——能說會道的一面。

上海人不是政治家，我們不善于調侃國家大事中的條條框框；卻能從身邊的小事中提煉待人處事的準則。

上海人不是雄辯家，我們務實，用一些最樸素的語言，講一些老百姓的大實話。

上海人也不是小市民，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誘惑的國際大都市中，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正在逐步“接軌”……①

《城市心情》則以“理解都市情感，溝通凡人心靈”為主旨，試圖“為城市人帶來一種‘新世俗關懷’”，在話題設計和節目風格上較《有話大家說》更具有都市白領情趣；《走進心世界》發揮教育電視的特點，以“心理分析指導”的方式探討人際關系、自助、心理和反映現實生活。

從個人收視情況看，上海電視談話節目的主體受眾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0歲至59歲的城市市民群體（參見[表2]）。這個群體本身就是最能夠集中體現城市文化品性的主體人群。因此，業內資深人士認為，盡管在電視談話走紅之前，屏幕上一種十分興盛的以語言為主要表達方式的節目——大學生電視辯論，但至少在《有話大家說》當中，真正的受到觀眾歡迎的電視談話高手，卻不是有較高文化水準的大學生，而是平民百姓當中的中年人。②這不僅和生活閱歷有關，也和電視談話節目的主體觀眾的城市文化需求相關。

話題選擇：電視受眾與電視產品的文化依附關系

一般認為，對于電視談話節目的觀眾來說，話題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一項有關美國電視談話節目的受眾調查表明，73%的觀眾認為，電視談話的話題是決定其是否收看一個節目的最重要因素，盡管談話節目主持人的吸引力也很重要③。

從中國大陸電視談話節目的話題選擇看，從《東方直播室》直到早期的《實話實說》，電視談話節目起步階段的話題選擇，大都集中在社會熱點上，而進入成熟階段則逐漸分化：《實話實說》正在“改進社會生活話題節目類型的同時，發展人生體驗話題的節目類型”。④上海的電視談話話題則較多集中在都市生活方式、生活形態和生活觀念，以及社會問題和社會公德。（參見[表3]、[表4]）即使是同類話題，《實話實說》一般圍繞個案展開，而上海各電視談話節目的話題則更趨于群體化，更接近上海城市市民的生活趣味和文化品性，如《有話大家說》有關生活方式的話題“經歷公廁革命”、“家電故事”、“股民故事”，有關婚姻家庭和人際關系的話題“嫁在上?！薄ⅰ笆裁礃拥呐宰钚腋！?，有關社會問題和社會道德的話題“戳穿馬路‘阿乍里’”、“說話要說普通話”、“自行車被透以后”；《城市心情》的時尚消費話題“追風網球”、“透視內衣櫥窗秀”等，都是取材于上海特有的都市生活和城市文化，與受眾在文化上的契合程度是比較高的?！队性挻蠹艺f》2000年的收視率幾乎在6至9個百分點之間，“電視談話節目收此效應，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成績?！雹?/p>

簡短的結論

電視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成為重要的文化情景。業內的批評家們因此而認為，在笛卡兒時代，一個人可以說“我思故我在”，但在今天這個大眾媒介時代，恐怕只能是“我上電視故我在”（RobertAbelman,1998）——在這個意義上，電視談話節目不僅把傳統上私人領域的文化元素和社會公共領域交織在一起，而且由于受眾的深度參與，更加強化了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文化情景之下，電視產品和電視受眾之間除了消費產品—消費者相互依賴關系之外，在文化上同樣緊密的共生共榮關系。上海的電視談話節目，為我們提供了在電視受眾和電視節目的關系基礎上，一個透視海派文化特征的樣本，并最終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電視作為社會文化傳感器，對于當代社會文化品格表達和塑造的作用。

有話大家說城市心情實話實說

1網絡故事（生活方式）暢想未來

2人體模特兒（文化觀念）漫游未來我的兒子太瀟灑（消費觀念）

3出國打工記（生活方式）聰明的煩惱（青少年教育）

4我與電影（娛樂）“保險”保險嗎（社會觀念）強子（個人奮斗經歷）

5自行車被偷后（社會問題）昨天、今天和明天（青少年教育）

6過年話吃（生活方式）沒完沒了好心情（娛樂）新世界（殘疾人的社會關懷）

7初九話酒（生活方式）讀本好書過個年（生活方式）

8我在馬路邊揀到……（社會公德）文明養狗（生活方式）再哭一次就長大（青少年教育）

9今年冬天幾把火（安全）走自己的路（交通安全）

10討債人的苦惱（法律）洋雷鋒（社會道德）住家男人（家庭關系）

11網上消費誰來保護（法律）

類別（%）政治/社會事務經濟/消費教育娛樂生活方式社會問題/公德婚姻/家庭關系法律法規環境體育其他

有話大家說3.96.610.56.618.414.510.57.95.36.69.2

城市心情4.2-8.316.729.216.712.5--4.28.2

實話實說4.67.710.86.216.010.827.74.61.51.58.6

注釋：

①/yhdjs

②應啟明，談話常識，廣播電視研究1999/5

③Broadcasting&Cable,Sept.28,1998

④/talkshow

⑤/yhdjs

⑥資料來源：上海廣播電影電視信息咨詢有限公司

⑦資料來源：陸云鵬，上海地區談話類節目個人收視率分析，廣播電視研究1999/5

⑧資料來源：/yhdjs,/talkshow,《城市心情》欄目組

⑨資料來源：同上

參考文獻：

Abelman,Robert,ReachingACriticalMass,LEAInc.1998

Fiske,John&Hartley,J,ReadingTelevision,Methuen&Co.Ltd.1978

Morley,David,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ies,RoutledgePublishers1992

Scott,GiniG.,CanWeTalk?ThePowerandInfluenceofTalkShow,

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RoutledgePublishers1990

陸曄，電視時代——中國電視新聞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

李良榮，陸曄，從《東方直播室》看中國電視傳播觀念的突破，東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

王元化，《東方直播·文化篇》序，東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

沈莉，上海電視節目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上海廣播電視發展戰略研究，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報告1999

第2篇

[關鍵詞]文化 ； 先進 ； 落后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4）34-0299-01

科學技術和生產力是文化的基礎，決定文化的不同模式，決定文化的“先進”與“落后”，“強勢”與“弱勢”，“主流”與“支流”。

在今天的中國，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呈現著多元并存的狀況，用我國著名經濟學家熊映梧的話講，現時中國生產力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三元結構并存的特殊格局”――即以手工為主的農業生產力、以機器為主的工業生產力和以信息技術為主的高科技現代生產力并存。

這樣的生產力結構，決定了中國的人口結構、職業結構不能不是“農民――工人――高技術知識分子尤其是電子信息人員”不平衡的分布狀態。其特殊性在于這種人員比例的正金字塔結構。這反映了中國社會整體上文明程度不高，工業化、信息化水平低下的現實。

中國的現代化運動，正是致力于使中國的生產力結構、人口結構、職業結構的向上演進，以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

由相對落后的文化基礎所決定，我國當代文化的基本格局是：農業文化、工業文化、信息文化并存，且大量人口寄生于農業文化、工業文化中。這無疑影響到中國文化的整體質量和世界形象，影響到國內文化的和諧和向世界的傳播，影響到文化產業的發展和文化價值的創造。

因此，當代中國在文化發展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實現文化結構的提升，在提升中實現文化大國向文化強國的轉化。

然而，綜觀歷史，無論世界文化實現由農業文化向工業文化，工業文化向信息文化的轉化，還是中國文化實現由農業文化向工業文化，工業文化向信息文化的轉化，其間都充滿著復雜激烈的沖突與斗爭，充滿著不適與調整。

就世界文化轉化與提升來講，近代以來的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之間就上演了一幕幕沖突與調適的活劇。

以中國、印度和英國等西方國家的文化關系而論。幾千年來，中、印的農業文明與文化高于英國等西方國家，直到十七、十八世紀中國依然處于農業文明與文化的盛世，以至于老大帝國“只知有秦、不知有漢”，在文化上，清朝廷把儒學提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學。清廷一方面引導知識分子只鉆研儒家經典，科舉、考試要以朱子的注釋為準則，“言不和朱子，率鳴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壓政策，施行文字獄。而這時的英國和歐洲，工業化和工業文明、文化正在勃發并沖擊世界，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并提升著世界的文明與文化。在這種新的時局面前，“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1/3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一種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㈠200多年來，中、歐之間不斷上演著這種文明與文化的對決，甚至一直持續到今天；而在國內，各種文化見解與思潮粉墨登場，不斷影響著中國人的文化選擇與文化現代化的進程。

印度也是如此，其古代有燦爛而影響力巨大的文化，到了近代，由于科技經濟落后整體國力衰弱，文化影響力一落千丈，直到被英國殖民統治幾百年。馬克思在論述文明（文化）關系時指出：“相繼征服過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達旦人和莫臥爾人，不久就被當地居民同化了。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不列顛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文明就影響不了他們?！雹?/p>

今天，世界不同層次文化之間的沖突仍在進行。一些美國的國際戰略家甚至提出以先進文化為手段控制他國的“文化帝國主義”設想。因為，在他們看來“文化帝國主義的政策是最微妙的。如果它曾單獨取得過成功的話，這也是最成功的帝國主義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領土和控制經濟生活，而是征服人們的心靈，以此作為改變兩國之間權力關系的手段。人們能夠設想，如果A國的文化，特別是它的政治意識形態連同一切具體的帝國主義目標能夠征服B國所有決策人物的心靈，那么，A國就將贏得比軍事征服和經濟控制更徹底的勝利，并在比軍事征服者和經濟主宰更穩定的基礎上，奠定它的優越地位。A國將無需為達到目的而威脅對方或使用軍事力量，或者施加它的經濟壓力；因為A國能夠使B國屈從于自己的意志的目的，通過自身的優越文化和更具吸引力的政治哲學的勸導和引誘，實現它的政治和經濟目標。文化帝國主義如果能夠達到如此完全的勝利，將使其它帝國主義的方法成為多余。”㈢

在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之間，文明與文化有沖突、有斗爭、有調適、有提升。在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發展水平的部分與區域、不同發展層次之間，文明與文化同樣存在著沖突、斗爭、調適與提升的關系。

應該看到，一種文明、一種文化，既已形成就有頑強的存在力量，農業文明文化如此，工業文明文化也如此。君不見，人類文明的進步歷史上，無論在學者中、還是在社會民眾中，總是出現復古、回歸主義者。在近代以來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中，復古、回歸的文化思潮常常不絕于耳，像辜鴻銘一類、像新儒家一類，對古老文明文化的熱愛雖不乏真知灼見，然復古、回歸的傾向也昭然若揭。

至于民眾，其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一方面根植于一定的生產方式，一方面則受“文化人”中復古、回歸傳布之影響，常常滯后于新文化的發展。觀察廣大農村的農民文化生活、諸多城市市民的工業文化生活，會看到這種現象的明顯顯示。

不獨中國，西方先行工業化國家，在其文化更替過程中，同樣充滿著沖突與斗爭，文化復古、回歸主義者也不鮮見，典型如西方宗教革命與文藝復興時期，新舊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之間的沖突與斗爭；工業化行進過程中的消極浪漫主義者、盧梭之流。面對著歐洲進行中的工業化、文明更替、文化提升，盧梭指出，野蠻人是高貴的，并不一定文明人才是高貴的；自然狀態是美好的，并不一定只有文明的生活才是美好的；文明社會充滿了虛偽和狡詐，而野蠻人的生活里沒有這些東西，它是自然的，是淳樸的，因此，我們要“返于自然”。

不獨工業化過程，信息化過程中也充滿著文明文化的沖突與提升中的不適。

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在描述信息化過程中人們的不適時指出，“今天社會基本準則的突然變化，個人作用、地位差異和權力體系的模糊不清，文化的中斷，而首先是巨大思想體系和工業現實觀的破產，已經粉碎了大多數人對世界形象的看法。結果，多數人今天在觀察他們周圍世界時，只看到一片混亂。他們深感個人的無能為力和生活的空虛乏味。”㈣

但不管人們愿意與否，文明的腳步不會停止，文化的提升不會中斷，如果要想在這個復雜的世界上生存、發展，只有緊跟現代化的步伐，快步趕上，舍此別無他途。

參考文獻：

㈠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16.

㈡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0.

第3篇

思南因為瀕臨貴州高原的母親河———烏江，自古便是黔、川、湘、鄂物資交流與文化的通道，她所擁有的文化，便成了一種具有突出特質的地域文化。由于區位與地理狀況的緣故，思南的地域文化呈現出一種貴州省境內其他地區沒有的獨特性。一是處于烏江中游要沖的思南，在古代陸路交通尚不發達的狀態下，早已成為貴州高原通往川、鄂、湘等地的要沖。南來北往、西進東出的物資大半需要透過水路運輸與交流。清道光年間，境內商業已經十分興旺，縣城內的大小商號已達數十家。多以食鹽、棉布、百貨、煙酒為主。其中的唐橋鎮其時已享有“小南京”之稱。由于思南地理區位瀕臨烏江，建制在貴州境內又較早，因而，歷史文化的積淀相對較其他縣區深厚。一部描述思南文化的著作，曾經將思南稱為“花燈之鄉”。[2]其實，花燈只是思南文化外在表現形式之一。思南文化內涵的主體并不著落在花燈上。作為黔東南地區土家族的重要聚居區，思南雖未列入自治縣，其土家文化的厚重卻非常具有典型性。對于思南來說，不僅有“黔東首郡”“、烏江明珠”的美譽，更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與古樸淳厚的土家民族風情。思南歷史文化是一種集貴州多民族文化于一體的綜合文化，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堪稱貴州歷史文化的縮影。在思南，人們不僅可以找到貴州文化神奇峻美的自然風光，找到貴州母親河烏江的神韻；發現有如貴州高原在封建中央王朝時期獨特的軍事戰略地位；領略到土司文化對貴州社會進程的影響；還可以感受到一種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與對革命事業的追求。促進文化的大繁榮與大發展是時代提出的要求，在實施思南縣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過程中，重新對思南的歷史文化進行梳理，深化對其內涵的認識，以此為基礎做出相應的價值評估，是一項重要的前期工作。

如果對思南文化的結構進行解析，那么，思南文化的結構應該包括烏江文化、黔東地域歷史文化、土家族民族文化三個板塊。其中烏江文化與土家族民族文化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在地域歷史文化方面，由于縣境地處古代巴蜀、楚湘與貴州高原的結合部，開發相對較早，經歷長期的歷史沉積，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故也不可忽視。作為貴州高原第一大河的烏江，北源六沖河出赫章縣北，南源三岔河出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東，兩源匯合后流到息烽縣烏江渡，抵達思南縣，再經沿河縣出省境，至重慶市酉陽折向東北，于涪陵匯入長江，全長1018千米。歷史顯示，世界上的古代文明大都源于江河中下游地區，哺育貴州高原各族人民的烏江文化，同樣集中體現在她的中游重鎮思南。

1990年在思南縣建立烏江博物館并非偶然之舉。它是貴州省文化部門，對烏江文化進行深入研究后做出的決定，亦是對思南在烏江流域范圍內最具文化代表性的認同。目前，烏江博物館仍然屬于我國境內唯一以江河命名的博物館。這至少說明如下兩個事實：一是，思南縣境內的文化集中了烏江文化的精粹；二是對迄今為止，沉浸在現代化與工業增長中的人類對江河文化認識的不到位。就這一點而言，至少對當今的社會是一種啟示：總有那么一天，當人類意識到未來社會不能過度依賴于科技與工業，必須更多地考慮我們這個資源有限星球如何可持續發展的時候，烏江博物館的設立，會帶給后人更多的思索?，F有的烏江博物館設于思南縣文廟大成殿內，以圖片和實物等形式濃縮千里烏江的自然人文風貌。圖片以空間為序，從貴州威寧石缸洞的烏江源頭到重慶涪陵匯流長江處的江尾，不僅涵蓋了烏江自上而下的自然風光與資源，還包括烏江新石器時代古人類文化遺址等歷史文化，沿江的古渡、古纖道、古今碼頭、各大灘險、摩崖石刻等文物名勝盡收其中。該博物館還忠實記錄了村寨城鎮與各個民族的生存變遷，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神秘而美麗的烏江。博物館建立以來，參觀者已達13萬余人。[3]烏江博物館所展示的無疑是烏江文化的精華。但什么是烏江文化，迄今我們尚未看到關于它的學術界定。幾乎所有涉及烏江文化的文章所陳列的都是一些烏江流域范圍內的文化表象。然而，這是遠遠不夠的。

對于烏江文化，立足于貴州文化資源的視角，不僅需要從歷史演進的角度去觀察，更應從它在山地高原這一特殊地形地貌條件下，在貴州一體多元民族社會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上去加以符合實際的評價。貴州是一個通道文化特征尤為顯著的省區，是祖國大西南的交通樞紐，其區位上的重要性，直接關系到整個國家大西南片區的政局穩定與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在元明以前省際驛道未曾開通的歷史時期，民間小道與水路是地區交往的主要通道。我們只要由此出發去思考問題，那么烏江文化的文化內涵與價值，無疑尚有許多值得認真研究與探討的內容，作為歷史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也可展現出更廣闊的前景。民族文化是思南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文化結構的主體之一。土家族是我國56個少數民族之一。一些學者在論述土家族文化時認為：土家族傳統文化不僅種類繁多，內容豐富，而且形式多樣，風格獨特。它不僅在單純的文化藝術領域表現出豐富多彩的巨大成就，還在政治、軍事、教育、生產技術、醫藥衛生、哲學思想、古代法律、歷史典籍、古代建筑、書畫雕塑、名勝古跡和出土文物等多種領域，也呈現出豐厚的文化現象。這些文化現象有深富的文化內涵，從不同側面反映了土家族的歷史發展進程。[4]

然而，眾多的論著并沒有將土家族文化空間是一種什么文化這個問題說清楚，學者們述及的土家族文化，與其他少數民族文化的內涵與特征，除了表現形式外大都類同，這顯然不利于對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深入。筆者認為，由于土家族在民族分布上相對集中，地理上與漢民族居住區較其他民族接近，彼此間的文化滲透較多，固有的民族文化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吸納了較多的漢文化的因子。因而，古今土家族民族文化的變遷程度較大。總人口68萬，地處武陵山腹地、烏江流域的中心地帶的思南縣，雖然未列入土家族自治縣，但土家族文化的這一特征，表現得甚為顯著。從整體上考察，思南土家族文化集中表現在三個層面上。一是以思南花燈為代表的土家族藝術文化；二是以儺堂戲為代表的土家族宗教文化；三是以生活習俗為代表的土家族民俗文化。既往的研究者對上述幾方面雖曾刊發過不少相關文章，卻未從土家民族文化的分類上進行深入探討，以至思南土家民族文化的研究長期未能形成系統?；羰俏覈耖g歷史上源遠流長的一種歌舞形式，注入戲曲情節以后發展為以花燈為表現形式的戲種。貴州是花燈流行最盛的省區之一，除省境東南較少見外，黔南、黔北、黔中、黔東北都較普遍。尤其黔東北思南、印江兩縣的花燈特色獨具，有“高臺戲”、“花燈戲”之稱。#p#分頁標題#e#

在思南，全縣近六百個村（居）委會及較大的自然村都有花燈隊。足見這一民族藝術形式在當地扎根之深。思南花燈早在宋元之際即已廣泛存在于民間，較之其他地區清末民初才流行開來要早六百余年。從思南花豐富的內容，優美的曲調、活躍詼諧的風格等方面，不難發現這種藝術表演形式與土家族民族性格之間的內在文化聯系。正由于此，思南才能夠在全省范圍內贏得“花燈之鄉”的美譽。儺堂戲是思南土家族宗教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通過有關部門開展的“六山六水”民族調查，思南儺堂戲的情況得到了科學的展示與評估。調查報告認為：“在思南地區，巴蜀文化與荊楚文化相互融匯，開成了以‘信巫鬼，重祀’為特色的地域文化環境與氛圍。[5]儺壇活動的保留及生存，一方面緣于封建統治階級對少數民族的歧視與迫害，廣大群眾無法生存，被迫逃往深山密林，聚族而居，長期與世隔絕使許多原始宗教文化得以延續；另一方面，在以家庭為單元的小農經濟社會背景下，人們的心理十分脆弱，災害瘟疫、疾病死亡處于無力把控與預測狀態，也是儺堂戲能夠長期傳承下來的一個重要因素。就銅仁市轄區而言，思南儺堂戲歷史最悠久，屬于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遺產，享有“戲劇活化石”之美譽。儺堂戲一般結合儺儀，在農歷的冬臘月或正月里舉行，其中的《甘生趕考》、《秦童買豬》、《媳婦告公公》等戲目，由于風格幽默，具有濃烈的鄉土氣息，深受思南群眾喜愛，亦受到學術界人士高度關注。

思南是一個由漢、土家、苗、仡佬、蒙古等18個民族聚居的縣區，民風民俗異彩紛呈，但最引人注目的民族民俗仍是土家族習俗。其中除土家族的年俗、婚俗、生育習俗外，奇特的土家族節日習俗，尤其表現出諸多獨特性。以盛行于板橋鄉的“甩神節”為例，在有著千余年歷史的古鎮上，不僅分布著四寺八廟12組古建筑，當地每年農歷正月十四的“甩神節”，更是熱鬧非凡。內容與舉辦形式均令人十分神往。自古以來，菩薩一直是民眾心中的神靈，神圣不可褻瀆，“唯有板橋民間，偏要在每年正月十四這天將菩薩抬來甩著玩。[6]據傳這一民族節日的產生，與當地長期流傳的“神樹”故事有關，而且，節日由當地四大廟會輪流出資舉辦，節日期間四鄉轟動，氣氛熱烈，歡歌笑語響徹全鎮。由于思南濱臨烏江，建置較早，漢末為永寧縣治，魏晉時為萬寧縣治，隋唐為涪川縣治，因而歷史文化積淀深厚。宋以后雖為土官統治，其后屬思州土司管轄，但這不僅沒有削弱當地文化的內涵，反而為思南文化增添了土司文化異彩。因而，地域歷史文化同樣是思南歷史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屬于思南開發利用歷史文化資源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